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穿呢子大衣、戴圆框眼镜的美国人站在路边，相机被他塞进一只看着普通的藤箱里，自己则躲进驮煤的骆驼队，悄悄按下了快门。

1908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北京内城东南角楼在薄雾里露出乌青的轮廓。

一个穿呢子大衣、戴圆框眼镜的美国人站在路边，相机被他塞进一只看着普通的藤箱里，自己则躲进驮煤的骆驼队，悄悄按下了快门。

这个美国人叫西德尼·戴维·甘博，刚从普林斯顿毕业，对外说自己是来做社会研究的，可真正的心思全在摄影上。

这年他27岁，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刚看见那些围着城市的城墙，就忍不住在心里感叹,这地方太像小时候在莱茵河畔见过的科隆旧城了，就是更宏大、更安静，好像时间在这儿走得特别慢。

现在我们拿个手机就能拍遍城市的角角落落，可百年前想拍张北京的城墙，难度真不小。

清廷那会儿对外国人拍照特别敏感，总觉得会泄露城防的秘密。

甘博也知道这点，所以每次拍照都跟“做秘密工作”似的：快门线藏在袖筒里，相机有时候还得架在骡车的暗格里，碰上守城的八旗兵，还得想办法疏通关系，就为了能在日落前的那点好光里，把城墙的样子留住。

第一次北京之行后，甘博没停下记录的脚步，接下来的15年里，他又两次来中国，前后拍了5000多张玻璃底片，把1908到1924年的北京一点点定格在胶片上。

本来想，这些底片可能也就藏在他家抽屉里，没人知道。

可没想到，甘博1967年去世后，这些底片在纽约家里的地下室里放了二十多年，直到1988年，他的女儿伊丽莎白把它们捐给了杜克大学图书馆。

后来杜克大学还专门搞了个“甘博中国影像数字化项目”，把近4000张和北京有关的影像高清扫描出来公开。

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些老照片，真得感谢这波数字化操作,要是再放久点，说不定有些底片就损坏了。

你们要是见过甘博1919年拍的那张《朝阳门城楼》，就知道为啥后人说它是“北京版的坎特伯雷城门”了。

32米高的城楼，顶子是三重檐歇山顶，墙是明代的大城砖砌的，从下往上慢慢收窄，看着特别稳，跟欧洲中世纪城堡的“梯形稳重感”特别像。

还有城楼下面的墩台和箭楼之间，有个叫“马面”的结构，突出去一块，跟法国卡尔卡松城墙上的凸垛几乎是一个思路。

卡尔卡松城墙你们可能没听过，那是欧洲中世纪防御城墙的代表，1997年还被列进了世界遗产名录，主要就是靠这些凸垛增强防御。

甘博当时特别喜欢城墙顶上的马道，说宽得能让两辆奥斯汀汽车并排走，还在日记里写：“要是给北京城墙装上个雉堞和吊桥，立马就成了平原上的骑士城堡。”

甘博这点挺难得的,他没只拍好看的风景，还拿社会学者的劲儿去“丈量”城墙。

他测过，北京城墙底宽22米，顶宽19米，高12到15米，绕着内城走一圈有24公里，能驻扎6万旗兵。

全城还有9座敌楼、144个箭窗，这些箭窗的位置都是算好的，交叉火力能覆盖500米外的开阔地。

他在一份没发表的手稿里写：“这是冷兵器时代最理性的防御设计，也是农业帝国对空间秩序最极致的体现。”

这话一点不假，那会儿没有飞机大炮，城墙就是城市的“盔甲”，每一块砖的位置都得为防御考虑，除了城墙，甘博拍的城门也特别有故事，尤其是那些能看出“新旧变化”的瞬间。

1909年的时候，他在前门西站的站台上，拍到了中国第一列环城蒸汽机车穿过正阳门瓮城的画面。

黑烟从火车头里冒出来，跟旁边木质的箭楼凑在一块儿，看着特别有张力。

照片前景里更有意思，一个戴红顶暖帽的清朝官员，跟两个穿晨礼服的英国工程师站在一起，跟在主持一场“新旧交接仪式”似的。

甘博后来在照片背面写了句拉丁文：“Tempusedaxrerum”，翻译过来就是“时间吞噬一切”。

现在再看这张照片，才明白他写这话的意思,蒸汽机车代表的工业时代来了，旧时代的东西早晚要被改变。

1918年的时候，北京城墙还经历了一次“小手术”，北洋政府要铺环城铁路，得在东南角楼两侧各凿一个券洞。

甘博知道后，专门把相机架在对面的脚手架旁，连续拍了12张底片，把凿洞的过程全记录下来了。

他后来给父亲写信说：“当砖石像肋骨一样被撬开的时候，我好像听见城市发出低沉的低吼,那不是疼，更像是一种复杂的呼吸。”

现在想想，那会儿的城墙也挺“无奈”的，原来的作用是防御，可时代变了，得为铁路让路，这种“功能转变”，被甘博用镜头抓得特别准。

甘博的镜头不只是对着建筑，还对着城墙外的街景和市井，那些画面里的“烟火气”，现在看还是特别鲜活。

1917年夏天特别热，他在东便门外拍了张“护城河浴马图”：二十多辆黄包车、十几匹蒙古马，还有不少车夫和马夫，都泡在浑浊的河水里消暑。

远处的角楼映在水里，柳枝垂下来，看着懒洋洋的，跟威尼斯运河边的场景有点像。

甘博自己都在日记里自嘲：“要是把骆驼和辫子去掉，这张照片跟意大利明信片没两样。”不过要说最有对比感的，还是他拍的崇文门教堂外的那张照片。

照片里有三个缠足的老太太，坐在长凳上看《圣经》，脚边放着刚买的西芹和活鱼；她们身后，一个穿阴丹士林布校服的女学生骑着自行车过去，长辫子在身后飘着。

甘博给这张照片起名叫《TheNewandtheOld》，也就是《新旧之间》，1921年还在纽约的“中国社会”沙龙上展出过，配的文字是“北京像一块千层糕，每一层都活着”。

阴丹士林布你们可能不熟，那是当时从欧洲传过来的染料布，颜色鲜亮还耐洗，是那会儿学生装的主流面料。

一个骑车的女学生，三个缠足的老太太，单这两个形象放在一起，就把当时北京的“新旧变化”说透了,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已经进来了，可旧的习惯还没完全消失。

甘博还特别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那些“被忽略的角落”，1918到1919年那两年，他专门统计过北京内城8个城门的交通流量，每天大概有4.2万人进出。

这些人里，有靠走路谋生的手工业者，有牵着驮煤骆驼的脚夫，有抬着官员轿子的轿夫，还有开着外国汽车的洋人。

光有数据还不够，他还住进了前门外的“三和店”大车店，跟骆驼夫一起吃高粱米，晚上就在炕头上架起相机，拍了张《大通铺上的18个骆驼夫》。

照片里，18个男人光着膀子挤在10平方米的土炕上，墙洞里的油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城砖上，看着特别像伦勃朗的暗调油画。

伦勃朗是荷兰著名的画家，最擅长用光影对比表现人物，甘博这张照片，把底层人的生活拍得既有真实感，又有艺术感。

他还拍过一张叫《内室》的照片，跟骆驼夫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镜头穿过一座贵族四合院的三进院，最后落在绣楼的窗棂后面,一个戴着“一丈青”银簪的少女，背后是模糊的《仕女图》屏风。

甘博在笔记里写：“城墙不只是用来防御外敌的，还把性别和阶层‘折叠’开了。这个少女的世界，其实就被压缩在0.5尺×0.8尺的窗格里。”

那会儿的北京，不光城墙内外是两个世界，就连同一个院子里，不同人的生活空间也差得特别大，甘博用镜头把这种“折叠感”拍了出来。

1924年，甘博最后一次离开北京，走之前，他登上了刚建好的北京饭店7楼，拍了一组360度的全景照片，8张8×10英寸的底片，把景山、前门、城墙、胡同全装了进去。

照片里，一群白鸽从紫禁城方向飞过镜头，像一串飞向未来的省略号。

他在日记里写：“我知道，这些城墙很快就要被拆掉，骆驼会被汽车取代，女学生也会剪去辫子。

我的底片，不过是为一座即将消失的‘亚特兰蒂斯’留下遗言。”亚特兰蒂斯是传说中沉入海底的古国，甘博用它来比喻即将消失的北京老城。

现在看，他的预言还真准,1950年代的时候，北京城墙开始大规模拆除，朝阳门、永定门、东直门这些标志性的建筑，慢慢从城市里消失了。

直到2008年，中国摄影师晋永权拿着甘博的底片，重新走了一遍北京老城，还出版了一本书叫《再见，旧城》。

书的序言里写：“甘博的镜头像一条时光隧道，让我们能跟一座消失的‘欧洲式东方城堡’相遇，也能跟更慢、更谦卑的时间相遇。”

现在，我们把甘博的底片扫描、拼接、上色后，在屏幕上就能看到一座“重生”的老城：城墙的影子里能看出剑桥的样子，护城河的水纹里能映出威尼斯的涟漪，骆驼夫的汗味好像跟女学生的书香混在了一起。

每次看这些老照片，我都觉得特别感慨，甘博说过：“摄影不是记忆本身，而是记忆的容器。”

我们每次放大这些照片，都像把眼睛贴在时光的钥匙孔上，能看见百年前的北京是怎么用砖石、烟火和目光一点点“建”起来的，也能看见它后来是怎么被拆除、遗忘，又被重新记起的。

其实，这些照片不只是让我们看“过去”，更能让我们想“现在”。

所谓的“现代化”，从来不是一条道走到黑，而是拆了又建、丢了又找的过程。

城墙虽然没了，但底片把它们留住了；骆驼队虽然散了，但照片把它们记住了；辫子虽然剪了，但镜头里的目光还在。

在甘博的黑白世界里，北京既是一座东方帝都，也是一座欧洲老城，更是全人类共同的“时间标本”。

来源：史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