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51年7月10日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时断时续，跌宕起伏。正如彭德怀所说：“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它不能不是一场异常尖锐复杂的，长期的军事和外交交织着的斗争。”

从1951年7月10日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时断时续，跌宕起伏。正如彭德怀所说：“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它不能不是一场异常尖锐复杂的，长期的军事和外交交织着的斗争。”

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无力突破三八线向鸭绿江进犯。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不是亚洲，头号敌人是苏联而不是中、朝。美国国内反战呼声高涨，美国政府内部、美国和其盟国之间的矛盾加剧。面对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杜鲁门不愿在朝鲜继续打旷日持久、消耗巨大、无望取胜的战争，迎合了主和派设法尽早脱身的主张，调整了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免去了叫嚣把战火扩大到中国的麦克阿瑟，谋求与中、朝进行停战谈判。

由于中、朝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1951年5月30日，美国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请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转达：“要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

6月3日，中国驻朝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陪同金日成首相到达北京，同中国领导人深入讨论战局、作战与停战谈判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指出：（一）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我们同意首先解决朝鲜的军事停战问题，条件是恢复1950年6月25日前的战前状态，作战双方从三八线撤出同等地带，脱离接触。（二）命令参战部队，在谈判期间如遇敌人进攻必须大举反攻，将其击败。

随即，中央派高岗陪同金日成前往莫斯科，与苏方进行商谈。1951年6月23日，马立克发表《和平的代价》演说。27日，美国驻苏大使寇克拜见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苏、中、朝正面回应了杜鲁门寻求和谈的试探。30日，接替麦克阿瑟的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声明：“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我在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回应了李奇微的声明，启动了朝鲜军事停战谈判。

1951年7月初，中、朝、苏三方商定：由毛泽东领导我方朝鲜停战谈判，遇重大问题由中、朝两党或中、朝、苏三党协商决定，具体工作由周恩来负责。

7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决定，派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组建中方谈判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主要来自外交部、新华社、中央机要局等部门，部分来自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在第一线秘密指导我方谈判，二人对外不公开露面。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对外称代表团为“工作队”，称李克农为“李队长”，称乔冠华为“乔指导员”。李克农、乔冠华启程之前，毛泽东同他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了意见。

7月8日，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各派3名联络官在开城会晤，讨论会谈的具体安排。中朝方面，中方联络官为柴成文，朝方联络官为张春山、金一波。双方商定了谈判日期，确定双方谈判代表各由5名军人代表组成。我方首席代表为朝方的南日大将，4位代表分别为中方的邓华将军和解方将军、朝方的李相朝将军和张春山将军。之后，边章五将军、丁国钰将军先后接替了邓华，柴成文将军接替了解方。

7月26日，中方代表团成立了党委，李克农任书记，邓华、解方、乔冠华、柴成文为委员。柴成文为我方代表团秘书长。代表团设秘书处、参谋处、新闻处、行政处和通信、机要等机构。

谈判前，李克农召集我方代表团制定了谈判的原则、步骤、策略，邓华准备了发言稿。谈判开始后，他们始终用电台与党中央保持直接联系。每天谈判结束，由李克农召集、乔冠华执笔，我方代表团领导班子在一起交换意见，研究下一步对策，及时将当日情况向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汇报。党中央数小时后回复电文，代表团根据中央指示拟写我方次日的谈判发言稿，每天往来文件十几份。代表团每天工作环环相扣、紧张有序、夜以继日，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大家只能在等中央回复到来之前休息数小时。

到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时，中方代表团人数已从最初的20余人增加至430余人，面对紧张、繁重、艰苦的工作，形成了一个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战斗集体。李克农由于过度劳累旧病复发，数次发生危险，幸亏抢救及时才幸免于难。党中央派伍修权到开城接替他的工作，但李克农说“临阵不换将”，仍坚守工作岗位，连父亲去世也未回国料理丧事，只能在异国他乡含泪向祖国方向祭拜。

中朝代表团成立之初，双方人员之间缺乏了解，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矛盾和争执。李克农分别找相关人员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中朝战友很快便握手言欢，成为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关系融洽的朋友。在开城谈判期间，李克农家中传来孙子平安出世的喜讯，朝鲜南日大将给孩子起名时说：“他是爷爷战斗在开城时出生的，为纪念朝中人民友谊，就取名叫开城吧。”众人称妙，李克农也笑着点头，后来孩子名字取其谐音为“凯城”。

1951年，中朝方谈判代表团在开城。左三起：李克农、解方、邓华、乔冠华

关于停战谈判的地址，李奇微于1951年6月30日提议：“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金日成、彭德怀于7月1日答复：建议会晤地点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经商议，双方决定：谈判地点选在开城市西北2公里的来凤庄。开城市是朝鲜历史悠久的特级市，当时为我方控制区域。来凤庄设为谈判会场的中立区，由我方负责会议的安全保卫。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带领志司参谋紧张地布置警卫工作。

7月10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谈判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双方出场的将军是战场上打红了眼的对手，怒目相视的情绪难以平静，连手都不握，一坐下来就切入主题。美方企图在谈判桌上谋求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一开始就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甚至狂妄宣称“让炸弹、飞机、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经过20多天的谈判，双方仅在议程上达成协议，实质性问题一个也未谈成。

8月19日早上6时，负责安全警卫的中朝方面的军事警察姚庆祥排长率领战士，在会场中立区我方的山坡上巡逻。美、李方30余名军人非法潜入，从树丛中向姚庆祥一行射击，走在前面的姚庆祥左腿受重伤。姚庆祥如果用冲锋枪还击，至少也能干掉十几个敌人。但他严守协议规定不开枪还击，命令战士不要管他，赶快隐蔽、撤离。美、李方企图将姚庆祥拖过河界，造成我方入侵的假象。姚庆祥宁死不屈，怒视用枪口顶着他额头的敌人。他们残忍地杀害了姚庆祥，还无耻地抢走了他身上的物品。上午8时，双方联络官共同实地调查后，我方提出强烈抗议，美方在事实面前张口结舌。

8月22日22时，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侵入开城会场中立区，在我方代表团驻地附近投下汽油弹、杀伤弹，并用机枪扫射。我方向世界揭露美方的挑衅行为，要求美方联络官现场调查。开始美方态度十分恶劣，后来面对弹坑、弹片哑口无言。我方联络官柴成文奉命通知对方：23日会议停开，要求美方对此作出处理。停战谈判中断。

我方代表团按照彭德怀的指示，“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美方则是打了想谈，谈了想打，“想打时横施压力，想谈时又羞羞答答”，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绞杀战”，以及卑鄙的“细菌战”。谈判的决定因素在战场，美方经过战场上的较量惨遭可耻失败，迫于压力再次回到谈判桌前。

9月，美方数次为轰炸我中立区事件道歉；10月7日，又提出改变会址的建议。我方严肃地指出，“破坏开城中立区协议的事件决不是迁移会址所能抹去的”，同时建议将会场移至板门店。23日，双方联络官达成关于板门店会场等通道的安全协议。25日，停战谈判恢复，会址移到开城市郊板门店。当时的板门店只是一个简陋的车马店，没有像样的建筑，临时搭起一座军用帐篷作为谈判会场。

进入实质谈判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划分军事分界线。我方建议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退5公里建立非军事区。但美方无理要求分界线由三八线向北深入朝鲜境内20～60公里，妄图多获得1.2万平方公里土地。美方强词夺理，我方据理驳斥，双方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美方首席代表乔埃提出了“海空优势补偿论”的强盗逻辑，即所谓军事分界线的划定要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美方的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得到补偿。我方代表解方立即反驳说：你方说你海空军强，我方说我陆军强，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就把你们赶下大海了，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我们在这里开会不是来夸耀自己的军事力量、叫嚣战争，而是来谈判停止战争的。

美方又提出索要开城，理由一是为“防卫汉城（今首尔）”，二是开城曾“不在你们手中”，三是很容易再拿过来。解方驳斥道：你们曾借口“防卫”，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这种论据是说不通的。你们两个多月前不愿在开城谈判，理由是开城在我们手中，难道是信口开河吗？你们在“秋季攻势”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不得已绕过开城，就是你所说的“很容易再拿过来”吗？……经过几场唇枪舌剑，美方并不甘心，尤其是李承晚认为开城是开国之城，强烈要求索要。于是美军再次武力夺取开城，结果仅1个多月后又被我军歼灭1万余人，只能被迫放弃开城。

美方无计可施，便用“拖”的方式胁迫我方就范。南日将军关于分界线问题发言后，美方代表乔埃理屈词穷，拒不理睬。会场沉默了一个小时，谈判陷入僵局，双方代表出现了焦虑情绪。我方秘书长柴成文离开会场，前往百米外的一间民房，问李克农怎么办。李克农从容坚定地指示：“坐下去。”柴成文回到会场，将写有“坐下去”的纸条在我方代表中不露声色地传递，我方代表立刻精神倍增、针锋相对地坐着。沉默了132分钟后，乔埃终于忍无可忍地宣布：休会、退席！

毛泽东提出将三八线与当时战线联系起来，将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联系起来的具体考虑。李克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分析研究，提出了“第三调整方案”和“就地方案”：将军事分界线调整为当时的实际接触分界线，双方各自后撤2公里为非军事区。这样双方互有进退，各方撤退区域大致相当，而且我方所占的西线多为平原、交通发达、物产丰富且有古都开城，比对方所占的东线贫瘠山区条件优越得多。这个方案得到了毛泽东和金日成的同意。

中共中央给谈判代表团的方针是：“争取和，不怕拖。坚决回击，留有余地。”代表团一方面坚决回击敌人的挑衅，义正词严地驳斥敌人的无理要求，充分揭露敌人破坏谈判的丑恶面目；另一方面，则以极大的耐心和灵活的方式，引导谈判向前发展，向世界人民表明我们的和平诚意。11月22日，双方终于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原则协议。美方表面上同意，暗地里却派兵企图夺取更多地盘。我军与敌人展开拉锯战，连夜夺回阵地。

从23日起，双方参谋人员按照实际接触线的坐标方位，划分确定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的南北缘。我方根据志愿军司令部提供的战场最新情况，一平方公里土地、一座山头、一条小溪都据理力争、稳扎稳打。对方时而怒气冲冲地大嚷，时而耍点小花招狡辩。27日，双方参谋人员在大比例尺的地图上画出了一条共同认可的军事分界线和一片非军事区。

1951年12月11日，谈判开始讨论关于战俘安排问题。这项议程原本并不复杂，只需按照国际惯例执行《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即可，而且美国也是该公约的缔约国。但美方出于政治目的，采取各种手段拖延、破坏这项议程的谈判，致使遣返战俘谈判谈得十分艰难，谈判再次中断，濒临破裂的边缘。

我方主张战俘有多少就交换多少，双方在最短期限内释放并遣返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确保优先遣返重伤病的战俘，协助流离失所的平民返回家园。美方凭借手中的战俘数量多，提出了“一对一交换”方案。双方交换战俘名册统计：我方提供的敌方战俘为11559人，敌方提供的我方战俘为132474人。美方从数字上认为吃亏了，无耻地向我方提出仅遣俘8.3万人，企图扣留20%的朝方战俘和68%的中方战俘。对方战俘比我方少的原因是：1.朝方南进时，俘虏的部分南朝鲜军人已加入朝鲜人民军。2.美军北侵时，掳走大批平民与人民军人员。3.我军实行优俘政策，在战场上释放过数批“联合国军”战俘。我方坚决反对美方“一对一交换”提议，称其完全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第118条规定：“战争结束后，战俘应毫不迟延地积极遣返。”

美方又提出“将战俘假释而不遣返”“自愿遣返”的提议，企图将战俘扣留在其控制的地区，使他们无法回到原来的部队，用以证明“共产党统治的破产”。1951年秋，美方为了逼迫我方战俘遣返到台湾，从南朝鲜和台湾调来大批特务到战俘营任教官和管理人员。特务逐个“甄别”我方战俘，强迫他们参加“反共抗俄救国团”，逼迫其在拒绝遣返的“自愿书”上按手印。反抗者被特务在胸前刺上“反共抗俄”的文身，惨遭非人的待遇。战俘们终日在腥风血雨中挣扎，接连发生流血事件。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发生了中朝战俘反抗迫害的“杜德事件”，美方没有达到往中朝方面脸上抹黑的目的，全世界也看清了美方的险恶用心。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国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很明显，有人曾对战俘进行威胁或施压力。”“人们不会再相信美国所谓战俘不愿意回到他们祖国的说法了。”

我方坚持《日内瓦公约》，揭露美方残害中朝被俘人员的事实。1953年4月11日，双方签订了遣返病伤战俘的协定。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亲自安排医疗队、汽车团等接收我方伤病被俘人员，妥善治疗与安置。

停战后，战俘交由中立国遣俘委员会看管，我方战俘中有的冲出牢笼回到祖国怀抱，有的留在志愿军工作。美方见势不妙，竟不顾我方强烈抗议，悍然将剩余的战俘扣留，押送到台湾。

军事分界线问题解决后，停战谈判进入停火休战的具体条款安排阶段。毛泽东指示：原则要坚持，策略要灵活。只要涉及朝鲜人民的主权问题，我们决不让步。李克农提醒我方代表：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敌人可能设置种种障碍，谈判将又是一次难缠的战斗。

我方提出：停战协议签字5天内，双方以军事分界线为界撤走武装力量。美方竟然提出：停战后美方仍可到朝方空中和地面自由观察，在朝方部分岛屿和海面保持武装力量，禁止朝鲜在自己的国土上恢复机场和航空设施。美方代表滕纳叫嚣：“我们有充分的军事力量阻止你们修建机场。你们把飞机场修好了，我给炸掉，你再修，我再炸！”

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休想得到。我方代表解方义正词严地指出：朝鲜在自己的境内修建飞机场，是朝鲜的内政和主权，一切外国势力都无权干涉。过去你们可以随便飞来几架飞机，开来几条军舰，就可以把人吓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有什么本事都拿出来吧！你们永远得不到使用军事力量得不到的东西！必须把我们争议的问题公之于世，让世界人民知道谁在拖延朝鲜停战谈判。

谈判双方划定军事分界线

谈判的同时，志愿军组织了一次渡海作战，解放了敌占岛屿。美方被迫放弃限制朝方修建飞机场等主张。我方为表达诚意，在个别问题上也作了让步：放弃提名苏联为中立国的建议，同意邀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4国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报告。

我方提出：“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协议签字后，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军事部队、军事人员、战争装备和弹药。”只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整个朝鲜全境，才能不再爆发敌对行动，才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保证。

但是美方拒绝将撤军问题列入谈判议程进行讨论，称撤军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停战问题。其目的是使朝鲜北方安全没有保证，经济不能恢复，继续干涉朝鲜半岛的内政，保持其长期分裂。

毛泽东指出：“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停战后，中方军队早已从朝鲜全部撤出，但是美军至今仍在韩国掌控军事基地，驻守数万军队。

朝鲜停战谈判的初期，对方代表团除一名南朝鲜代表外都是美国将军，其首席代表先后是美军的乔埃与哈里逊。南朝鲜李承晚极力反对朝鲜停战谈判，要求美军占领朝鲜全境，甚至从谈判代表团撤回唯一的代表崔德新，并叫嚣“在必要时单独作战”。

1953年4月，中断半年之久的谈判重新恢复。6月8日，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签字指日可待。17日，李承晚无耻地破坏停战谈判，将2.7万余名朝鲜战俘强行编入南朝鲜的武装部队。彭德怀主张再打一仗，以打击李承晚破坏停战谈判的行径。毛泽东指示：签字必须推迟，再歼李承晚军万余极为必要。7月13日，志愿军发起金城战役，歼敌5.3万余人，收复阵地160平方公里，李承晚部被打得老实了。

7月26日是停战协定签字的前一天，中朝工程技术人员在板门店建起一座具有朝鲜民族特色的木结构大厅。李克农分析认为：李承晚在中朝军队打击和美军安抚下被迫接受停战，不能保证他在板门店签字时不搞破坏，造成严重后果。他提议：采用谈判双方首席代表到现场签字后立即生效，然后按照程序送给双方最高指挥官签字、批准、互换文本的办法。李克农的“送签妙计”得到了中方、朝方、美方的同意，看来美方对李承晚也不放心。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举世瞩目的签字仪式在会谈大厅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00余名记者专程到此报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大厅中央摆放着用朝、中、英三种文字书写的《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共18份文本。中朝方首席代表南日、“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12小时后朝鲜全线停火。次日，18份文本分别送往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首相府签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开城来凤庄签字，“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字。南朝鲜方面没有签字。

朝鲜停战谈判历时750天、2移会场、5次中断，召开大会58次、小会733次，终于落下帷幕。周恩来说：朝鲜停战谈判的成功，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中朝人民的亲密合作，归功于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归功于李克农带领的谈判代表团在会场上的斗智斗勇。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