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贵族和乡绅都遵循长子继承制度，一般而言，长子会继承家族庄园和生意，拥有传承下来的公爵、伯爵……从男爵、骑士之类头衔。非长子们则往往以军队和教会为就业目标。

英国贵族和乡绅都遵循长子继承制度，一般而言，长子会继承家族庄园和生意，拥有传承下来的公爵、伯爵……从男爵、骑士之类头衔。非长子们则往往以军队和教会为就业目标。

和平时期，英军规模不大，军官职位也不算多，无论是青年军官入行，还是中年校官争夺热门部队，都往往得发挥金钱的威力。

光荣革命爆发前两年，查理二世花费5100英镑让第1近卫团原本的上校团长放弃军职，而后将其转赠给自己年仅18岁的私生子第1代格拉夫顿公爵（1st Duke of Grafton，1663-1690）。到了1836年，第7代卡迪根伯爵（7th Earl of Cardigan，1797-1868）更是据说豪掷4万英镑，为自己购得第11轻龙骑兵团中校军衔，成了该团实质上的团长。

餐盘上的19世纪30年代第11轻龙骑兵团军官形象

有道是上行下效。从光荣革命到19世纪70年代，从少尉到中校的各级军衔均可通过购买合法获得。那些希望成为军官的年轻人们，往往会由其父辈、友人出资，挑选出一个合适的团，买下最低级的少尉军衔，获得相应职位，迈出成为军官的第一步。

接下来，这位军官便可以拾阶而上，依次买下更高级别的军衔，与此同时卖出自己的旧有军衔，实际上相当于支付了新旧军衔的差价。

革命战争之初，英军规模膨胀，卖官又缺乏限制，因而造就了许多火箭般蹿升的年轻校官。作为1793~1795年英军低地惨败的亲历者，詹姆斯·克雷格（James Craig，1748-1812）少将对此总结得颇为生动：

朋友给他1000英镑，他拿着这笔钱到伦敦查尔斯大街的拍卖房，两周之内就能变成一名上尉。我们这里的15个骑兵团和26个步兵团里，有21个由纯粹的毛头小子或白痴指挥。

克雷格少将

不过，彼时的克雷格自然不会想到，在这群“毛头小子或白痴”里，居然有一位不到而立之年的阿瑟·韦斯利（Arthur Wesley，1769-1852）中校日后先是将姓氏写法改为韦尔斯利（Wellesley），后来又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滑铁卢连战连捷，以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的名义载入史册。

第33步兵团阿瑟·韦斯利中校

当然，韦斯利中校的任职履历自然没有克雷格讲得那么夸张，但一名少尉倚仗雄厚财力，七年内“转战”五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从未上过战场便晋升为中校的经历，还是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形象的大英升官图。

有鉴于此，约克公爵后来在1795~1796年大加改革，规定了购买某些军衔时所需的最低服役年限：少尉和中尉现役不满2年者不得升上尉，军官现役不满6年者不得升少校。不过，哪怕是把日后的制度提前到1787年实行，只要韦斯利舍得花钱，他也同样能在1793年成为货真价实的中校。

1787~1788年间，英军第76步兵团的一位青年尉官肖像，此人很可能就是阿瑟·韦斯利

军职并不便宜，在拿破仑时代的英国，步兵少尉的官方定价为400英镑（燧发枪兵团、线膛枪团的少尉则是450英镑），龙骑兵少尉735英镑，近卫骑兵少尉则需1600英镑。

不过，官价决不是军官“顾客”所要付出的实际代价，一般而言，若是某个团驻扎在传染病盛行、死亡率极高的西印度群岛，那么该团军官职务便往往卖不上价格。

比如说，第43轻步兵团（又名蒙茅斯郡轻步兵团）在1793年底带着22名军官、35名士官、22名乐手和565名士兵航向坐落在加勒比海与大西洋之交的巴巴多斯（Barbadoes），随后一年多时间里，该团征战加勒比各地，因热病等疫情死去了整整13名军官（5名上尉、3名中尉、2名少尉、2名军需官以及1名外科医生），在此期间，死于交战的却仅有1名上尉和1名中尉。

1795年，该团返回英国本土，1797年又以1000人的兵力再度出征西印度，三年后仅有不到300名官兵还活在这人世上。

第43轻步兵团尽管多灾多难，后来还是在半岛战争中表现出色，图示即该团在1811年萨阿贡战斗中的精彩表现

时为第81步兵团上尉连长的安德鲁·巴纳德（Andrew Barnard，1773-1855）在1796年写过一封牢骚信，可以间接证明彼时的西印度殖民地有多么令人闻风丧胆，尽管活下来的军官时常能够借机在那些盛产蔗糖的加勒比岛屿上发笔小财，但他哪怕将最好卖的上尉军衔降价300英镑，以1200英镑价格兜售一年，也未曾找到买家。

若是某个团军容雄壮、声名远扬，又屯驻本土、远离战争，进而成为热门部队，那么军官价格也往往会水涨船高，甚至成为颇具升值潜力的理财产品——此时，倘若某位军官坚持以官价卖出军衔，那便或是被称赞为道德高尚，或是被讥笑为榆木脑袋。

总而言之，尽管当时的各个欧洲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卖官鬻爵现象，但英军却让买官变得制度化，继而令军官职位成为盈利与风险并存的投资产品。

若是军官在任上不幸患病去世，那政府自然不会退还买官费用——西印度群岛驻军的军职卖不上价便与此关系密切。然而，倘若是在战场上为国捐躯，那军队往往还是容许出售职位以惠及遗属的。

不过，到了大规模战争时期——特别是革命-拿破仑战争时期——由于英军组建了太多的新部队，军官缺口自然极大。

1793年，英军骑兵团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如此买方市场之下，哪怕骑兵团少尉售卖价格一降再降，依然难觅买家。

1808~1814年半岛战争期间，英军中仅有1/5军官岗位是买来的，而到了和平时期，这一比例则会窜升到一半左右。

战争时期，出身于医生、律师这类家庭且教养不错的年轻人往往只消一纸证明其“品行、教育和健康状况”的推荐信便可投笔从戎，无须购买军衔。当然，荐书作者通常得是议员或高级军官，至不济也得是个资深尉官。

这里同样以威灵顿公爵发家的第33步兵团为例。

1806年，驻扎印度的第33步兵团上尉连长约翰·奥罗克（John Orrok, 1779-1830）便通过推荐，让他年仅十五岁、还在苏格兰读书的小舅子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 1791-1881）远程当官，在该团免费填了个少尉缺，随即又靠着买官晋升为中尉。接下来，奥罗克便以过来人身份在家书中谆谆教诲：

别往托马斯脑袋里硬塞什么希腊语或者拉丁语啦，这些玩意儿对他的职业派不上用场。但务必教他正确阅读、书写，教他根据语法拼写英语，那些东西才是最基本的。但我得遗憾地说，在苏格兰很少有人对此予以关注。

直至1807年底，从未去过战场的托马斯·里德中尉才结束学业抵达印度战场，与第33步兵团会合，在姐夫的庇护下踏上征途。

来源：古斯塔夫r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