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时间10月9日19时许，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László Krasznahorkai）凭借其“引人入胜且富有远见的作品”获奖，评委会特别强调其作品“在世界末日的恐怖中，再次证明了艺术的力量”。

北京时间10月9日19时许，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László Krasznahorkai）凭借其“引人入胜且富有远见的作品”获奖，评委会特别强调其作品“在世界末日的恐怖中，再次证明了艺术的力量”。

1954年1月5日，拉斯洛生于匈牙利久洛。1985年发表处女作《撒旦的探戈》，为他带来巨大的声誉，1994年与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合作改编成7小时的史诗电影《撒旦探戈》，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曾获得德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奖和科苏特奖，主要作品有《战争与战争》、《反抗的忧郁》等。

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是匈牙利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对人类命运做出了深刻的思索，常被形容为“压抑但引人入胜”，深刻影响了欧洲文学界。有人说：“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品味到很多作家的味道：仿佛在读卡夫卡，但不比卡夫卡绝望；仿佛在读乔伊斯，却没有乔伊斯晦涩；仿佛在读马尔克斯，又比马尔克斯温和亲近。”由其代表作《撒旦探戈》改编的同名电影已成为电影史上不朽的经典。

2015年，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

诺奖评委之一的艾伦·马特森曾在官网访谈中如此讲述文学奖评选标准：“世界上到处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你需要更多的东西才能成为获奖者。很难解释那是什么。我想这是你与生俱来的东西。浪漫主义者称其为神圣的火花。对我来说，这是我在写作中听到的一种声音，我在这位特定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

《巴黎评论》杂志在分析授奖词后认为获奖作家的写作特征涉及到这样一些关键词：理想主义（idealism）、传统（traditions）、当代（contemporary）、伟大的（great）、现实（reality）、现实主义（realism）、宇宙（cosmos）。

已引进中文版的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作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前推出其作品《世界在前进》，这是拉斯洛沉淀近30年后出版的写作生涯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浙江文艺出版社曾于2023年推出了《反抗的忧郁》《仁慈的关系》，2017年译林出版社推出过《撒旦探戈》。我手头有他的《世界在前进》，认为他的作品难读，细腻又粗粝，句型结构怪异，地点含糊，意思难以捉摸，又情节跳跃性强，属于后现代派小说，没有耐心不容易进入。

据悉，译林社将推出他的《温克海姆男爵返乡》。

1954年出生的拉斯洛在国内拥有不少读者，代表作《撒旦探戈》用泥石流般的长句和缓慢的意识流考验着读者的耐性。贝拉·塔尔导演的两部伟大电影：8小时的《撒旦探戈》和《鲸鱼马戏团》，它们分别改编自拉斯洛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贝拉所有电影剧本都出自拉斯洛之手，而作家的所有小说都交给贝拉执导。2015年，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

2009年，拉斯洛还曾来到上海和北京两地访问，喜欢李白，也喜欢中国的书法和酒吧。

著名翻译家余泽民谈拉斯洛：

我跟拉斯洛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3年初春，在匈牙利南方的一座小城——塞格德市。那时候我出国已经有一年多了，当时我住在匈牙利朋友海尔奈·亚诺什家里。亚诺什是当地的文化名人，家里总是高朋满座，许多诗人、作家、艺术家都是常客。有一天，亚诺什家来了一位客人，戴一顶黑色的呢子礼帽，身穿一件蓝灰色外套，感觉像是老照片里的人。他就是拉斯洛，应亚诺什邀请来塞格德跟读者见面，当时他还是文学界的“当红小生”。

拉斯洛的身材瘦高，略有驼背，脸膛黝红，窄面孔，高额头，棕发齐肩，留一副修剪整齐的络腮胡，唇须下挂着友善的微笑。说话的语调柔缓，绅士风度。虽然对一位已近不惑之年男人的面孔不大适合用“漂亮”来形容，但他确实长了一副兼飘逸、敏感、成熟于一体的漂亮面孔。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蓝眼睛，那种蓝是在别人的脸上没见过的，是正午阳光下死海浅滩的那种蓝，清澈透亮，不含杂质，说话时他会目不转睛地带着那副裘德·洛式的微笑盯着你看；棕黑色的瞳孔边界清晰，不像波斯猫的那样嵌在里面，而像从外面投上去的，一个浮着的影，或一个神秘的漩涡，无波无澜，就能把你吸引住，卷进去。我想，大凡第一次见到拉斯洛的人都会被迷住，他讲话的音调也温和委婉，如同朗读自己小说中绕山绕水的长句。

1991年，他以记者身份去了一趟中国，从而迷上了中国文化，他称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那次旅行对他来说是一种震撼。回到布达佩斯后，拉斯洛染上了“中国病”，不仅要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饭，而且无论走到哪儿，都不忘搜集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关心与中国有关的消息。在外吃中餐，在家听京剧，不管跟谁聊天，都会不自觉地提到中国，尤其迷恋古代中国，读《道德经》，崇拜李白。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李白，他说李白是他最喜爱的中国诗人。大文豪科斯托拉尼·德热、大诗人沃洛什·山多尔、普利策奖得主法鲁迪·久尔吉和小说家伊雷什·贝拉等20世纪匈牙利的重要文人，都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翻译过李白的诗，他惊讶于在唐代的中国，怎么会出现一位欧洲人眼里的“现代派诗人”？他还说，他读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只要在街上看到一个亚洲面孔，不管是不是中国人，他都忍不住想告诉他们，你好，我去过你们的国家。我想，他对我初次见面的好感和套瓷，也是“中国病”的小小发作。我们聊得投机，他索性邀我随他一起回家小住几日，连夜开了两百多公里的车，把我带到布达佩斯北边的一个小山乡，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

我跟拉斯洛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从那之后，我们经常见面，我成了他家的常客，我在那里遇到过导演《撒旦探戈》的电影大师塔尔·贝拉、后来的诺奖得主凯尔泰斯、大贵族后裔艾斯特哈兹、《垃圾日》的作者马利亚什。当然我还认识了他的前妻和两个女儿，他与伊娃分手后，我又结识了他那位学汉语和日语的现任妻子朵尔卡。朵尔卡很年轻，只比拉斯洛的大女儿年长一岁。可以想象，对于中国文化的热衷，也是他俩走到一起的原因之一。

拉斯洛喜欢李白，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说，他有一个愿望，想找一个机会请我陪着他到中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一圈。1998年5月，他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在一家国际新闻基金会的赞助下，我陪他到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近十座城市。对于这次旅行，拉斯洛做了充分的准备。五一那天，我俩从北京出发，乘火车，搭长途车，在一个月里马不停蹄地走了泰安、曲阜、洛阳、西安、成都、重庆等好几座古城，然后乘轮船游长江，穿三峡，抵达武汉，那时候三峡大坝刚刚合龙。一路上，我给他做翻译，当助手，联络处理各种琐事，朝夕相处，从早到晚泡在一起，有话没话都会聊上几个小时，聊我们遇到和想到的一切话题。

我们做了大量的采访，有作家、学者，也有平头百姓。不管遇到谁，话题总是离不开李白。试想一位蓝眼睛的老外和一个长发的中国年轻人拦住一位过路的老农、商客、军人或年轻情侣，然后冒昧地提问：你知道李白是谁吗？你能背李白的诗吗？你为什么喜欢李白？你听说过什么有关李白的传说吗？有没有探讨过李白的遗迹？李白对你有什么意义？假设现在李白坐在旁边，你最想跟他说什么？最后还要加上欧洲式的浪漫：“你认为李白和杨贵妃做过情人吗？”

你一定能够想象出被访者们莫名其妙或忍俊不禁的表情，不知所云又出人意料的回答。我忍不住问：“如果你在布达佩斯街头被一个中国人拦住问：你知道裴多菲吗？裴多菲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你肯定也会发愣，然后尴尬地发笑。不是吗？”

拉斯洛说：“没错，但只要你追问下去，我总会说出点什么的，即使说‘不知道’，也是一种回答。”他有一个小录音机，只要想起什么，就会自言自语地录下来，后来我们花了两周时间整理录下的十四盘磁带，我才发现他的过人之处：作为外国作家，他要捕捉的并不是诗人生前的地理行踪，而是寻找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诗人。唯一的遗憾是我们顺长江而下时，游轮临时更改线路，在白帝城没停，而是去了丰都鬼城。他激动地跟船长吵了起来，要求游船立即掉头，因为他很喜欢《早发白帝城》那首诗，他怕这辈子再没机会来这里了。

拉斯洛真的很喜欢李白，一路上心里都在想，“万一能够遇到他呢”。他说：“我喜欢他的豪放，我喜欢他谈醉酒，谈月亮，谈生活，谈分离，谈朋友——我喜欢他的律动，他无尽的能量，他流浪的心性——我喜欢李白，喜欢这个人。当然，我只能在译文的基础上揣测诗歌，但是揣测的结果总是告诉我，天哪，这该是多么美妙的诗歌。”

2009年，拉斯洛来到北京和上海旅行，在此期间曾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澎湃新闻：一直很奇怪，像《撒旦探戈》这样的作品当年怎么能在匈牙利顺利出版，小说出版后当时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问题？

拉斯洛：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时间，每一天都长到不可思议。我每天早晨去酒吧喝酒，心想这一天会很长，生命会很慢。

在匈牙利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本书几乎不可能出版。书稿在出版前换了许多人的手，小说最后能出版，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出版社的社长对我说：“我们可以出你的书，但有一个条件，只能印‘最小印数’。”那时的最小印数是10000册。现在的人会说印10000册是疯狂的，出书一般都是2000册、5000册，但当时最少就是10000册，那是个非理性的时代。我觉得当时在高墙后面，当局者觉得困惑，他们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了，而我们那时候还没感觉到。

在正式出版前，有一天，导演贝拉·塔尔打来电话跟我说，想把它拍成电影，我说不行——而我们的友谊就是这么开始了。

澎湃新闻：是什么原因离开匈牙利的？

拉斯洛：1987年是我第一次能离开匈牙利，当时已经30岁了。我当时只有一个作家朋友，他说你不走就会被杀，我走后两年国家就发生剧变。

澎湃新闻：1989年，匈牙利首先开放了通往西方的边界，然后才有了柏林墙的倒塌，也许匈牙利才是开始。

拉斯洛：匈牙利开放边界是导致东欧剧变的第一波，比柏林墙倒下还早。当时苏联已到了崩溃边缘，没人觉察。然后，匈牙利的一件小事就有了这么大的效果。

澎湃新闻：柏林墙倒塌时你在哪里？

拉斯洛：柏林墙倒塌时我在柏林，德国人很激动，我没有。在西柏林时，我有种感觉，觉得柏林墙保护着我。我当时想：“天呐，下面会生发生什么？”我觉得自己没了保障。然后自由世界就开始了。墙倒后我的流浪就开始了。

澎湃新闻：你的小说还没有翻译成中文（2009年访问时还没出版中文版），但我从电影版的《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里可以看出，你的小说有点黑暗，充满哥特味。

拉斯洛：是当时的现实太黑暗。但从我开始创作的那年到现在，我没觉得世界有什么大的变化，在非洲、美洲、中国，我都觉得一样悲伤。什么是幸福呢？是爱吗？我觉得不是，爱是痛苦的。幸福是一种幻觉，也许你可以幸福上那么一两分钟，但之前和之后都是悲伤的。我觉得没有什么理性的原因让我可以快乐起来，当我回顾人类历史，有时我会觉得是一出喜剧，但这喜剧让我哭泣；有时又觉得它是出悲剧，但这悲剧让我微笑。

澎湃新闻：我觉得，你的小说和其他东欧作家的作品不太一样，你的作品里没有那种戏谑、反讽和幽默。

拉斯洛：东欧作家并非完全是幽默有趣的。在东欧文学中，事情经常显示喜剧和悲剧的两面。从这面看是喜剧，那面看是悲剧。东欧作家对事情的这两面格外敏感。我告诉你一件事，我觉得《撒旦探戈》不是黑暗的作品，也不是悲剧，它是一部悲喜剧，是关于没有根据的信仰。

澎湃新闻：这些年的西方生活对你的写作和思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拉斯洛：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我们有种幻想，觉得在远离匈牙利、远离东欧的地方，有一个绝对理性、自由、奇妙的世界。但柏林墙倒塌之后，我的幻想就破灭了。我们看到了梦中的自由世界，但那是现实的，是苦涩的，是不提供幻想的。在专制统治下生活，你觉得自由是甜的，但它其实是苦的。

在1989年前我觉得写作是有目的的，是理性的。1989年后环球旅行，这种感觉却渐渐消失了。今天我也写人的尊严，但我不知道为谁而写。自由世界里的人要的是金钱、女人。人的尊严、自由、独立思考之类的东西免谈。文学也跟着遭殃。作为作家，如果一本正经，读者就觉得沉闷，别人就说：“对不起，没时间，我要去挣钱买新车。”这让我觉得伤心，这就是我悲伤的原因。人类有许多选择，但大家都只选一样，那就是什么都想要。

澎湃新闻：所以，我觉得你的写作更多是哲学写作。

拉斯洛：我觉得我的书是哲学，是关于痛苦的。

澎湃新闻：你现在定居在柏林，可离开母语环境和祖国写作，会伤害你的语言敏感度吗？我知道你坚持用匈牙利语写作。

拉斯洛：柏林很新，但花上一点时间，你会感受到45年里发生的事。柏林是我的城市。

我住在柏林，但用匈牙利语写作。因为匈牙利语是我的母语。我想过能否不用语言思考？发现不行，思维的结构是和语言紧紧绑在一起的。而母语又不同于其他语言，母语不单是语言，还是本能。我在写作时，也在思考，所以我用匈牙利语。我不仅住在柏林，还住在我的文字中。我在柏林付账单，但我还住在我的文字里。

澎湃新闻：你的写作似乎关注那些人类终极命题，而今年（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当然她也是从东欧罗马尼亚出来的——她的写作始终关注的是历史。

拉斯洛：我在1980年代就认识赫塔·米勒，她先在汉堡和丈夫一起，后来来了柏林。因为她的过去很重要，她写过去。在她的过去，人们痛苦地生活，没有尊严。我觉得赫塔的作品和部分中国的作品相似。

澎湃新闻：那你的另一位老乡雅歌塔·克里斯托夫呢？居住在瑞士的她用法语写了“恶童三部曲”。

拉斯洛：她的小说很残忍，看的时候感觉是在受罪。她的故事和我以及其他人都不一样。她到西方的时候很年轻，说“想丢掉一切”，她不需要过去，也不需要语言，说自己必须向匈牙利语说“不”，于是就用法语写作了。

澎湃新闻：相对而言，生活在美国的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和你的情形相近，他坚持用母语罗马尼亚语创作。

拉斯洛：今年夏天我在西班牙开会时遇到了他。当我刚流亡到西柏林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那时候拿了奖学金在柏林学习，他离开柏林后，我就很久没见他，今年再见时，他已经变了一个人。在美国的日子让他变得开朗有趣，而在柏林时他很封闭。

澎湃新闻：很多人开玩笑说，诺贝尔奖如果要在罗马尼亚人头上轮的话，怎么也得是诺曼而不是赫塔，当然对于诺曼，不得不注意他的犹太身份。

拉斯洛：犹太人的认同有时是加法，有时是减法。大屠杀的时候是减法，减到了零，犹太人成了零，成了没有面目的人。眼下在做加法了。诺曼又来去了美国，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和匈牙利人到了美国，到了纽约，到了好莱坞。

来源：作家朝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