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浩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与 “农村题材” 深度绑定的作家，其作品中对集体主义生活的深切怀念与坚定支持，并非单纯的文学选择，而是个人成长轨迹、时代语境浸润与文学理想追求相互交织的必然结果。

浩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与 “农村题材” 深度绑定的作家，其作品中对集体主义生活的深切怀念与坚定支持，并非单纯的文学选择，而是个人成长轨迹、时代语境浸润与文学理想追求相互交织的必然结果。

浩然的早年经历，决定了集体主义对他而言并非抽象的意识形态概念，而是伴随成长的 “生存底色”。他出生于河北赵县的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少年丧母，孤苦无依的童年时期，是乡村集体的互助体系给予了他基本的生存保障 —— 邻里的接济、村集体的帮扶、农会组织的关怀，让他在困境中感受到了 “集体” 带来的温暖与安全感。这种亲身经历，使他对 “集体” 产生了天然的情感认同：在他的认知里，集体不是束缚个人的力量，而是能让底层个体摆脱孤立、获得庇护的 “共同体”。

青年时期，浩然投身革命工作，在冀中根据地的土改运动、基层宣传工作中，进一步见证了集体主义组织的力量 —— 通过互助组、合作社，农民从 “单干” 的脆弱状态走向 “抱团” 的稳定生活，粮食产量提升、贫困农户脱贫，这些切实的改变让他坚信 “集体主义是改善农民生活、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路径”。

浩然的创作黄金期（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大力倡导集体主义精神的时代。这一时期，“集体主义” 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更是文学创作的核心主题 —— 从 “十七年文学” 到 “运动文学”，歌颂集体劳动、赞美集体互助、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成为文学作品的主流叙事范式。在这样的语境下，浩然的创作选择并非单纯的 “迎合”，而是与时代精神的深度 “共鸣”。

一方面，时代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的建立、农村集体生产的火热场景，这些鲜活的生活图景，成为他笔下《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的核心内容。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集体劳动中的互助场景（如抢收麦子时的分工协作、抗旱救灾时的全民动员），刻画农民在集体生活中的精神成长（从 “自私” 到 “为公” 的思想转变），这些内容既是对时代现实的真实记录，也契合了当时社会对 “集体主义” 的宣传需求。

另一方面，时代语境也塑造了他的文学理想。浩然始终将自己定位为 “农民的代言人”，他认为文学的使命是 “为农民写、写农民”，而当时农民的核心生活场景正是集体主义框架下的乡村社会。因此，歌颂集体主义，本质上是他 “贴近农民生活、反映农民心声” 的创作理念的体现 —— 在他看来，农民在集体生活中获得的归属感、幸福感，是最值得书写的 “时代真实”，也是对农民群体最真诚的致敬。

在浩然的文学认知中，集体主义不仅是现实的选择、时代的要求，更是他构建 “理想乡村社会” 的精神载体。他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追求：通过文学描绘，展现集体主义如何消解 “自私自利” 的人性弱点，构建 “人人平等、互助友爱” 的和谐乡村。

在《艳阳天》中，他通过萧长春这一人物形象，塑造了集体主义领袖的理想范式 —— 萧长春始终以 “集体利益高于一切” 为准则，化解社员间的矛盾、抵制个人主义的诱惑、带领全村人克服天灾人祸，最终实现了麦收的丰收与集体的稳定。在浩然看来，萧长春的行为不是 “牺牲个人”，而是 “成就集体”，而集体的成就最终会反哺每个个体，实现 “个人与集体的共赢”。这种叙事逻辑，体现了他对集体主义的深层认知：集体主义不是否定个人价值，而是通过 “集体的发展” 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同时，他对集体主义的怀念，也暗含着对 “社会公平” 的追求。在他的笔下，集体主义社会中，资源分配更均衡、贫富差距更小、人际关系更纯粹，这种 “理想图景” 与他早年经历的贫困、动荡形成鲜明对比，也与他对 “社会不公” 的厌恶形成呼应。因此，他对集体主义的支持，本质上是对 “公平正义” 的向往 —— 他相信，只有在集体主义的框架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剥削与压迫，让底层民众真正获得尊严与幸福。

浩然，1932 年出生于河北唐山赵各庄的一个煤矿工人家庭 ，本名梁金广。自幼家境贫寒的他，早年生活颇为艰辛，断断续续仅接受了三年小学和半年私塾教育。其文学启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童年时期母亲讲述的民间神话故事，以及常看的评戏和几部古典文学名著。

1946 年，年仅 14 岁的浩然投身革命，成为儿童团长，随后在 1948 年担任村治安员，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在基层干部岗位上默默耕耘长达八年。在这段宝贵的时光里，他与广大农民群众朝夕相处，深入了解农村生活的点点滴滴。

1950 年 10 月 28 日，他在《河北青年报》发表第一篇文稿《姐姐进步了》，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文学征程。此后，他先后担任《河北日报》《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 ，这些经历让他更加深入地接触到社会生活，尤其是农村的发展变化，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创作源泉。

1962 年底，浩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艳阳天》，这部耗时三年完成的作品，以京郊东山坞农业合作社为背景，通过描绘麦收前后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展现了翻身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曲折与艰辛 ，生动刻画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社会现实和农民的思想情感。《艳阳天》一经出版便引起强烈反响，发行量巨大，让浩然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

进入 70 年代，浩然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巨著《金光大道》，这部作品描绘了冀东地区芳草地村在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中，农民们的喜怒哀乐和奋斗历程，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浩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农村生活的深刻理解 。《金光大道》的发行量超过 2300 万册，成为新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也进一步巩固了浩然在农村题材文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浩然在《能人楚世杰》中，描写了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土改队长，他曾为革命失去一条胳膊 ，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如今已至七旬高龄，本可安享晚年，然而他心中那份对集体和国家发展的热忱却从未熄灭。他毅然自动离休，带着一位秘书和一袋子从出国访问中获得的优良小麦种子，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后草铺。

回到后草铺的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亲自指挥社员们进行平地、打畦、叠埂、开渠等繁重的农事活动 。他那仅有的一只手，坚定而有力地将一粒粒小麦良种撒在松软的泥土里，仿佛在播撒着集体未来的希望。直到麦苗破土而出，长出嫩绿的叶子，并且浇灌了越冬的最后一道水，他才放心地离开。即便离开，他仍不忘一再嘱咐：麦子打来不要吃，要往全大队、全公社推广 ，希望这些良种能够为集体带来丰收，为大家创造更好的生活。

在这个故事里，老土改队长的行为充分体现了浩然对集体道路正确性的坚信 。他相信，只要有这样一心为集体、为国家利益着想的人在，集体的道路就一定是光明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楚来运这样的人，他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视而不见 。楚来运安排自己的大儿子到县工业局当司机，二儿子进工厂，小儿子进县里当工人，还只安排向他行贿送礼的人家的孩子出去当工人或干部，对楚世杰、陈二寡妇、老荣军等困难群众的困境不管不顾 。直到楚世杰送了一架当时很难买到的缝纫机作为大礼，他才安排楚世杰的大儿子去县办的砖瓦厂上班。

浩然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刻画，表达了批判 。他认为，是楚来运这样的人扭曲了集体的美好形象，而不是集体本身出现了问题。在小说的末尾，楚世杰表示要当个像乱石泉那位土改队长一样的共产党员，“给后草铺的社员们办点好事儿”，这也进一步强调了浩然对集体理想的坚守，以及对正直无私的集体领导者的期待。

而在《苍生》这部作品，浩然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冀东农村八十年代的生活画卷。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集体劳动的方式，为那些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提供了生活的保障 。他们通过集体的力量，共同克服困难，实现了生产和生活的有序进行。

浩然在小说中也揭示了集体劳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他反思了集体劳动中可能会抑制有些人的劳动积极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一些人的懒惰依赖思想的现象 。在《晚霞在燃烧》中，丁山河给崔春英的信中就提到：“你知道农民对干活大拨轰、分配大锅饭，该是多么不公平！该使人们的生产建设积极性受多大损害！这些个让人们吃了苦头的东西，不改改、不变变行吗 ？”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