摘要：2025年9月19日，赵某等人被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二审再次开庭。据旁听者回忆，庭审中，检方新出具了一份海安警方作的“案情介绍”，提到该案曾有“公检法会商”的情形。

居中审判的法官，如果在开庭前已得知“公检法会商结论”甚至是参与商定，那他还能公正审判吗？

江苏海安查办的一起传销案，被指“未审先判”且有趋利性执法之嫌。另外，常熟警方对该案涉人员作出“不算犯罪”的认定。

目前，该案在江苏南通中院二审，尚未判决。

【谁参与“公检法会商”？】

2025年9月19日，赵某等人被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二审再次开庭。据旁听者回忆，庭审中，检方新出具了一份海安警方作的“案情介绍”，提到该案曾有“公检法会商”的情形。

由此，辩护律师当庭申请法院调取参会人员名单，以便确认一审是否存在“该回避未回避”的程序违法情形。

“目前还不知道是谁去参加会商的。如果是同一个人，那就很直接（违法）了。案子还没审，公检法商定的结论都已经有了，之后的开庭不是走过场么？”一位辩护律师说。

在律师看来，即便是法院派A去参加的、安排B审理，“这就不影响了吗？A是代表法院去参加的，不是代表个人。”

据悉，负责二审的南通中院未就该问题当场或庭后给出任何回应，而是直接通知将在近期对该案进行宣判。

刑诉法在第三章对“回避”问题进行了规定，如第二十九条列举的四种情形里，专门点出了“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在笔者看来，那份“会商人员名单”并非“可查、可不查”的情形，这是涉及到公正审判的大问题。法官不该无视辩护律师的这一正当申请。

【异地警方“跨江”抓人】

这起传销案的案情不算复杂，争议却极大。一审、二审的辩护律师多是作无罪辩护。一审判决书摘引的证言、口供、起诉书等，对事发经过有所还原。

现年41岁的赵某，拥有高级传统文化讲师、高级国学规划师等证书、易经推广相关专业委员会理事等身份。

2017年，赵某在张家港创办了一家国学馆。两年后，他和夏某凌、马某华一起成立苏州圣知国学书院，讲授国学易经、风水命理内容。

他们三人有所分工。赵某负责课程培训和提供易经方面的服务，夏某凌负责整体运营、市场推广，马某华负责财务等事务。

一开始，公司经营不理想。于是，他们商量后，借鉴常熟、广东等外地的相关模式，改进了公司运营方法，将课程内容由浅入深分档为：公益课、768元实战班、9999元VIP学员、31688元弘扬使者、76888元传承人。

公司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宣传推广，如社交平台直播引流、学员转发、推荐等。

赵某供述说，为避免做成传销，他们只保留了传承人有获得推荐奖励的资格。

传承人想拿到推荐奖励，除参加完培训课程学习，还需要通过推广咨询服务能力考核，跟书院签《合作协议书》。

笔者拿到的一份合作协议提到，“传承人”协助书院完成推广服务后，可以获得新学员所交学费35%以内的服务费。

相关供述显示，达到传承人级别的，还可以公司名义与书院申请加盟，设立分院（或叫运营中心）。

书院一开始只有辅导老师。这些辅导老师手底下有一部分学员后，书院决定成立事业部。至案发，书院下设三个事业部，分别对下面的分院进行管理，完成上传下达工作，帮忙解决相关问题。另外，书院还有20多个助教。

2023年6月27日傍晚，赵某等十多人在位于张家港的圣知书院开会，突遭海安市警方闯入抓人。海安市公安局称，该案线索系他们在工作中发现的。

【听个风水课被定“参与传销”】

2024年1月，海安市检察院将该案公诉至法院。检方认定，圣知书院的发展模式为传销形式。

据起诉书指控，为让圣知书院通过开展付费课程能盈利，赵某、夏某凌、马某华制定了运作模式，形成总部、事业部、分院（运营中心）的组织架构层级，另设定事业部经理提成、助教提成、分院提成等规则不断发展新会员。经查，至2023年6月案发，该传销组织共计发展会员2995人，层级12级，涉案金额3398万余元。

据判决书记载，庭审中，赵某等人及其辩护律师解释，学员花768元上实战班，只是获得相应的课程内容，没有提成资格，听完课不满意还可以无理由退款，这不应当认定为传销活动的入门费；

圣知书院的五个课程级别中，只有达到传承人级别且与书院签订协议后，才能通过介绍学员获得提成，其他级别学员即使介绍一个传承人，也无法获得任何提成，传销的金字塔结构在此处已断裂；

其他级别学员介绍他人来书院学习，完全出于对课程的认可，不是参与传销活动，不应算入传销层级和人数；

分院或运营中心属书院分支机构，承担职能性工作，获得的5%服务费是工作报酬，非传销活动抽成；事业部经理和助教是公司内部职工，有固定工作职责，其获得的均属劳动报酬，非传销抽成。

……

赵某受审时还提到，曾有当地公安和市场监督局去书院查后，认为书院的经营是合法的，他们才继续经营。

2025年3月17日，江苏省海安市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赵某、夏某凌、马某华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五年九个月、五年。

据知情者说，那2995人中，只有288个“传承人”，其中140人与书院签约。那么，其余的大多数人，是花几百元买个3天2晚的易经、风水课听，即被认为系参与传销活动。

【传销层级、人数认定引争议】

据悉，早在2013年，两高一部专门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传销组织层级、人数的认定等问题进一步有所明确。

《意见》规定，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

庭审中，多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提到，圣知书院的返利只有一级，达不到“三级以上”的构成要件。

而法院认定，传销组织中的层级，系组织者、领导者与参与销售活动人员之间上下线关系层次，而非返利层级。另外，分院负责人、分院所属的事业部经理均可层层提成，并非仅有一级返利。

律师解释，分院、事业部所获提成系水电、房租等必要支出、劳动报酬并非返利。法院说，房租、水电、相关人员的劳动报酬等支出应当是相对固定数额，并非这种以发展人数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

宣判后，三位被告人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南通中院二审时，上诉人一方认为，一审判决错误地将“邀约层级”当作传销层级，以致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均存在重大错误。

“单纯的邀约层级，如果不能层层提成和返利，就形同口口相传，不属于传销层级。”有辩护人指出，本案从任何一个传承人代理人为起点，提成的层级都只有一级。事业部负责人和助教拿到的2%-3%不是返利提成，而是劳动报酬。分院或运营中心拿到的5%不是返 利提成，而是运营补贴，且综合支出和运营成本，可能为负数。

据悉，检方也就该案提出了抗诉。南通中院已通知律师，该院不日将进行二审宣判。

【在海安算犯罪，常熟、张家港不算？】

据悉，二庭开庭时，上诉人一方还提到，本案不存在三级返利，他们销售的是真实的产品和服务，没有骗取他人财物，且张家港、常熟等地均认为不涉及传销犯罪。

笔者获悉，海安市公安局曾向常熟、张家港等地发函，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对案涉的其余犯罪嫌疑人进行立案查处。

而常熟市公安局经侦犯罪侦查大队向海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复函称，经对移送的相关资料查阅，发现不符合刑事立案条件，故将线索移送常熟市监局处理。经常熟市监局核查，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形成三层以上上下线关系，不予认定那些人组织传销活动。

有旁听人员向笔者证实，在2025年9月19日的二审开庭中，检方曾出示了海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作的一份“情况说明”，提到海安公安2025年2月5日移送张家港的线索，被张家港公安局于同年3月13日以邮寄的方式退回，未说明原因。

同样的事情，同属江苏省，为何常熟、张家港不作为传销犯罪查处，而海安警方却立案查处呢？

笔者注意到，二审时，有辩护律师指出，本案的主要行为地在张家港而非海安，原则上应当归张家港管辖。赵某当庭供述，海安市公安局在对书院进行搜查的搜查证上没有列明涉嫌的罪名，在对赵某执行刑事拘留时的拘留证刚开始也没有列明罪名。

“赵某认为，海安市公安局在搜查和行拘的时候，实际上连罪名都没有想好。再结合马某华一方所称，海安市公安局要求马某华退赃400万换取取保，但其实际涉案金额远低于400万。以上种种现象，实难消除本案存在‘远洋捕捞’、‘趋利执法’的疑虑。”

据悉，海安市警方的立案管辖源于圣知书院的南通分院位于海安。而南通分院被认定的涉案金额为160万余元、传销人员112人。相较整个案件而言，海安警方实现了“以小搏大”。

当然，海安警方查办该案，是否涉及趋利性执法，还需由官方认定。期待江苏省级政法机关介入核查。

最后，笔者强调，撰写文章只为观察司法个案、探讨现实问题，绝无恶意。涉民营企业的案子，切记，严格执法，审慎司法！

来源：震轩案件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