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冲着蹲在地上给我打下手的半大小子喊了一声，嗓子有点干，全是土。

“把那个大号的扳手递给我。”

我冲着蹲在地上给我打下手的半大小子喊了一声，嗓子有点干，全是土。

拖拉机肚子底下那股子柴油味儿，混着夏天地里头闷热的土腥气，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

这是1982年的夏天，热得邪乎。队里的那台东方红54，正趴窝在地头，像一头累瘫的老牛，吭哧都不吭哧一声。

队长老叔背着手，在我旁边转了八圈了，鞋底子都快磨薄了。

“进河，行不行啊？这秋粮眼看就要下种了，它要是动不了，可就误了大事。”

我没抬头，手里的活儿没停。“叔，你再转两圈，这地都要让你踩出个井来了。急也没用，老毛病了，离合器片磨损得厉害。”

我叫陈进河，三十出头，不是科班出身的修理工。

也就是当年在部队里当了几年工程兵，跟那些铁疙瘩打交道多了，回来后队里这些农机有点小毛病，大伙儿就都习惯性地来找我。

一来二去，我倒成了队里不拿工资的“技术员”。

我老婆秀兰常说我，这是揽了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耽误自家地里的工夫，还没一分钱好处。

我也知道，可看着乡亲们那一张张着急上火的脸，我这心里头就搁不住事儿，总觉得我不伸手，就是我的不是了。

正当我满头大汗地拧着一个生了锈的螺丝时，一双干净的布鞋停在了我眼前。

鞋面是蓝色的，边上绣着一圈小白花，针脚细密。

我顺着鞋子往上瞧，是队里的会计，刘文静。

她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上面还盖着个盖儿，防止土掉进去。

“陈大哥，喝口水吧，看你热的。”她的声音轻轻的，跟村里其他女人的大嗓门不一样，像是从收音机里飘出来似的。

刘文静是几年前来的知青，后来嫁给了邻村一个跑供销的，就留下了。她男人常年在外头跑，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趟。

她人长得白净，说话细声细气，总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跟我们这些土里刨食的人，看着就不太一样。

村里的婆姨们背地里没少嚼舌根，说她一个文化人，眼睛长在头顶上，瞧不上庄稼人。

可我倒觉得她人不错，每次去队里交公粮，她算账又快又准，从来没出过错，对谁都客客气气的。

我接过缸子，咕咚咕咚灌了大半缸凉白开，那股子从喉咙里一直凉到胃里的舒坦劲儿，甭提多得劲了。

“谢谢啊，文静。”我用袖子抹了把嘴，把缸子递回去。

她没接，眼睛看着趴窝的拖拉机，又飞快地瞥了我一眼，脸颊上有点发红，不知道是天热晒的，还是别的。

她犹豫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了：“陈大哥，你这活儿……什么时候能忙完？”

我看了看天色，“快了，换个零件就成。”

她点点头，像是下了什么决心，往前凑了半步，手里的扳手都快递到我鼻子底下了。

“那个……陈大哥，”她红着脸，眼睛不敢看我，盯着自己手里的扳-手，“我……我那儿……也有个零件坏了，不知道你能不能……也帮我瞅瞅？”

这话一出口，周围几个歇着抽烟的汉子都停了手里的动作，耳朵竖得跟兔子似的，眼神在我们俩身上来回打转，那目光里头，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味儿。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一个男人，去一个丈夫常年不在家的女人屋里修东西，这事儿在村里，可不是喝口水那么简单。

我老婆秀兰的脸，一下子就浮现在我脑海里。她要是知道了，指不定要怎么跟我闹。

可看着刘文静那双带着点期盼又有点为难的眼睛，拒绝的话，就像是块石头堵在了嗓子眼，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接过她递来的扳手，那扳手上还带着她手心的温度。

“啥东西坏了？”我问。

“收音机，”她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前几天还好好的，这两天就不响了，里面咔啦咔啦的。”

收音机。

这可是个稀罕玩意儿。我们整个生产队，也就队长家和她家有。

我心里头那点捣鼓机械的瘾头，一下子就被勾起来了。

可理智告诉我，这事儿得掂量掂量。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旁边的李二牛就嘿嘿笑了起来，那笑声里带着点不怀好意。

“哟，刘会计家的收音机坏了啊？那可是金贵东西，进河，你可得好好给修修。别把人刘会计给耽误了，人家晚上还指着听曲儿呢。”

这话说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刘文静的脸“刷”的一下，从脸颊红到了耳根，头埋得更低了，手足无措地绞着自己的衣角。

我心里头一股火就上来了。

我把手里的扳手往地上一扔，发出“哐当”一声响。

“李二牛，你嘴巴干净点！人家刘会计找我帮忙，队里谁家没找过我？你家那脱粒机去年是谁给你修好的？”

李二牛被我这么一呛，脸上有点挂不住，嘟囔了两句“开个玩笑嘛，那么认真干啥”，就不再言语了。

我转过头，对刘文静说：“行，等我把这拖拉机弄好了，就过去给你看看。”

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挺平静的。

我觉得我这是在做好事，是帮同志解决困难，光明正大，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刘文静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小声说了句“谢谢陈大哥”，就端着搪瓷缸子匆匆走了，那背影看着，倒像是在躲着什么。

我低下头继续干活，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总觉得有点乱。

手里的扳手，好像比刚才沉了不少。

拖拉机修好，已经是傍晚了。

我发动了机器，那熟悉的“突突”声再次响起，像一首让人安心的歌。

队长和乡亲们都挺高兴，非要拉着我去队部喝酒。

我摆摆手，说家里还有事，就推着我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往家走。

路过刘文静家门口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

她家的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显得特别安静。

我想了想，还是把车子停在了门口。

答应了人家的事，就得办到。

我敲了敲门。

门很快就开了，是刘文静。她好像一直在等我，身上还穿着白天那件碎花衬衫。

“陈大哥，你来了。”她把我让进屋，给我倒了杯水。

她家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张木头桌子上铺着一块蓝印花布，上面放着一个暖水瓶和几个杯子。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上是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

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墨水味儿，混着一股皂角的清香。

这和我家完全不一样。

我家到处都是孩子的玩具，墙上是小石头用泥巴抹的印子，空气里永远是烟火和汗水的味道。

那台红灯牌的收音机就摆在桌子上，枣红色的外壳，擦得锃亮。

我坐下来，打开后盖，仔细检查里面的线路。

刘文静就坐在我对面，安安静静地看着我，也不说话。

屋子里只有我用螺丝刀捣鼓零件发出的细微声响，和窗外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

这种安静，让我有点不自在。

我跟秀兰在家，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我们俩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地里的收成，孩子的学习，东家长西家短。

“你男人……啥时候回来？”我没话找话，想打破这沉默。

“快了，”她声音很低，“说是中秋节前能回来一趟。”

我“嗯”了一声，没再问。

我发现是里面一根保险丝烧了，这毛病不大。我从自己随身带的工具包里找了根细铜丝，小心翼翼地给换上了。

合上后盖，插上电，一拧开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熟悉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清晰洪亮。

“好了。”我说，心里有点小小的得意。

刘文静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那光彩，像是黑夜里突然亮起的星星。

“陈大哥，你太厉害了！我以为修不好了呢。”她语气里带着点小女孩似的雀跃。

我摆摆手，“小毛病。”

她非要留我吃饭，说都做好饭了。

我看了看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秀兰和小石头肯定在家等我吃饭呢。

“不了，家里还等着呢。”我站起身准备走。

她把我送到门口，又从屋里拿出一个纸包递给我。

“陈大哥，这是我托人从城里买的点心，你拿回去给孩子吃。”

我推辞不要。

她却很坚持，把纸包硬塞到我怀里，“你帮我这么大忙，我也不知道怎么谢你。这就是一点心意，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话说到这份上，我再推辞就显得矫情了。

我只好收下，骑上车子回了家。

回到家，秀兰已经把饭菜摆在桌上了，小石头趴在桌上打瞌ë。

“怎么才回来？给你留的饭都快凉了。”秀兰一边给我盛饭，一边埋怨道。

“队里的拖拉机坏了，刚修好。”我把手里的点心放在桌上，“喏，给小石头的。”

秀兰打开纸包，是几块金黄色的桃酥，散发着一股香甜的味道。

“哪来的？”她警惕地问。

“刘会计给的。”我轻描淡写地说，“顺路帮她把收音机修了一下。”

我说得坦然，因为我觉得我没做错什么。

秀兰的脸色却一下子沉了下来。

她把那包桃酥往桌子中间一推，声音也冷了八度。

“陈进河，你长本事了啊。现在不光给队里白干活，还上赶着给人家家里干活去了？”

我一听这话，火气也上来了。

“你这叫说的什么话？不就是搭把手的事吗？乡里乡亲的，谁家还没个需要帮忙的时候？”

“帮忙？”秀-兰冷笑一声，“别人家让你帮忙，都是大白天的，当着大伙儿的面。你给刘会计家帮忙，怎么就专挑天黑了去？还一去就是大半宿？”

“我那是修完拖拉机才去的！你这人思想怎么这么不健康？”

“我思想不健康？”秀兰的眼圈红了，“陈进河，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村里人下午就在传了！说你跟那个刘会计……不清不楚的！”

“胡说八道！”我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都是李二牛那帮人嘴碎，你别听他们瞎咧咧！”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秀兰的声音也大了起来，把睡着的小石头都给惊醒了。

小石头揉着眼睛，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我看着哭闹的儿子，看着满脸是泪的秀兰，心里头又烦又闷，像堵了一团湿棉花。

一顿饭，吃得不欢而散。

晚上躺在床上，秀兰背对着我，身子绷得紧紧的。

我知道她没睡着。

我也睡不着。

黑暗中，我睁着眼睛，脑子里乱糟糟的。

我一遍遍地回想今天发生的事，从修拖拉机，到去刘文静家，再到跟秀兰吵架。

我真的做错了吗？

我只是帮了个忙，怎么就成了别人嘴里的“不清不楚”，成了我们夫妻吵架的导火索？

这天晚上，我第一次尝到了因为“帮忙”而带来的苦涩滋味。

这滋味，比拖拉机底下的柴油味儿还难闻。

从那天起，家里的气氛就变了。

秀兰不跟我吵了，但她也不怎么跟我说话了。

我跟她说话，她就“嗯”、“啊”地应着，多一个字都没有。

她把家里收拾得比以前更干净，把我的衣服洗得更勤，给我做的饭菜也从不含糊。

可我知道，她心里那根刺，扎下了。

村里的风言风语，也并没有因为我们的争吵而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我走在路上，总觉得背后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以前跟我称兄道弟的几个汉子，现在见了面，眼神也怪怪的，开的玩笑也开始带颜色。

“进河，啥时候也去帮我家婆姨修修缝纫机啊？也修到大半夜呗？”

我气得脸通红，想跟他们理论，可他们嘻嘻哈哈地就散了，留我一个人在原地，像个傻子。

我开始刻意躲着刘文静。

在路上远远看见她，我就绕道走。

去队部办事，我也尽量挑她不在的时候去。

有一次在供销社门口碰见了，她想跟我打招呼，我却像没看见一样，低着头推着车子就过去了。

我能感觉到她停留在我身后的目光，但我不敢回头。

我怕。

我怕别人看见，怕那些闲话传到秀兰耳朵里，让她更难受。

我以为这样，事情就能慢慢平息下去。

可我错了。

那天下午，我从地里回来，路过村口的大槐树。

几个婆姨正凑在那儿纳鞋底，一边干活一边聊天。

我本来没想听，可她们的声音不大不小，正好飘到我耳朵里。

“……要我说啊，还是那刘会计有本事，不声不响的，就把陈进河那样老实人都给勾搭上了。”

“可不是嘛！你看陈进河媳妇，最近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话都少了。”

“活该！谁让她男人有本事呢！这年头，会修东西的男人可吃香了。不像我家那口子，除了会吃饭，啥也不会。”

“你们说，他俩是不是真的……”

后面的话，我没听清，也不想听了。

我的拳头捏得咯咯作响，血一个劲儿地往头上涌。

我真想冲上去，跟她们好好理论一番。

可我能说什么呢？

我说我们是清白的？她们会信吗？

她们只会觉得我是恼羞成怒，是欲盖弥彰。

我第一次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

原来，人的嘴，比最难修的机器还要复杂，还要可怕。

我闷着头回了家，一句话也不想说。

秀兰看我脸色不好，也没问，只是默默地给我端来一盆洗脸水。

看着她布满老茧的手，看着她眼角不知不觉爬上的细纹，我心里突然一阵难受。

她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现在，还要因为我，在村里抬不起头，被人戳脊梁骨。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为了一点“乐于助人”的虚名？为了一句“陈大哥你真厉害”的夸奖？

值得吗？

我开始反思。

我不再觉得委屈，也不再觉得是别人嘴碎。

我开始想，这件事，是不是从一开始，我就做错了。

我不该在天黑之后，一个人去刘文静家。

我不该收她那包点心。

我给了别人说闲话的由头，也给了秀兰胡思乱想的借口。

我的思考，从“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我”，慢慢变成了“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我想要的，不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人平平安安，不受人非议吗？

为了这点破事，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把秀兰伤成这样，我图什么？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主动跟秀兰开了口。

“秀兰，对不住。”

我坐在炕沿上，看着她的背影，声音有点干涩。

她的肩膀抖了一下，没回头。

“这几天，让你受委屈了。”我继续说，“那些闲话，你别往心里去。我跟刘会计，啥事都没有。以后，我离她远点，再也不跟她来往了。”

秀兰还是没说话，但我听到了她压抑着的抽泣声。

我伸出手，想拍拍她的背，可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

我觉得，我欠她的，不只是一句道歉。

我得做点什么，来弥补我的过错，来挽回我们的家。

我决定去找刘文静，把话说清楚。

我不能再这么躲着了。躲避，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误会越来越深。

我得告诉她，为了我们各自的家庭，我们以后最好还是保持距离。

这话说出来可能会伤人，但长痛不如短痛。

我得为我的家负责。

这个念头一旦在我心里扎了根，就变得越来越清晰。

我不再被动地承受那些流言蜚语，而是开始主动地思考，如何去解决这个难题。

这是我第一次，不为了“面子”，不为了“名声”，而是为了我内心真正想要守护的东西，去采取行动。

我选了个下午，估摸着村里人都下地干活了，才去了刘文静家。

我心里挺忐忑的，把要说的话在肚子里翻来覆去地过了好几遍。

我敲了敲门。

门开了，开门的却不是刘文静。

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个子不高，人很黑瘦，身上一股浓浓的酒气。

他斜着眼打量我，“你找谁？”

我愣了一下，“我找刘会计。”

男人冷笑一声，侧身让开，我看到屋里头，刘文静正坐在凳子上，头发有点乱，眼眶红红的，脸上还有一个清晰的巴掌印。

屋子里一片狼藉，暖水瓶倒在地上，碎了一地。

我心里“咯噔”一下，顿时明白了。

这个男人，应该就是她那个跑供销的丈夫，王勇。

王勇显然是听到了村里的风言风语，这次回来，是兴师问罪来了。

“你就是那个陈进河？”王勇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敌意和鄙夷。

我点了点头。

“行啊，兄弟，本事不小啊。我前脚走，你后脚就登堂入室了？还真会挑时候！”他的话像刀子一样，一句句往我心上扎。

刘文静站了起来，声音带着哭腔，“王勇，你胡说什么！陈大哥是好人，他就是帮我修了个收音机！”

“修收音机？”王勇笑得更厉害了，“修收音机能修出这么多闲话来？你当我是三岁孩子？我看你们是借着修东西的名义，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他的话越说越难听，不堪入耳。

我气得浑身发抖，拳头攥得死死的。

“你嘴巴放干净点！”我盯着他，“我跟刘会计是清白的，你别在这儿血口喷人！”

“清白？”王勇一把揪住刘文静的头发，把她拽到我面前，“那你跟我说说，你们俩怎么个清白法？大半夜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们是在学文件，还是在讨论生产？”

刘文静疼得叫出了声，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我再也忍不住了，上前一步，一把推开王勇。

“有话好好说，你别动手打人！”

王勇被我推得一个踉跄，站稳后，眼睛都红了。

“好啊，陈进河，还敢护着她！我看你们俩是真有事！今天我非得让全村人都来看看，你们这对狗男女的真面目！”

说着，他就冲到门口，扯着嗓子就喊了起来。

“大伙儿快来看啊！陈进河和刘文静偷人，被我抓个正着啊！”

他的声音又尖又响，一下子就把左邻右舍都给引了出来。

很快，刘文静家门口就围了一圈人，对着我们指指点点。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完了。

这下全完了。

我本来是想来澄清误会，结束这一切的。

可没想到，我的主动行动，却把我推进了一个更深的漩涡，引爆了一颗更大的炸弹。

现在，不只是流言蜚语了。

这是“捉奸在床”的铁证。

我看着周围那些幸灾乐祸、鄙夷、好奇的眼神，看着哭得瘫软在地的刘文静，看着像一头发了疯的公牛一样的王勇。

我感觉自己像被扒光了衣服，扔在雪地里，浑身冰冷，无处可逃。

我的名声，我的家庭，我一直努力维持的一切，在这一刻，好像都崩塌了。

村长和队里的几个干部闻讯赶来了。

他们把王勇拉开，又把围观的人群劝散。

我像个犯人一样，被带到了队部的办公室。

刘文静也被她家的邻居扶着，跟在后面。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

村长老叔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把烟屁股在鞋底上碾灭。

“进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失望。

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能说什么？

我说我真的是来澄清误会的？

谁会信？

在他们眼里，我就是在狡辩。

王勇在一旁添油加醋地哭诉，说他常年在外辛辛苦苦，就是为了这个家，没想到家里却出了这种丑事。

他说得声泪俱下，好像自己是天底下最委屈的人。

刘文静低着头，不停地哭，肩膀一抽一抽的，只反复说一句话：“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不是的……”

可她的辩解，在王勇的“铁证”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最后，村长拍了板。

“这事儿，是你们的家务事，我们队部也不好管得太宽。”他看着王勇，“但是，王勇，你动手打人就是不对。夫妻俩有话好好说。”

他又转向我，叹了口气。

“进河啊，你也是个有家有室的人了，以后……要注意影响。有些事，要懂得避嫌。”

我低着头，脸烧得厉害。

“注意影响”，“懂得避嫌”。

这八个字，像八个巴掌，狠狠地扇在我脸上。

我浑浑噩噩地走出队部，天已经黑了。

我不敢回家。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秀兰，怎么面对小石头。

我在村口的河边坐了一整夜。

河水静静地流淌，映着天上的星星。

我看着自己的倒影，觉得那么陌生。

陈进河，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个好人吗？

你乐于助人，可你的帮助，却给别人带来了灾难，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你是个好丈夫吗？

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家，可你做的事，却让你的妻子在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

你是个好父亲吗？

你以后要怎么教你的儿子做人？告诉他，要像你一样，为了所谓的“清白”，把生活搅得一团糟吗？

我感觉自己被掏空了。

我一直以来坚守的那些信念，那些做人的准则，在这一刻，都变得可笑起来。

什么光明磊落，什么问心无愧。

在现实面前，这些都一文不值。

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拖着沉重的步子回了家。

我以为，等待我的，会是秀兰的眼泪和质问。

可屋子里静悄悄的。

秀兰坐在炕上，正在给小石头缝补一件旧衣服。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一针一线，缝得特别认真。

看到我回来，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很复杂，有失望，有难过，但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怨恨。

“回来了？”她开口了，声音有点沙哑，“锅里给你留了饭，还是热的。”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再也忍不住了，刷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我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部队里流血流汗都没掉过一滴泪，可在那一刻，我哭得像个孩子。

我走到炕边，跪在了地上。

“秀兰，我对不起你。”

秀兰放下手里的针线活，看着我。

她没有扶我起来，也没有骂我。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叹了口气。

“陈进河，你起来吧。跪着，解决不了问题。”

她的平静，比任何打骂都让我感到心痛。

我站起身，坐在炕沿上，把昨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跟她说了。

我没有为自己辩解，也没有推卸责任。

我告诉她，我本来是想去跟刘文静说清楚，以后保持距离的。

我告诉她，我没想到会碰上她男人回来，更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

我说完了，屋子里又是一片沉默。

过了很久，秀兰才开口。

“我相信你。”

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像一道光，照进了我那片漆黑的内心。

我抬起头，不敢相信地看着她。

“村里人都那么说，你……你为什么还信我？”

秀兰的眼圈红了，但她还是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有数。”她说，“你这人，心眼实，总觉得帮别人是天经地义的。可你忘了，人心，比你修的那些机器要复杂得多。”

她顿了顿，继续说：“这件事，你是有错。你的错，不在于你帮了刘文静，而在于你没把这个家，没把我这个媳妇，放在第一位。你怕我多想，就瞒着我。你怕别人说闲话，就躲着。你越是这样，别人就越觉得你们有事，我也越是胡思乱想。”

秀兰的话，像一把锤子，一锤一锤地敲在我心上。

是啊。

我一直以为，我的问题是“瓜田李下”的嫌疑。

可现在我才明白，我真正的问题，是出在我跟我妻子的关系上。

我以为的“稳定”，其实是一种忽略。

我每天忙着队里的事，忙着帮张家修水泵，帮李家磨镰刀，我觉得我是在做好事，是在为这个家积攒好名声。

可我却忽略了身边这个最需要我关心和沟通的人。

我把她的操劳当成理所当然，把她的沉默当成是理解。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跟她商量，而是自己去解决，怕她担心，怕她误会。

可这种自以为是的“保护”，恰恰是对她最大的不信任和伤害。

就像那台趴窝的拖拉机，我总想着去修理外面的世界，却没发现，我自己家庭这部“机器”里，最重要的那个“零件”——我们夫妻之间的信任和沟通，已经磨损得快要坏掉了。

刘文静的出现，只是一个导火索，它引爆的，是我们婚姻里早就存在的隐患。

我一直以为，我需要向全世界证明我的清白。

可那一刻我才顿悟，我唯一需要证明的，是我对这个家的责任，和对秀兰的爱。

我真正需要修理的，不是那台收音机，也不是我的名声，而是我和秀兰之间，那道因为我的忽略而产生的裂痕。

“秀兰，”我拉住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但很温暖，“我知道错了。以后，不管什么事，我都跟你说，我们一起扛。”

秀兰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她没有说原谅我，只是反手握住了我的手，握得很紧。

我知道，这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量。

那一天，我没有去地里。

我陪着秀兰，把家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

我们一起喂猪，一起做饭，一起教小石头认字。

我们的话不多，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重新建立一种连接。

傍晚的时候，村长来了。

他把我叫到院子里，递给我一根烟。

“进河，刘文静那事儿，有结果了。”

我心里一紧。

“她男人王勇，今天早上带着她去镇上，要把她送回娘家去。”村长吸了口烟，吐出一团白雾，“走到半路，刘文静跳河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人……人呢？”我声音都发抖了。

“放心，被路过的人救上来了，没大事。”村长拍了拍我的肩膀，“她这一跳，把事情的性质给闹大了。镇上的妇联都介入了。王勇常年家暴，邻居都能作证。这次回来，也是听了风言风语，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现在，他被带走接受调查了。”

我松了口气，心里却五味杂陈。

“那……刘文静呢？”

“她被她娘家人接走了。走之前，她托我给你带句话。”村长看着我，眼神很复杂，“她说，对不住你，把你给连累了。还说，你是个好人。”

我沉默了。

好人。

这个词，在几天前，还是我引以为傲的标签。

可现在听起来，却充满了讽刺。

为了这个“好人”的虚名，我差点毁了两个家庭。

村长走后，我把事情的后续告诉了秀兰。

秀兰听完，也只是叹了口气。

“她也是个可怜人。”

从那天起，我变了。

我不再是那个有求必应的“陈技术员”了。

队里的农机坏了，如果是上班时间，我还是会去修。但一到下工时间，我就准时回家。

有人再来找我帮忙，我会先问一句：“这事儿急吗？不急的话，等我明天抽空。”

有人再拿我和刘文静的事开玩笑，我也不再脸红脖子粗地跟人争辩。

我会看着他，很平静地说：“事情都过去了，别再提了。再提，就是往人家伤口上撒盐，不厚道。”

我的平静和坦然，反而让那些爱嚼舌根的人觉得没趣，慢慢地，也就没人再提了。

我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家里。

我开始学着跟秀兰聊天，聊地里的庄稼，聊孩子的未来，也聊她今天高不高兴。

我发现，她其实有很多心事，只是以前我从来没问过。

我还用攒下的津贴，给她买了一块上海牌的手表。

她嘴上埋怨我乱花钱，可我看到她偷偷在没人的时候，把手表戴在手腕上，对着光看了一遍又一遍，脸上是那种我很久没见过的，像小姑娘一样的笑容。

秋天的时候，我们家的自留地大丰收，打了比往年多两成的粮食。

交完公粮，剩下的堆满了我们家的小仓库。

看着那些金黄的玉米棒子，秀兰的脸上笑开了花。

“还是自家的地，你多上点心，它就多给你出粮食。”她说。

我看着她，心里明白，她说的，不只是地。

也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日子。

1982年的那个夏天，像一场高烧，让我病得不轻。

但烧退了之后，我却感觉自己脱胎换骨，活得比以前更明白了。

我明白了，一个男人真正的本事，不是能修理多少台机器，也不是能在外面赢得多少声叫好。

而是能守护好自己的家，能让你媳妇脸上有笑，能让你孩子心里踏实。

外面的世界很大，也很复杂。

但只要家里的这台“机器”运转正常，只要最重要的那个“零件”还在身边，那不管遇到多大的风雨，心里头，就总有那么一盏灯，是亮着的。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