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九九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连柏油马路都好像被晒化了，黏糊糊的。

一九九九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连柏油马路都好像被晒化了，黏糊糊的。

我，李卫东，十八岁，市第二技工学校的学生，就站在这个蒸笼的中心，感觉自己快要被烤干了。

不是因为天热，是因为我心里烧着一团火。

校长办公室里，那台老旧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发出的“嘎吱”声，像是在嘲笑我。

“李卫东，你知不知道你这次犯了多大的事？聚众斗殴，影响极其恶劣！”王校长挺着他那个标志性的啤酒肚，手指头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上。

他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奖状，此刻看起来格外刺眼。

我梗着脖子，一言不发。

事情的起因，是班上的刘小军，一个从农村来的孩子，家里困难，人也老实。总有几个混子学生欺负他，抢他的饭票。那天，他们又把刘小军堵在墙角，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冲了上去。

结果，我一个人，撂倒了他们三个。

学校的处理结果下来得很快：那三个混子，家里都有点小关系，记大过处分。而我，这个“主犯”，直接开除。

我不服。

我不是不认我打了架，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见义勇为，到了他们嘴里就成了聚众斗殴的头目。

刘小军被吓破了胆，一个字都不敢说。老师们劝我，服个软，写个深刻检查，兴许还有转机。

可我骨头硬，低不下这个头。

“校长，不是我聚众，是我一个人打的他们。”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一个人打三个？你当自己是电影明星啊？”王校长冷笑一声，端起他那个泡着浓茶的大搪瓷缸子，“性质是一样的，甚至更恶劣！说明你这个人，有暴力倾向！”

我的拳头在身侧攥得咯咯作响。

我知道，再说什么都没用了。在这个地方，真相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真相”。

我心里那股火，烧得我喉咙发干。绝望和愤怒交织在一起，让我几乎要窒息。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彻底告别这个地方的时候，一个念头忽然闪过我的脑海。那是我最后的，也是最渺茫的一根救命稻草。

我转过身，看着王校长那张油光满面的脸，深吸一口气，问出了那个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可笑的问题。

“王校长，你……认识我妈吗？”

王校长正准备喝茶，听到我这句话，动作停住了。他抬起眼皮，透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审视和不解，仿佛在看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学生。

他把茶缸重重地往桌上一放，发出一声闷响。

“你妈？”

他嗤笑一声，嘴角撇出一个轻蔑的弧度，慢悠悠地靠回他的老板椅里，用一种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语气说：

“你妈是哪根葱？”

第一章 沉默的铁西区

那句话像一把淬了冰的锥子，狠狠扎进我的心脏。

我没再说话，转身走出了校长办公室。身后，是那台老旧吊扇依旧不变的“嘎吱”声，和王校长喝茶时发出的“滋溜”声。

走出校门，夏日的阳光毫无遮拦地泼洒下来，晃得我睁不开眼。

我成了一个被开除的学生。

这个身份像一件沉重又滚烫的蓑衣，披在了我十八岁的身上。

我沿着马路牙子，漫无目的地走着。脚下的路，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长过。

我们家住在铁西区，那是这座北方重工业城市的心脏。几十年来，无数的工厂像钢铁巨兽一样盘踞在这里，烟囱里吐出的浓烟，是这座城市的呼吸。

我家，就在红旗纺织厂的家属院里。一栋栋式样相同的红砖筒子楼，像排列整齐的火柴盒。

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复杂的味道，有机油味，有煤灰味，还有食堂里飘出的饭菜味。这是我从小闻到大的味道，是家的味道。

可今天，我却觉得这个味道无比的陌生和压抑。

我不敢回家。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妈说。

我妈叫张兰，是红旗纺织厂的一名描稿工。

说得通俗点，就是给布料设计花样的。但在厂里，大家都叫她“张工”，或者更尊敬一点，叫“张师傅”。

我妈不是什么领导，甚至连个小组长都不是。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

但她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红旗纺织厂出口苏联和东欧的那些最受欢迎的“的确良”布料，上面的花样，很多都出自她的手。她画的牡丹，厂里的老师傅都说，像是能闻到香味儿。她设计的几何纹样，简洁又大方，总能引领一阵时髦。

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工伤去世了，是我妈一个人，靠着那支画笔，一针一线地把我拉扯大。

她很少说话，性格像她笔下的线条一样，沉静，内敛，但又充满了力量。她对我没什么太高的要求，只反复叮嘱过一句话：“卫东，人可以穷，可以没本事，但脊梁骨不能弯。”

而现在，我这个让她挺直脊梁骨的儿子，却被学校扫地出门了。

我在家属院门口那棵大槐树下，从中午一直坐到太阳落山，直到天边的火烧云都变成了灰紫色。

蚊子在我耳边嗡嗡作响，我却浑然不觉。

终于，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推着一辆老旧的二八自行车，从工厂的方向慢慢走来。

是我妈。

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单的髻，几缕被汗水浸湿的发丝贴在额角。她看起来很疲惫，自行车的车筐里，放着一小把青菜和一块豆腐。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我站起身，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低着头，挪到她面前。

“妈。”我的声音干涩沙哑。

她停下车，看着我，没有立刻说话。她的眼神很平静，但那平静里，似乎藏着能看穿一切的力量。

“怎么这个点才回来？还没吃饭吧？”她问，语气和往常一样温和。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被我攥得皱巴巴的退学通知单，递了过去。

路灯不知什么时候亮了，昏黄的光线照在她脸上，也照亮了那张薄薄的纸。

我看到她的手，那双能描绘出最绚丽花朵的手，在接过那张纸的时候，有了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颤抖。

周围很安静，只有邻居家窗户里传出的电视声，和远处工厂车间隐约的机器轰鸣声。

我妈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了那张通知单。

很长时间的沉默。

那沉默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胸口，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宁愿她打我一顿，骂我一顿，也好过现在这样。

终于，她把那张纸叠好，小心地放进了自己工装的口袋里。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没有我想象中的愤怒和失望，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平静。

“饿了吧？”她轻轻地说，“回家，妈给你下碗面条。”

说完，她推起自行车，车轮压过路面上的石子，发出“咯噔”一声。

我跟在她身后，看着她不算高大、甚至有些瘦弱的背影，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上来。

我妈没有弯。

可我的脊梁骨，却好像被人打断了。

第二章 一块红绸布

家还是那个家。

三十多平米的小房子，水泥地面被拖得干干净净。一张饭桌，两把椅子，一张床，还有一个用布帘隔开的小空间，那就是我妈的工作间。

我妈没再问我学校里的事，一个字都没问。

她像往常一样，利落地洗菜，切葱花，然后点燃了蜂窝煤炉子。很快，屋子里就弥漫开了炝锅的香味。

我坐在小板凳上，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面条很快就端上来了，卧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撒着碧绿的葱花。

“吃吧，吃了身上才有劲儿。”她把筷子递给我。

我埋着头，大口大口地吃着面。滚烫的面条滑过喉咙，却暖不了我冰冷的心。我吃得很快，像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掩饰自己的心虚和难过。

吃完饭，我妈收拾了碗筷。

她擦干净桌子，从我的书包里，拿出我的课本和作业本，一本一本地看。

那些书本上，有我画的涂鸦，有我写下的胡思乱想。她看得那么认真，仿佛那不是一本枯燥的技校课本，而是一本传世名著。

最后，她拿起我的专业课本——《机械制图》。

她翻开一页，上面是我画的一张齿轮零件图。那是我最得意的一张图，线条流畅，尺寸标准，还得过老师的表扬。

“这图，画得不错。”她指着图纸，轻声说，“线条干净，有根骨。”

这是她第一次，评价我的“作品”。

我妈很少夸我，这是我记事以来，听过她说的最重的一句表扬。我的鼻子一酸，差点又掉下泪来。

“妈，我……”我想解释，想告诉她事情的来龙去脉。

她却摆了摆手，打断了我。

“卫东，”她看着我，目光平静而坚定，“妈相信你。你是我儿子，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孩子。”

“是非对错，你自己心里有杆秤。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得站直了。”

她说完，就转身走进了那个用布帘隔开的工作间。

很快，里面就传来了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那是她从厂里淘汰下来的老式蝴蝶牌缝纫机，用了快二十年了，声音依旧清脆有力。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覆，彻夜难眠。

隔着布帘，缝纫机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我知道，我妈也一夜没睡。

第二天，我妈没有去上班。

她请了假，这在她的人生里是极其罕罕的事。我记忆中，她连生病都很少请假。

她一早就出了门，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块巨大的红绸布。那种红，是正红，像国旗一样鲜艳，在屋里铺开，几乎占了半个房间的地面，晃得人眼睛都亮了。

“妈，你弄这么大块布干嘛？”我好奇地问。

“厂里接了个活，给市里做一个‘迎评创优’的门头横幅，点名要厂里手艺最好的师傅做。”她一边说，一边用一把老式的木尺子在红绸布上比量着，“活儿急，厂里就把任务给我了，让我带回家做。”

我知道，“迎评创优”是那几年最时髦的词。各个单位，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评比，都要把门面装点得漂漂亮亮。

可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接下来的几天，我妈就把自己关在了那个小小的工间里。

她先是在一张巨大的牛皮纸上画草图。她不用尺子，一支铅笔在她手里，像是有了生命。几笔下去，一对龙凤的雏形就跃然纸上。那龙，矫健威猛，仿佛要腾云驾雾而去；那凤，华丽高贵，似乎要引吭高歌。

画完草图，她又开始配色，选线。

她拿出一个木头匣子，里面是上百种颜色的丝线，五彩斑斓，像一道彩虹。她把丝线一缕一缕地拿出来，在红绸布上比对，寻找最和谐，也最惊艳的搭配。

那几天，我被开除的阴霾似乎被这块鲜艳的红绸布冲淡了。

我无所事事，就坐在旁边给我妈打下手。帮她穿个针，递个剪刀，或者只是静静地看着。

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观察我妈工作。

我看到她的手指在布料上翻飞，那根小小的绣花针，在她手里仿佛有了魔力。平针、乱针、打籽、盘金……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针法，在她手下运用自如。

金色的丝线，在红色的绸布上游走，渐渐地，龙的鳞片开始闪光，凤的羽毛开始丰满。

那不仅仅是刺绣，那是在创造生命。

我看着她专注的侧脸，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她却浑然不觉。她的世界里，仿佛只剩下那一针一线，一龙一凤。

我忽然明白了，我妈为什么能在厂里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这种尊重，无关职位，无关权力。

它只源于她手中这门独一无二的技艺，源于她对这门技艺倾注的全部心血和热爱。

这是一种安身立命的根本。

一个星期后，我妈的活儿还没干完，家里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是我的班主任，张老师。

张老师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人很正直，也很关心我。他一进门，就看到了地上那块巨大的红绸布，和上面已经初具雏形的龙凤。

他被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张阿姨，这……这是您绣的？”他结结巴巴地问。

我妈停下手里的活，点了点头，给他倒了杯水。

“李卫东这孩子，可惜了。”张老师叹了口气，对我妈说，“阿姨，这事儿学校处理得确实有问题。我去找过王校长，可是……唉……”

我妈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张老师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阿姨，我听说……咱们市第二技校，最近也要搞一个‘迎评创优’的活动，迎接省里的检查团。他们也需要做一个门头，要求特别高，找了好几家广告公司，做出来的样品，王校长都看不上。”

“他嫌那些电脑打印出来的字，没有气势，没有灵魂。”

听到这里，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我抬起头，看向我妈。

她依旧在穿针引线，头也没抬，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是吗？那可真不巧。”

第三章 无人能绣的龙凤

张老师坐了一会儿，看着我妈那气定神闲的样子，又看了看我这个垂头丧气的学生，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叹着气走了。

他前脚刚走，我妈就放下了手里的针线。

她站起身，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脖子，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卫东，你过来。”她叫我。

我走到她身边。

“你看，”她指着楼下家属院里来来往往的邻居，“你王叔，钳工，厂里没他拧不紧的螺丝。你刘婶，纺织工，听声音就知道哪台机器的梭子出了问题。还有楼下修自行车的李大爷，闭着眼睛都能把一辆车拆了再装上。”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小锤子一样，一下一下敲在我的心上。

“这些人，都没什么文化，更没什么权力。但他们走到哪，别人都得客客气气地叫一声‘师傅’。”

“为什么？”她转过头，看着我。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因为他们手里有活儿。”我妈替我说了出来，“人活一辈子，总得有一样东西，是别人拿不走的。这样，你的腰杆子，才能永远是直的。”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我妈把她绣了一半的龙凤横幅小心翼翼地卷了起来，用一块干净的白布包好，放在了柜子顶上。

“妈，这活儿不干了？”我问。

“不急。”她淡淡地说，然后拿出那本《机械制图》，放在我面前，“这几天，你哪也别去，就在家把这本书给我从头到尾看一遍，把上面的图，都重新画一遍。”

我不知道我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我还是照做了。

被学校开除后，我第一次重新拿起了铅笔和圆规。

没有了学校的束缚和考试的压力，我反而更能沉下心来。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张一张地画。从最简单的螺丝，到最复杂的齿轮组。

我妈就在我旁边，做着她的针线活。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我铅笔在图纸上滑动的“沙沙”声，和她针尖穿过布料的“簌簌”声。

这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和谐。

我画图，她刺绣。我们谁也不打扰谁，却又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交流。

我的心，前所未有地平静了下来。

就在我画完半本书的时候，事情像我妈预料的那样，发生了变化。

先是厂里的王主任，一个和我妈关系不错的车间领导，急匆匆地找上了门。

“哎呦，我的张大姐啊！”王主任一进门就嚷嚷开了，“你可得帮我个忙！市里那个横幅，催得紧啊！你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我妈不紧不慢地给他倒了杯水，说：“王主任，真对不住。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我儿子这情况，你也知道。我实在是……没心情。”

王主任一听，脸上的表情就变得很复杂。

他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压低声音对我妈说：“张兰，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卫东这事，确实是学校那边办得不地道。可你跟厂里置气没用啊！这活儿是市里直接压下来的，咱们厂要是办砸了，我这个主任也担待不起啊！”

我妈只是低着头喝茶，不说话。

王主任磨了半天嘴皮子，说得口干舌燥，我妈就是不松口。最后，他只能跺跺脚，悻悻地走了。

王主任走了没两天，又来了一个人。

这一次，来的是市第二技校的总务处主任，姓李。

李主任显然是有备而来，提着一兜水果，脸上堆满了笑。

“张师傅，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他一进门就热情地伸出手。

我妈没跟他握手，只是客气地点了点头，让他坐。

李主任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果然和张老师说的一样，学校为了迎接省里的检查，要做一个门面，要用最高档的苏绣工艺，绣一条龙凤呈祥的横幅。

“我们找遍了全市，也去省城问了，那些所谓的‘大师’，绣出来的东西，匠气太重，根本没有神韵。后来，我们多方打听，才知道红旗纺织厂里，卧虎藏龙，有您这样一位真正的大师！”李主任的语气里充满了恭维。

我心里冷笑一声。

现在知道我妈是“大师”了？早干嘛去了？

“我们王校长说了，价钱好商量，只要张师傅您肯出手，条件您随便开！”李主任拍着胸脯保证。

我妈听完，慢慢放下了手里的茶杯。

她抬起眼，看着李主任，眼神平静如水。

“李主任，真不好意思。我不是什么大师，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纺织女工。”

“而且，我手笨，绣不了龙，也绣不了凤。我只会绣点小猫小狗，上不了台面。”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

李主任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他显然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普通女工，用这么软的钉子，碰得这么彻底。

“张师傅，您……您这是……”

“我儿子，前几天刚被你们学校开除了。”我妈打断了他，语气依旧平淡，却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块巨石，“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心情，去给开除我儿子的学校，绣什么龙凤呈祥。”

李主任的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

他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屋子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我站在一旁，看着我妈瘦弱的背影，第一次觉得，她是那么的高大。

她没有哭，没有闹，甚至没有一句指责。

她只是用最平静的语气，陈述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

但这个事实，却比任何激烈的言辞，都更有力量。

第四章 踏破门槛的校长

李主任灰溜溜地走了。

我心里出了一口恶气，痛快极了。

“妈，你真厉害！”我冲她竖起了大拇指。

我妈却没什么得意的表情，她只是看了我一眼，说：“回去画你的图。”

我“哦”了一声，乖乖地坐回桌前。但我知道，这件事，还没完。

果然，又过了两天，我们家那扇快被踩烂的门，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是王校长。

他亲自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屋里临摹一张复杂的装配图，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我跑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正是那个在办公室里对我嗤之以T鼻的王校长。

他显然没想到开门的是我，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

他不再是那天在办公室里高高在上的样子。他脱下了那身笔挺的中山装，只穿了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领口的扣子解开了，额头上全是汗。手里，还提着一个看起来很高级的果篮。

“李卫东同学……在家啊。”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我妈从里屋走了出来，看到王校长，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淡淡地问：“王校长大驾光临，有事吗？”

“张……张师傅！”王校长看到我妈，立刻换上了一副谦卑的笑容，快步走上前，“哎呀，总算见到您本人了！我早就想来拜访您了，一直没抽出时间！”

我看着他这副嘴脸，差点笑出声来。

“家里小，乱，王校长别嫌弃。”我妈说着，却没有请他进来的意思。

王校长被堵在门口，有些下不来台。他把果篮往我手里一塞，说：“一点小意思，给孩子补补身体。”

我妈伸手拦住了，把果篮又推了回去。

“王校长，无功不受禄。我们家虽然穷，但不收来路不明的东西。”

她的声音不大，但掷地有声。

王校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他站在门口，搓着手，局促不安的样子，哪里还有半点校长的威严。

“张师傅，我……我是为学校那个横幅的事来的。”他终于说出了来意，“我们学校，这次迎接省里的检查，关系到能不能升级成重点技校，对学校，对孩子们，都非常重要。我们是真心诚意地，想请您这位大师出山！”

“大师不敢当。”我妈的语气依旧不咸不淡，“王校长，你找错人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没那么大的本事。”

“张师傅，您就别谦虚了！”王校长急了，“我知道，您是因为李卫东同学的事，对我们学校有意见。这件事，我承认，我们处理得……是有些草率了。”

他终于提到了我。

我妈抬起眼，直视着他的眼睛。

“王校长，草率了？”她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冷笑，“我儿子为了保护同学，和人打架，你们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定性为聚众斗殴的头目，直接开除。这叫草率了？”

“我儿子在你的办公室里，问你认不认识我。你问他，他妈是哪根葱。”

“现在，你跑到我这个‘不知是哪根葱’的人家里来，让我给你绣龙凤呈祥，给你学校争光添彩。”

“王校长，你觉得，这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我妈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

她没有提高音量，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狠狠地钉进了王校长的脸上。

王校长的汗，流得更凶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不停地擦着额头，嘴里囁嚅着：“误会，张师傅，这都是误会……我那天……我那天是话赶话，说错了，说错了……”

“我这个人，说话直，您别往心里去。”

“我今天来，就是代表学校，给您，给李卫东同学，赔个不是。”

说着，他竟然真的朝我妈，微微鞠了一躬。

我惊呆了。

我从来没想过，那个不可一世的王校长，竟然会有这样低声下气的一天。

我妈却依旧不为所动。

她就那样静静地站着，像一棵扎根在岩石里的青松，任凭风吹雨打，自岿然不动。

“王校长，你的道歉，我心领了。”

“但是，道歉不能让黑的变成白的。”

“我儿子受的委屈，不能就这么算了。”

她看着王校长，目光灼灼，一字一顿地说出了她的条件：

“想让我绣那条横幅，可以。”

“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第五章 针尖对麦芒

王校长一听有门，眼睛都亮了。

“张师傅，您说，您说！别说一件，就是十件，只要我能办到，绝不推辞！”他拍着胸脯，信誓旦旦。

我妈看着他，缓缓地、清晰地说：

“第一，学校必须重新调查我儿子打架的事情，还他一个清白。”

“第二，调查结果，要在全校大会上公布。谁犯的错，谁承担责任。该处分谁，处分谁。该给谁道歉，给谁道歉。”

“第三，把我儿子的处分决定，从档案里撤销。”

她每说一条，王校长的脸色就白一分。

等到我妈说完，他的脸已经毫无血色，额头上的汗珠子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张……张师傅……”他结结巴巴地说，“这……这个……让我很难办啊。”

“那三个学生，家里都……都有点关系。学校当时那么处理，也是……也是有苦衷的。”

“而且，在全校大会上公布，这……这影响不太好，会损害学校的声誉。”

我妈冷笑一声。

“损害学校的声誉？”

“王校长，为了不得罪有关系的人，就颠倒黑白，把一个见义勇为的学生开除，这难道就不损害学校的声誉吗？”

“你所谓的声誉，难道就是一块绣着龙凤的红布，而不是教书育人，明辨是非的良心吗？”

我妈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刻刀，一层一层地剥开了王校长那虚伪的面具。

他张口结舌，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

“我言尽于此。”我妈下了逐客令，“王校长，你请回吧。什么时候你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来找我。”

说完，她转身就回了里屋，留下王校长一个人，尴尬地站在我们家门口。

那扇破旧的木门，此刻仿佛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

王校长在门口站了足足有五分钟，最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

接下来的两天，风平浪静。

王校长没有再来。

我心里有些打鼓，忍不住问我妈：“妈，你说……他会答应吗？”

我妈正在检查我画的图纸，头也没抬地说：“他会的。”

“为什么？”

“因为那条横幅，对他来说，比一个学生的清白，重要得多。”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我听不懂的悲哀。

果然，第三天上午，班主任张老师兴冲冲地跑来了。

“卫东！阿姨！好消息！”他一进门就喊道，“学校重启调查了！王校长亲自抓的！”

张老师告诉我，王校长回去后，立刻召集了学校领导开会。会上，他力排众议，决定推翻之前的处理结果，成立新的调查组，重新调查斗殴事件。

调查进行得很快。

没有了那些“关系”的干扰，事情的真相很快就水落石出了。

那个被我帮助的同学刘小军，在张老师的鼓励下，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实情。还有几个当时在场的同学，也站出来为我作证。

那三个欺负人的混子，在证据面前，也承认了是他们先挑衅，先动的手。

一切都真相大白。

一个星期后，市第二技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

在数千人的注视下，王校长站在主席台上，亲自宣读了对那三个学生的记大过处分决定，并当众向我，李卫东，表达了歉意。

他说，学校之前的处理是错误的，是官僚主义的，伤害了一个正直勇敢的好学生。他代表学校，向我道歉。

最后，他宣布，撤销对李卫东同学的开除处分，恢复其学籍。

当他说完这一切的时候，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主席台上那个曾经让我无比憎恶的校长，心里却 strangely 没有一丝快意。

我只是觉得很累。

为了这么一个简单的“清白”，我们却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散会后，王校长亲自把我送回了家。

他站在我家门口，态度和上一次截然不同，充满了真诚的感激。

“张师傅，谢谢您！您不仅是技艺上的大师，更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老师。您给我，给二技校，都上了一堂深刻的课。”

我妈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针线包。

她看着王校长，平静地说：“王校长，我的条件你做到了。现在，轮到我兑现我的承诺了。”

“明天，你把布料送来吧。”

第六章 真相与传承

第二天一早，一辆卡车停在了我们家楼下。

王校长带着总务处的李主任，亲自押车，送来了一卷崭新的，比上一次更加华美厚重的红绸。

绸布在屋里铺开，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我妈没有立刻开始动工。

她围着那块红绸布，走了好几圈，时而蹲下，用手轻轻触摸布料的纹理；时而又站远，眯着眼睛，审视它的光泽。

那样子，不像一个绣工在看一块布，倒像一个将军在审视自己的战场。

“这块料子，经纬细密，光泽内敛，是好料。”她做出评价。

然后，她转头对我说：“卫东，从今天起，你别画图了，给我打下手。”

我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成了我妈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徒弟。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特别的一段时光。

我妈把她压箱底的本事，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我面前。

她告诉我，刺绣的第一步，不是动针，而是“识布”。不同的布料，有不同的“脾气”，要用不同的针法和力道去对待。

她教我如何“劈线”。一根普通的丝线，在她手里，能被分成八股，甚至十六股，细若游丝。用这种线绣出来的东西，才会有细腻的过渡和层次感。

她还教我各种针法。

她说，针法就像武功的招式，死记硬背没有用，关键在于“意”。心随意动，意在针先。

“你心里想的是一条腾飞的龙，那你手下的针，就得有风雷之势。你心里想的是一朵含苞的花，那你下针，就得像清晨的露水一样轻。”

我听得如痴如醉。

我开始明白，这门手艺，远不止是穿针引线那么简单。

它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审美体系，是一种对美的极致追求，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属于中国工匠的智慧和精神。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帮我妈穿针，劈线，绷布。

有时候，她会让我尝试着绣一些简单的部分，比如一片云，一朵花。

起初，我绣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惨不忍睹。

我妈也不骂我，她只是拿过我绣坏的地方，拆掉，然后重新绣一遍给我看。

她的手很稳，针起针落，从容不迫。

渐渐地，在那块巨大的红绸上，一条金色的巨龙，和一只五彩的凤凰，开始慢慢显现出它们的真容。

那龙，鳞甲闪烁，龙爪刚劲，双目炯炯有神，仿佛下一秒就要破布而出，搅动风云。

那凤，羽翼华美，翎羽层层叠叠，色彩绚烂至极，仪态高贵典雅，引吭回眸间，尽是王者之气。

最绝的是，我妈在绣龙凤的眼睛时，只用了最简单的一针。

但就是那一针，仿佛注入了灵魂。

“这叫‘点睛’。”我妈告诉我，“画龙画虎，最难画骨。刺绣也一样，最难的，是绣出那个‘神’。”

我看着那栩栩如生的龙凤，彻底被震撼了。

我终于明白，王校长为什么在看遍了所有广告公司的样品后，还是不满意。

因为机器打印出来的东西，无论多么精美，都只是冰冷的像素和线条的组合。

而我妈手里的这件作品，它是有温度的，有生命的，有灵魂的。

它凝聚了一个手艺人几十年的心血、智慧和情感。

这是任何机器都无法替代的。

就在横幅即将完工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张老师又来了。

他带来了我的档案。

那张白纸黑字的开除通知单，已经被抽了出来，换上了一张学校的嘉奖令，表彰我见义勇为的行为。

张老师把档案袋递给我，笑着说：“卫东，回来上课吧。同学们都想你了。”

我接过那个薄薄的牛皮纸袋，心里却异常平静。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块红绸布，又看了看正在埋头刺绣的妈妈。

那个曾经我无比渴望回去的校园，此刻，似乎对我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我对我妈说：“妈，我……我不想回学校了。”

我妈停下了手里的针，抬起头，静静地看着我。

我鼓起勇气，说出了我心里的话：“我想跟你学手艺。”

第七章 红绸上的尊严

我妈看着我，看了很久。

她的眼神里，有惊讶，有欣慰，还有一丝我当时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张老师在一旁急了：“卫东，你别犯傻啊！你妈的手艺是好，可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这是手艺活，能当饭吃吗？你回学校，拿到毕业证，进个大工厂，当个技术员，那才是正道！”

张老师说的是当时所有人的共识。

九十年代末，国企改革的浪潮已经席卷了我们这座老工业城市。

曾经被视为“铁饭碗”的工厂，开始变得不再稳固。下岗，成了悬在每个工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人们开始崇尚文凭，崇尚技术，觉得那才是未来的保障。

像我妈这样的传统手艺，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是落日余晖，虽然美丽，却注定要被时代淘汰。

我妈没有理会张老师的劝说，她只是问我：“你想好了？”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想好了。”

“学这个，苦，而且穷，一辈子可能都发不了财。你也不怕？”

“不怕。”我看着她的眼睛，无比坚定地说，“我觉得，做这个，心里踏实。”

我妈笑了。

那是她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真正地笑。皱纹在她的眼角舒展开来，像一朵绽放的菊花。

“好。”她只说了一个字。

然后她对张老师说：“张老师，谢谢你的好意。孩子的路，让他自己选吧。”

张老师看着我们母子俩，摇了摇头，叹着气走了。他大概觉得，我们俩都疯了。

半个月后，那条凝聚了我妈无数心血的龙凤呈祥横幅，终于完工了。

当它被彻底展开的那一刻，整个房间都仿佛被点亮了。

那已经不是一条简单的横幅，而是一件艺术品。

王校长亲自带人来取。

当他看到成品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呆住了。他张着嘴，围着横幅转了一圈又一圈，伸出手想摸，又不敢摸，生怕自己的触摸亵渎了这件作品。

“神了……真是神了！”他喃喃自语，眼睛里放着光。

最后，他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我妈。

“张师傅，这是我们学校的一点心意，您辛苦了。”

我妈没有接。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材料费和她这半个月的工时费，精确到角。

“王校长，我不是卖艺的。我是一个工人。”她说，“我凭手艺吃饭，该拿多少，就拿多少。一分不多要，一分也不少拿。”

王校长拿着那张单子，再看看手里的信封，脸上露出了深深的敬佩和一丝愧疚。

他郑重地对我妈鞠了一躬。

“张师傅，我受教了。”

几天后，省里的检查团来到了市第二技校。

那条龙凤呈祥的横幅，就挂在学校最显眼的大门口。

据说，检查团的领导里，有一位是懂行的。他站在这条横幅下，足足看了十分钟，赞不绝口。

他问王校长，这是哪位大师的作品？

王校长挺直了胸膛，无比自豪地回答：“这不是什么大师的作品。这是我们这座城市，一位普通的纺织女工的作品。”

市第二技校，因为这次迎检的出色表现，顺利地升级成了省级重点技工学校。

王校长的位置，也坐得更稳了。

而我，李卫东，则正式告别了我的学生时代，成了一名学徒。

我的师傅，是我的母亲，张兰。

我的课堂，就在那个用布帘隔开的，小小的工间里。

我的课本，是那些五彩斑斓的丝线，和母亲那双布满老茧，却又无比灵巧的手。

我的人生，在那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弯。

但我的心里，却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安宁。

因为我知道，我找到了一条真正属于我的，能够让我一辈子都挺直脊梁骨的路。

第八章 我妈是张兰

时间一晃，就是十几年。

这座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家所在的铁西区，那些曾经冒着浓烟的巨大工厂，一个接一个地沉寂了下去。高耸的烟囱不再呼吸，宽阔的厂房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商品楼。

红旗纺织厂，也没能幸免。

它在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浪潮中，最终还是没能撑下去，宣告了破产。

我妈，和成千上万的老工友一样，成了一名下岗工人。

她拿到了一笔微薄的遣散费，从此告别了她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

很多人都说，张兰的时代，过去了。那个靠一门手艺就能赢得尊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我知道，他们错了。

我妈下岗后，并没有消沉。

我们用那笔遣散费，在家附近租了一个小门面，开了一间小小的刺绣工作室。

名字很简单，就叫“张兰刺绣”。

起初，生意很冷清。

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已经很少有人会愿意花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去等待一件手工刺绣的作品。

但我和我妈，都不着急。

我们就像过去一样，每天安静地坐在绷架前，一针一线，绣着我们心中的山水、花鸟。

我妈的手艺，经过岁月的沉淀，愈发精湛。她的作品，少了一丝匠气，多了一份返璞归真的淡然。

而我，经过十几年的磨练，也终于能独当一面了。

渐渐地，开始有人慕名而来。

有的是真心喜欢这门老手艺的收藏家，有的是希望能为自己定制一件独一无二嫁衣的新娘，还有一些国外的设计师，他们从我妈的作品里，看到了东方美学的神韵。

我们的工作室，慢慢地有了名气。

但我们始终坚守着我妈定下的规矩：不接急活，不接流水线的活，每一件作品，都必须是我们自己亲手完成的。

我们赚的钱不多，但足够我们过上安稳、体面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安宁的。

有一年，王校长退休了。

他退下来之后，反而经常到我们的小店里来坐坐，喝杯茶，看看我们绣花。

他变得像个和蔼的邻家老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官气。

有一次，他看着我妈飞针走线的样子，感慨地说：“张师傅，我这辈子，佩服的人不多，您算一个。当年，是您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什么叫‘尊严’。”

我妈笑了笑，说：“王校长，你言重了。我就是一个工人，我只知道，人得凭良心做事。”

后来，市政府要筹建一个工业博物馆，专门派人来找我妈，希望能收藏她当年的作品，并且请她担任博物馆的特约顾问。

来的人里，有一个年轻的干部。

他看着我妈，很客气地问：“请问，您是哪位？”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想起了很多年前，王校长在办公室里问我的那句话。

我走上前，扶着我妈的胳膊，看着那个年轻的干部，平静而自豪地说：

“她不是哪根葱。”

“她是我妈，她叫张兰。”

来源：大气花猫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