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是1992年，我刚从一所不怎么出名的大学毕业，托了点关系，进了这家市里的粮油公司。

“小王，这批货的数据再核对一遍，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

林惠的声音从办公桌后面传来，不高，但很有分量。

我赶紧站直了身子，应了一声：“好的，林主任。”

那年是1992年，我刚从一所不怎么出名的大学毕业，托了点关系，进了这家市里的粮油公司。

我是个合同工，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在林惠后面，处理一堆堆的单据和报表。

林惠是我们的科室主任，也就三十出头，人长得清秀，平时不怎么笑，做事特别利落。

公司里的人都说她背景不简单，丈夫家在市里很有能量。

我不敢多想，只想好好表现，争取早日转正，然后把在老家等着我的小兰接过来。

小兰是我的未婚妻，我们从高中就在一起了，她总是在信里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在城里安个家。

我看着手里密密麻麻的数字，心里盘算着，再加三个月班，年底的奖金应该能多一些。

稳定，是我那时候对生活唯一的念想。

周五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林惠突然叫住我。

“小王，南郊仓库那边有批新到的泰国香米，数据有点对不上，你跟我去一趟。”

我心里咯噔一下，南郊仓库又远又偏，这一来一回，晚饭是赶不上了。

但我嘴上还是立刻答应：“没问题，林主任。”

我们到仓库的时候，天色已经有点暗了。

管仓库的是个姓张的老头，耳朵不大好，见我们来了，慢悠悠地打开了那扇巨大的铁门。

仓库里一股陈米和麻袋混杂的味道，光线很暗，只有几盏昏黄的灯泡吊在顶上。

林惠拿着账本，我拿着手电筒，一排排地对货。

她做事真的很细，每一袋米都要拍一拍，确认一下封口。

我跟在她身后，手电筒的光圈随着她的指尖移动，心里有点焦急，想着小兰这个时候应该在家里准备晚饭了。

等我们把所有数据都核对完，已经是两个多小时以后了。

林惠合上本子，脸上露出一点点轻松的神色：“好了，数据没问题，是我们这边录入的时候弄错了。走吧。”

我们走到门口，我伸手去拉那扇铁门。

拉不动。

我又使了点劲，铁门纹丝不动。

我心里一沉，侧耳贴在门上听了听，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

“林主任，”我的声音有点干，“门好像从外面锁上了。”

林惠走过来，也试着推了推，那扇厚重的铁门发出沉闷的响声，但就是打不开。

她的脸色也变了。

仓库里没有电话，窗户都在很高的地方，还焊着铁条。

我们被困住了。

天彻底黑了下来，仓库里唯一的光源就是我那只电量不太足的手电筒。

我们喊了半天，声音在空旷的仓库里回荡，然后又被一垛垛的米袋子吸收掉，传不出去多远。

外面的世界，好像一下子把我们给忘了。

起初，我们还维持着上下级的体面。

林惠坐在一个米袋上，姿势还很端正，对我说：“小王，别急，老张可能就是忘了，等他想起来就会回来开门的。”

我“嗯”了一声，站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心里却像揣了只兔子。

和女上司，单独，被困在仓库里过夜。

这事要是传出去，我转正的事估计就悬了。

更重要的是，我怎么跟小兰交代。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仓库里的温度开始下降。

九月的天，晚上已经很凉了。

我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冻得有点发抖。

林惠看出来了，她说：“那边有几条旧的麻袋，你去拿过来披上吧。”

我依言走过去，拖过来两条还算干净的麻袋，递给她一条。

她接过去，很自然地抖开，披在肩上。

那股麻袋的味道更浓了，但确实暖和了一点。

沉默在空气里蔓延。

我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还有远处角落里，老鼠窸窸窣窣的声音。

“小王，你有对象了吧？”林惠突然开口。

我愣了一下，赶紧回答：“有，我们是高中同学，在老家等我。”

“准备什么时候办事？”

“等我工作稳定了，转了正，就接她过来。”我说这话的时候，底气不是很足。

林惠没再说话，只是抱着膝盖，看着手电筒光柱里飞舞的灰尘。

后半夜，我实在撑不住了，靠着一排面粉袋子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给我披了件东西。

我睁开眼，发现是林惠把她身上的那条麻袋盖在了我身上，她自己则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的确良衬衫，抱着胳膊缩在一旁。

手电筒已经没电了，四周一片漆黑，我只能看到她一个模糊的轮廓。

“林主任，你……”

“你年轻，正是需要身体的时候，别冻坏了。”她的声音在黑暗里很轻。

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赶紧把麻袋拿起来，重新披回她身上：“您是领导，您披着。”

我们推让了半天，最后决定两个人靠得近一点，共用那两条麻袋。

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味道，不是城里流行的那种浓香，很清淡。

她的肩膀偶尔会碰到我的胳膊，很僵硬。

我知道，她也很紧张。

这种处境，对一个女人来说，更难。

“对不起，林主任，都怪我，应该早点提醒老张的。”我低声说。

“不怪你，”她轻轻说，“谁也想不到会这样。”

黑暗好像有种魔力，能让人卸下白天的伪装。

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我跟她讲我小时候在乡下掏鸟窝、下河摸鱼的事，讲我跟小兰是怎么认识的。

讲到小兰为了给我凑上大学的学费，把她妈妈留给她的银镯子都卖了的时候，我的声音有点哽咽。

林惠一直安静地听着。

轮到她讲的时候，她只说了几句。

她说她也是从小地方考出来的，刚来城里的时候，连公共汽车都不会坐。

我问她：“那您丈夫呢？他肯定对您很好吧？”

我问完就觉得有点唐突。

黑暗里，我感觉到她身体僵了一下。

过了很久，她才说：“我们……是家里介绍的。他人很好，很忙。”

“很忙”这三个字，她说得特别平淡，但我听出了一丝不一样的东西。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都沉默了。

饥饿和寒冷一起涌上来，希望也一点点被磨掉。

我开始想，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林惠突然站了起来。

她走到一垛米袋前，费力地拖下来一袋。

袋口是线缝的，很结实。

她找了半天，从地上捡起一小块尖锐的石子，开始一下一下地磨那根封口的线。

她的手指很巧，但力气不大，磨了很久，线才断了一根。

白花花的大米从破口处流了出来。

她用手捧了一点，递给我：“吃吧，生的，垫垫肚子。”

我看着她被石子磨得有点发红的手指，心里一酸。

我摇摇头：“您先吃。”

她没跟我争，自己先捻了几粒米放进嘴里，慢慢地嚼。

我也学着她的样子，抓了一把米。

生米很硬，嚼起来咯牙，还有一股土腥味，但咽下去之后，胃里确实感觉好受了一点。

我们俩就这么靠着米袋，一口一口地嚼着生米，看着天光从高高的窗户里一点点透进来。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难吃，也最难忘的一顿饭。

吃完米，人有了一点力气，但绝望的感觉也更清晰了。

周六，厂里不会有人来。

我们要在这里再待上至少一天一夜。

林惠看起来比我平静。

她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开始在仓库里慢慢走动，像是在巡视自己的领地。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她和我在办公室里认识的那个林主任，不太一样。

办公室里的她，是严肃的，有距离的。

而现在这个她，虽然也穿着那身半旧的衬衫和长裤，却有种说不出的韧劲。

她找到一个废弃的水龙头，拧了半天，居然流出一点带着铁锈味的自来水。

我们轮流着喝了几口，算是解了渴。

“小王，我们得想办法弄出点动静。”她说。

仓库里能发出大声音的东西不多。

我们试着把几个空油桶推倒，但那声音传不远。

后来，我看到墙角有一根废弃的钢筋。

我眼睛一亮，把钢筋拖过来，开始一下一下地敲击铁门。

“当！当！当！”

声音很响，在仓库里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

林惠站在我身后，说：“慢一点，保存体力，每隔十分钟敲一次。”

我就这么成了个人工报时器。

敲一会儿，歇一会儿。

间歇的时候，我们就坐下来聊天。

聊得越多，我越发现，我对她一无所知。

她喜欢看书，能背出很多我没听过的诗。

她说她年轻的时候，想当个记者，到处去看看。

“那为什么后来……”我问。

“后来就按部就班了。”她淡淡地说，目光投向那扇透着微光的窗户，“人这一辈子，能由着自己性子的时候不多。”

我听着她的话，心里某个地方好像被触动了。

我一直以为，我的路就是按部就含地转正、结婚、生子，像我爸妈一样。

我从没想过，我“想”做什么。

下午的时候，我敲得胳膊都酸了，效果却不大。

外面安静得像个被遗忘的世界。

我的情绪开始变得有点低落。

“林主任，你说，我们会不会……”

“不会。”她打断我，语气很肯定，“肯定会有人发现我们不见了的。”

她越是镇定，我心里就越是没底。

她那么好，那么体面，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她丈夫家里会怎么想？公司会怎么处理？

我一个合同工，大概率就是个被遗忘的脚注。

可她不一样。

想着想着，我心里就涌上一股劲。

我不能让她出事。

我站起来，找到仓库里最高的一垛货，那是一垛垛的面粉，堆得快有两层楼高。

“林主任，我想爬上去，看看能不能把窗户上的铁条弄断一根。”

林惠走到下面，抬头看了看，皱起眉头：“太高了，很危险。”

“没事，我小时候爬树掏鸟窝，比这高多了。”我故作轻松地说。

我开始往上爬。

面粉袋子很滑，踩不稳。

我手脚并用，像只笨拙的壁虎，一点点往上挪。

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一滑，整个人都往下出溜。

我心里一紧，幸好及时抓住了一个袋子的边角。

“小王，你下来！”林惠在下面喊，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急切。

我没理她，喘了口气，继续往上。

终于，我爬到了顶上。

高处的空气似乎都新鲜一些。

我伸手摸了摸窗户上的铁条，冰冷，坚硬，焊得死死的。

我用尽全身力气去掰，去晃，铁条只是微微颤动。

我的手心被粗糙的铁锈磨破了，渗出血来。

我还是不放弃，用身体撞，用脚踹。

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滴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下面的林惠一直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仰头看着我。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彻底没力气了。

我瘫坐在面粉袋子上，看着那扇牢不可破的窗户，一种无力感从心底升起。

我失败了。

我顺着面粉袋子滑了下来，摔在地上。

林惠赶紧跑过来扶我。

她的手碰到我胳膊的时候，我才发现她一直在抖。

“你看看你的手。”她的声音有点发颤。

我摊开手掌，上面是几道血口子，混着灰尘和铁锈，看起来有点吓人。

她没说话，转身走到那个生锈的水龙头前，用手接了点水，然后撕下自己衬衫的一角，小心翼翼地给我擦拭伤口。

水很凉，但她的动作很轻。

我看着她低着头，专注地给我清理伤口的样子，心跳得有点快。

她离我很近，我能看清她额前细小的绒毛，和眼角那一道浅浅的纹路。

那一刻，仓库里的灰尘，远处的鼠叫，我们的困境，好像都消失了。

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和她手里那块湿漉漉的布。

处理好伤口，我们又陷入了沉默。

这次的沉默和之前不一样。

空气里好像多了点什么东西，黏糊糊的，说不清，道不明。

我不敢看她。

她也没看我。

天又黑了。

这是我们被困的第二个夜晚。

没有了手电筒，黑暗变得更加纯粹，也更加漫长。

我们还是靠在一起，披着麻袋取暖。

但这一次，我们靠得更近了。

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温度，和她平稳的呼吸。

“小王，”她突然开口，声音很小，“你后悔吗？跟我来这一趟。”

“不后悔。”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为什么？”

我想了想，说：“因为……因为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林主任。”

黑暗中，我感觉她笑了笑。

“我有什么不一样的？”

“您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我说的是实话。

她又沉默了。

过了很久，我以为她睡着了的时候，她又开口了。

“其实，我很害怕。”

我愣住了。

“我怕黑，怕老鼠，也怕……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没了。”

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丈夫，他可能都不知道我没回家。他这个周末，在外地有个重要的会议。”

“我爸妈身体不好，我要是出了事，他们肯定受不了。”

她像是在对我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第一次看到她如此脆弱的一面。

那个在办公室里雷厉风行，一个小数点都不放过的林主任，原来也只是一个会害怕的普通女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我只能笨拙地说：“不会的，林主任，我们肯定能出去的。”

“嗯。”她应了一声，把头往麻袋里缩了缩。

那一晚，我几乎没睡。

我睁着眼睛看着无边的黑暗，听着身边她均匀的呼吸声，心里五味杂陈。

我对她，有敬佩，有同情，还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情愫。

这种情愫让我觉得很不安，像个背叛者。

我对不起小兰。

可是，我又控制不住地去想，如果林惠的生活是另外一个样子，她会不会比现在更开心？

周日的早上，我们是被一阵巨大的开门声惊醒的。

刺眼的阳光照进来，我们都下意识地用手挡住眼睛。

门口站着一脸惊慌的张大爷，还有几个公司的同事。

“林主任！小王！你们怎么在里面！”

得救了。

我脑子里只有这三个字。

从仓库里走出来，呼吸到外面新鲜空气的那一刻，我差点腿一软跪在地上。

林惠比我镇定。

她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和衣服，对大家说：“张大爷年纪大了，可能忘了我们还在里面盘点。没事了，让大家担心了。”

她把一切都轻描淡写地带了过去。

公司派车把我们送了回去。

在车上，我们俩隔着一个座位，谁也没说话。

仓库里的两天两夜，像一场不真实的梦。

现在梦醒了，我们又变回了林主任和合同工小王。

回到宿舍，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小兰打了个电话。

电话是接到她邻居家里的。

等她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我刚说了一句“喂”，眼泪就下来了。

我没跟她说被困的事，只说这两天加班太累了，很想她。

小兰在电话那头很心疼，嘱咐我要注意身体，别太拼了。

挂了电话，我看着镜子里那个胡子拉碴、满眼红血丝的自己，觉得无比疲惫。

周一上班，公司里一切如常。

好像谁都不知道南郊仓库发生的事。

我和林惠在走廊里碰到，她对我点点头，就过去了，眼神和以前一样，平静无波。

我心里松了口气，又有点说不出的失落。

那两天两夜，好像真的就那么过去了，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但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

变化是从一些细节开始的。

以前，同事们午休的时候，会开玩笑地叫我“林主任的跟屁虫”。

现在，他们不叫了。

他们看到我，眼神会变得有些奇怪。

几个平时跟我关系还不错的年轻人，也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我。

女同事们看我的眼神，更是充满了探究和一丝……轻视。

有一次，我去茶水间倒水，听到两个人在里面小声议论。

“听说了吗？南郊仓库那事……”

“能不知道吗？孤男寡女，关了两天两夜，啧啧。”

“那个小王，看着挺老实的，没想到啊……”

“林主任也是，平时看着那么正经，怎么会……”

我端着杯子，站在门口，手脚冰凉。

原来，事情早就传开了。

张大爷虽然耳朵不好，但嘴巴不严。

那天来开门的同事，也把看到的“景象”添油加醋地传了出去。

在我们衣衫不整、满身灰土地从仓库里出来的那一刻，故事的版本就已经不由我们控制了。

我成了那个想走捷径、攀附女上司的投机小人。

林惠，则成了那个不守本分、和下属不清不楚的女人。

我试着跟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解释：“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就是被锁在里面了。”

他拍拍我的肩膀，眼神里充满了同情：“兄弟，我们信你。但是，别人的嘴，你堵不住啊。”

是啊，我堵不住。

流言就像长了脚的怪物，在公司的每个角落里穿行。

我走在走廊里，感觉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

那些窃窃私语，像针一样，一下一下地扎在我身上。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闭上眼睛，就是仓库里那片黑暗，和林惠那双在黑暗里依然清亮的眼睛。

还有同事们异样的眼神，和小兰在电话里天真的叮嘱。

这一切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大网，把我牢牢地困住了。

林惠那边，情况似乎更糟。

我听说，她丈夫来公司找过她一次。

两个人关在办公室里，不知道说了什么。

只知道她丈夫出来的时候，脸色铁青。

从那天起，林惠脸上的笑容就彻底消失了。

她变得比以前更沉默，也更严厉。

开会的时候，有个人报表出了个小错，被她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得抬不起头来。

大家都说，林主任这是心情不好，拿大家撒气呢。

只有我知道，她不是。

她是在用这种方式，给自己披上一层更厚的铠甲。

我们俩在办公室里，几乎零交流。

工作上的事，她都通过别人转达给我。

我们像两个被推上审判台的同案犯，却被隔离开来，连交换一个眼神的机会都没有。

我心里很难受。

我觉得是我连累了她。

如果那天，我没有跟她去仓库，或者我更机警一点，就不会发生这一切。

我越想越觉得，这一切的根源，都在我自己。

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对林主任动了不该有的心思？

在那个黑暗的仓库里，当她给我擦拭伤口，当我们靠在一起取暖的时候，我的心跳，是不是真的只是因为紧张？

我不敢深想。

我怕想下去，会发现一个连自己都无法面对的，不堪的自己。

我开始拼命地工作，想用忙碌来麻痹自己。

我每天第一个到公司，最后一个走。

所有的脏活累活，我都抢着干。

我想向所有人证明，我王建，是靠自己的努力吃饭的，不是靠任何不光彩的关系。

但我的努力，在流言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他们只会说：“你看，他心虚了，在拼命表现呢。”

那段时间，我瘦了十几斤，整个人都脱了相。

小兰在信里问我，是不是生病了，为什么感觉我好像有心事。

每次给她回信，我都觉得像在写一份谎言报告。

我告诉她我很好，工作很顺利，领导很器重我。

每一个字，都像在嘲笑我。

终于，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

年底的转正名单公布了，没有我的名字。

一个比我晚来三个月，业务能力远不如我的小子，转正了。

据说，他叔叔是公司的一个副总。

名单贴出来的那天，我站在公告栏前，看了很久很久。

周围同事们投来的目光，有同情，有幸灾乐祸。

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忍耐，所有的委屈，在那一刻，都成了一个笑话。

我为之奋斗的一切，那个想在城里安家，把小兰接过来的梦想，碎了。

那天晚上，我没回宿舍。

我一个人去了江边，吹了一夜的冷风。

江水在黑夜里翻滚，无声地向前流淌。

我想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只是想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开始反思整件事。

从被困仓库，到流言四起，再到转正失败。

我一直是被动地承受着这一切。

我像一棵被风暴吹打的小草，只能逆来顺受。

我忙着向别人解释，忙着证明自己的清白，忙着埋头苦干，以为这样就能让一切回到正轨。

可我错了。

我越是想证明，就越是显得可疑。

我越是想逃避，那件事就越是如影随形。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江风吹得我浑身冰冷，但我的脑子却异常清晰。

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一份公平。

我想要一份尊重。

我想要一份能让我挺直腰杆，堂堂正正活下去的生活。

我也想要……弄清楚，我对林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我不能再这么浑浑噩噩下去了。

我不能让这件事，成为我一辈子的心魔。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辞职。

然后，我要回一趟老家，把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小兰。

不管她是什么反应，是相信我，还是离开我，我都必须对她诚实。

这是我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做出决定之后，我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

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把一封辞职信，放在了林惠的桌子上。

她正在看文件，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到了那封信。

她的手顿了一下。

“你想好了？”她问，声音听不出情绪。

“想好了。”我看着她的眼睛，第一次没有躲闪，“林主任，谢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还有……对不起。”

这句“对不起”，包含的东西太多了。

有连累她的歉意，也有我自己内心深处，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的忏悔。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

然后，她拿起笔，在我的辞职信上签了字。

“也好。”她低声说，“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我拿着签好字的辞职信，走出了办公室。

我没有回头。

我怕一回头，就再也走不了了。

我辞职的消息，很快就在公司传开了。

版本有很多。

有人说我受不了压力，自己滚蛋了。

也有人说，是林主任的丈夫给了我一笔钱，让我离开的。

更难听的，说我们俩的事被公司高层知道了，为了保住林主任，只能牺牲我这个临时工。

这些，我都不在乎了。

我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李，准备离开这个我曾经寄予了所有希望的城市。

走之前，我犹豫了很久，还是给小兰写了一封信。

我没有在信里说辞职的事，只说公司派我出差一段时间，可能联系会不方便。

我还没准备好，在信里跟她说清楚一切。

我必须当着她的面，看着她的眼睛说。

就在我准备去火车站的那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是林惠打到我宿舍楼下小卖部的。

“你来一下公司，我在办公室等你。”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但也很坚决。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找我。

但我还是去了。

我到的时候，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

夕阳从窗户照进来，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

她看起来比前段时间更瘦了，也更憔悴。

“坐吧。”她说。

我拉开椅子，坐在她对面。

我们之间，隔着一张宽大的办公桌。

“你是不是觉得，你转正失败，是因为我？”她开门见山。

我没想到她会问得这么直接。

我摇摇头：“不全是。我知道公司里的情况。”

“不，”她打断我，“就是因为我。”

我看着她，不明白她的意思。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

那是一份人事调动的文件。

上面写着，我，王建，因为“个人作风问题”，不予转正。

而批准人那一栏，签着一个我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是她丈夫的名字。

他是市里主管人事的领导之一。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砸了一下。

原来，不是流言蜚...

原来，是他在背后，亲手断了我的路。

“为什么？”我看着林惠，声音都在发抖。

“他听到了那些传闻。”林惠的目光移向窗外，声音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他觉得，我让他丢了面子。所以，他要给你一个教训，也要给我一个警告。”

我明白了。

所有的一切，都明白了。

我的努力，我的清白，在权力和面子面前，一文不值。

我只是他们夫妻关系里，一个被随意碾死的蚂蚁。

一股巨大的荒谬感和无力感，瞬间将我吞没。

我以为我辞职，就能摆脱这一切。

我以为我坦白，就能获得救赎。

可我错了。

在这个故事里，我连当一个配角的资格都没有。

我只是一个道具。

一个用来证明她丈夫的权威和她的“不贞”的道具。

“所以，你今天叫我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我的声音很冷。

“不。”林惠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道歉？”我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是。这件事，把你卷进来，是我的错。”她从桌上拿起另一个信封，推给我，“这里面，是一笔钱。不多，但够你回老家，做点小生意，重新开始。”

我看着那个信封，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用钱来弥补？

他们毁掉我的前途，我的梦想，我的名誉，然后想用一点钱，就把我打发掉？

“我不要。”我把信封推了回去，站起身，“林主任，你的道歉我收到了。你的钱，我不需要。我王建虽然穷，但还没到要靠别人施舍的地步。”

我说完，转身就走。

“王建！”她在我身后叫住我。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你恨我吗？”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我沉默了很久。

恨吗？

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累，前所未有的累。

“不恨。”我轻轻地说，“你也是个可怜人。”

说完，我拉开门，走了出去，没有再回头。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被掏空了。

所有的信念，所有的坚持，都崩塌了。

我像一个游魂一样，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天黑了，华灯初上。

这个城市的繁华，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我走回宿舍，收拾好行李，买了当晚最晚一班回老家的绿皮火车票。

坐在拥挤又嘈杂的车厢里，闻着各种混杂的气味，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城市灯火，心里一片茫然。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

我甚至不知道，我该怎么去面对小兰。

我该怎么告诉她，我不是被公司派去出差，而是被灰溜溜地赶回来的？

我该怎么跟她解释，我和我的女上司之间，那段清白又不清白的两天两夜？

我手里的那份“个人作风问题”不予转正的通知复印件（我从林惠桌上拿走了），像一块烙铁，烫着我的手心。

火车开了一夜。

我在硬座上，一夜无眠。

我想了很多。

我想起了在仓库里，林惠分给我半块麻袋的那个夜晚。

我想起了她用衬衫的衣角，给我擦拭伤口时专注的眼神。

我想起了她说“其实，我很害怕”时，声音里的颤抖。

我也想起了小兰。

想起了她为了我，卖掉银镯子的样子。

想起了她在信里，一遍遍叮嘱我注意身体的样子。

想起了我们一起憧憬的，在城里安个家的未来。

两个女人的脸，在我脑海里交替出现。

一个，是遥不可及的梦，带着一丝清冷和破碎的美。

一个，是实实在在的温暖，是我奋斗的起点和归宿。

我一直以为，我的问题，是怎么向小兰证明我的清白。

但现在我明白了，我的问题，是我自己。

是我在面对诱惑和困境时，内心的摇摆和懦弱。

是我在面对不公和强权时，除了愤怒和逃避，束手无策。

仓库里的那两天，像一个催化剂，把我内心深处所有的不成熟和不坚定，都催化了出来。

我以为我爱小兰，但当另一个更优秀、更让我心动的女人出现时，我动摇了。

我以为我足够坚强，但当流言和打压袭来时，我溃不成军。

我一直活在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好人”的剧本里。

我要当一个好儿子，好男友，好员工。

我努力去扮演这个角色，却忘了问自己，我到底是谁。

火车到站的汽笛声，把我从混乱的思绪中拉了回来。

天亮了。

我走下火车，踏上熟悉的站台，闻着空气里熟悉的煤烟味，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好像突然想通了。

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

我唯一需要面对的，是我自己。

我需要诚实地面对我的懦弱，我的动摇，我的不甘。

我也需要诚实地面对我的感情。

我对林惠，有过心动，有过同情，有过敬佩。

但这并不是爱。

那更像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下，两个孤独的灵魂，短暂的相互取暖。

梦醒了，就该回到现实。

而我的现实，是小兰。

我对小兰的感情，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是扎根在土壤里的。

那是亲情，是责任，是习惯，是我生命里最坚实的一部分。

我不能因为一场虚幻的梦，就毁掉我的现实。

顿悟，往往就在一瞬间。

在走出火车站，看到那个熟悉的小县城的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迷雾都散开了。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我没有直接回家。

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好好地洗了个澡，刮了胡子，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我把自己收拾得尽量体面一些。

然后，我走到了小兰家楼下。

我没有上去。

我给她邻居打了个电话，让她下来一下，说我在楼下等她。

几分钟后，我看到小兰穿着一件碎花连衣裙，匆匆地从楼道里跑了出来。

她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你怎么回来啦？不是说出差了吗？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她一边说，一边跑到我面前，很自然地帮我整理了一下衣领。

看着她明亮的眼睛和毫无保留的笑容，我心里一阵刺痛。

“小兰，”我抓住她的手，认真地看着她，“我们找个地方，我想跟你说点事。”

我们去了县城里唯一的一家咖啡馆。

那是我第一次带她来这种地方。

她显得有点拘谨，端着咖啡杯，小心翼翼地吹着气。

我把那份人事通知的复印件，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她面前。

“我辞职了。或者说，是被辞退了。”我平静地说。

小兰愣住了，她拿起那张纸，看着上面的字，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

“个人作风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她的声音都在抖。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在仓库里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一字不落地，全都告诉了她。

我没有丝毫隐瞒，也没有为自己辩解。

我讲了我们怎么被困，怎么互相取暖，怎么一起嚼生米。

我也讲了我对林惠，那一瞬间的心动和同情。

我还讲了公司里的流言，讲了林惠丈夫的报复。

我讲得很慢，很平静。

每说一个字，都像是在对自己进行一次凌迟。

小兰一直安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

她的手紧紧地攥着咖啡杯，指节都发白了。

等我说完，咖啡馆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能听见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和我自己擂鼓一样的心跳。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

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我想，她可能会哭，会骂我，会把咖啡泼在我脸上，然后说我们完了。

无论是什么结果，我都接受。

因为这是我应得的。

过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一个世纪都过去了。

她终于开口了。

“那个林主任，她……是个好人吧？”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沙哑。

我猛地抬起头，看着她。

她的眼睛红红的，但没有眼泪。

她的脸上，没有愤怒，没有鄙夷，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的情绪。

我点点头：“她……很不容易。”

小兰低下头，看着自己面前那杯已经凉透了的咖啡。

她用小勺子，一下一下地，无意识地搅动着。

“王建，”她又开口了，“你老实告诉我，你回来，是因为工作没了，没地方去了，才想到我。还是因为，你真的想清楚了，你想要的是我？”

这个问题，像一把尖刀，直直地插进我的心脏。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我想清楚了。以前，我总觉得，我要在城里站稳脚跟，给你一个好的生活，那就是爱你。但经历了这些事，我才明白，真正的爱，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是我不管在什么境地，都想第一时间见到你。是我在最迷茫的时候，脑子里想的还是你。是我愿意把最不堪的自己，都剖开给你看。”

“小...兰，”我的声音有点哽咽，“我对不起你。我心里，确实对别人，有过那么一丝丝的动摇。但是，那就像是黑夜里看到的一颗星星，虽然亮，但很遥远。而你，是我的太阳。没有你，我的世界就是一片黑暗。”

我说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一个二十多岁的大男人，在咖啡馆里，哭得像个孩子。

小兰看着我，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

她没有说话，只是站起身，走到我身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轻轻地帮我擦眼泪。

就像小时候，我摔倒了，她帮我擦掉膝盖上的泥土一样。

那一刻，我知道，我没有失去她。

我们的故事，没有结局。

那之后，我没有再回那个城市。

我在县城里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个中学当了代课老师。

工资不高，但很稳定，也很踏实。

我和小兰在第二年春天结了婚。

没有大办，就是请了两家人，吃了顿饭。

婚礼那天，她穿着红色的嫁衣，笑得特别好看。

她说：“王建，以后，不许再骗我了。”

我点点头，说：“好。”

婚后的生活，平淡如水。

我们住在学校分的旧筒子楼里，每天一起买菜，做饭，散步。

偶尔，我也会想起林惠。

我会想，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是不是还在那个压抑的家庭里，继续扮演着那个端庄得体的角色。

我没有再去打听她的消息。

我知道，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那段在仓库里的经历，像我青春里的一道疤。

它曾经让我疼痛，让我迷茫，让我看清了人性的复杂和现实的残酷。

但现在，它愈合了。

它成了一个提醒。

提醒我，生活没有那么多理所当然的坦途。

提醒我，在任何时候，都要守住内心的诚实和底线。

提醒我，珍惜眼前那个，愿意在我最不堪的时候，还给我擦眼泪的人。

几年后，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正式的教师编制。

我们的孩子也出生了，是个漂亮的女儿。

小兰辞了工作，专心在家带孩子。

有时候，看着她抱着女儿，在夕阳下哼着童谣的样子，我心里会觉得特别安宁。

我曾经以为，成功的人生，是在大城市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人生，不是你站在多高的地方，而是你的身边，有没有那个能让你心安的人。

我的人生，从那个黑暗的仓库开始，拐了一个大弯。

我失去了我曾经追求的一切。

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找到了，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

那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安稳，是一种洗尽铅华后的平静。

是一种，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犯了什么错，都有一个地方是我的港湾，有盏灯会为我而亮的，笃定。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