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第二章（一）根本指导原则】

摘要：在确立了“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最高哲学本体后，我们面临着如何在现代科学与社会实践中，使其既扎根中华文明沃土，又具备坚实科学基础与时代生命力的核心命题。答案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并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度结

第二章根本指导原则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度结合）

引言

在确立了“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最高哲学本体后，我们面临着如何在现代科学与社会实践中，使其既扎根中华文明沃土，又具备坚实科学基础与时代生命力的核心命题。答案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并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度结合。

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承古开今、融汇中西的宏大系统工程。它既要完成对传统心理思想的现代化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更必须拥有指引方向的“定盘星”与“导航仪”——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我们理解心理本质、探索发展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两个结合”，是中国心理学确立其“自主”性、树立“自信”并实现“自强”的根本前提。

因此，本章将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从元理论、人性论、方法论与实践论四大层面，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科学灵魂、奠定实践基础、确立人民立场、指明发展方向，使其真正成长为一门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科学。

第一节哲学基础的契合与升华

（辩证唯物主义与“天人合一”的系统性对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两种具有宏大叙事能力与深刻实践品格的思想体系，在关于世界本质、存在方式及发展规律等根本性问题上，存在着深层次的共鸣与互补。这种哲学层面的深度对话与创造性融合，构成了中国心理学元理论最深厚的基石，使其既超越了西方心理学的某些理论困境，又焕发出新的时代生命力。

（一）物质统一性与“气”的连续体：超越心物二元论的理论基石

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在于，世界本质上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这一根本立场，为中国心理学确立心理活动的物质性基础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支撑。

1. “气”作为物质性的连续存在形式：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气论”，将“气”视为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一种流动的、连续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物质-能量-信息流。这与古代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有相通之处，但因其表述的直观性与模糊性，往往被误解为神秘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物质观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对“气”进行更为精确的现代哲学与科学阐释：“气”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体现了物质的连续性、运动性、功能性属性，是构成一切生命与精神现象的基础实体。在心理学语境下，“气”是生命活动（包括心理活动）的根本动力与载体。思维、情感、意志等一切心理过程，都可以被理解为“气”的聚散、升降、开阖、出入等特定运动形式的外在表现。例如，集中的思维是“气”的聚焦与有序循行（“心之官则思”）；强烈的情绪是“气”的剧烈动荡与失衡（“怒则气上，喜则气缓”）。

这一阐释，既坚持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肯定了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又避免了西方心理学史上长期困扰的“心物二元论”难题，为构建“形神合一”、“身心一如”的心理学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哲学依据。

2. 意识能动性与“神”的主宰作用：马克思主义在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的同时，充分肯定并科学地阐述了意识的能动反作用。人能够通过意识活动认识世界规律，并运用这种认识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一点与中国心理学中“神”的概念高度契合。

“神”作为生命活动的主宰与最高统帅（“心藏神”、“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具有统御“精”、“气”的功能。一个“神旺”、“神定”的人，表现为意识清晰、思维敏锐、意志坚定、情感稳定，能够有效地调控自身的心理状态与生理活动，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改造世界。这正体现了意识（神）对物质（精、气、身体）的强大反作用。将意识的能动性置于“气”的物质基础之上来理解，我们就能够科学地解释为何心理修养（如正心、诚意、养神）能够导引气血、影响身体机能（修身），从而实现“性→心→身”的自上而下的、自觉的生命调节路径。

（二）普遍联系与整体论：构建系统性的心理学范式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任何事物都同其他事物处于一定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这一核心观点，与中国“天人合一”思想中将天、地、人视为一个相互感应、相互作用的巨系统的整体观不谋而合，并为其注入了更为严谨的科学系统思维方法。

1. 从“天人同构”到“社会-自然-心理”复合系统：“天人合一”观念中的“天人同构”与“天人同律”，揭示了人与自然宇宙在结构模式和运行规律上的统一性与同源性。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观点，要求我们将这种统一性置于更广阔、更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考察。个体的心理，不仅与自然环境（天时、地利、气候）相通相感，更深植于由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伦理规范（人道）所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之中。

因此，中国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绝不能是孤立的、抽象的心理“原子”或“模块”，而必须是处于“自然-社会-心理”动态复合系统中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例如，研究当代中国青年的焦虑现象，必须同时考察快速的社会变迁与竞争压力（社会维度）、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变化（自然维度）以及个体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认知情感模式与价值追求（心理维度）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2. 整体论对还原论的超越与整合：西方主流心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深受还原论影响，倾向于将复杂的心理现象分解为更基本、更简单的元素（如神经元放电、基因表达、认知加工模块）进行研究，期望通过理解部分来最终理解整体。这种方法在揭示心理活动的微观机制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其局限性在于往往“见树不见林”，难以解释心理作为生命整体所“涌现”出的特性，如意义感、价值追求、文化认同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与系统整体观，从哲学高度强化了中国心理学整体论的主张，强调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整体的性质与规律不能由其组成部分的性质简单推导出来。

基于“身-心-性”三层一体模型，一种抑郁症就不仅仅被看作是大脑神经递质（如五-羟色胺）的失衡（身/精层面），也不仅仅是消极认知图式与情绪低落（心/气层面），它很可能与个体深层的意义感丧失、价值迷茫、人生目标缺位（性/神层面）密切相关，且这三个层面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有效的心理评估与干预必须是整体的、系统的，需要从精、气、神三个层面进行综合考量与协同调节，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线性思维。

（三）矛盾运动与“阴阳-五行”模型：揭示心理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它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根本规律，为我们理解和阐释中国“阴阳-五行”模型所蕴含的心理动力学内涵，提供了至为关键的哲学钥匙。

1. “阴阳”作为基本的矛盾范畴：“阴阳”学说揭示了一切事物内部普遍存在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基本方面或属性，如兴奋与抑制、紧张与松弛、消耗与恢复、理性与感性、动与静等。心理健康并非意味着没有矛盾，而是表现为“阴平阳秘”的动态平衡状态，即矛盾双方在相互斗争、相互依存中达到的相对稳定与和谐。心理问题的产生，往往源于阴阳的偏盛偏衰、失调失序。例如，过度焦虑、躁狂可视为“阳亢”（兴奋、紧张过程占绝对优势）而“阴虚”（抑制、滋养功能相对不足）的表现；而抑郁、冷漠则可能表现为“阳郁”（生发、兴奋之气被遏制）和“阴浊”（代谢废物、消极情绪积聚）。心理调节与治疗的本质，就在于运用各种方法（如认知调整、行为激活、药物调理、呼吸导引、修养工夫）来扶助不足、抑制过亢，恢复阴阳之间的动态平衡与和谐统一。

2. “五行”作为矛盾系统的复杂互动网络：如果将“阴阳”视为一对最基本的矛盾范畴，那么“五行”则描绘了一个由多重矛盾（木、火、土、金、水及其所代表的功能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模型。五行之间的“生、克、乘、侮”关系，深刻揭示了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矛盾运动规律。

（1）相生（促进、资生）与相克（制约、抑制）：体现了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统一。没有相生，事物就没有发展的动力与源泉；没有相克，事物就失去平衡的机制与秩序，会导致某一方面的过度发展而崩溃。例如，认知功能（土）对过度情感（水）的反思与调节，是“土克水”的一种表现；而积极情感（火）对意志行动（木）的激励与推动，则是“火生土”的体现（此处意志行动需认知参与，属土）。

（2）乘（过度克制）与侮（反向克制）：体现了矛盾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时出现的异常病理状态。例如，长期、过度的思虑（土过），不仅本身功能失调，还会过度克制肾水（代表能量储备与先天之本）系统，导致精力耗竭、记忆力下降、恐惧易惊（土乘水）；而当肾水（能量）严重不足时，又会反过来反向制约、欺凌脾土（认知运化）的功能，使思虑更加粘滞难解、注意力无法集中（水侮土）。这完美地解释了为何慢性焦虑或神经衰弱患者常伴有严重的疲劳感和认知功能下降。

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使“阴阳-五行”模型从一个描述性的、类比的分类系统，升格为一个解释性的、动态的心理系统动力学模型，为分析复杂的心理失衡现象、预见其发展转归、以及制定系统性的平衡与调节策略，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工具与实践指南。

第二节人的本质的科学阐释

（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心性论的创造性融合）

对人性的基本假设，是任何心理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与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深刻论述，与中国传统心性论的丰富智慧相结合，共同塑造了中国心理学人性论的独特面貌，使其既充满理想主义的人文关怀，又具备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基础。

（一）人的现实性与社会性：在具体关系网络中定位心理现象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经典论断，为中国心理学奠定了关系本位而非个体本位的理论基石。

1. 对抽象个人主义的超越：西方现代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个体主义预设之上，将人视为独立的、自足的、边界清晰的实体，心理学的核心任务多是探究个体内部的加工过程与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则深刻地揭示，人从来都是社会关系中的人，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就无法理解现实的人及其心理。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只有在其所处的具体社会关系（如家庭、阶级、民族、国家以及各种社会组织）中，才能得到真切的理解与合理的解释。这与中华文化强调人伦日用、关系和谐、群己统一的传统内在契合。因此，中国心理学天然地、必然地关注人情、面子、缘分、孝道、集体认同、家国情怀等关系性、社会性心理现象。它研究的不是抽象的“自我”，而是处于“五伦”等关系网络中的、具体的、现实的“关系中的自我”。

2.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经济基础、阶级结构与社会矛盾，从根本上决定着该时代人们普遍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情感模式和思维方式（即社会意识）。例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意识的普遍增强、效率观念的显著提升、创新精神的鼓励倡导，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焦虑感、不确定性压力、对成功与财富的复杂心态，都是特定“社会存在”在“社会意识”（包括社会心态与个体心理）层面的深刻反映。中国心理学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各种社会存在的变化对国民心理的深远影响机制，从而为科学引导社会预期、有效疏导社会情绪、培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社会心态提供学理依据与对策建议。

（二）人的实践性与“知行合一”：在行动中锤炼与发展心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标志。人通过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包括感知、思维、情感与能力。这一观点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知行合一”的工夫论和王阳明的“事上磨练”说，形成了深刻的共鸣与互证。

1. 实践是心理发展的根本途径：中国心理学中的“修养”或“工夫”，绝非静坐玄思、闭门造车，而是贯穿于生命全部领域的、自觉的、系统的实践过程。儒家的“礼”（行为规范与仪式）、“义”（道德抉择与行动），道家的“导引吐纳”（身体实践与能量调节），医家的“食疗针灸”（医疗实践与生活调理），乃至日常的劳动生产、学习求知、艺术创作、人际交往，都是修养心性、变化气质的重要实践场域。正是在这些具体的、现实的实践中，个体的认知得以深化与检验、情感得以陶冶与升华、意志得以磨练与巩固、品德得以形成与体现。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与检验标准的思想完全一致。

2. “知行脱节”的心理病理学阐释：从实践的观点看，许多心理问题的产生与维持，恰恰源于“知”与“行”的脱离与分裂。例如，一个人可能在认知层面上明白许多道理（“知”），懂得应该宽容、应该积极，但在真实的情感体验和行为选择上却无法做到（“行”），这种认知、情感、行为之间的分裂与冲突，本身就是内心痛苦和适应不良的重要来源。中国心理学的治疗智慧，高度重视通过引导实践来整合身心、化解冲突。

无论是儒家的“集义所生”（通过持续的道德实践培养浩然正气），还是道家的“事上磨练”（在具体事务中修炼无为之心），都强调在真实的行动中体悟道理、转化情绪、坚定意志，恢复“知行合一”的生命本然状态。这为现代心理治疗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启示：心理咨询与治疗不能仅仅停留在“谈话”层面，必须创造性地引入各种形式的实践环节（如行为作业、劳动疗法、艺术表达、社会服务、礼仪实践），让来访者在行动中实现认知重构、情感疏导与行为改变，在实践中重建生命的统一性与意义感。

（三）人的全面发展与“尽性立命”：确立心理学的崇高价值旨归

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宏伟目标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尽性”（充分发挥与实现人的本性）、“立命”（确立人生的使命与价值）、“内圣外王”（修养自身、服务社会）的理想人格追求，在精神境界与价值指向上高度统一。

1. 全面发展的多维内涵与健康层次：“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仅指智力和体力的发展，更包括道德品质、审美素养、个性独特性、社会关系丰富性等各方面的充分、和谐与自由发展。这与中国心理学“身-心-性”三层一体模型所揭示的健康层次性与修养次第性完全对应、相互印证：

（1）身的层面（精）：强健的体魄、充沛的精力、协调的生理功能（“精足”）。

（2）心的层面（气）：健全的认知能力、丰富而稳定的情感品质、坚韧的意志力量、良好的社会适应（“气顺”）。

（3）性的层面（神）：澄明的本性觉知、崇高的价值取向、深刻的生命意义感、利他的精神境界（“神明”）。

真正的、高质量的心理健康，是这三个层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和谐统一与不断提升。中国心理学的目标，不仅仅是消除症状、减轻痛苦（治已病），更是要促进生命境界的不断升华与人格的持续完善（治未病、促发展），最终导向“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

2. 个体与社会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个人的自由只有在集体中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心理学继承并发扬了儒家“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强调个体的心理修养与人格完善，最终要服务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与国家发展。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必然是一个将个人价值融入社会价值、在服务集体与贡献社会中实现自我、成就大我的人。这为中国心理学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国家战略提供了内在的理论合法性与价值动力。它要求心理学工作者不能只盯着个体心理的“一亩三分地”，必须具备宏大的社会视野和深沉的历史责任感，积极思考心理学如何为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治理效能、凝聚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独特的“心理能量”与“心态基础”。

第三节立足中国大地

（心理学研究的现实基点与方法论原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中国心理学必须将研究的目光牢牢锁定在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实践、中国的人民之上，形成真正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范式与问题意识。

（一）聚焦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心理表征与调适机制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理解中国社会一切现象，包括心理现象的总背景、总根源和总依据。

1. “美好生活需要”的心理内涵深化：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和深入，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精神生活的丰富性、生命意义的充盈度提出了更高期待。在心理层面，这深刻体现为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尊严感、公正感、归属感、成就感等更高层次、更多元化心理需求的强烈渴望与迫切追求。中国心理学需要深入研究这些“软需求”的内在结构、形成机制、满足途径及其对个体幸福感与社会和谐的关键作用。

2.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心理影响与应对：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心理上会引发一系列严峻挑战。例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可能导致地域性的心态差异与社会认知偏见；城乡发展不平衡可能带来大规模人口流动中的身份认同焦虑、社会融入困难以及农村留守人群的心理关爱缺失；收入分配不平衡则直接关联到社会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的普遍程度，影响社会信任与凝聚力；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可能引发价值观冲突与意义感危机。中国心理学需要精准识别这些因发展问题而产生的特定心理压力源与风险群体，并研究如何通过科学的心理疏导、有效的社会支持、精准的政策干预等方式进行预防与调适，促进社会心态的理性平和、积极向上，为破解发展难题贡献心理学智慧。

（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心理基础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五大特色为中国心理学提出了崭新的、极具时代性与挑战性的研究课题与实践方向。

1.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宏观心理治理：超大规模的人口意味着社会心态的极端复杂性、多样性和巨大的乘数效应。中国心理学需要大力发展宏观心理学、社会心态研究和计算社会科学方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监测社会心态的宏观变迁规律，研究网络舆论形成与演变的群体心理机制，探索在超大规模社会中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情绪调节和心态引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实现“精准识态、科学导态、有效治态”。

2.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与心态平衡引导：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命题、政治命题，也是深刻的心理命题。在“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引导先富群体增强社会责任感与公益精神，如何增强后富群体的发展信心、内生动力与奋斗精神，如何在整个社会培育与共同富裕目标相适应的公平观、财富观、奋斗观、共享观，避免“仇富”心态与“躺平”心态等社会情绪的滋生与蔓延，是中国心理学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3.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与价值秩序重塑：现代化进程中容易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观念，导致物质丰富而精神空虚的“现代病”。中国心理学的任务是，积极探索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情感、认知图式与行为自觉，如何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滋养心灵、提升境界、安顿精神，如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坚实丰盈的精神家园。

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生态人格培育：基于“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中国心理学应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心理学，研究中国人的自然观、环境态度、亲环境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探索如何通过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生命教育和修养实践，培养具有生态意识、敬畏自然、热爱生命、乐于过简约低碳绿色生活的生态人格，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道路提供坚实的心理支持与人格基础。

5.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全球心态养成：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交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国心理学需要研究如何培育国民开放、包容、自信、负责的大国心态。既要反对崇洋媚外，也要反对狭隘排外；既要保持坚定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又要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与人类情怀，善于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而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营造良好的国内国际心理环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社会心理基础。

（三）坚持人民主体的价值立场与研究范式创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立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心理学必须坚持人民性这一根本价值立场，确保其知识生产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

1. 研究成果为了人民：中国心理学的研究选题、理论建构与价值评判，应以是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否服务于人民的心理健康促进与生命境界提升为最终标准。它的知识产品不应是象牙塔中的精致摆设或少数人的智力游戏，而应该是能够惠及亿万民众、提升全民心理素养、助力实现人民幸福的公共福祉。

2.研究过程依靠人民：在研究方法上，要坚决反对“精英主义”和“专家至上”的倾向。中国心理学应当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和主体感受。要大力发展参与式行动研究、社区合作研究、叙事研究等质性研究范式，让研究对象不再是消极被动的“被试”，而是研究的积极参与者、合作者甚至共同创造者。例如，在社区心理服务模式探索中，研究者应与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共同设计干预方案，倾听他们的真实需求、生活智慧和反馈意见，使研究成果真正扎根于人民的生活实践。

3.知识体系回归人民：中国心理学的理论成果与实证发现，需要用人民群众听得懂、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进行传播和普及。要努力架起学术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将深奥的心理学智慧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心理素养知识与实用修养方法，通过大众读物、新媒体、社区讲座、学校课程等多种渠道，提升全民自我调适、自我修养、助人自助的能力，实现心理学知识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第四节实践路径

（在社会心理服务与治理中彰显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品格，要求中国心理学必须将其理论智慧转化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现实能力。以下四大路径，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心理学参与社会实践、贡献自身力量的主要方向与着力点。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理内化工程

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核心价值观，从社会倡导和政治要求，深度转化为个体的内在心理品质、情感态度和行为习惯，是一个复杂的、深刻的心理内化过程。中国心理学可以为此提供系统的方法论支持与操作化方案。

1. 与传统“五常”德目相衔接转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核心德目进行创造性的对接、互释与转化。例如，通过培养“仁爱”之心（仁）来滋养“和谐”、“友善”的社会氛围；通过践行“正义”之举（义）来支撑“公正”、“法治”的社会运行；通过学习与实践“礼仪”规范（礼）来体现“文明”的社会风尚；通过提升“智慧”明辨（智）来理解“民主”、“自由”的深刻内涵与实践边界；通过恪守“诚信”品格（信）来夯实“敬业”、“爱国”的情感与行为基础。这种衔接，使得核心价值观拥有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与清晰的心理维度。

2.设计融入日常生活的修养实践体系：基于中国心理学的修养方法论，设计一系列与核心价值观具体要求相对应的、可操作的“心理-行为”练习与修养程式。例如，通过“日行一善”、“社区志愿服务”培养“仁爱”与“友善”；通过参与社区议事、民主管理学习“民主”实践；通过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公共秩序体会“法治”精神；通过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事上磨练”践行“敬业”精神；通过家风建设、言行一致来传承“诚信”品格。使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从外在灌输变为内在的生发，从知识学习变为生命的体验。

（二）中国特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构建与深化

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心理服务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中国心理学应成为这一体系构建的理论主力军与技术策源地。

1.确立“治未病”的优先战略地位：体系建设的重心必须前移，立足于预防、促进和发展。在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广泛开展基于本土智慧的心理健康普及教育、心理素养提升活动和积极心态培育课程，如普及七情致病与调节知识、推广太极拳、八段锦等导引术、传授简易的静坐调息方法、开展生命教育与意义探寻活动，做到“防病于未然”，提升全民心理韧性与健康水平。

2.打造“多元协同、重心下移”的服务网络：建立由专业机构（医院、心理咨询中心）、社区组织、工作单位、学校、家庭、志愿者共同构成的立体化、网络化服务系统。专业心理工作者提供技术标准、专业督导、危机干预和复杂问题处理；社区和单位营造支持性环境，提供基础性心理服务与活动平台；家庭发挥情感港湾、早期识别和第一道防线的作用；经过培训的志愿者提供邻里关爱、初步陪伴和信息传递。形成“人人重视心理健康、人人参与心理服务、人人享有心理支持”的社会共同体局面。

3.开发“文化胜任”、以人为本的干预技术：系统挖掘、整理、研究并现代化转化“情志相胜”、“身心同调”、“意义重构”、“家庭调和”等本土化心理干预技术与智慧，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研究，并通过严格的实证检验其有效性。进而，将这些技术有机融入现代心理咨询、治疗与危机干预流程之中，发展出真正适合中国人文化心理特点、思维习惯与表达方式的，既高效又充满人文关怀的咨询与治疗模式，避免西方技术“水土不服”的问题。

（三）重大公共政策的心理影响评估机制

在政策科学中引入心理维度，进行系统的心理影响评估，是推动国家治理精细化、科学化和人性化的重要体现。中国心理学应积极推动并主导建立重大决策的心理影响评估制度。

1. 构建科学可行的评估指标体系：基于中国心理学的健康观、幸福感理论和社会心态理论，构建一套能够量化评估政策心理影响的指标体系。该体系可包括：政策知晓度与理解度、政策认同度与支持度、政策执行意愿与配合度、政策引发的焦虑/压力水平变化、政策公平感与获得感、政策对生活意义感与未来信心的影响等核心维度。

2. 将评估嵌入政策制定全流程：在重大经济、社会、环境、教育等公共政策（如区域发展规划、产业调整政策、教育改革方案、社会保障政策调整、大型工程项目）的酝酿、论证、出台前和试点阶段，系统评估其可能对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如弱势群体、特定行业从业者、青少年、老年人、农民等）产生的心理效应，预测可能出现的心理风险与社会心态波动。

3.提出前瞻性的心理疏导与支持预案：针对评估中发现的潜在负面心理影响与风险点，提前研究、制定并储备相应的心理疏导、社会支持、经济补偿和舆论引导的配套措施预案，实现“政策-心理”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平衡，最大限度地提升政策的社会接受度、心理适应性与综合社会效益，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因政策调整引发的社会心理震荡。

（四）国家与民族认同的心理促进战略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强化国家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心理学可以为此贡献独特的智慧与方案。

1.挖掘与引导历史记忆的情感力量：研究如何通过国家公祭仪式、历史纪念活动、红色教育基地体验、国家象征物（国旗、国歌、国徽）的礼仪化运用等，有效激活和引导国民的集体记忆与历史情感，将历史创伤转化为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爱国奉献的积极民族情感与精神动力。

2.塑造与传播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叙事：运用叙事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原理，研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才能最有效地激发国民的自豪感、认同感与归属感。这涉及探索何种叙事框架、符号象征、传播渠道和情感动员方式，最能引起中国人深层的情感共鸣、价值认同和文化自信，从而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3.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意识与情怀：基于中华文化“天下观”、“和合”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研究如何培育国民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人类关怀、共同体意识与负责任大国公民心态。引导国民既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又能以平等、尊重、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其他文明，关心人类共同命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而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

本章小结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度结合，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了不朽的灵魂、坚实的骨架和沸腾的热血。它不仅在哲学基础上确立了彻底的科学性，在人性论上奠定了深刻的现实性，在方法论上彰显了鲜明的实践性，更在价值取向上树立了坚定的主体性。这一结合绝非简单的理论拼接或话语包装，而是一场深刻的创造性化学反应，催生出一种既超越西方主流心理学范式，又不同于传统心性之学，而是面向未来、立足本土、服务人民的新中国心理学。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仅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原则，也为我们科学审视和阐释“人性”这一心理学的逻辑起点指明了方向。通过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心性论的创造性对话，我们得以突破西方心理学中抽象个体主义的局限，建立起一种既强调人的社会性与实践性，又尊重个体心性修养可能性的辩证统一的人性观，为深入探讨“人性论与心性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这清晰昭示我们，中国心理学的自主创新之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南，深深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同时向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开放学习。唯有如此，中国心理学才能不负时代重托、不负人民期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人类心灵和谐的宏伟征程中，书写属于自己学科的壮丽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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