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就义，身后事几多悲凉！61年后遗骸找到那一天，台北天摇地晃

摘要：1950年1月14日，完成潜台，从吴石将军手中密取情报并传递回大陆的任务后，朱枫给远在上海的同乡好友朱慰庭及其夫君吕逸民写了一封短信，短信是竖行书写在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上的。其实，在做离台返乡准备的时候，朱枫最想将归期告诉爱人朱晓光和女儿朱晓枫，但台

1950年1月14日，完成潜台，从吴石将军手中密取情报并传递回大陆的任务后，朱枫给远在上海的同乡好友朱慰庭及其夫君吕逸民写了一封短信，短信是竖行书写在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上的。其实，在做离台返乡准备的时候，朱枫最想将归期告诉爱人朱晓光和女儿朱晓枫，但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航线和邮路当时均已切断，寄一封信给亲人，太难了，而且有暴露的风险，所以最后只能将信写给好友，托好友转告。

朱枫写这封短信的时候，虽不知道短短的几行字是自己的“绝笔”，但字里行间却透出了一股无畏的英气，这大概就是骨子里自带的巾帼英雄的气魄。

这封短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逸兄、慰姊：

别久颇以为念遥维，阖府康泰为讼！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便望转告小女及晓妹等，多年不见想念弥殷，得此可增快慰也！

专此即颂

冬安

祖湘嫂兄及诸亲友均候

威凤手上一月十四日

朱枫与爱人朱晓光通信，总是喜欢称他为“梅”，有时候也叫他“妹”，这是独属于他们之间的浪漫。熟悉朱枫的亲朋后来看到这封“绝笔”短信，有的是意难平，有的是热泪盈眶，这封短信末尾的署名“威凤”，在朱枫所留下的其他书信和墨迹中从未出现过。镇海朱家大院“六只凤”，朱枫是老四，小名叫桂凤，她常以“桂凤”、“静凤”或一个“凤”字落款，而此刻她却在“凤”之上又增添了一个“威”字，笔触是那样的端庄、遒劲，从容又镇定，似银钩铁划，虎虎生气。

朱晓光是3月4日之后才看到这封短信的，那时候，他根本不知道爱妻已经落入敌人的魔掌。看到这封短信，他也注意到了“威凤”这两个字，那时候，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令他终生不能忘怀的意象：眉宇间有英秀之气的爱妻，在阴霾密布的台岛的冬天里，投映出的尽是无畏目光和飒爽英姿。

联想到去年10月，爱妻接受组织委派，决定赴台时从香港写给他的那封信，朱晓光泪流满面。

事后看，那封信，太像是英雄的告别——

“两月后，我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指朱晓光）相见，并以此告沈女（指朱晓枫）。······妹如须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去做。”

转告家人归期的短信寄走后，1950年1月下旬，朱枫按照先前的约定来到台北“建昌行”跟台工委书记蔡孝乾接头，但这一次，蔡孝乾没有露头，托人给朱枫带来了一张预警的字条——

陈太太：老吴的生意亏本了。眼下市价低落无法推销，我拟外出，您不用等我了，请早日成行，切盼！郑字。（刘小姐事，请转告大舅不用办了，谢谢。）

在这张预警的字条里，“老吴”是台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的代号，“亏本”即被捕的意思。蔡孝乾告诉朱枫，张志忠已被捕，现在情势危急，他已经隐蔽起来，不能接头。他要朱枫火速撤离台湾，越快越好。

括号中的“刘小姐事”，指出的是他与朱枫初次接头时，托朱枫帮忙，在与吴石接头时，请他为其情妇马雯娟代办一张出境证的事，“大舅”指的就是吴石。

朱枫接到蔡孝乾的预警字条，立即前往吴公馆，找吴石商量。吴石在空军有熟人，最后决定由亲信副官聂曦出面，将朱枫紧急送上一架飞往舟山的国民党运输机。

当时的舟山群岛，国民党有十二万人驻军，全岛兵力达五个军部、十六个师，并且增加了炮兵、战车，加修了工事并实施海上封锁，舟山本岛上的首府定海城几乎成了一座戒备森严的恐怖军营。

朱枫顺利飞到定海后，没有在县城落脚，而是去了舟山岛最东部的渔港沈家门。沈家门有朱家一位故交，名叫顾孙谋，此人是当地最具规模的一家医院存济医院的院长。

有资料说，朱枫投奔顾孙谋后，对方将她藏在存济医院暂住了十多天，直到不幸被捕。

但2010年顾家的后人披露说，朱枫当时实际上就住在缪家路15号的顾宅子里，1950年2月18日，旧历正月初二，一个朔风怒号、寒流袭来的日子，隐蔽了两个星期的朱枫被捕，当即被押解到定海县城里的看守所，严密关押起来。

在隐蔽的那两个星期里，朱枫本是有机会从定海逃走的，遗憾的是，当时她少了一些警惕性，没想到蔡孝乾会那么快被捕，更没想到会出卖她，所以两次找到偷渡渔船，她都觉得船小，海上风浪大，最后都没有上去。

朱枫被捕之后，马上就意识到一定是台北方面出了问题，否则保密局特务不会到舟山抓她。

羁押在定海看守所里，朱枫意志决绝，萌生了“以死相拼”的念头，但处在严密的看管下，她很难找到“死”的机会。

这一天深夜，朱枫因风寒重感冒发烧，看管她的特务见她口渴难耐，怕她死掉，给她端来一碗热水。朱枫趁特务不备，用滚烫的手指，将贴身挂的一块金锁片扯带着金项链取出，又撕开海勃绒大衣的肩衬，取出藏在里面的一只金手镯。

之后，她用牙咬，用手掰，将这几件金首饰，合着那一碗热水，全都吞了下去。

吞金自杀，因金子会坠穿胃肠，死的过程极其痛苦。

朱枫有这样“死”的勇气，再看她在“绝笔信”上给自己的署名“威凤”，真是太悲壮了。

保密局的看押特务知道朱枫的重要性，因此格外警惕。清晨，当他们透窗观察的时候，发现朱枫蜷缩成一团，面色发青，人已昏迷，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好。其中一个特务，撕开朱枫海勃绒大衣的肩衬，发现上面残留着金首饰折断后的碎片，判断朱枫可能吞金自杀，连忙向上头报告。

台湾保密局毛人凤得知消息，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人抢救回来。

看守特务实施抢救，强制灌下泻药后，却并不见效。就在这时，台北方面飞来一架飞机，将生死未卜的“重犯”从定海紧急运回台北。

飞机在台北机场刚一落地，守候在那里的保密局特务立即用救护车将朱枫送到台北医院，国民党医生先给朱枫照了X光片，清楚地看到那四件金首饰还在胃里，最后决定继续用泻药，如果不行再开刀。

台北的国民党医生下药很猛，朱枫被灌下大量泻药后，过了一天，四件金首饰全部排出。

对于朱枫而言，被押回台北，被抢救回来，“活着”对她而言比“死”更加艰难。

朱枫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蒋介石企图以乡情攻心，瓦解朱枫的意志，他曾亲自指示毛人凤“要感化，要攻心”，给朱枫“以最优渥的礼遇对待”，包括单独关押、提供营养品、并允许在台北的的继女、女婿入狱探望。

前来劝降的特务在承诺为其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时，暗示朱枫，只要转向配合，将来可以安排她赴海外定居。朱枫不为所动，她反问保密局特务：“你们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放过，你们的承诺一钱不值。”

朱枫的女婿王昌诚供职台湾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任主任，受保密局特务胁迫，他也曾几次到狱中劝降，声称“只要交代问题，可保全家平安！”朱枫怒斥女婿：“你若还有良知，就不该助纣为虐！”

毛人凤见感化、攻心对朱枫全无效果，很快失去耐心，开始使用酷刑来摧残这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为防止朱枫再次吞金，看守特务强行搜走其所有金属物品，并在饮食中添加泻药，导致她长期腹泻、身体虚弱。

据台北警备总司令部1950年档案记载，在六次正式提审中，朱枫仅回答“无可奉告”四字，审讯记录上布满“此人极难对付”、“心理防线坚固”等批注。参与刑讯的特务林坤荣晚年透露，朱枫在遭受皮鞭抽打、烙铁烫身等酷刑时“连哼都不哼一声”，甚至在电刑导致大小便失禁后仍咬紧牙关，“这种意志力让我们这些见惯生死的人都感到害怕”。

不仅如此，特务还故意在夜间审讯，通过强光照射、噪音干扰等手段摧毁其生理极限。谷正文在《吴石等叛乱案》中隐晦地提到，朱枫“在持续审讯中表现出超越常人的意志力” 。

在受难的日子里，朱枫除了坚贞不屈，剩下的就是对女儿无尽的牵挂。在黑暗的囚牢里，她用浸染鲜血的手，颤颤巍巍地在贴身囚衣的内层写下了一句话：“我无愧！惟念小风之女。”

随着朱枫多次拒绝配合，蒋介石和毛人凤的耐心逐渐耗尽。1950年6月10日，蒋介石在处决令上罕见地用红笔圈注“朱谌之（朱枫）必须与吴石同刑”，并要求行刑队“务必使其毙命” 。

1950年6月10日，朱枫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

据特务王仲青回忆，朱枫在刑场拒绝跪地，转身直面枪口高呼“新中国万岁”，身中七弹后仍屹立不倒，“她的眼神让行刑队所有人都不敢直视”。

朱枫牺牲后，消息很快传到了香港。

当时，合众公司里的许多人都以为他们的朱大姐早已调回上海，同家人团聚了，谁能想到，大半年前，在维多利亚港天星码头，她与大家告别，竟是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潜入龙潭虎穴，担负如此重要的秘密使命。

噩耗传来的第二天，华东局香港贸易部门的党组织在位于九龙、朱枫住过的职工住宅区内为她秘密举行了追悼会。

会场设有灵堂，有三十几位党员参加，回忆朱大姐的点点滴滴，大家悲痛欲绝，都哭了。但是哭过之后，大家都有一种力量，为新中国奋斗的力量。

远在内地的亲友，最早得到消息的是朱枫的革命引路人、老领导徐雪寒。1950年六七月间，他突然接到华东局对台工委送来的一包资料，都是从香港报纸上剪下来的有关朱枫不幸被捕、就义的报道。

一年前，朱枫曾跟徐雪寒通过信，就赴台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徐雪寒知道此去万分危险，但他不能阻止，朱枫出发后，他和爱人、母亲每天都为朱枫的平安归来而祈祷，但天地无情，此刻得知噩耗，悲伤与缅怀之情溢满全家人的心头。

徐雪寒虽然不忍，但最终还是给朱枫的爱人朱晓光写去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告诉朱晓光，朱枫牺牲了，她死得极英勇，是为我们楷模。组织方面愿意负责照顾她的孩子。有关同志认为台湾未解放前公开纪念她是不相宜的，他也是这个意见。

朱晓光默默无言，一切服从“革命需要”，始终珍藏着这封信。

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的四位英雄，只有朱枫是共产党员。次年7月，以刘晓为部长的华东局组织部出具证明，由陈毅、潘汉年签署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革命烈士光荣证书”颁发到了朱枫家属的手中。

朱枫的女儿那时候还叫陈明珍，当时已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青年医师，这个九岁就被母亲送进“台少团”参加抗日的女儿，非常理解妈妈，也没有辜负妈妈的希望。

她在祭奠妈妈的一篇短文中说——

“妈妈死了！”我感到痛心，也感到光荣。痛心的是，我从此失去了母亲，一个这样坚贞不屈、奋不顾身的革命母亲！光荣的是，我母亲虽已是四十余岁的人了，她在党的培养下却有那么年轻的思想和革命的行动！

“妈妈的死”，在我的前进道路上是一条有力的鞭子，鞭策着我永远前进······

为了纪念母亲，陈明珍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朱晓枫，后来一直用这个名字。

朱晓枫在用自己的方式祭奠母亲的时候，她完全没有想到，风暴会来的那么快，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的非常年代会那样的荒唐、残酷。

在她心目中，母亲是无名英雄，是忠诚烈士，但是有一天，有人却站在她面前有鼻子有眼地造谣：“有人在台北街头看见朱枫跟国民党军官手挽手地走路，她已成了国民党的特务。”

那个时候，朱晓枫没有为母亲抗辩、证明的权利。

朱枫的爱人朱晓光，后来虽然重新组织了家庭，但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已逝的英雄妻子。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不管外面刮什么风，下什么雨，在北京朝阳区东大桥斜街上的一座居民楼里，朱晓光始终将朱枫的彩色油画像高高地挂在雪白的墙壁上。每年六月烈士忌日这一天，他一定要做一件事，带着全体儿女向他们的“烈士妈妈”行礼、献花。

造反派知道后，一次又一次地将他打倒，进行残酷地揪斗，抄家者则野蛮地冲进他的家里，不仅砸毁了烈士的油画，而且将烈士珍贵的遗物全部查抄带走了。

叫人欣慰的是，无论遭受怎样的迫害，朱晓光都没有动摇对英雄妻子的爱与追思，在他心灵的深处，一直耸立着一座英雄妻子的纪念碑。

朱家的孩子们也是好样的，无论遭受怎样的侮辱与伤害，他们始终坚信：他们的“烈士妈妈”是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泼在她和他们爸爸身上的污水总有一天定会被彻底洗刷干净。

历史虽然沧桑，但是共和国并没有忘记。

1976年总理病逝之前，最后接见的一位部门领导人便是当时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同志。总理语重心长地向他交代：不要忘了在台湾的老朋友，不要忘记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和牺牲的同志。

历史的天空，阴云散去之后，1983年4月，有关部门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工作，正式做出了《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这份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出的《组织结论》明确指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十年动乱期间，凡是对朱枫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凡因由于对朱枫同志的污蔑而遭到牵连的亲属，在政治上应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

在朱枫家乡镇海的梓荫山麓，为了永久纪念这位人民的好儿女，让烈士的英名与业绩永存古城，1995年，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名校镇海中学在扩建该校场地时，经政府批准结合旧城改造，将原鼓楼东街上的朱家大院旧址并入了校园，并且特别保留了朱枫少女时代居住过的憩园一角，拨款三十余万元重修了当年被陈修良称为“潇湘馆”的那座两层小楼。

朱枫烈士纪念楼里，陈列着烈士照片、书信等珍贵资料，还有她生前使用的家具、皮箱、提包和衣物中。在这些遗物中，最“物轻情重”，最能展现朱枫革命大义的是一件已经磨破的深色毛衣。

那是1946年冬天，朱枫将刚刚出狱的新知书店的战友汤季宏护送去香港。在海轮上，朱枫见小汤衣着单薄冻得浑身发抖，她便去女厕脱下自己贴身的毛衣，送给了战友。

这件毛衣，汤季宏穿了很久，后来一直保存着。

在他看来，这件毛衣是最纯洁的革命情谊，是最珍贵的人间真情，他本想保存一辈子，当得知他的朱大姐牺牲在了台湾，他经常将这件毛衣穿在身上，静静地坐在窗前，1995年得知朱枫纪念楼建成，他捐出了这件毛衣。

汤季宏对朱晓枫说，你想妈妈的时候，就来抚摸抚摸这件毛衣吧。

朱晓枫抚摸着，泪如雨下。

朱晓光生前一直有个愿望，希望有生之年能找回爱妻的遗骸，“凤将于月内返里”，朱枫“绝笔”信中的这句话，余生像一把刀子插在他的心里，遗憾的是，朱晓光没能等来这一天，千禧之年降临人间没几天，八十三岁的他带着无限的遗恨在北京去世。

2000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的《老照片》丛书第16辑上发表了署名秦风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在叙述吴石、朱枫案时，配发了朱枫临行前受审的那张历史照片。

朱枫的女儿朱晓枫看到这张照片，在回应文章《又见母亲》中说：“这是我五十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从那以后，她踏上了跨越海峡，非同寻常的“寻亲之旅”。

帮助朱晓枫在台湾寻找烈士遗骸的是台湾的文史作家徐宗懋先生。有消息说，当年为朱枫收尸的是住在台北的朱晓枫的姐夫王昌诚和姐姐陈志毅（阿菊），但是，徐宗懋始终没有找到王昌诚和阿菊的下落。

后来，徐宗懋又听说，1992年在台北六张犁发现了几百座政治犯坟冢，徐宗懋找过去，却没有找到朱谌之（朱枫）的标牌。

2005年的一天，在几乎就要绝望的时候，徐宗懋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此人名叫林正修，曾做过台北市民政局长）终于打听到王昌诚、阿菊的下落。

王昌诚已经过世了，阿菊还活着，白天待在一家健康疗养院，晚上才回家。

在林正修的陪同下，徐宗懋找到了已经八十五岁的阿菊。

徐宗懋对阿菊说，“我受朱晓枫的委托来看你，她是你在大陆的妹妹。”

阿菊听了，冲口而出，“我没有妹妹。”

徐宗懋说，“那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啊！”

阿菊一时转不过弯来，脸色变得凝重。徐宗懋随即提到了她的继母朱谌之，阿菊听到继母的名字，脸上浮出痛苦的表情，而后厉声地说，“朱谌之是共党，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徐宗懋赶紧从包里掏出朱晓枫的照片给阿菊看，阿菊看到朱晓枫的照片，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凝视良久，她缓缓地说，“我跟她不太熟，不过，她那时候好像不是用这个名字。”

徐宗懋问，“朱谌之被枪决后，是你先生收的尸吗？”

阿菊说，“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

徐宗懋又问，“你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

阿菊说，“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徐宗懋很失望，最后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妹妹来台湾，可以来看你吗？”

阿菊犹豫了很久，最后说，“我女儿在公家做事，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徐宗懋将与阿菊见面的情景转告给朱晓枫，对于阿菊的冷淡与排斥，她没有埋怨，只有理解。

朱晓枫对徐宗懋说，“母亲的死，让他们也很难。”

后来，徐宗懋才知道，这些年王昌诚、阿菊刻意避开了他们经验法则中任何可能的危险，所以他一直找不到他们的下落。朱晓枫所说的“他们也很难”，背后是一个产生在那个“杀伐时代”的残酷故事：一个共产党的特工寄居潜伏在一个国民党特工家中执行重大任务，而两人却是母女关系，其间所产生的复杂感情和生死恐惧，经过多年的世事变迁，仍如一堵高墙，横堵在风烛残年的老人心中。

知道阿菊在保密局用过的那些假名字后，徐宗懋发现1950年9月，她曾用陈莲芳的名字给“军法局”写信，申请领回朱谌之的遗骸，但在“军法局”回复同意后，她却又打了退堂鼓。

通过这个细节，徐宗懋体会到，阿菊对朱枫有怨恨，但心底却埋着亲情。

线索在阿菊这里又一次断了之后，徐宗懋内心很沉重，认为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追下去，但是与此同时，他又觉得自己追寻的早已不是朱枫的遗骸，而是试图回答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的疑问。

海峡两岸为什么会骨肉分离？

两岸血浓于水，统一的那一天还会远吗？

为了给中国人和社会有个交代，徐宗懋写了一篇题为《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将追寻朱枫遗骸的过程平实无误地记述了下来。

海峡另一边，朱晓枫没有放弃。

2007年，在朱晓枫的支持下，《镇海的女儿——朱枫传》在大陆出版，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邀请作者冯亦同，做了一个题为《红色女特工》的专题。

专题播出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不久，冯亦同接到一位上海潘先生的电话。

在电话里，潘先生说，他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赴台，以教师身份做地下工作的掩护，至今下落不明。多年来，他一直苦苦求索着与父亲有关的两岸信息，当看到这本《朱枫传》和徐宗懋协助“寻找烈士遗骸”的报道后，他很受鼓舞，觉得不再孤单。

由此与朱晓枫建立联系后，过了两年，潘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上个月去台北参加“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举办的“台北马场町政治受难人2009秋祭”，在那里仔细调查“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冢和骨灰的下落，看到了有关部门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名册上编号为77，照片编号为233的无主骨灰罐署名“朱湛文”，他认为“湛文”可能是“谌之”二字之误。

秦先生还进一步说明，当年台湾保安司令部把被枪决的政治犯遗体都交给极乐集团极乐殡仪馆钱宗范处置，现在由钱的后人钱德荣接手。墓冢或骨灰留存可能有三处：六张犁公墓、辛亥第二殡仪馆和新店空军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