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9年的秋老虎比往年来得凶，九月底了，日头晒在背上还是火辣辣的疼。我蹲在自家玉米地的垄沟里，手里攥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镰刀，刚割完一捆玉米秆，额头上的汗就顺着眉骨往下淌，滴在干裂的黄土地上，瞬间洇出一个小坑。

1999年我因当兵跟女朋友三年没有联系，我本以为她已经嫁人了，2002年我退伍，在火车站看到她后我哭了

一、槐花香里的约定，沾着泥土的体检表

1999年的秋老虎比往年来得凶，九月底了，日头晒在背上还是火辣辣的疼。我蹲在自家玉米地的垄沟里，手里攥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镰刀，刚割完一捆玉米秆，额头上的汗就顺着眉骨往下淌，滴在干裂的黄土地上，瞬间洇出一个小坑。

“陈阳！陈阳在家不？”村口传来二婶子大嗓门的吆喝声，隔着半里地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直起腰，朝着村口的方向喊：“在地里呢！咋了二婶？”

二婶子踩着碎步跑过来，裤脚卷到膝盖，露出沾着泥点的小腿：“可算找着你了！镇武装部的人来咱们村了，说今年的征兵体检通知下来了，让你赶紧去镇上填表格！”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镰刀差点掉在地上。征兵这事儿，我琢磨快大半年了。我们青河镇是豫东平原上的一个小乡镇，除了种地就是出去打工，年轻人要么跟着村里的包工队去南方盖楼，要么就在镇上的砖窑厂搬砖，我不想一辈子困在这片黄土地里。当兵，是我能想到的、最体面也最有可能“跳出农门”的路。

“真的？现在就去？”我扔了镰刀，拍了拍手上的土，心里又慌又喜。慌的是怕体检过不了，喜的是终于有机会离开这穷地方了。

“可不真的！人家说下午就截止报名了，你赶紧回家换身干净衣裳，我陪你去镇上！”二婶子催着我，她儿子去年没选上，一直替我惦记着这事儿。

我一路小跑回家，刚进院就喊：“妈！妈！镇上来通知了，让我去体检！”我妈正坐在屋檐下纳鞋底，手里的针“啪”地掉在地上，她慌忙捡起来，眼眶一下子红了：“真要去啊？那地方苦不苦？能不能不去？”

“妈，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当兵是好事，说不定还能入党、转志愿兵呢！”我一边翻箱倒柜找衣裳，一边安抚她。我爸蹲在门口的石磨上抽旱烟，烟锅子“吧嗒吧嗒”响了半天，才闷声说：“去就去吧，男人家就得出去闯闯。”

换了身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我跟着二婶子往镇上赶。镇武装部在镇政府大院最里头，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挤满了人，都是各村来报名的年轻人，一个个穿着新衣裳，脸上带着兴奋的神情。我填了表格，交了户口本复印件，武装部的王干事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身板不错，好好准备，下礼拜一统一体检。”

从武装部出来，路过镇中学的校门，我脚步顿了顿。秀雅就在这所中学当代课老师，教初一的语文。我想进去找她，又怕耽误她上课，正犹豫着，身后传来清脆的自行车铃声：“陈阳！你怎么在这儿？”

我回头，就看见秀雅骑着一辆半旧的女式自行车，车筐里放着一摞作业本，扎着的马尾辫在脑后晃荡，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塑料梅花别针。她是去年镇上招代课老师时考进来的，比我小一岁，家在邻村李家庄，我们是在去年冬天的电影放映会上认识的。

那天镇上的露天电影院放《焦裕禄》，天寒地冻的，我裹着军大衣还觉得冷，转头看见她只穿了件薄棉袄，冻得瑟瑟发抖，却还盯着银幕抹眼泪。我把军大衣披在她身上，她愣了愣，说了声“谢谢”，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后来我总借着“问字”的由头去学校找她，其实就是想多看她几眼——她低头改作业时，额前垂下来的碎发；她笑起来时，嘴角浅浅的梨涡；她读课文时，温柔又认真的声音，都像磁石一样吸着我。

“我来镇上报名当兵，刚填完表格。”我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秀雅停下车，眼睛亮了亮：“真的？那你要去当兵了？”

“还不一定呢，得等体检过了才行。”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映着我的影子，心里有点发慌，“要是……要是我真去了，可能得待三年。”

秀雅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沉默了几秒，又抬起头，眼神很坚定：“那你好好体检，争取选上。当兵是好事，能保家卫国。”她顿了顿，又小声说，“要是你去了部队，记得给我写信。”

“我肯定给你写！”我赶紧说，“你把地址给我，我到了部队第一封信就写给你。”

秀雅从自行车筐里的作业本里抽出一张纸，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一笔一划地写着：青河镇中学教务处转李秀雅收。字写得娟秀，末尾还画了个小小的笑脸。她把纸递给我，又从车筐里拿出一个布包：“这是我昨天刚烙的芝麻糖，你拿着，体检前别饿着。”

布包是用碎花布缝的，里面的芝麻糖还带着温度，甜丝丝的香味钻进鼻子里。我接过布包，心里像揣了块热乎的红薯，暖烘烘的。

体检那天，我凌晨四点就起了床，揣着秀雅给的芝麻糖，骑着自行车往县城赶。县城的体检站挤满了人，来自各个乡镇的年轻人排着长队，测身高、体重、视力、听力，还要抽血、做胸透。我个子一米七五，体重一百三十斤，视力五点零，各项指标都合格。医生拍着我的胸脯说：“小伙子身体不错，肯定能选上。”

从体检站出来，我第一件事就是去镇上找秀雅。她正在上课，我在教室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等到下课铃响。她看到我，眼睛一亮，快步走过来：“体检怎么样？”

“都过了！医生说我身体好着呢！”我笑着说，把体检表递给她看。

秀雅接过体检表，仔细地看了一遍，嘴角的梨涡更深了：“太好了！那你什么时候走？”

“还得等家访，接兵的干部去家里看看，没问题就能定下来了。”我说。

那天下午，我和秀雅沿着镇外的小河边散步。河边的槐树叶已经开始发黄，风一吹，叶子簌簌地落下来，铺在地上像一层金色的地毯。我们并肩走着，谁都没说话，却觉得心里暖暖的。快到李家庄村口时，我停下脚步，鼓起勇气抓住她的手：“秀雅，我要是去了部队，你……你能等我三年不？三年我就退伍回来，到时候我就去你家提亲。”

秀雅的手很软，被我一抓，瞬间变得滚烫。她猛地抬头，眼睛里闪着光，用力点头：“我等你。你到了部队要好好的，别受伤，按时给我写信。”

我把她的手攥得更紧了，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那天的夕阳特别美，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河边的槐花香飘了很远很远，像是在为我们的约定作证。

二、绿皮火车上的告别，藏在贴身衣兜的手帕

家访是在一周后进行的。接兵的王排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肩上扛着一杠三星，说话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他带着两个战士，提着一袋水果，走进我家低矮的土坯房时，我爸妈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王排长坐在我家唯一的木板凳上，喝着我妈泡的菊花茶，问我：“陈阳，为啥想当兵？”

“保家卫国！”我挺直腰板，声音响亮。其实我心里还有半句没说——我想让秀雅过上好日子，想让她不用再在简陋的教室里当代课老师，想让她以后能穿新衣裳、住新房子。

王排长笑了：“好小子，有觉悟！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入党，给家里争光。”他又问我爸妈：“你们同意孩子去当兵不？”

我妈抹着眼泪说：“同意，就是怕他在外面吃苦。”

“阿姨您放心，部队就是锻炼人的地方，等他回来，保准是个更能干的小伙子。”王排长安慰道。

家访结束后，王排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下月初就出发，在家好好准备准备，跟家人、朋友告个别。”

我送王排长到村口，回来的路上，正好碰到秀雅。她听说接兵的干部来了，特意从学校赶过来的。“怎么样？王排长说啥了？”她着急地问。

“说我能去了，下月初出发。”我笑着说。

秀雅的眼睛一下子红了，她低下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蓝布包：“这个给你。”我打开一看，是块白色的粗布手帕，上面用红线绣着“平安”两个字，针脚有些歪歪扭扭，边角还留着几处线头。

“我学了半个月才绣成的，”秀雅的声音带着点不好意思，“你在部队要是想家了，就看看它。还有，我给你纳了两双千层底布鞋，部队训练苦，别磨坏了脚。”

她把布鞋递给我，鞋面上绣着简单的云纹，鞋底纳得密密麻麻的，每一针都透着她的心意。我把手帕塞进贴身的衣兜，布料带着她身上淡淡的肥皂香，又把布鞋抱在怀里，心里又酸又甜。

12月5号是出发的日子。前一天晚上，我妈几乎没合眼，一直在给我收拾行李：两件换洗衣裳、一套洗漱用品、几包感冒药，还有她连夜烙的韭菜盒子，用铝制饭盒装好，塞在我的帆布包里。我爸坐在炕边，一边给我卷烟，一边嘱咐我：“到了部队要听领导的话，跟战友处好关系，别逞强，注意安全。”

第二天一早，我穿着新发的、没有领章的绿军装，背着帆布包，跟着村里的另外两个新兵，一起去镇政府大院集合。全镇一共十八个新兵，都穿着一样的绿军装，站成两排，看起来特别精神。秀雅和其他新兵的家属挤在大院门口，隔着警戒线朝我们挥手。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灯芯绒外套，在人群里特别扎眼。

我想跑过去跟她说句话，被带队的张班长拦住了：“列队了，别磨蹭！到了部队有的是时间写信！”张班长是个老兵，脸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看起来很严肃。

我们排队上了大巴车，车开动的时候，我扒着车窗往外看。秀雅跟着车跑，一边跑一边挥手，红色的外套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模糊的红点。我摸出贴身衣兜里的手帕，眼泪砸在“平安”两个字上，晕开了浅浅的墨迹。

大巴车开到县城火车站时，站台上已经挤满了人。1999年的县城火车站还是老式的水泥站台，广播里的女声响嘶力竭地报着车次，声音里带着电流的杂音。小贩背着帆布包穿梭在人群中，叫卖着“茶叶蛋五毛一个”“方便面两块钱一包”，空气中混杂着汗味、烟味和食物的香味。

我们跟着张班长排队进站，手里捏着硬纸板做的车票，上面用针孔打印机印着车次和座位号：K452次，郑州至乌鲁木齐，硬座。我从来没坐过这么远的火车，心里既兴奋又忐忑——乌鲁木齐，那个在地图上遥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地方，以后就是我要待三年的地方。

火车是绿皮的，车厢里挤满了人，新兵们被安排在一节车厢的角落，两两坐在一起。我旁边是邻村的狗蛋，他跟我一样，也是第一次出远门，紧张得手都在抖。“陈阳，你说乌鲁木齐冷不冷？会不会下雪？”他小声问我。

“肯定冷，听说冬天能到零下几十度。”我一边说，一边把秀雅给的布鞋小心翼翼地放进帆布包的最底层。

火车开动的瞬间，站台上的人群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视野里。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白杨树，心里全是秀雅的影子——她笑起来的样子，她低头绣手帕的样子，她跟着车跑的样子。我从帆布包里拿出那个铝制饭盒，打开盖子，韭菜盒子还是温的，咬一口，咸香的味道在嘴里散开，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在火车上度过。绿皮火车走得很慢，每到一个站台都会停一会儿，有人上车，有人下车。车厢里越来越挤，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想上厕所都得挤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就趴在桌子上，或者靠在椅背上眯一会儿，浑身酸痛。

有一天晚上，我被冻醒了，摸了摸贴身的衣兜，手帕还在。我把它拿出来，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平安”二字，心里暗暗发誓：秀雅，你等着我，三年后我一定回来娶你。

三、新兵连的汗水与思念，石沉大海的第一封信

经过四天五夜的颠簸，火车终于到达乌鲁木齐火车站。刚下火车，一股寒风就扑面而来，比河南的冬天冷多了，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接兵的卡车早就等在站外，我们拎着行李，踩着厚厚的积雪，爬上卡车的后斗。卡车开得很快，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们都缩着脖子，紧紧地靠在一起取暖。

一个多小时后，卡车开进了一个军营。营门两侧站着两个哨兵，穿着厚厚的军大衣，身姿挺拔。营区里的道路很干净，两旁的白杨树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积雪。我们被带进一栋两层的红砖楼，这就是新兵连的宿舍。

新兵连的生活，用“魔鬼训练”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号准时响起，我们必须在十分钟内穿好衣服、叠好被子、洗漱完毕，跑到操场集合。被子要叠成“豆腐块”，棱角分明，有一次我叠得不好，被张班长当众掀开，让我在操场上重新叠了三遍，冻得手指都快没知觉了。

六点整，出操开始。先是一公里热身跑，然后是俯卧撑、仰卧起坐、蛙跳，每个项目都有规定的数量，完不成就要加练。我以前在村里干农活，身体还算结实，可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跟不上节奏，每次训练完都累得像条狗，躺在地上不想动。

白天的训练更苦。队列训练是基础，立正、稍息、齐步走、正步走，一遍又一遍地练，班长拿着一根小木棍，谁的动作不标准就敲谁的腿。有一次练正步走，我踢腿的高度不够，被班长敲了十几下，腿都肿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碰到就疼。

五公里越野是最折磨人的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我跑了两公里就气喘吁吁，落在队伍后面，张班长跟在我身边，一边跑一边喊：“陈阳！别掉队！坚持住！”我咬着牙，盯着前面战友的背影，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最后终于跟着队伍冲过了终点线。冲过终点的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坐在地上哭了起来——不是因为累，是因为想念家里，想念秀雅。

晚上的时间也不轻松。七点到九点是政治学习，学习部队的规章制度、革命先辈的事迹；九点到十点是自由活动时间，我们可以写写信、洗洗衣服；十点准时熄灯睡觉。

自由活动时间是我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我会揣着津贴，跑到营部的服务社买邮票和信封。服务社的东西不多，邮票八毛钱一张，信封两毛钱一个，我每次都会买十张邮票、五个信封，生怕不够用。

趴在冰冷的水泥桌子上，我一笔一划地给秀雅写信。我不敢说训练有多苦，也不敢说自己被班长批评了，更不敢说晚上会偷偷哭，只捡好的说：“秀雅，我到部队了，一切都好。这里的战友都很照顾我，班长虽然严格，但也很关心我们。训练虽然有点累，但我能坚持住。你在学校还好吗？学生们听话吗？家里的收成怎么样？”

我写了满满三页纸，把信封上的地址工工整整地写了一遍又一遍，确认没有写错，才贴上邮票，投进营部的绿色邮筒里。我每天都会去传达室问有没有我的信，传达室的老班长总是笑着说：“急啥？平信得走半个月呢，耐心等着。”

半个月后，我终于收到了秀雅的回信。那天我正在训练，传达室的老班长拿着一封信跑过来，喊：“陈阳！你的信！”我当时正在练俯卧撑，一听这话，立马爬起来，顾不上拍掉手上的土，接过信就往宿舍跑。

信封边缘有些磨损，上面是秀雅娟秀的字迹，邮票贴在右上角，盖着青河镇邮电所的邮戳。我坐在宿舍的床沿上，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里面是两张信纸，还有一张她的照片。

信上的内容很简单，她说学校放寒假了，她在家帮着喂猪、做饭，还去镇上的邮电所问了好几次，终于收到了我的信。她说她很想我，问我吃得好不好，训练苦不苦，让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照片是在镇上的照相馆拍的，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扎着马尾辫，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背景是照相馆里的布景画，画着蓝天白云和绿水青山。

我把照片夹在笔记本里，每天睡前都要看一眼。训练累的时候，只要想到照片上她的笑脸，我就又有了力气。我很快又写了第二封信，告诉她我收到了她的信和照片，告诉她我在训练中取得了进步，五公里越野能跑进二十分钟了，告诉她我很想她，想早点退伍回去见她。

可奇怪的是，这封信寄出去后，我再也没收到过秀雅的回信。我以为是她放寒假回家了，学校的地址收不到信，就改寄到她家：青河镇李家庄李秀雅收。我在信里问她为什么不回信，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可这封信也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

新兵连结束后，我被分到了边境的一个哨所，离营部有三十多公里。哨所里一共六个人，班长老张是个山东人，当了八年兵，脸上有块疤，据说是演习时被弹片划伤的。其他四个战友都是老兵，只有我和一个叫小李的是新兵。

哨所的条件比新兵连还艰苦。没有自来水，要去山下的溪里挑水，冬天溪水结冰，就得砸开冰面取水；没有电，晚上靠柴油发电机供电，每天只开两个小时，用来照明和给收音机充电；没有手机信号，唯一的通讯工具是一部手摇式电话，要摇半天才能接通营部，打外线更是难上加难，得层层报批。

写信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我还是坚持给秀雅写信，每次都写满满三页纸，说哨所的雪有多厚，说我们种的白菜丰收了，说我又学会了新的军歌，说我很想她。可那些信就像丢进了无底洞，始终没有回音。

有一次，老张下山拉物资，我托他去营部的传达室问问有没有我的信。他回来的时候摇着头说：“问了，没有。是不是地址写错了？或者信在路上丢了？边境这地方，邮件丢件是常事。”

我拿出笔记本，反复看秀雅给的地址，没错啊。我心里开始发慌，难道她出什么事了？还是她不想等我了？

1999年的最后一天，哨所里煮了饺子。老张开了一瓶珍藏的二锅头，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杯。“喝了这杯酒，就算在部队过了年了。”他说。我端着酒杯，看着窗外的雪，突然想起去年的今天，我和秀雅在镇上的录像厅看跨年晚会，她靠在我肩上，手里拿着一串糖葫芦，说要等我回来一起过下一个年。

“想对象了？”老张看出了我的心思，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点点头，把秀雅的照片给他看。“是个好姑娘，”老张端详着照片，“别着急，说不定信在路上呢。等开春了，我再帮你问问。”

开春后，营部搞骨干培训，我有幸去参加。培训结束那天，我特意去了传达室，翻遍了所有的信件，没有一封是给我的。传达室的班长说：“前段时间有批信丢了，说是拉物资的卡车翻沟里了，信全湿了，你是不是那批的？”

我的心沉了下去。那些写满思念的信，那些盼了又盼的回音，难道都丢在冰冷的山沟里了？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哨所，夜里第一次在被窝里哭了。我想起临走时秀雅的眼神，想起我们在槐树下的约定，想起她照片上的笑脸，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四、哨所的日与夜，关于她“嫁人”的流言

从营部回来后，我变得沉默寡言。训练的时候更加拼命，好像只有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才能暂时忘记秀雅的事。五公里越野我从二十分钟跑到了十五分钟，射击考核次次优秀，老张经常在其他战友面前夸我：“陈阳这小子，是块当兵的料。”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的窟窿越来越大。每天晚上，我都会拿出秀雅的照片，看很久很久。照片的边缘已经被我摸得有些毛糙，她的笑脸却依然清晰。我常常会想，她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还在镇中学当代课老师？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想我？

2000年夏天，我收到了家里的来信。是我妈写的，字歪歪扭扭的，还夹杂着不少错别字。信里说，家里的玉米今年收成很好，卖了不少钱；我爸的腰不疼了，还能下地干活；镇上的王二小子出去打工，带回了个南方媳妇，彩礼给了八千块；还说秀雅的妈去镇上赶集，跟人说秀雅有了“合适的对象”，是个在县城当干部的小伙子，家里条件很好。

看到最后一句话，我手里的信纸“啪”地掉在了地上。小李正好进来送水，看到我脸色苍白，赶紧问：“阳哥，你咋了？是不是不舒服？”

我摇了摇头，捡起信纸，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合适的对象”“县城当干部”“家里条件好”，这几个词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想起秀雅的样子，她那么温柔、那么善良，肯定有很多人喜欢她。我在千里之外的边境哨所，连封信都寄不出去，她怎么可能一直等我？

那天晚上，我没有吃饭，一个人坐在哨所的岗亭里。岗亭外是茫茫的戈壁，夜空很黑，星星很亮，风刮过铁丝网，发出“呜呜”的声音，像在哭。我拿出秀雅的照片，看着她的笑脸，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我想起我们在河边散步的样子，想起她给我绣的手帕，想起她给我纳的布鞋，心里又酸又疼。

“阳哥，你在这儿呢？”老张拿着一件军大衣走过来，披在我身上，“天这么冷，怎么不回屋？”

“张班长，”我哽咽着说，“我家里来信，说秀雅有对象了，可能要嫁人了。”

老张沉默了半天，叹了口气：“陈阳，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你想想，咱们在这边境线上，一年到头见不到家人，连封信都难寄，人家姑娘等你三年，确实不容易。要是她真的找到了好归宿，你应该祝福她。”

“可我们约定好的，她要等我三年的。”我哭着说。

“约定这东西，有时候经不起现实的考验。”老张拍着我的背，“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把心思放在训练上，别让这事影响了心情。”

那天晚上，我把所有写给秀雅的信稿都烧了。信纸在火盆里烧成灰烬，被风吹得漫天飞，像一群断了线的风筝。我把秀雅的照片夹回笔记本里，藏在床板的最下面，告诉自己：别再想她了，她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从那以后，我很少再提秀雅。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训练和工作上，跟着老张学习哨所的日常管理，学习如何观察边境情况，学习如何使用各种武器装备。2001年，我入了党，还当了副班长，老张说我是哨所里进步最快的新兵。

可我还是会在不经意间想起她。看到别的战友收到女朋友的信，我会想起她给我写的那封信；吃到从家里寄来的芝麻糖，我会想起她给我烙的芝麻糖；听到收音机里播放爱情歌曲，我会想起我们在河边散步时，她轻轻哼着的小调。

有一次，小李收到了女朋友寄来的毛衣，红色的，跟秀雅照片上穿的那件很像。他高兴地在宿舍里展示，说这是他女朋友织了一个月才织好的。我看着那件毛衣，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转身走出宿舍，一个人在操场上跑了五公里，直到跑得浑身是汗，才停下来。

2002年春天，我又收到了家里的来信。我妈在信里说，秀雅的妈盖了新房子，是砖瓦房，比村里其他人家的房子都气派，村里人都说那是秀雅的对象给盖的。还说秀雅已经不在镇中学当代课了，听说去了县城的小学当老师，跟着她的对象一起住在县城。

我看完信，心里很平静，没有哭，也没有难过，好像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我把信叠好，放进抽屉里，然后继续训练。老张看到我，问：“家里来信了？一切都好？”

“挺好的，家里收成不错，我爸妈身体也硬朗。”我笑着说，语气很平静。

老张看着我，点了点头，没再多问。他知道，有些事，只能自己消化。

那段时间，我开始申请转志愿兵。我想，既然秀雅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我就留在部队吧，至少这里还有我的战友，还有我的责任。老张很支持我，帮我写了推荐材料，营部的领导也很认可我的表现，说只要我通过考核，就能转志愿兵。

可就在考核前一个月，我在一次训练中不小心扭伤了脚踝。医生说要休养一个月，不能参加剧烈运动。转志愿兵的考核泡汤了，我躺在宿舍的床上，心里很失落。老张来看我，说：“没关系，明年还有机会。实在不行，退伍回家也挺好，家里还有你的亲人。”

我看着天花板，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思念——我想回家，想看看我爸妈，想看看那个生我养我的小镇，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看秀雅，确认她过得好，也行。

五、退伍的行囊，火车站里的红色身影

2002年11月，退伍的命令下来了。那天早上，起床号响后，老张把我们叫到一起，宣布了退伍名单。当听到“陈阳”两个字时，我心里既高兴又忐忑——高兴的是终于可以回家了，忐忑的是不知道回家后会遇到什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秀雅的事。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开始收拾行李。我把叠得方方正正的军装、军帽、肩章都放进背包里，还有老张给我的那本《部队规章制度》，他说让我带回家留个纪念。我从床板下拿出那个笔记本，翻开，秀雅的照片掉了出来。我捡起来，看着她的笑脸，心里五味杂陈。

临走前，老张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个布包：“这是我攒的两百块钱，你回家找工作用。记住，到了地方别逞强，咱们当兵的，走到哪儿都得挺直腰杆。”他的眼睛有点红，“以后要是有机会，来山东找我喝酒。”

我攥着布包，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三年的哨所生活，我们一起挑水，一起种菜，一起在雪夜里站岗，一起分享为数不多的零食，早就成了亲人。“张班长，谢谢你这三年的照顾。”我哽咽着说。

“谢啥，都是战友。”老张拍着我的肩膀，“走吧，别让车等久了。”

我们坐着卡车，一路颠簸地到了营部。营部的操场上停着几辆大巴车，都是来接退伍兵的。我和小李还有其他几个退伍兵一起上了车，车子开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营部的大门，心里充满了不舍。

到了乌鲁木齐火车站，我们拿着退伍证，买了回老家的火车票。2002年的火车票已经变成了软纸打印的，上面印着车次、座位号和票价。我买的是硬座，要走二十多个小时才能到河南。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戈壁滩渐渐远去。三年了，我终于要回家了。我想起三年前离开家的时候，还是个懵懂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退伍军人，身上多了几分沉稳和坚毅。

火车上很挤，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我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一直哭，老太太哄了半天都没用。我从背包里拿出我妈给我烙的饼干，递给小女孩：“吃块饼干吧，别哭了。”小女孩接过饼干，止住了哭声，老太太笑着说：“谢谢你啊，小伙子。”

“不客气。”我笑了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这三年的生活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回放——新兵连的汗水，哨所的孤独，收到秀雅第一封信时的喜悦，听到她“嫁人”消息时的痛苦，还有战友们的陪伴。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小女孩的笑声吵醒。她正拿着我的退伍证，好奇地翻看着。“这是什么呀？”她问我。

“这是叔叔的退伍证，证明叔叔当过兵。”我笑着说。

“叔叔是解放军吗？”小女孩仰着小脸问。

“是啊。”

“解放军叔叔真厉害！”小女孩拍着小手说。

看着小女孩天真的笑脸，我心里暖暖的。也许，这三年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至少我为国家尽了一份力。

火车走了二十多个小时，终于到达了我们市的火车站。下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出站口挤满了接站的人，举着牌子的、喊着名字的、推着自行车的，乱哄哄的一片。我背着迷彩包，手里拎着一个装着退伍证和几件换洗衣裳的塑料袋，随着人流往外走。

阳光有点刺眼，我眯着眼睛，四处张望着。我爸说要来接我，可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他的身影。可能是路上堵车了吧，我心里想着，找了个台阶坐下，等着我爸。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出站口右侧的老槐树下，站着一个穿蓝色外套的姑娘，扎着马尾辫，手里捧着一个保温桶，正踮着脚尖，焦急地往出站口里面张望。

是秀雅！

我的心脏猛地一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瘦了些，头发长了，齐肩的长度，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可眉眼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弯弯的眼睛，小巧的鼻子，嘴角浅浅的梨涡。

她怎么会在这里？她不是应该在县城，跟着她的“对象”一起生活吗？难道家里的信是假的？

我愣在原地，脚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开步子。她好像也看到了我，眼睛一下子亮了，快步朝我走来。她的脚步很快，裙摆被风吹得飘了起来，手里的保温桶晃了晃，里面的东西发出轻微的碰撞声。

“陈阳！”她的声音带着颤抖，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

听到她喊我的名字，我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三年的思念，三年的忐忑，三年的绝望，在看到她的那一刻，全都化作了泪水。我以为她早就忘了我，以为她已经嫁人生子，以为我们的约定早就被风吹散了，可她竟然在这里等我。

“你……你怎么在这儿？”我哽咽着，话都说不完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胸前的迷彩服上，晕开了一小片湿痕。

秀雅走到我面前，停下脚步，眼睛也红了。她把保温桶递给我，声音带着哭腔：“我知道你今天退伍，特意来接你。这是我熬的鸡汤，你快趁热喝。”

我接过保温桶，手指碰到她的手，还是那么温暖，带着淡淡的肥皂香。周围的人都在看我们，可我不在乎。我一把抱住她，把脸埋在她的肩膀上，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放声大哭起来。

三年的训练有多苦，我没哭；三年的孤独有多难熬，我没哭；听到她“嫁人”的消息有多心痛，我没哭；可在看到她的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思念，所有的坚持，都在这个拥抱里得到了释放。

“你怎么不写信给我？”我哭着问，声音含糊不清，“我写了好多信，都没收到你的回信。我以为……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秀雅也哭了，她伸出手，轻轻拍着我的背，像在安抚一个受伤的小动物：“我也没收到你的信啊！我给你写了十几封信，都被退回来了，说地址不对。我去县武装部问，他们说你的部队换防了，不知道新地址。我以为……我以为你出事了。”

原来如此！我想起新兵连结束后，我被分到了边境哨所，地址变了，却忘了告诉她。而她给我的地址，可能因为学校教务处搬迁，信件也没送到她手里。我们就像两条平行线，明明心里都装着对方，却因为命运的捉弄，断了联系。

“我爸说……说你有对象了，要嫁人了，还去了县城当老师。”我松开她，擦了擦眼泪，看着她的眼睛。

秀雅破涕为笑，她伸出手，轻轻捶了我一下：“那是我妈故意跟人说的！她想让我嫁给县城那个干部，我不同意，跟她吵了好几次。我一直在镇中学教书，根本没去县城。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我一直在等你。”

我看着她的眼睛，里面闪着泪光，却带着坚定的光芒。那一刻，我知道，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我从背包里拿出那个笔记本，小心翼翼地翻到夹着照片的那一页，把照片递给她：“我天天都带着它，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看。”

秀雅接过照片，摸了摸上面的折痕，眼泪又掉了下来：“我也天天看你的信，虽然都被退回来了，可我还是留着。我把它们放在一个木盒子里，每天都拿出来看看。”

我们坐在火车站的台阶上，聊了很久很久。阳光渐渐西斜，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她告诉我，这三年她拒绝了所有说媒的人，不管别人怎么劝，她都坚信我会回来；她告诉我，她已经转正成了正式老师，工资涨了，每个月能拿三百多块；她告诉我，我家的玉米今年收成很好，我爸妈身体也硬朗，就是经常念叨我。

我告诉她，这三年我在部队的生活，告诉她我训练有多努力，告诉她我拿到了优秀士兵的奖状，告诉她我有多想念她。

夕阳把天空染成了金黄色，我们站起身，手牵着手，沿着熟悉的街道往家走。路过镇上的邮电所时，我停下脚步，指着里面说：“明天，我们一起来寄信，寄给三年前的自己，告诉那时候的我们，别担心，我们会等到对方的。”

秀雅笑着点头，握紧了我的手。晚风拂过，带着槐树叶的清香，就像三年前那个约定的午后。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也许会有坎坷，也许会有困难，但只要身边有她，我就什么都不怕。

六、迟来的回信与未凉的心意，槐树下的新约定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秀雅去了我家。我爸妈看到秀雅，又惊又喜。我妈拉着秀雅的手，不停地说：“好孩子，委屈你了，这三年让你等了这么久。都怪我，听了别人的闲话，还写信告诉你阳子那些瞎话。”

秀雅红着脸说：“阿姨，我不委屈，陈阳回来了就好。”

我爸看着我们，笑着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阳子，你赶紧去买点肉，中午咱们包饺子吃。”

我笑着答应，拉着秀雅一起去镇上的菜市场。菜市场里很热闹，卖菜的、卖肉的、卖水果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牵着秀雅的手，穿梭在人群中，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你想吃什么馅的饺子？”我问她。

“韭菜鸡蛋馅的吧，我记得你喜欢吃。”她笑着说。

我心里一暖，没想到她还记得我喜欢吃韭菜鸡蛋馅的饺子。三年了，她一直把我的喜好放在心上。

买完菜回家，我妈和秀雅在厨房里忙活，我和我爸坐在院子里抽烟。我爸看着我，说：“阳子，秀雅是个好姑娘，你可不能辜负她。”

“爸，我知道，我会好好对她的。”我坚定地说。

中午的饺子吃得特别香。我妈不停地给秀雅夹饺子，秀雅不好意思地说：“阿姨，我自己来，您也吃。”

吃完饭，秀雅要回学校备课，我送她回去。路上，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布包，递给我：“这是我这三年给你织的毛衣，不知道你穿合不合身。”

打开一看，是件藏青色的毛衣，针脚很整齐。我把毛衣套在身上，大小正好，暖暖的。“很合身，我喜欢。”我笑着说，把她搂进怀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开始找工作。2002年的退伍军人找工作不容易，我去应聘过安保公司，人家要“有经验的高端安保”，嫌我没经验；去工厂应聘，人家要技术工，我啥也不会。那段时间我很沮丧，觉得自己在部队学的东西到了地方一文不值。

秀雅看出了我的心思，每天放学都来陪我。她给我打气：“陈阳，你那么能干，肯定能找到好工作的。实在不行，我们一起创业，开个小卖部也行。”

在她的鼓励下，我重新振作起来。我想起在部队学过开车，就去考了驾照，然后托老张的关系，在县城的运输公司找了份货车司机的工作，每个月能挣一千多块。虽然累，要经常跑长途，但我很满足，因为我能靠自己的双手给秀雅幸福了。

2003年春节，我去秀雅家提亲。她爸妈一开始还有点犹豫，觉得我只是个司机，不稳定。可当我拿出在部队得的奖状，又说了我和秀雅三年的约定后，她爸点了点头：“好孩子，有担当，我同意你们的婚事。”

婚礼定在当年的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我穿着崭新的西装，秀雅穿着白色的婚纱，在亲友的祝福声中拜了堂。婚礼上，老张特意从部队赶来，喝了满满三大杯酒：“我就知道你们俩能成，这是我见过最执着的爱情。”

婚后，我们住在镇上的新房子里。秀雅继续当老师，我跑运输。每天早上，我送她去学校，晚上她在家等我回来，给我留着热饭。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我爸妈，或者去镇上的公园散步。

有一次，我整理旧物，翻出了那些被退回的信。秀雅凑过来，一封一封地看：“你那时候写的信真肉麻，说想我想得睡不着觉。”

我笑着抢过信：“还说我，你写的信不也一样，说要等我回来一起种白菜。”

我们把那些信和照片一起放进一个木盒子里，藏在衣柜的最深处。那是我们爱情的见证，是三年等待的勋章。

2008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叫陈念雅，意思是想念秀雅。抱着儿子，我看着秀雅，心里充满了感激。如果1999年我没有去当兵，如果2002年我没有在火车站看到她，如果我们没有坚持等对方，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

儿子上小学那年，学校组织去部队参观。看着穿着军装的战士，儿子好奇地问：“爸爸，你以前也是当兵的吗？”

我点点头，摸了摸他的头：“是啊，爸爸以前在部队，为了保家卫国，也为了等你妈妈。”

秀雅笑着说：“那时候你爸爸写了好多信给我，都丢了，还好我们没放弃。”

夕阳透过车窗照进来，落在我们一家三口身上，暖暖的。我知道，爱情有时候需要等待，需要坚持，需要相信。就像1999年的约定，2002年的重逢，虽然晚了点，但终究没有错过。

如今，那棵老槐树还在镇东头，每年春天都会开满槐花。我和秀雅经常带着儿子去那里散步，给儿子讲我们当年的故事。风吹过槐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那段跨越三年的爱情，那段在火车站重逢的泪水，那段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时光。

每年的12月5号，我都会带着秀雅去火车站，看看当年我们重逢的地方。虽然火车站已经翻新了，老槐树也换成了新的景观树，但我们依然能清晰地记得，2002年的那个下午，阳光有多暖，她的笑容有多甜，我的眼泪有多咸。

那三年的等待，像一杯醇厚的老酒，越品越香。它让我们懂得了珍惜，懂得了坚持，懂得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就是不管相隔多远，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坚信对方会等自己，都愿意为对方坚守。

而那个在火车站的拥抱，那些滚烫的眼泪，将会成为我们一辈子最珍贵的回忆，永远刻在我们的心里，温暖着我们往后的每一个日子。

来源：高贵海燕XZW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