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7年6月，兰州。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的冼恒汉，被宣布免职，军地工作其后分别由萧华、宋平接替。

1977年6月，兰州。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的冼恒汉，被宣布免职，军地工作其后分别由萧华、宋平接替。

此前二十七年，他把家安在兰州。自1950年来甘，历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兰州军区政委，转而兼任地方职务，主持全省工作已逾十年。

那会儿的甘肃，工业底子薄，私营企业屈指可数，产值常年靠后。黄土高原上的风沙与长途交通，让工厂设备和原料都来得慢。

据当时档案记述，国家随后拨款建厂，围绕钢铁、冶金、机械、军工布局资源型项目，盯住矿产吃饭。这是现实之选，副作用是结构偏重、见效渐进。

到1970年前后，工业有了抬头。发电能力上来，几座冶炼厂点火，汽车修造厂扩了工段，工人夜里还在调车床。

一台电视机成了话题。甘肃电视机厂投产电子管机，机壳笨重，耗电也大，却是当地电子工业的里程碑。有人把它搬回家，当作“本地制造”的纪念。

反过来他更在意的是田里的收成。甘肃干旱少雨，靠天吃饭，解放后多年要从外省调大批粮食接济，这是摆在案头的第一道难题。

“有水就有粮。”他常这样。更确切地是先要把水留住，再设法把水送到坡地与沟畔。

据省里年报，治理思路明确修梯田，打坝填沟，固沟保坎，强化水土保持，并把易涝易旱的小片区分片整治，以免一雨成灾、一旱全荒。

为了治水，他多次跑国家计委争取资金。拉来三千多万投资，用在机井和骨干水利上，这是彼时甘肃能拿到的“硬本钱”。

几年的突击，全省共打机井六万多眼。八十多万亩旱地变成水浇田，抽水机昼夜轰鸣，许多村社第一次把播种和浇灌排上了日程表。

黄河自东向西北折入甘肃，他盯着这条母亲河。刘家峡、八盘峡、文县碧口等水电站相继建设，既发电，也为灌溉蓄势。

他还提过“引大入秦”的设想，希望把大通河之水引至陇东南，再续灌北塬。因资金与技术等限制，这一方案当时未能落地。

粮食曲线出现了拐点。1969年前，全省产量徘徊在五十亿斤左右；到1975年，据官方统计已超过百亿大关，外出讨饭的人数明显减少。

对照此前“靠外援”的局面，这是一种实在的变化。较稳妥的判断是，水利与基本农田建设构成了关键增产因子，气候和良种推广也是推手。

他在干部会上低声说过一句“办法粗糙，但得见吃的。”这句话未必精确，却能解释那几年边干边改的治水节奏。

彼时，工业仍有短板。能耗高、配套弱、外向度低，轻工虽上了台阶，市场反馈却不温不火。结构之难，不是一两项指标能掩住的。

转年，城市扩张需要更多运量。铁路成了瓶颈。条块分割之下，兰州铁路局隶属铁道部，地方与部属的边界，在具体执行上常常打结。

他曾自述，铁路局“内外矛盾比较多，牵扯上下关系也比较复杂”，主要领导希望他出面协调，而权责并不在他这端，久拖难解，使他“左右为难”。

据相关会议记录，调运、人员与派性遗留交织，车皮分配与安全生产反复告警。地方希望优先保障煤与化肥，系统则按全路计划统筹，冲突由此加深。

问题没有有效化解。铁路事故与秩序整顿的争议叠加到政治评价，末了演变为对领导责任的追究。1977年6月，免职决定落定。

其后，宋平接过省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军区政委等职务；萧华出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全面主持军区工作。

从过程这是一次多因素叠加的组织调整。既有条块关系的制度性难题，也有个人处置的局限，二者互相放大，造成被动。

把镜头拉长，冼恒汉在甘肃的二十七年，既押注重工业、重水利的路径，也承受资源省份的长期约束，这是一种常见而艰难的选择。

更有说服力的是农业曲线的回升。机井、梯田、水电枢纽连成链条，带来可度量的产出；而工业的绩效，则被结构与市场拖拽，进展并不齐整。

对外界评价，他少有辩解。有人赞他“能扛事”，也有人批评其“抓条不抓块”，两种声音并存。材料显示，他在治水上的执拗更为一以贯之。

制度史的角度条块分割与权责错位，是当时不少省份都头疼的通病。兰州铁路系统的风波，只是把矛盾集中展现出来。

据此再看那台笨重的电视机，它提醒人们一条产业线的扬起，需要时间、技术与市场的共同支撑，单靠行政推动，很难一步到位。

到了晚年，他提及黄河时仍会停顿片刻。或许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水。从坡地到渠首，从井口到田垄，这条线他很早就画在纸上。

历史不会给人理想化的句号。免职是节点，不是删去键。那些机井的轰鸣、坝体的灰浆、统计表上一格格数字，构成了他在甘肃留下的可见痕迹。

等到我们再回望这段历程，较稳妥的评价是有推进，有代价，有成有失。水利与农业的进步，尺量清晰；铁路与工业的困境，亦非一朝一夕。

末了，黄河水照旧东去。它绕过刘家峡和八盘峡，继续奔向更辽阔的平原。人事更迭之后，渠首仍需守望，田里仍要等水。

来源：小刺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