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读陆先平的小说集《澄净如水》，不难发现，篇目的排列上有意无意间构成了一种主题或类型上的交叉和错落。其中，《澄净如水》《云盘大屯的雪》《恩慈》《天上有颗星》这四篇是一个谱系，或以政府公务员、干部为主角，或书写普罗大众，经由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物的视角，读者走
作者：王辰龙，辽宁沈阳人，现居贵阳。
文章来源：《南风》2025年第4期 “新作播报”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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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陆先平的小说集《澄净如水》，不难发现，篇目的排列上有意无意间构成了一种主题或类型上的交叉和错落。其中，《澄净如水》《云盘大屯的雪》《恩慈》《天上有颗星》这四篇是一个谱系，或以政府公务员、干部为主角，或书写普罗大众，经由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物的视角，读者走进了大城市和省城之外的乡县、地方，也走近了微观层面上基层政治的运行机制，以及那些看似庸常却左右着世人悲欢的生活琐碎。
《寂寞的鸵鸟》《金色的耗子》《一只鸭子的革命史》三篇，共通之处是对知识女性内心世界的聚焦。小说中的女主角都面临婚恋的困境，但在外人眼中，她们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并未遭遇生存的绝境。她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份相对稳定且体面的工作，虽渐入中年，却仍保持着不凡的形貌。当这些设定成为作者深入女性灵魂图景的前提和基础时，陆先平以充满心理剖析力度的笔法刻写着女主角的不安和不悦——“我为什么总是焦虑？”“我为什么难以感到真正的快乐？”顺着这些问题，小说家试图找到女性精神困境的因由。
此外，《梦游者》《红房子》《哑女小菊》三篇共享着同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事件，即冷战时期我国出于战略安全而推动的“三线建设”。作者用回忆和现实交织的手法，以角色的成长经历为线索，钩沉出厂区的生活经验。
不妨先从《寂寞的鸵鸟》这三篇说起。近年来，公共文化领域和网络舆论平台围绕着性别差异、男女对立、女权运动与父权制等命题展开了持续的论争，这其中不乏深入社会现象的理性研讨以及相关理论知识的普及，但也充斥着大量模糊了焦点的、情绪化的骂战。这样的语境之下，触及类似主题的文艺作品或许可以成为打开讨论纵深度的重要案例，确实也有一些作品因此出圈，例如去年上映的邵艺辉导演的电影作品《好东西》。
据此而论，《寂寞的鸵鸟》等三篇作品亦有可能为当下的热点提供别有意味的样本。这三篇小说在角色塑造上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渲染主人公现实感的恍惚和缺失，她们一面应对着情感或工作上的诸多问题，一面却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与现实疏离的状态，陷入一种梦魇式的超现实境地。《寂寞的鸵鸟》中，主人公梅子香虽只在电视上见过鸵鸟，却总是梦见鸵鸟，梦境“裹布般把她紧紧裹在其中，让她感到空前的失落无意义”。《金色的耗子》中，面对家中鼠患，主人公金枝一边茫然无措，一边延宕着她的灭鼠计划，却同时笃信自己看到了一只“金色的耗子”。《一只鸭子的革命史》中则直接采用童话般的修辞方式，写主人公罗佳丽在饱受幻听困扰之际将一只会说话的鸭子买回了家。
倘若没有明确的意义指向，缺乏将情节局部有机融入小说整体的意识，超现实的桥段以及人物半梦半醒式的混沌之感，都将失之玄虚。这一点陆先平处理得很好，类似情节的设计不曾游离于小说主题之外；现实的变形、幻化，主人公在精神层面上的例外状态，都是为了更直观地呈现角色的处境。比如说，《寂寞的鸵鸟》中有关“鸵鸟”的梦，象征着主人公梅子香的孤独和怯懦。已婚的她对单位领导孟有良暗生情愫，这隐秘的心弦自然无从向他人说起，因此她孤独，就像梦中在黑暗里奔跑的鸵鸟。同时，梅子香在意乱之际险些丧失自我，她想象对方的喜好并试图去迎合，狼狈，被动，却不曾真正地审视自身的状况，因此她怯懦，就像埋头沙中不问世事的鸵鸟。
“鸵鸟”的隐喻性与梅子香的生命状态之间，形成了一种同构的、相互印证的关系。是彻底地变为“鸵鸟”，还是重拾人之为人的意志和尊严？小说通过这样一种提问方式，将女性独立意识这一命题提示了出来。梅子香痛苦地抗争着“鸵鸟化”的彻底完成，陆先平在小说中写道：“老鸵鸟实在太难看，她恶心，又要固执地把自己重叠上去，就不仅是难看，还有丑陋与破败。这让她恐惧异常，赶紧移开幻影重重的视线。”小说家没有轻易地让主人公完成蜕变，而是真实地描摹着人性的复杂和卑弱。梅子香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一部分正与“鸵鸟”相似，一如她一度主动地滑向背叛和越轨。
《寂寞的鸵鸟》中，梅子香的痛苦和踌躇都源自小说题目里的“寂寞”，一种不被真正看到的“寂寞”。梅子香的丈夫爱她年轻时的美貌，而渐入中年的她渴望更内在的自我能得到他者的认同。于是，孟有良对梅子香才貌流露的赏识，被后者无限放大，却盲视了其中二者权力关系的不对等，以及一个男性对已婚女性的危险的欲念。
最终，梅子香从“鸵鸟”状态中走出，并非简单地忠于婚姻、回归家庭。主人公独立意识的觉醒在于她不再以男性的评价作为自身价值高低的参照系。同样写出轨未遂，《金色的耗子》中，金枝与大学教授的来往则含有复仇的心理动机。金枝与丈夫何佳伟的婚姻名存实亡，后者虽每夜回家，但与妻子分居的同时早已出轨多时；然而，金枝仍执念于维系婚姻的形式，小说中写道：“金枝从来不去过问他忙些什么，即使在金枝心里早已掂量得清楚，但金枝还是缄口不提不问。金枝的格言：我追着赶着上堂子掐眉献媚，比小丑还小丑，比蚂蚁还矮三分。
作为对金枝懂事的回报，何家伟也从来不在外留宿，即使晚到凌晨一点也不会。”因此，陆先平笔下的鼠患便意义明确了，它表征着金枝表面平和、实则千疮百孔的生活现状；而臆想中耗子的金色，不过是延续了金枝一贯的回避现实、粉饰现实的心理状态。小说最后，金枝没有与大学教授发生实质的肉体关系，或许是因为她对丈夫仍有感情，其中也掺杂着多年来被无视、被轻蔑的不甘心绪。也正是由于这种有所不甘的残情，金枝选择从鼠患之家中出走，重新开始。她还有爱人的能力并对爱本身存有期待，因此，她不再执念于错误的对象与徒有其表的关系。
陆先平笔下蜕变的女性，都不是那种依仗某种概念或某些主义而重塑自我的、华丽的个体。她们的蜕变根植于具体的机缘和错综的经验，小说家从不回避她们的狼狈、卑怯，就像《寂寞的鸵鸟》中梅子香醉酒后撞破额头，就像《金色的耗子》中金枝捱过的漫漫寒夜：“家里更冷，冷得像是呆在密不透风的冰窟窿里。怎么那样冷啊，金枝恐慌了，不由抱紧了双臂，试图以这样的方式给自己取暖。她抱着，手指深深掐进臂膀的肉里。肉好像不是自己的，她没有感到肌肤的疼痛，却听见噼里啪啦爆裂的声音，像是自己的骨骼在断裂，又像是整面墙、家具都冰山一样在崩塌，在碎裂，在埋葬。
继而好多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他们在喊，埋葬，埋葬……”是的，只有痛苦足够具体与深切，捱过痛苦之后的蜕变和决心才足以服人与动人。类似的痛苦到了《一只鸭子的革命史》一篇，便成了一种困住主人公的声音矩阵：亲人以关心的名义对罗佳丽发出规劝的声音；职场里，则是“奇奇怪怪的声音时有时无地传进她的耳朵里，她不想听，就是挡不住”。总之，身外的尘嚣遮蔽了罗佳丽对内心声音的倾听，而那只会说话的鸭子不过是她自我的分身，代替她在独处时发出真实的心声。
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到翟永明的《女人》组诗、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再到近年来更年轻一代女性作者的作品，中国文学中女性角色的形象，已走过了从走出旧家庭和旧秩序到直陈性别差异和女性独有经验的历程。在女性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如何在亲密关系中保持自我等核心问题上，陆先平小说中的设问和试答，是聚焦女性的中年状态，在耐心布局的日常生活场景里将女性的退却和坚守微妙地展开。上述三篇小说的结尾，主人公虽完成了阶段性的蜕变，但字里行间，仍萦绕着一丝面对生活未知前景时的迷茫和伤感。而在小说集另外两个谱系的作品中，陆先平对女性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作出了颇为坚定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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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集同名作品《澄净如水》以乡镇建设和乡村文明复兴为线索，写副镇长路自清的工作、生活经历。小说中，基层政府机关的实际工作因其细碎和盘绕，操作起来困难重重，不免瞻前顾后，同时也需要负责人有强大的决心和耐心。作者试图将基层干部的奉献精神和实干劲头提炼出来，却无意将小说写成宣传性的新闻报道，陆先平通过引入两条情节暗线进而深入主人公的内心生活。一条是路自清因自家建房而遭遇举报，主人公在愤慨之余也不免惴惴。这条线索展开于路自清与妻子之间的家长里短，不论是妻子的抱怨、指摘或理解，还是路自清的真情流露，都非常接地气，没有用虚假的崇高化修辞去拔升基层干部的形象。
这条线索既切中了打击腐败的时代命题，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一线官员同样可能面临婚恋、育儿、照护老人等诸多难题。另一条线索则是主人公与老同学李小冉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路自清暗赏李小冉，暗赏间掺杂着些许讳莫如深的情愫，小说中路自清不止一次对李小冉的样貌和穿着投去凝视的目光；另一方面，路自清似乎又有点畏惧李小冉，后者在工作中的决绝姿态（例如为了工作不惜做人流）使路自清自惭于个人近来的痛苦和犹豫。小说最后，面对路自清疏浚河道的宏伟蓝图，李小冉“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就像学生时代他组织活动，她欢快响应那样”。李小冉这样一个女性，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大女主”。
由于《澄净如水》的主视角来自路自清，故此并未有太多的笔墨触及李小冉的心路历程。但故事中李小冉的判断和抉择，已说明她在克服巨大痛苦之后，仍对某种理想主义持有坚定的态度。陆先平笔下女性的坚定姿态，在与《澄净如水》同谱系的小说中亦有充分的体现：《云盘大屯的雪》里，梁骞的女儿放弃上海的机遇，坚定地回归大山，只为寻求时机还原父亲案件的真相；《恩慈》里，“我”没有因变故而背弃心上人家豪，而是坚定地守护起平凡却也不易的幸福；《天上有颗星》里，即便一生命途多舛，肖桂珍仍坚定地为更好的生存状况而抗争。
上述作品中，女性面对的困难各有各的具体，相较于精神危机，更是坚硬的世态的历练。于是，小说家着笔的重心由女性的隐秘心弦，转向了女性角色们富于现实针对性的行动。《澄净如水》等四篇作品的底色，除了坚定的意志之外，便是真情和人性的光晕，而这主要得益于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塑造。可以说，作为女性作者的陆先平，她的性别意识和女性自觉不是以概念的形式进入文本，而是细化为充分审视女性命运之后的人物设计。这一点在《梦游者》《红房子》《哑女小菊》等三篇小说中也有出色的表现，女性的生活轨迹对称着时代的历史沿革。
据作家本人自述，她是“三线建设”参与者的后代。作为历史事件的“三线建设”，大致覆盖的时段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彼时，冷战格局之下，中苏交恶的背景之中，国家决定将部分工业资源成建制地从工业发达地区（如东三省、上海等地）迁往“三线”区域，包括京广线以西、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南、贵州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带。
这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涉及人口众多，不少有经验的一线工人、有知识的工程师等举家离乡，与内迁的工业生产资料一起扎根于新的家园。具体到贵州，像安顺的飞机场、六盘水的厂矿，以及贵阳区域内那些曾有编号数字的工厂，都是“三线建设”的成果。如今，昔日的“三线建设”已渐渐隐入历史的尘烟，只在旧厂房、口述史或内迁者的乡音、生活习惯上残存着踪迹。作为一段特殊时代的特殊历程，“三线建设”的前世今生或已迎来成为“三线文化”的契机。除却阳明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红色文化，在贵州，作为一种本土经验和文化资源的“三线建设”已得到关注，却有待更富纵深的整理和研究。
假如说作家需要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职责，想必除了对公共生活保持敏感和关切外，便是要担负起“只能由我担负的部分”，即从个人的独特经验中寻求那些积淀着社会变迁、凝固着时代命题的部分。“三线”经验之于陆先平，正是那只能由她担负的部分。在后世的“三线”历史叙事中，不论是口述史，还是其他类型的学术研究，其着眼点通常包括：“三线”的工业空间与本地空间的关系，“三线”工业空间内部自成生态的生产-生活体系，“三线”工程参与者的乡愁和对新生活的认同感，“三线”文化与本地对话的对撞、融合，等等。
相较而言，文艺作品能够为“三线”历史叙事注入的新因子，首要的便是形象更为鲜活、心灵图景更为清晰的人物群像。比如《梦游者》一篇，作者深入有关长岭岗的记忆，再次体验当年“一个小孩子关于死亡的恐惧”，并与故人重新遭逢，像“我”父亲般的大哥、“吊死在自家的门廊上”的吴红梅母亲、神志恍惚的阿公，等等。故人的凋零对称着“三线”工业空间的消逝，重返记忆，便是写作一首纪念性的挽歌。由于小说中有意为之的限制性视角，吴红梅母亲、阿公等人物的故事和命运，并未得到全然的展示，而是平添了几许神秘的色彩。
这种神秘性本身就是作家的一种历史感受：“三线建设”虽在国家规划之下，但其最终走向却难以规划，总是迎面撞上时代的玩笑和历史的巧合，就如同小说中人物宿命的不可捉摸。有关这种神秘性，《梦游者》中的一段文字是好的佐证：“吴红梅家房子还在，门口的红砖都变得黢黑发亮黑咕隆咚的，像一个山洞摆在那里，依旧没有人愿意上去。她家的人一个个都不知去向，先是吴红梅，最早说是嫁人，后又再嫁，就不知道嫁到哪里去了。”
在文字中保留有关“三线建设”的历史记忆，这本身就是在实践小说这一文体在当下的文化向度：在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当下，重提一段透支了剩余价值的过去；在生活意义被数据化的当下，让本不该被量化的人命、人性和人情留下深刻的踪迹；在追逐热点的、泛娱乐化的当下，总有些力量试图将重要的人、事、物从历史的褶皱中抹去，小说要对这种趋势严肃地表达拒绝。小说是记忆的文化载体，天然抵抗着一切傲慢的失忆症。
就像《红房子》中，“三线”工业空间的居住区在城市化大潮中难逃拆改的命运，但旧屋承载过的生命经验却不是能用拆迁款结算的。在《哑女小菊》中，陆先平写道：“这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三线人之说，三线二代更是好多年后我们都有点老了，家属基地相继拆迁，有点回不去的青春和过去的纪念，而自我设定的概念，反正现在我也这样称呼自己。但有老家，从记事就有，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好像该来就是这个样子，一如小菊的哑。我们一起在子弟学校读书。学校不远，就在小菊家房子的正前方，一堵石墙围着，里面的两层红砖楼房就是学校，后又用空心砖加盖了一层，就成了三层。”是的，陆先平书写“三线”，不仅是记录工业空间中的组成部分和生产-生活场景，更是为无数“三线”人（包括作者自己）在时代大潮的浮沉间寻求一个定位、一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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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风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