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新媒介，因而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媒介社会学作为传播学与社会学深度交融的产物，一以贯之地关切媒介与社会变迁，在宏观、中观和微观议题上不断拓展，以媒介为方法和立场不断推进自身对社会的理解与介入。数智时代的新媒介促使社会整体深度媒介化，也为媒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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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理论的超越与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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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新媒介，因而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媒介社会学作为传播学与社会学深度交融的产物，一以贯之地关切媒介与社会变迁，在宏观、中观和微观议题上不断拓展，以媒介为方法和立场不断推进自身对社会的理解与介入。数智时代的新媒介促使社会整体深度媒介化，也为媒介社会学提供了许多学术聚焦和中国议题。

未来媒介社会学在重新阐释媒介、阐释社会的基础上，需要不断发挥其学术想象力，摒弃单向度媒介功能主义的局限，警惕媒介本质主义的误区，面向实践，站在主体性与公共性的立场上讨论多元议题并创造新的研究方法，发展一种超越媒介的媒介社会学。

# 观点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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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的媒介系统不是体现为社会的某一子系统，而是社会系统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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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不仅具有媒介属性，也在多个层面推动、构建人的媒介化生存，平台社会成为对社会形态演化的最新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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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在面对媒介化社会情境时的反思性，是坚持人类主体立场的方法之一。

4 未来的媒介社会学，应当是“超越媒介”的。

# 关键词

媒介社会学；数智媒介；媒介化；社会变迁

# 引用格式

①王敏芝.超越媒介：媒介社会学的阐释力与想象力[J].传媒观察，2025(09):40-51.

②王敏芝.(2025).超越媒介：媒介社会学的阐释力与想象力.传媒观察(09),40-51.

论文节选

一、引言：媒介作为社会问题或社会学论题

媒介社会学是理解媒介的主要方式，也是社会诊断的特定角度。从媒介层面来看，媒介社会学始终关注媒介的社会功能，关注媒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有机关联，关注自己时代的“新媒介”及其多重影响；从社会层面而言，媒介社会学则是以媒介为视角、方法和立场解释社会，包括宏观的社会系统与结构、中观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微观的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实践。因此，媒介社会学所创造与衍生的相关议题，是对媒介与社会的双重解释，更是对媒介与社会的双重发现。

媒介社会学作为交叉学科，源自传播学与社会学议题的不断融合。传播学是一个具有鲜明“问题导向”的学科，本身就具备多学科源头的特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文学等学科，都在传播学形成之初为其提供研究议题与方法，“处在传播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媒介社会学，便正是这样一个交叉领域。”同时，在当前全面媒介化了的社会情境中，社会的媒介化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许多社会问题、现象和行动都需要从“媒介化”的角度加以阐释与理解。伴随着每一个历史时期“新媒介”的诞生与应用，其引发的新的社会问题更让各领域的研究者们意识到，媒介已经凸显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的核心要素，成为一个具有完全独立性的研究议题，而“媒介化”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现实。

夏瓦在《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一书中，重点从制度视角分析媒介如何重构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并认为，“媒介化”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元过程”，与“全球化”“城市化”等演化逻辑一样具有根本规定性。夏瓦将媒介化视为媒介在文化和社会中日益增强的重要性及其逻辑渗透的过程，媒介作为一种“半独立机构”，通过规则和资源配置与其他社会制度如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进行互动，实现自身对社会的影响与塑造。数字媒介通过时空延伸、交往规范重建等方式，推动了社会虚拟化和新型公共领域的形成，因此，数字社会生活领域中最直观的变化，莫过于社交媒体对社会互动方式的改变，以及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的重新界定。可以说，作为媒介社会学的代表理论之一，媒介化理论典型地体现了传播学研究中的社会学观照，其理论阐释同步形成了新的社会学议题：在研究中连接社会宏观结构（如现代性进程）与微观实践（如个体媒介使用），通过制度视角和中层理论定位，系统阐释了媒介逻辑对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影响。

媒介社会学在学科融合的基础上，不断衍生出自己的核心议题，尤其在当下数字社会，更成为持续激发跨学科对话的动力。现代媒介自诞生以来，无论是报刊、广播、电视、电影，还是当前的互联网与各类“新新媒介”，围绕媒介生成的社会问题总是极其显著，因而受到思想家们的高度关注，但更重要的是，媒介化社会作为当前社会生活的普遍情境，兼具对人类社会未来的想象与价值设定，因此，反思媒介社会学对当代社会尤其是中国问题的阐释力，以及可以体现人类思想创造性的想象力，是极具意义的理论行动。

二、数智时代媒介社会学的核心议题

媒介社会学研究议题的衍生，天然地来自传播学与社会学的融合。20世纪40―60年代是媒介社会学的萌生阶段，核心关注是对社会大众传播现象的多维度思考。无论是拉扎斯菲尔德、默顿还是麦奎尔，传播学者们的研究基本围绕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展开，即如何理解当时新兴的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已经或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可以说，聚焦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是媒介社会学最基础也最核心的议题，其中包括分解出来的媒介对个体社会地位及社会行动能力的改变、媒介对社会规范与社会共识的影响、大众媒体如何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发挥作用、媒介对既有社会既有权力结构的维系与改变等等，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拉扎斯菲尔德通过实证研究如《人民的选择》对选民行为的研究，这些研究挑战了早期媒介功能的“魔弹论”，提出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

同时，媒介社会学在萌生阶段，除了研究议题与研究视角上的跨学科融合之外，在研究方法上也有突破。比如拉扎斯菲尔德所采用的实证研究与定量分析的方法，直接推动了传播学研究从思辨模式向科学模式的转变，这些方法上的融合，改变了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体现出媒介社会学不断突破的学术开拓。之后媒介社会学的发展一直延续着传播学与社会学融合理路，从媒介与传播的视角出发探讨各种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解锁发现新的社会演化的机制与奥秘。比如之后众多学者对新闻生产、图书出版、电影、唱片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媒体机构与运行机制、内容生产与权力结构、受众接受与传播效果等维度展开，比如塔克曼的《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舒德森的《新闻社会学》、库兰等人的《大众媒介与社会》、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等，这些论述在对大众传媒社会效果的实证研究之外，将媒介社会学的研究议题推向纵深与细化，对媒介过程的复杂性和运行机制的系统性影响提供了基本解释。

因此，媒介社会学并非一个具有统一问题、研究本体或共同的研究范式的领域，而是结合了媒介视角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众多研究议题所形成的多层次的、充满学术创新意识的思想空间。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媒介技术手段日新月异，深度支撑着媒介形态变革与社会样态更新，媒介社会学秉承一贯的“敏锐性”传统，以热烈的思想激荡回应数智新媒介带来的新的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从近几年的研究观察，发现媒介社会学在宏观层面、中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均有明确的议题聚焦。

（一）宏观议题：数字媒介与社会变迁

媒介与权力结构、媒介与社会变迁、媒介与文化传播，是媒介社会学理论观照中的传统议题，产生了大众文化理论、媒介批判理论、媒介环境学派等系统性研究，比如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通过剖析媒介的生产与消费以及对流行文化的创造性解读，深掘媒介文化传播的复杂性与活力；再如媒介环境学派对媒介与社会演进的解释，揭示媒介及其主导的技术构成对社会形态的根本性制约；《数字化生存》则代表了一种宏阔的社会观察，直接宣告了新的社会阶段和文化形态的形成。梳理近年来媒介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可见，数字新媒介与社会总体性演变的议题仍然是核心。

首先，聚焦新媒介与社会形态变迁。2024年为中国接入互联网30周年，许多学者借此契机对互联网的社会影响进行阶段性的宏观思考，《传媒观察》杂志也前瞻策划，组织多篇重磅文章促进讨论，重点剖析互联网发展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进而从全球技术、传播、资本、社会和地缘政治等方面总结中国互联网的世界性影响，展现数字时代人类现代化的新路径。应该说，这样的研究视角是传播学的也是社会学的，是中国的更是全球的，代表了媒介社会学宏阔的理论抱负。

其次，聚焦新媒介与权力结构重构。数字新媒体的赋权功能在数字媒介技术应用之初就已经备受关注，众多学者的研究已经揭示与印证，数字新媒体成为社会权力结构重构与网络化迁移转型的重要变量。比如，在个体权益保障层面，新媒介促生支持的新的信息生产系统、分发系统、消费系统等，赋予个体更多元更灵活的信息渠道，保障了个体权益实现的认知基础；再如，在社会组织层面，数字空间、虚拟社区、趣缘群组、网络“饭圈”等新型社会组织方式，直接重构了社会权力的形成方式，不断调整、改变甚至瓦解传统社会组织形式，从而使得社会力量产生新的聚集与分散。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网络“饭圈”，它与传统“粉丝”的根本区别，正是在于新媒体技术支持下形成的“饭圈”具有“类组织”性的社会力量，会对其中的权力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其三，新媒介在网络政治层面发挥出自身的媒介逻辑。互联网是人类生活新空间，更是国家治理新领域，网络政治成为治国理政的最大变量。新媒介技术通过赋权公众参与，既可能成为民主监督的“正能量”比如舆论监督范式优化，也可能因信息失控成为影响政治行动的“负能量”。因此，网络新媒介重塑了政治权力结构，推动政府治理的互动模式从单向管理转向多元治理，促进政治权力的网络化迁移。

再次，聚焦新媒介与社会关系重组。人类社会是普遍联系的，但这种联系的普遍性在当下数字时代才真正地成为人们的日常感知。数字新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介，提供了社会关系普遍联系的技术可供，成为社会建构的重要力量。社交媒介彻底改变了社会关系及其连接方式，数字交往成为广泛普遍的社会现实，“云交往”的技术连接也重新制定了许多社会伦理与交往实践的规范。可以说，“作为数字文明图式的一部分，万物互联与虚拟社会的来临，正在重置传播网络中的个体、结构与系统属性，由此，实践性的‘交往’视角，也将重置我们对传播的思考方式。”社交媒介对人类交往实践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关系构建的方式，更体现在关系本身，即对关系的创造：比如此前无法实现的社会关系变得可以实现，以及由此实现的新的社会共同体；再比如，在智能化与万物互联的信息环境中，“人-机”关系、“人-物”关系等新的关系类型也出现了，近几年人们关注较多的“人机之恋”“数字生命”“赛博亲缘”等话题，都是对新型关系的剖析。

最后，聚焦智能媒体的结构性冲击。随着近几年大数据、AI等技术迅速而深度嵌入社会生活，智能媒介对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影响越来越不可忽视，它甚至决定了人类未来会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算法推荐加剧信息茧房与主体极化，DeepSeek等生成式AI则不断挑战传统内容创作的主体权威，各种传感器处理器的使用几乎将人的所有属性都数字化、机器化了，智能媒介技术的社会应用体现出新的不平等进而加剧数字鸿沟，有违媒介技术的公共性原则……因此，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人类进入一个面临越来越多难以预测后果的时代，智能媒介在目标、规则、伦理等方面都在向人们提出问题，如何合理、适度、安全地推进智能媒介的社会应用，是未来整个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中观议题：深度媒介化社会的“媒介逻辑”

数字媒介、平台媒介等新媒介在技术逻辑的牵引下形成新的运行机制，反向促进社会行动与规则的改变，这种运行机制之间的互构，成为深度媒介化时代媒介社会学的重点观照。比如平台媒介在政治经济领域引发的全方位改变，是媒介逻辑的典型表征。平台引发经济模式的改变：各类外卖、网约车、直播带货等，都成为数字媒介时代特有的经济形式和劳动形式，这种依赖数字媒介平台实现的数字劳动，一方面在劳动控制形式与控制机制方面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新的控制，另一方面在这种劳动形式下逐渐生成了新的政治经济观念或意识形态。同时，数字媒介技术酝酿了新的数字权力，这种数字权力是一种普遍的权力，可以迫使实体经济遵守数字化的游戏规则，形成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与秩序，且所有用户都无法脱离。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运行机制深度嵌入了媒介机制，正是夏瓦所说的“媒介逻辑”的体现。

2.媒介功能的升维与扩张

在媒介社会学的当代论述中，其中一条核心线索便是围绕互联网的社会影响展开，这既反映了社会学向新的学术议题的再度“扩张”，也折射出社会学在此过程中与传播学中新媒体研究领域的碰撞。在当下数字化智能化的社会，媒介功能绝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对信息的承载与传播，而是实现了全方位的升维与扩张。媒介逻辑嵌入社会的全部领域，人类的社会实践也实现了全面的媒介迁移，尤其是在城市，都市生活已经可以和媒介实践画等号了。比如，以“智慧城市”“可编程城市”为代表的城市运行目标，代表着数智媒介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的基础设施与运行规则，人们的衣食住行、日常消费、工作学习乃至交往互动，无时无刻不处于媒介化的社会情境之中。可以说，数智时代的媒介系统不是体现为社会的某一子系统，而是社会系统本身。

因此，社会改革的手段与路径，也可以反向追溯到媒介系统的改革。比如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融合实践，表面看起来是媒介系统的改革重组，但实际上担负的是社会改革的重要战略。“数字社会对应的数字新闻业赋予了媒体一种全新的成长路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战略不仅重构媒介生态，更引发社会资源重组的系统性反应。媒体融合推动了媒体机构在组织结构、内容生产及传播权力上的再分配，同时也形成了新的媒介实践规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媒体融合的实践既是新闻改革的手段，也是社会改革的手段，其中暗示了媒介系统强大的社会功能。

3.媒介应用的多学科分析

关于数字智能媒介的社会应用与多样实践，媒介社会学产出了大量采用多重视角与多种方法的研究成果，几乎涵盖了人群的各种社会学分类，比如老年群体、青年群体、留守儿童、务工人员、农村宝妈等，甚至还包括非常细致的分类如“随迁老人”“卡车司机”“外卖骑手”“背包客”“安置社区人口”等，这些研究采用严谨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包括使用计算与统计、多点民族志等创新方法，对媒介使用的效果与影响作出评估与判断。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研究也注重将人的叙事带入研究，重点分析数字情境下人们的媒介使用与生活经验，为理解媒介技术与人的关系提供新的维度。

另一方面，在媒介使用的研究层面，研究者们还继承了传统媒介社会学中的文化分析路径，并有效拓展了媒介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文化研究的路径本就注重跨学科分析，其目的在于对社会生活进行综合而有效的阐释，因此，媒介文化研究具有极为清晰的研究面向，即面向实践、面向生活、面向主体性的人。媒介的社会实践是媒介社会学文化研究路径的核心观照，是深度媒介化社会的主体行动，而特定的媒介使用会形成特有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经验，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样态。比如近年来出现的“数字游牧”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特征基于媒介技术支持和个人使用选择，省思这一新兴生活方式，目的在于揭示媒介技术与数字游民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拓展、自由流动和资源争夺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近几年出现的“数字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媒介使用中的精神负担以及反抗或破解这种精神负担的可能性方案。再如“数字难民”研究，该议题紧扣“具体个体或群体丧失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条件”这一触发社会脆弱性的复杂过程，揭示出数字媒介社会应用中的不均衡所导致的社会问题，而且，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三）微观议题：个性、多元、普遍的媒介实践

数智时代媒介社会学微观层面的议题着重考察群体或个体具体的媒介实践，具有丰富性与个别性；同时，当代媒介实践与社会实践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社会实践都是在媒介系统中展开的，人们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本身也可视为一种媒介实践。这种同一性与社会的深度媒介化直接相关，也是媒介泛化的具体体现。

关于具体媒介实践的研究成果数量巨大，焦点众多，其中有几条核心思路：

首先，对社会问题与具体行动的现实关切，构成了媒介社会学微观研究的基本底色。也就是说，一定是新的社会现实激发了研究的热情，与最新近的社会现实紧密契合，正是媒介社会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比如“数字劳动”议题，数字劳动是非常典型的数智时代的社会实践，体现出与传统时代很不相同的劳动实践方式：数字劳动具有非物质性，即数字时代的劳动实践往往以数字化的、非物质性的方式呈现，因此也产生了新的生产资料即信息和数据。有学者关注到数字劳动过程特征及其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将数字劳动过程概括为四种表现形式：一是传统雇佣经济领域下的数字劳动过程，二是互联网平台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劳动过程，三是数字资本公司技术工人的数字劳动过程，四是非雇佣形式的产销型的数字劳动过程。与第四种无偿数字劳动形式相比，前三种都是付费的有偿雇佣劳动。研究者也提醒，这种以文化和技术为代表的非雇佣产销型数字劳动的新特征并不代表着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需要被重新构建，而是意味着打开了一种与以往劳动有差异的价值逻辑。因此，对这种非雇佣的数字劳动价值过程的分析需要谨慎对待。举这个议题，是想要说明，媒介实践与生产生活实践紧密不可分，同时，各种媒介实践都体现出重要的研究价值。

其次，媒介实践的研究不仅观照社会行动，也观照社会心理与情感互动。无论是数字时代特定的“情感结构”，还是情感记忆、情感流通等，互联网作为一部“情感机器”，在媒介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出对人们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同步性。因此，媒介社会学对媒介社会的观照，从结构功能到社会效果再到具体行动，从社会阶层到组织机构再到节点个体，从文化表征到生活方式再到情感反应，从建构社会到生产消费到生活娱乐等等，探究的目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层细微之处。

三、数智时代媒介社会学的阐释力

新媒介总在以自己的方式构造新社会与新文化，因此，每一个时代的媒介社会学都将媒介作为一个核心的社会问题加以讨论，以期回应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特质和文化境遇。数智时代的技术发展与社会巨变，更是将媒介置于社会机制的中心地位，以媒介为方法，回答这个时代的新问题。

（一）重释媒介：物质性、技术性、社会性

如前文所言，媒介社会学秉承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目标，即探析媒介在社会系统中的运行机制及其功能效应，正如麦克卢汉那个著名的标题一样——理解媒介。如何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媒介，当前的研究从媒介的物质属性、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三个层面实现了理论推进。

任何一种媒介，都由特定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手段构成，这两种特定要素决定了具体媒介信息承载的方式与传播特性，比如报纸、唱片、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等，不同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手段的组合，形成了不同形式与功能偏向的媒介。媒介物质性研究的核心是关注媒介的物质基础如何影响信息的生产、传播、接收以及这个过程中对人、社会与文化的塑造。物质性视角突破了传统媒介研究中仅将媒介视为“内容载体”或“信息工具”的认识，强调从媒介的物理属性出发理解媒介以及其在传播实践中的结构性影响，揭示了媒介的物理属性的复杂性与规定性。比如，媒介的物理形态直接决定了信息的存储方式、接受方式、传播速度、信息的可复制性及保真程度等等，报纸的传播特性与广播有极大区别，很大原因就在于信息的物质载体不同。

从技术特性层面理解媒介，强调的是特定媒介的技术限制与技术可能。正是人类不断地技术创新与技术突破，才创造了更多类型的媒介，或者说使更多类型的物成为媒介，比如，是刻版技术让石头泥巴成了媒介、是印刷术让纸张成了媒介、是光影技术让胶片成了媒介、是互联网让平台成了媒介……这句话还可以写得很长很长，但也可以用一句话结束，是互联网技术与数智技术等技术复合体让万物成了媒介。

万物皆媒，是对媒介认识的最大突破，改变了人们对媒介的中介的、中立的、独立于其他事物之外的传统认识，这种对媒介的重新理解或者说对媒介的重新界定，来自技术演进或者说来自媒介技术属性的革命。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社会应用，创造出了无数原本不能成为媒介的媒介，也创造了除了人际关系之外的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新的关系，人们甚至需要在主体间性之外思考“物体间性”的问题，这是在全新信息连接的社会现实基础上的新问题，这是万物皆媒的结果。

媒介技术性对人自身具有定义和规训功能，这一点已经被许多研究证明，数智媒介对人的认知改变是巨大的。一方面，新媒介不断重新建构人类的感官系统，不同的媒介技术通过触觉、视觉、听觉等感官与人体互动，人类凭借媒介技术也在不断实现肉身主体的外化。例如，书籍的翻页触感、胶片的颗粒感、数字屏幕的刷新率，均影响人对信息的感知。另一方面，媒介也不断重塑人们的时空认知，物质媒介的时空特性如广播的实时性、印刷品的持久性、数字数据的即时性与易逝性等，都在参与建构人类对时空的认知。可以说，特定媒介所包含的物质性与技术性，都在积极参与人与人类社会的建构，数智技术人体实现合体共生，改造人类感官，影响人类认知，媒介成为极具能动性的实体，因而具有极强的社会性。数智时代的媒介，其“非物”的、去物质性的以及将所有事物皆可转换为数字的技术特性，直接改变了人们的感官系统与生命体验。

因此，基于物质基础与技术手段的媒介，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相应的媒介生态，这一媒介生态必然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属性。将媒介演化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讨论二者之间的关联与作用机制，是媒介社会的核心议题。因此，媒介本身具有社会属性，既可以反映社会，也可以表征社会；媒介变革总是与社会变迁直接关联，解释其中关联便是媒介社会学的核心要义。

（二）重释社会：信息时代、平台社会、赛博未来

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带来了社会的整体性转型，人类从工业时代迈入信息时代。互联网以最广泛的联结主义逻辑重新组织了社会结构，而算法与各种智能体正在尝试建立新的社会行动系统与价值对齐。

以色列著名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新书《智人之上》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硅幕”（silicon curtain）：“现在的世界则逐渐是被硅幕分隔的。硅幕由代码组成，存在于世界上每一台智能手机、计算机与服务器之中。智能手机上的代码决定了你活在屏幕的哪一侧、被哪些算法控制生活、被谁控制注意力，以及你的数据会流向何方。”这是对社会信息观的重新解释，即信息不是简单的现实的呈现，信息与算法结合能够创造出特定的、新的现实。因此，深度信息化的社会，是广泛连接的、可数据化的、具有创造现实能力的媒介社会，媒介对人和世界的中介作用无处不在。

在信息系统广泛连接的基础上，社会组织与结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界面依赖”到“智慧城市”直至“平台社会”，全新的社会现实与生活世界已经实现。从技术角度理解，界面设计就是在工程设计学理念下依据仿真原理，建构虚拟人际关系场景。界面机制以屏幕为物质基础，以设备功能为导向，其典范就是用户图形界面。界面是人机交互技术的具象化过程，界面完善的目的是实现人们在其上自由地组织各类社会行动。正是有了界面作为基础设施，人类才具备了将社会行动全面数字化迁移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前提。同时，互联网的技术迭代促使整个社会进入平台社会模式，网络平台成为社会组织最重要的技术力量，具体体现在：不仅延伸、建构和控制的是整个人类的认知及组织系统，更可能将世界纳入自己的麾下，突破层级传播的传统范式，以互联网元架构为基础逻辑，规定所有“网络行动者”之间实现最广泛的连接，形成数字社会独有的平台生态系统；平台正在解构现代社会中个体、国家、民族、血缘、宗教、地缘等组成社会秩序的基本单元，渗透、规制人们的日常生活。它改变着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模式并终将进化为一种全新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成为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因此，平台不仅具有媒介属性，也在多个层面推动、构建人的媒介化生存，平台社会成为对社会形态演化的最新判定。

平台是数智媒介的技术复合体，不仅创造了新的社会结构与运行模式，也创造了新的行动体，这是技术物的社会性的体现。所谓“社会性”，按照拉图尔的说法，指的是社会不同行动者聚集和关联的方式，其中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尤其是技术物，它们彼此关联，相互转译。拉图尔批判过往的社会理论在提及“行动者”时天然地将其等同于人类主体，也天然地认为具有自我意志的人类主体才能够产生行动，因而成为行动者。但拉图尔提出的“行动素”，“是一切产生了行动的东西，这东西不必是人，而是包括了一切非人的物。只要物产生了行动，它也可以是行动者。”

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突破性意义，并不仅在于他将社会理论的视野从人拓展到了整个物界，还在于他对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的追问，即“物为什么可以成为行动者”。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转译，或者说，“转译”才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最核心的概念，回答了行动者网络中的各种行动素及其相互联系到底在什么条件下转变为“特定的网络与行动者”。拉图尔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大学里上课的铃（钟）声响起后，如果讲台上的人自顾自地念课件，讲台下的人自顾自地耍手机，那么，这个教室就没有产生课堂网络；相反，如果铃声响起，讲台下的人开始听讲并用手机查阅资料，台上的人开始与台下的人互动分享并根据他们的反应调整语速或内容，那么，这个教室就成了课堂网络生成的“转译者”，在这个课堂网络中，人们转译成了师生，手机转译成学习工具。因此，“行动者不是原因，相反，它是嵌入网络中的行动所造就的结果。”这个“网络”我们可以理解为具体行动得以产生的情境，情境中的“各种东西的各种作用”，才是研究的重点。换句话讲，什么发挥了“转译”的作用，什么就是“行动者-网络”中的媒介，是它建立了关系，因而也促成了行动，生成了行动者。由此，社会学家与媒介学家同时发现了数智媒介具有的强大的联结功能与转译功能，“万物皆媒”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什么实现了社会连接与情境转译，什么就是媒介。

可以说，数智媒介已经成为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或者转换行动者的普遍情境，成为一种外化于人的类主体，可能将人类带入一种科幻甚至魔幻的“赛博未来”。

“赛博未来”是一种全面数智化的社会情境，是数智媒介与人类行动深度融合之后形成的基本系统和普遍环境。按照心理学的解释原则，人是情境的产物。因此，当媒介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情境时，媒介就成为生成人的特性的重要因素，即媒介不仅仅作为工具在支持人的实践，更是作为社会情境在塑造人的特性与本质。现代媒介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可以且必然地为人们塑造一种普遍的社会情境。基础设施具有基础性，是支持社会运行的基本系统，离开这些系统，社会行动将无法展开和实施，比如传统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系统、能源系统、通信系统等等，数字媒介系统开始成为社会的新型基础设施，与上述传统基础设施一样，成为支撑社会运行、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架构，尤其在信息传播、社会连接、文化塑造等方面。再者，媒介已经重塑现代人的感官系统，因而重塑人和世界交互的基础。人类的感官系统已经成为生物感官与智能媒介（技术）感官共同嵌合构成的赛博格化的感官系统，媒介感官并不外在于生物感官而存在，两者共同帮助赛博格完成对于世界的“分布式”感知。这一变化深刻地决定了人的媒介化生存。可见，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数智媒介全面包围，人们目之所及、耳之所闻，所有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都要经过媒介的中介，“硅幕”成为横亘在人与世界间的永存之在，它将人类未来置于越来越明确的赛博情境。

四、数智时代媒介社会学的想象力

人们都认同这是“万物皆媒”的时代。万物皆媒意味着，任何客观存在物都可以在技术的加持下成为信息的承载者与中介者，成为媒介系统与媒介生态中的有效构成；万物皆媒意味着，媒介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情境，或者说，现代人生存其中的社会情境已经彻底地由现代媒介所决定和构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媒介的理解就完全颠覆了之前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媒介系统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有机构成或子系统，发挥着重要而特定的社会功能，甚至可以大胆地认为，媒介已经超越了子系统的边界，开始融合和影响其他社会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媒介社会学的重要使命，就不仅是对社会现实提供解释，更要为未来世界提供想象。媒介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有三个面向的拓展：

（一）想象力的视角转换：个人经验、公共议题、前沿意识

米尔斯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理论背景，主要是针对当时美国社会学研究问题意识的缺乏。“米尔斯心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学的症结，在于其研究问题既非出自个体生活的困扰，也非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是被特定利益集团和科层化组织的议题所‘悬置’了”，因此，米尔斯认为，想象力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从自己的视角切换到他人的视角，从“环境中的个人困境”转换到“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社会学家应该注重把个体经验、历史经验与当下社会的具体现实密切关联，提高对社会问题研究的“敏锐性”和“经验感”，这一研究过程中宝贵的“心智品质”，恰恰在理论建设中缺失了。因此，他批评帕森斯的理论不仅抽象宏大，而且体现出对社会现实一味合理辩护的理论立场；同时他也批评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定量研究已经让学者沦为“方法的专家”而忽视真正的社会现实本身。

“社会科学应当关注的，是人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构成了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会世界”，这是米尔斯的提醒，指出社会学想象力拓展的主要方向。人类的多样性最直接地体现在“群体”层面，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因为不同的标准划分，处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之中，也带来最新的、特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才是研究的关键。

媒介社会学始终致力于论证媒介在社会学层面的重要性，始终强调媒介作为独特视角对社会的阐释力和文化解释，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强烈的学科融合的自觉。尤其是在当前的数智时代，互联网与数字文化吸引了足够多的讨论与研究，因而也促成了异常繁荣的跨学科研究。当然，理论创新总是围绕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问题展开，目的在于回应个人或群体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20世纪40年代的大众传播效果、60年代的电视与政治的研究等，都指向当时西方社会总体性的政治与文化焦虑以及意识形态困境。90年代之后的互联网时代，技术对社会结构的冲击无比巨大，围绕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如何更新媒介组织形态以及如何嵌入社会结构等问题，媒介社会学展开了长达30年的讨论。因此，媒介社会学在学科融合的基础上，呈现出颇为壮观的理论创新与社会想象。每一个议题都是当时最核心的时代命题。

可以说，关注日益媒介化的现实本身正是媒介社会学的敏锐性所在，也是媒介社会学研究前沿性的体现，尤其是在数智时代，属于这个时代亟须关注的现实问题和发展问题，是其理论想象力的根本出发点。当然，阐明和解决当前时代的任何一个主导性问题，都不可能只从一个学科中选择依据、概念或材料、方法等，学科的边界必然被打破，这当然也是媒介社会学研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二）想象力的实践面向：媒介实践、中国观照、历史运用

从媒介的日常生活的实践和经验出发，寻找媒介社会学的研究议题。一方面，“生活”是由个体所承载的人的特有生命形态的社会性活动体系，它构成了社会事物的本源和本体；另一方面，媒介化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媒介使用的日常生活化。媒介社会学应该更加接近生活、基于经验，这些经验不仅是集体的，也是个体的。同时，在生活经验的面向选择中，更注重中国经验与在地性经验。打开未来有很多种方法，以中国为观照，既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媒介社会研究的现实需要。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已经成为媒介技术应用与多样媒介实践的第一现场。

比如，中国互联网上丰富磅礴的网络文学，是众多个体性媒介实践所创造的一个关于新媒介的中国经验。面对这一显性经验，理论研究领域迅速跟进，有学者认为，中国网络文学是世界范围内独特的媒介文化现象，其在互联网兴起时诞生，并在演变壮大过程中探索出一套具备民族特色、贯通世界语汇、融合新技术和新经济模式的经验体系。中国网络文学因为新媒体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语体与新叙事，更创造出中国青年新的文学观。中国网络文学的深层逻辑是现实社会经验，反映出中国网络社会崛起之际社会结构和时代心理的变革。再如，全球范围内的数智化自媒体使用，导致了多重社会变革，从一开始就引发了学术思考，自媒体凸显了个体的力量，创造了新的公共领域。可以说，中国互联网30年的发展历程，交织伴随着中国新闻改革的共振，在公众媒介实践、社会组织结构与运行规则等维度，都催生了巨大变迁，本身就可以被视为极具价值的历史事件。

当前人们对媒介的认识有一种越来越明确的泛化趋势，“万物皆媒”成为一种普遍共识。这种对媒介认识的泛化趋势自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无论从媒介的物质载体、具体形态还是媒介使用的方式与范围等，媒介这个概念的外延都在不断扩张，直至媒介即“存有”。因此，媒介社会学的议题也应随着媒介本身的泛化而不断扩张。

（三）想象力的主体立场：能动性、创造性、反思性

媒介社会学的研究宗旨，始终体现了媒介与社会变迁的主线索，其中，人类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是一个长期的且应有的理论立场。尽管媒介社会学中对媒介的社会功能进行了重点剖析，强调媒介影响人类行动与思维，媒介重构人类社会结构与文化的重要影响力，但其中暗含的是对“人”的核心观照：媒介影响人甚至改变人，但真正潜在的立场是人而不是媒介。因此，媒介社会学要警惕以媒介为立场，而要从媒介立场转向人类立场，强调人作为主体在媒介化生存中的主动性与主导性，这里既包括当下的人，也应包括未来的人。尤为重要的是“后人类社会”中的媒介与人，更应该成为研究和想象的对象，在“未来已来”的时候，更需建构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与价值关怀，否则，人类就失去了未来。

因此，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想象力拓展，应该能够为人类主体性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与价值引导，强调人对媒介的掌握和使用，而不仅仅强调媒介对人的控制与塑造。比如，目前有许多反算法、反连接、反数字化的生活实践，本身就表明了人们在社会总体性媒介化情境中的主体力量，也体现了人们在此情境中的反思性。

强调在面对媒介化社会情境时的反思性，是坚持人类主体立场的方法之一。面对普遍且多样的媒介实践，何种实践是合理的，何种实践是失度的；何种实践是积极的，何种实践是消极的；何种实践具有增强人类的意义，何种实践是在削弱人类；何种实践体现了精神层面的高度，何种实践会造成文明的矮化……这些反思以及反思中的选择，都决定了我们的数字命运。

比如，面对一路狂飙的智能媒介，我们当如何选择？对此，不经反思地应用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查尔斯·泰勒提出“现代社会想象”的概念，指人们如何想象自己的社会存在、他们与他人如何相互适应，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人们想象其社会环境与集体社会生活的方式。因此，“社会想象并非一系列的‘理念’，相反，它是社会的实践通过被人理解而得以落实的。”比如，一些社会秩序或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新认识与新观念，最初可能只是一些思想家的想法或者提议，后来经过各种形式的实践，才逐渐成为具有社会覆盖度的社会认同，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想象。在“社会想象”的基础上，钟布提出“人工智能想象”这个概念，他认为，人工智能想象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认知能力，这些想象通过个人经验、科幻作品、媒体报道和公共话语等方式交互形成，构建了一个复杂的认知网络，其想象不仅限于技术，还包括其引发的社会转型，对培养信念、价值观和认知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希望和恐惧，都将在反思中一一确认。人工智能如此，所有的媒介实践也如此

五、建构一种“超越媒介”的媒介社会学

正因如此，反思和批评应当成为媒介社会学的主要任务，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未来的可能性。未来的媒介社会学，应当是“超越媒介”的。

无论是社会学家从媒介视角解释社会，还是媒介学者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线索理解媒介，媒介社会学一定是在“人-媒介-实践-社会”这四个要素互构的关系中不断拓展，超越媒介的媒介社会学，就是要把媒介研究置于人与实践的广阔基础之上，摒弃单向度的媒介功能主义的局限，同时还需要超越媒介本质主义的误区，站在人的主体性、社会性与公共性的立场上讨论多元议题并创造新的研究方法。

首先，超越媒介的媒介社会学，意味着从有机整体的角度理解媒介和社会，不能把媒介抽象化、概念化和本质化。从媒介演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角度考察，无论哪种形态的媒介，嵌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都是一种有机融入的过程，即媒介以为人类需求服务、为实践服务、为各种生产生活服务的方式，逐步嵌入社会并逐步形成互构，同时也逐步显现出其物质性、技术性、可供性等独特性功能与作用。尽管媒介对现实生活形成了全面覆盖和巨大影响，尤其是数智媒介，其对社会实践的塑型作用尤甚，但我们仍然要警惕，不能对媒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做简单的甚至唯一的因果勾连：既要认识到媒介的重要性和某种程度的规定性，更要认识到社会生活的有机性与互动性，认识到社会发展过程中更为隐秘的动力、以及人作为主体在技术应用和路径选择方面的历史性抉择。葛兰西也较早指出，现代社会是具有高度复杂化结构的社会样态，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并非呈现出简单的对应关系的“历史的集团”，它是“复杂的、矛盾的和互不协调的”；当代学者也对此解读认为，推进历史进程的不是单个群体力量，而是这种历史性的结合体，即多种社会力量在特定条件下以具体的方式整合而成的组合。因此，当代以及未来的媒介社会学，更需要用有机整体的视角去解释复杂的社会结构、解析多元社会力量，充分考虑到具体的现实语境和行动方式。当然，媒介化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媒介无处不在也似乎无所不能，媒介越来越站在生活的前台，但媒介社会学的真议题，恰恰应该在媒介之上和媒介之外，看到社会生活更多的可能性和人的能动空间。

其次，超越媒介的媒介社会学，意味着要以动态的关系思维理解媒介与社会。无论哪个阶段的媒介社会学研究，都反映着当时人们的媒介观与社会观，表明了人们对媒介与社会之间互动场域的具体探究。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媒介”与“社会”始终是媒介社会学必须锚定的两个关键词，有时候学者们强调“将媒介带进/回来”以凸显媒介的重要作用，有时候又深感需要“将社会带进/回来”，以回应社会理论的根本目标，因此，理解“社会的媒介逻辑”与“媒介的社会逻辑”之间的交错与渗透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说，社会的媒介逻辑与媒介的社会逻辑都同时具有当代性和互动性，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才构成了媒介社会学的学术增长点。

同时，媒介化理论的代表学者安德烈亚斯·赫普在论及如何发展“媒介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指出了媒介社会学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重新思考能动性、重新界定社会关系、重新发展秩序。因此，深度媒介化时代的媒介社会学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新的面貌，即“跨部门的社会学”、“相互缠绕的社会学”和“植根于技术的深层结构的批判社会学”。无论是跨部门的、相互缠绕的还是深层结构的批判，赫普的理论落脚仍然是社会性的。因此，甚至可以说，媒介社会学并不是一个特别具体的学科领域，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带有思想张力的、具备连接和互动意识的思维方式。

最后，超越媒介的媒介社会学，意味着要有更加自觉的现实观照和方法创新。媒介社会学的理论目标在于理解媒介和社会，而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人们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展开过程中已经呈现出巨大的历史断裂，这是个体所面临的新的现实语境。观照新的社会现实、新的社会实践主体、新的实践形态等，真正从多样的现实出发，是媒介社会学超越单一媒介视角、体现学术价值的时代追求。在学术研究的社会目标不断更进的同时，方法层面的创新也同样具有突破性。媒介社会学研究有两个学科来源，一个是“媒介”所指向的传播学，另一个当然是社会学，这两个关键词在相互靠近时就体现了相当鲜明的学科交叉属性，比如传播学研究和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交叉，这些学科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都会影响到媒介社会学。比如在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早期，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打开了学者们的视野，研究发现了媒介生产中的权力机制与资本机制，后来文化研究的方法又解开了媒介运行与符号表征系统以及意义建构之间的奥秘。可以说，每一次方法上的创新与拓展，都会促发极大的学术想象。

六、结语

在“媒介的社会逻辑”和“社会的媒介逻辑”的复合作用下，深度媒介化已经成为最显著的社会特征，数智媒介已经彻底重构了社会关系，规定了社会实践，彻底交融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与媒介化生存。媒介化生存既是现实生活的某种映射，又可以是一种虚构和假象；平台媒介的技术能量既可以支持人也可削弱人；加速的社会变迁和全新的文化语境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忧虑……媒介和社会的相互缠绕将会描摹什么样的生活，而这又是人们想要的未来吗？无论是对媒介和社会做何种解释，还是对其加以什么角度的批判，媒介社会学从最初对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调查，到当前对媒介化社会的深度剖析，产生了许多新的概念和理论，回答或尝试回答了人们的许多困惑，其发展本身体现了强烈的当代性和现实关怀，也蕴含了强烈的未来面向。这是一种宝贵的理论财富，其学术史的意义也同样巨大。

关于数智情境与媒介化生存，关于媒介、社会与人的研究，米尔斯的话仍然具有警醒作用：“现在，每个地方的人都在寻求了解他们身居何处，他们又将何去何从，以及对创造历史并对未来承担责任，他们能有何作为。这样的问题，没人能够给出一劳永逸的答案。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答案。”因此，我们都是答卷人。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