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翔梧，原名凤周，1907年出生，河南洛宁县中高村人，贫农家庭出身。父亲李振则是个穷知识分子，务农之余，在村子里办了一所三余小学，利用农闲时节，教农民子弟学文化。

李翔梧

李翔梧，原名凤周，1907年出生，河南洛宁县中高村人，贫农家庭出身。父亲李振则是个穷知识分子，务农之余，在村子里办了一所三余小学，利用农闲时节，教农民子弟学文化。

李翔梧自幼随父读书，1918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假期回家，他经常到邻居崔木匠家里，学习雕刻。他看到崔家件件精美的木雕被豪绅掠走，崔木匠一贫如洗，最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激愤地写了一首悼亡诗：“雕龙刻凤夺天工，金屋藏姣富家翁；天理良心今何在，饥寒折杀巧木工。"这首诗在学校里广为传颂。

1921年李翔梧考入洛阳省立第四师范。他入校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反对校长王卓五贪污学生伙食费的斗争。他虽年岁不大，却有胆有识，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用诗配画的形式，使贪污者原形毕露，诗日：“校长王卓五，绰号大老虎。钞票作口粮，银元当豆腐。校长肚皮鼓，学生声声苦。”

1923年秋，李翔梧前往开封，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艺术科。一师以传播新思潮闻名，冯品毅、嵇文甫、王镇南等都是进步学生所敬仰的老师。李翔梧在进步老师的影响下，阅读进步书刊，和同学探讨改造社会诸问题，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并开始用李翔梧的名字在壁报上、刊物上发表新诗和散文。

开封学生社团活动活跃，省立一师也组织了河南青年学社，主要负责人有韩绍湘、裴光、李翔梧等。老诗人苏金伞回忆，在壁报上各种思潮激烈争论，经常看到李翔梧的诗文。

1924年，李翔梧在一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上学期间，他由于父亲去世，生活非常困难，经常得到嵇文甫老师的接济与帮助。

1925年秋，李翔梧毕业，经党组织介绍，到北京国民党左派办的《国民新报》工作。不久，党组织通知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李翔梧回家向母亲辞别。母亲说：你爹三周年的忌日快到了，等过了再走吧！他才知道，自己把父亲的忌日忘得一干二净。他劝母亲说：革命工作重要，尽忠不能尽孝。我不能给爹作三周年，将来可作五周年、十周年纪念。这句话很多年一直埋在他母亲的心里。

1925年深秋，李翔梧和伍修权、杨放之、刘国璋等青年由上海乘船，同往苏联。伍修权回忆：“我记得很清楚，翔梧同志稍比我年长，修长身材，容貌端庄，神情严肃却又平易近人。”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李翔梧学习非常刻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精通了俄语，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1927年他被调到东方大学当翻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曹靖华夫妇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李翔梧经常与曹靖华讨论文艺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8年春，经曹靖华夫妇介绍，李翔梧与河南罗山人刘志敏结了婚。后来，他曾被调到赤塔联络站工作过一段。

1929年秋，李翔梧夫妇从苏联回国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从事军运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他不避艰险，勇敢地完成各项任务。

他和西北军青年军官张克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是同学。1929年下半年，张克侠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写了入党申请书。经中共中央研究，由李翔梧和张存实作介绍人，批准张克侠为秘密党员。张克侠得知自己已是一名共产党员，非常激动，当即表示：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需要，将不惜生命去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使命。

1930年初，党组织派李翔梧到苏北国民党军中从事策反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刘志敏说：“此去倘有不测，只有牺牲。孩子可交吾侄宗白送家抚养。你继续革命，万勿悔心。”

他的堂侄李宗白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此时正在上海互济总会工作。为了减少工作的拖累，夫妇俩把才11个月的孩子苏生送回罗山，由刘志敏的母亲抚养，后来不幸夭折。

1930年4月，李翔梧受派到安庆，召开安庆中心县委所属各县的联席会议。会后他写了《翔梧关于各县联席会议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这是一份极珍贵的文件。

李翔梧从理论上纠正了那种把疯狂镇压革命的国民党看作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右倾观点。他也不同意“左”的盲动主义观点。他说：“曾有一代表发出了与占据一天两天的武汉也是有意义的相类似韵妙论。但这种错误观念，我立即纠正了他。”

他对安庆中心县委所属各县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各县问题如何解决，都作了明确安排。

他分析安庆的情况：“安庆的组织基础，虽仍停留于知识分子基础之上，但比较桐城、贵池、潜山等，还算好一点。县委名义虽有三人（两知一工），实际上只有二人。工人县委至今尚未能吸收其切实参加工作。县委书记虽极肯负责，但太偏于包办。所以直到现在还未能培养出有力的干部去深入群众，因此有许多斗争（抢米斗争、助路工人斗争等等），完全被他们无形放弃了。”

报告的最后，李翔梧告诉中共中央，他准备到潜山去，因为那里的“党的组织完全不能应付客观，组织系统简直复杂紊乱万分”。等他从潜山回来后，再向中央作详细报告。

李翔梧和刘志敏在上海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他们住在一间小阁楼，光线很暗，白天也要点上灯才能工作。

李翔梧爱好文艺，也敬慕鲁迅先生。在上海工作期间，经常到鲁迅那里，请教探讨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

1930年末，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生擒了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张的家属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积极活动，要求把张赎回。他们通过南昌开明士绅魏朝鹏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在上海由龚饮冰代表中共中央同对方谈判。

双方议定条件是：以苏区急需的药品和军火（袁血卒说是20担药品和数万元大洋）作为交换条件。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由涂作潮和李翔梧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处理此事。

因为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这件事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李翔梧、涂作潮同国民党代表乘火车到南昌后，在阳明路一家旅馆住下来。

刚住下，国民党代表便外出了，李翔梧和涂作潮也走出旅馆。他们买了一张当天的南昌晚报，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在赣州发现从上游漂流下来的张辉瓒的人头。李翔梧知道情况有变，立即去找魏朝鹏。在魏的协助下，两人扮作国民党军官，安全返回上海。

涂作潮回忆说：后来为了酬谢魏朝鹏，李强还设宴招待过他。伍修权后来回忆：“由于当时苏区与国民党区地下党的联系不够，配合不周，已将张辉瓒杀掉，而翔梧同志并不知晓。一当了解情况，翔梧同志即向中央报告。经请示后，他机智地摆脱敌人，安全地回到自己的队伍中。颇具文人气质的翔梧同志，才气过人，胆略机警也过人。这就是中国革命烈火中锻炼出来的文韬武略兼备的一代英豪。”

1931年2月，李翔梧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香港去了解有关富田事变的情况和在韶关、南雄建立通向中央苏区的交通站问题。

这期间，他会见了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和从赣南来的三十五军政委谢材禧。2月25日，他向中央军委和党中央写了报告，反映了富田事变在赣南的影响。报告说，富田事变发生后，赣南特委和三十五军曾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对事变采取中立态度，等侯中央解决。但会后赣南特委违背联席会议的决定，在群众中提出了对毛泽东不利的口号，于是三十五军即将特委书记郭承绿扣留，停止其政治活动，并成立了新特委。

后来他们又接到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经讨论后，认为过去总前委的路线是正确的，决定改变中立态度，与总前委发生关系，听其指挥。

关于建立交通站的问题，李翔梧在报告中说，他与广东省委研究，在韶关建立两个站，由广东省委负责。在南雄建站的问题，等他进去以后布置。至于赣南与苏区中央局的路线，亦需进去以后再决定。

李翔梧1929年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精明、干炼，办事果断，不畏艰险，很好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使命，充分体现了这位年轻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与才干。

1931年夏，组织决定李翔梧和他爱人刘志敏一起去中央苏区工作。为了迎接新的战斗，他们决定将出生刚三个月的沪生（即宗明）送回洛宁老家由母亲抚养。

李翔梧进入中央苏区后，开始在红军第四军十师政治部任秘书长。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五军团，李翔梧被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派到红五军团十四军四十师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红五军团的干部战士大多是北方人，李翔梧一到四十师就和大家的关系搞得很好。他结合部队的实际向指战员进行政治教育、阶级教育和三大民主教育，使部队的军政素质迅速提高，在赣州、水口等战役中屡立战功。

1933年秋，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不久，李翔梧被调离前线，到红军大学任政治教员，教政治经济学。他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讲课认真、生动，深受学员的欢迎。后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干预下才把他调到总政，先任敌工部部长，后任宣传部部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李翔梧奉命留在苏区，任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刘志敏这时任中央闽赣省委常委兼妇女部部长，也被留在苏区，在宁化建宁、归化一带坚持斗争。

此时，苏区斗争非常艰苦。国民党军重兵压境，中共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没有及时转变战略战术，因而战斗常常失利，干部战士情绪低沉。李翔梧带着工农剧社的同志，深入部队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以鼓舞士气。

1934年11月下旬，国民党军先后占领宁都、瑞金、于都、会昌四个县城。形势更加紧张。12月28日，李翔梧受命在瑞金西江一个农户家里起草了一个重要文件《巩固我们的部队》，向部队讲明形势，并提出克服困难、坚持斗争的办法。

文件分析了粉碎敌人“清剿”的有利条件，明确提出粉碎“清剿”的战略战术：“游击战争是我们目前主要的战斗方式。我们发展游击战是能保卫恢复和发展苏区，壮大红军，是敌人不能战胜的伟大力量。”进行游击战争，但又要反对游击主义，“游击主义是使我们部队散漫，动作迟缓，妨害我们队伍巩固的”。

这份文件由中央军区政治部印发到各独立师的营以上单位和地方游击队，对巩固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起了很大作用。

1935年2月，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打电报给留在江西的中央分局，明确指示要改变作战方式，在中央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

但此时，中央分局以及其他机关部队已被困在会昌仁风山区一个狭小的地带。中央分局根据中央电报指示精神和陈毅的建议，决定分五路突围，冲出去打游击。袁血卒任第四游击大队队长兼政委，李翔梧随着这个大队活动。这支部队几经厮杀，有500多人在袁血卒、李翔梧的率领下冲出了包围圈。

3月初，李翔梧随袁血卒领导的部队在粤赣边界的天门嶂一带活动。一天拂晓，国民党军跟踪而来。因敌众我寡，队伍被打散了，最后只剩下李翔梧、袁血卒、周子桢和警卫员唐继章、战士钟伟生等8个人，于黄昏时分撤出了战斗。

此后三天，他们白天找岩洞水沟隐蔽，晚上行军找部队，饿了找些草根充饥，渴了以溪水润喉。由于是夜间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往往走了一夜又转回原处。即使如此困难，李翔梧仍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大家。唐继章回忆说：“有一次李部长开玩笑说，就算是祝太公的盘陀路，我们红军战士也要冲出去。说的大家都笑了。”

第五天天快亮时，几人终于走出了密林，在一个地势较平的山坳里发现了一栋带楼板的土屋。他们分析了一番，认为这个地方可能离国民党军队很近，也许是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较为安全，便决定进土屋休息。

在屋里，他们发现了一些烂红薯和芋头，于是就生火烤红薯，饱餐一顿。李翔梧鼓动大家说：“要是万一跟主力联系不上，就到上海找地下党。无论如何，太阳是要上升的，船是要靠岸的，夜终归是要尽的，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

由于一连多天大家都处在战斗、行军、饥饿的状态，过度疲劳，不大一会，都倒在楼板上睡着了。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们惊醒。唐继章伸头一看，有三四百名反动武装已把小楼团团围住。一个戴礼帽的家伙还喊道：“交枪吧，红军士兵们，我们也优待俘虏。”

袁血卒说：“战斗打响后，根据具体情况，听我的命令，迅速突围。”他命令唐继章和他从正面还击敌人，李翔梧、周子桢和几个战士分守两侧。唐继章听到命令，从楼口掷出一颗土炸弹，敌人倒了一片，乱作一团。

袁血卒立即下令突围。他和李翔梧冲在前面；其他人紧跟在后，边打边冲。不久，五个战士又牺牲三个，李翔梧的腰腿部也两处受伤，由唐继章和钟伟生半背半扶地护卫着前进。

敌人见红军只有五个人，便疯狂地追上来。袁血卒命令唐继章保护李翔梧，剩下两个人和他一起抵挡敌人。李翔梧用力把唐继章推开，跃向前去，喊道：“老袁！你快带同志们冲出去，我掩护你们。”

袁血卒不忍离去，李翔梧厉声说：“听我的命令！同志们，为了苏维埃，你们勇敢地前进吧！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的！”话音未落，便端起枪向敌群射击。同志们安全脱险，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仅28岁。唐继章晚年回忆，李翔梧牺牲前的声音，震撼了他，让他一生也无法忘怀。

李翔梧牺牲不久，妻子刘志敏因叛徒出卖，于1935年6月在漳州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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