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男子政审被刷，询问后他震惊：我连外公都未见过为何负责

摘要：电话那头，我妈陈兰的声音带着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尾音微微上扬，像怕惊扰了什么好运气。

“墨墨，妈问你，那个面试成绩，是不是稳了？”

电话那头，我妈陈兰的声音带着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尾音微微上扬，像怕惊扰了什么好运气。

我正坐在单位宿舍的书桌前，窗外是六月傍晚温吞的风，吹得老樟树叶子哗哗响。我转着手里的笔，看着墙上贴着的复习计划表，笑了。

“稳了，笔试第一，面试也是第一，总分甩第二名一大截。”

“哎哟！”我妈在那头长舒一口气，那声音大得，我都能想象出她拍着胸口的样子，“那就好，那就好！妈这心啊，总算能放回肚子里了。”

她紧接着又压低声音，像在说什么机密：“那接下来就是体检和政审了吧？可不敢马虎，这几天别熬夜了，也别在外面乱吃东西，听见没？”

“知道了，妈。”我应着，心里觉得有点好笑，又有点暖。

我叫林墨，今年二十五岁，刚刚研究生毕业。考上省档案馆这个职位，是我这几年唯一的念头。不为别的，就为安稳。我爸林建军在国营厂干了一辈子，我妈是街道办的，他们给我的规划，就是一张A4纸，从头到尾写满了“稳定”两个字。

我爸妈都是最普通的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街坊邻里提起来，都得竖个大拇指。我们家，就是那种最典型的，放在任何一个小区里都毫不起眼的，安分守己的家庭。

“等政审一过，咱们家就是双职工干部家庭了，你爸知道了也得高兴。”我妈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压抑不住的扬眉吐气。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这是她和我爸半辈子的期望。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心里一片澄明。未来就像那条笔直的马路，路灯一盏盏亮起，通向一个清晰可见的终点。一切都很好，好得就像一个写好的剧本。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了单位人事处的电话。

是个声音很平和的中年男人，他先是客气地确认了我的身份，然后说：“小林，关于你的政审材料，我们看了一下，有个情况需要跟你核实一下。”

我的心“咯噔”一下，手心瞬间就潮了。

“您说。”

“你的外祖fù，陈致生，这个情况，你需要提供一份详细的书面说明。”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外祖父？陈致生？

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像是从一本旧书里掉出来的，泛黄，陌生，甚至带着一点不真实的尘土味。

我愣了好几秒，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同志，您是不是搞错了？我……我从来没见过我外祖父。”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用一种更公事公办的语气说：“我们没有搞错。档案里显示，他是你的直系亲属。他的情况，对你的政审有直接影响。你尽快准备一下材料，我们等你通知。”

电话挂断了。

宿舍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砸在胸口，沉闷又慌乱。

我生命里根本没有“外祖fù”这个角色。从小到大，我妈的世界里，似乎只有我外婆。外婆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印象里是个很温柔，但总皱着眉的女人。我妈提过，外婆是积劳成疾。至于外祖父，没人提，没人问，他就像我们家一张被刻意裁掉的老照片，所有人都默契地假装那个位置本就是空白的。

现在，这个空白的地方，突然冒出了一个名字，一个会“直接影响”我未来的名字。

那个刚刚还清晰可见的未来，仿佛被一块从天而降的石头，砸出了一个黑洞。

我抓起车钥匙，连外套都忘了拿，直接冲出了宿舍。我必须回家，我必须问问我妈，陈致生，到底是谁。

我把车开得很快，夜风从车窗灌进来，吹得我脸颊发凉。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人事处那个男人平淡无波的声音，和“陈致生”这三个字。

到家时，爸妈已经睡了。我没开灯，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我妈一出房间，看到我，吓了一跳。

“墨墨？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开灯？”她一边说，一边打开了客厅的灯。

灯光下，她看清了我布满红血丝的眼睛，脸色一下就变了：“出什么事了？是不是单位有变动？”

我爸也闻声从房间里出来，看到我的样子，眉头也皱了起来。

我看着我妈，那个为了我的前途高兴得像个孩子的母亲，那个一辈子把“安稳”挂在嘴边的母亲，一时间，竟然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妈，单位打电话了。”

“说什么了？”我妈的声音有点发紧。

“政审。”我停顿了一下，看着她的眼睛，“他们要我提供一份关于我外祖f-ù的书面说明。”

我妈的脸色，“刷”的一下，白了。

那种白，不是生病的苍白，而是一种血色瞬间褪尽的，透明的白。她的手下意识地抓住了门框，指节都用力到发白。

“哪个外祖fù？”她几乎是下意识地反问，声音细得像一根线。

“陈致生。”

这三个字一出口，我妈的身体晃了一下，幸好我爸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她。

“胡说八道！”她突然拔高了声音，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带着一种超出常理的激动，“你哪儿来的外祖fù？我爸早就没了！你跟他们说，早就没了！”

她的反应，比我想象中任何一种情况都要激烈。这种激烈里，藏着一种我看不懂的恐惧。

我爸扶着她坐到沙发上，给我递了个眼色，然后倒了杯温水给我妈。

“小兰，你别激动，孩子就是问问。单位要材料，咱们就好好说。”我爸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地沉稳。

我妈捧着水杯，手抖得厉害，水都洒了出来。她不看我，眼睛死死地盯着地板上的一块瓷砖，喃喃自语：“没有……我们家跟他没关系……早就没关系了……”

我看着她这个样子，心里那股因为前途未卜而产生的焦躁，慢慢被一种沉重的疑惑所取代。

“妈，”我坐到她旁边，放缓了语气，“人事处的人说，他是我的直系亲属，他的情况会直接影响我的政审结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得告诉我。就算他已经不在了，那也得有个说法，有个证明，我才能跟单位交代。”

我妈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她盯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他没死。”

“他就是个祸害！你提他干什么？我们好好的日子，你提他干什么！”

她说着，眼泪就下来了，不是那种无声的流泪，而是带着一种压抑了很久的委屈和愤懑，肩膀一抽一抽的。

客厅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只剩下我妈压抑的哭声。我爸在一旁给她顺着背，脸色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我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力。我的未来，我二十多年寒窗苦读换来的前途，此刻就像一艘小船，被卷进了一个我完全未知的漩涡里。而掀起这个漩涡的，是一个我连面都没见过的，所谓的“外祖父”。

我试图去理解我妈的情绪，但更多的是一种被命运开了个巨大玩笑的荒谬感。

“妈，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的问题是，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然，我的工作就没了。”我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工作，这两个字像是有千斤重，砸在了我妈的心上。她的哭声渐渐停了，抬起头，用一种近乎绝望的眼神看着我。

“就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她反复念叨着，像是陷入了某种痛苦的回忆。

那天上午，我第一次从我妈断断续续的、充满情绪的叙述里，拼凑出了一个关于陈致生的模糊轮廓。

那是在八十年代末，一个充满了变革和机会的年代。陈致生，我妈的父亲，原本是县里一家罐头厂的供销科长。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相当有实权的位置。他脑子活，能说会道，很早就嗅到了市场经济的味道。

“他……他胆子太大了。”我妈说，“他利用职务之便，倒卖厂里的生产指标，还自己搞了个皮包公司，从南边倒腾电子表和的确良布料……”

在那个年代，这叫“投机倒把”，是明令禁止的。

“后来呢？”我追问。

“后来……出事了。”我妈的眼神飘向窗外，仿佛在看一段她极力想忘记的过去。“他挪用了一大笔公款，想干一票大的，结果被人骗了，窟窿堵不上了。厂里要查账，他就……”

她顿住了，深吸了一口气。

“他就跑了。扔下我和我妈，一个人跑了，从此再也没有消息。”

我愣住了。

跑了？

这个词，比“去世了”要沉重得多。它意味着背叛，意味着抛弃。

“那……档案里怎么会……”

“当年他被厂里除名，公安也立了案，但人一直没抓到。档案里，自然就记着这么一笔。一个……在逃的经济犯罪人员。”

我妈说完最后几个字，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瘫软在沙发上。

我终于明白了。

我的外祖fù，是一个在逃人员。而我，作为他的直系亲属，在这样一份要求“清白”的政审面前，几乎是被一票否决。

那种感觉，就像是走在一条平坦的大路上，突然被告知，你的脚下埋着一颗几十年前的雷，而你刚刚好踩了上去。

我第一次具体地感受到了这件事的沉重压力。它不是一个模糊的“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件具体的，足以毁掉我前途的往事。

我尝试着给单位人事处打电话，想解释一下情况。我强调我和外祖fù从未有过任何联系，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他的个人行为与我们家庭无关。

电话那头的声音依旧客气，但也很坚决：“小林，我们理解你的情况。但是，规定就是规定。直系亲属中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慎重。你需要提供他目前情况的证明，或者，是司法机关对他已经结案的证明。”

一个失踪了几十年的人，我去哪里找证明？

挂了电话，我感到一阵眩晕。

我爸看我脸色不对，把我拉到阳台。他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根。我们父子俩很少一起抽烟。

“别怪你妈。”我爸吐出一口烟圈，烟雾模糊了他的脸，“那些年，她和你外婆，日子过得太苦了。一个逃犯的家属，你知道在小县城里，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

“她恨他，一辈子都不想再提起这个人，也是情理之中。”

我沉默地抽着烟，烟味很呛，呛得我眼睛发酸。

我当然不怪我妈。我只是觉得不公平。

凭什么？凭什么一个我素未谋面的人，一个几十年前就抛弃了家庭的人，他的错误要由我来承担？就因为我身体里流着他四分之一的血？

这算什么伦理？

那几天，家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我妈不怎么说话，总是坐在沙发上发呆。我爸变着法子想开导我们，但饭桌上，谁都吃不下。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一遍地看我的专业书，那些熟悉的文字，现在看起来却那么陌生。我甚至开始怀疑，我这么多年的努力，意义何在？

一个人的命运，难道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吗？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妈敲开了我的房门。她眼睛还是肿的，手里拿着一个小木盒子，很旧了。

“这是你外婆留下来的。”她把盒子放在我桌上，“我本来想，这辈子都不会再打开它。”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些泛黄的信件和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几岁大的小女孩。女人眉眼温柔，但眼神里带着一丝愁绪，是年轻时的外婆。她怀里的小女孩，是我妈。

照片的背景，是一栋老旧的筒子楼。

“这是我们以前住的罐头厂宿舍。”我妈的声音很轻，“他走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大。”

我拿起那些信，信封上的邮戳地址各不相同，有的来自南方的小镇，有的来自北方的城市，但都没有寄信人地址。

“他刚走那几年，偷偷寄过几次信，还有一点钱。”我妈说，“信上说的都是他发了财就回来接我们。我妈一封都没回。后来，就再也没消息了。”

我一封一封地看下去。信里的字迹很潦草，充满了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承诺。从吹嘘自己在外面做大生意，到抱怨时运不济，再到最后，只剩下潦草的几句问候。

最后一张信纸上，只有一个地址，写在烟盒纸的背面，字迹已经有些模糊。

“广东，顺德，一个叫容奇的地方。”

我妈指着那张烟盒纸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寄东西回来时，夹在里面的。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也没法去找。”

我看着那个地址，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一个我自己都觉得有些疯狂的念头。

我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了。规定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如果我能找到他，或者找到他已经不在人世的证据，哪怕是找到他已经接受过法律制裁的证明，这件事或许还有转机。

我不再想“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开始想，“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件事”。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爸妈。

我妈立刻就反对了：“不行！你去找他干什么？找到了又怎么样？你还认他这个外祖fù吗？”她的情绪又激动起来。

“妈，我不是去认亲的。”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我是去给我自己，也给你，给我们家，讨一个说法的。这件事，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毁了我的前途。我必须搞清楚，他到底是死是活，是还在逃，还是已经伏法。”

“这根刺，扎在我们家几十年了。现在，它扎到我身上了，很疼。我必须把它拔出来。”

我爸在一旁沉默了很久，最后掐灭了烟头，说了一句：“我支持林墨。躲是躲不过去的。这件事，总得有个了结。”

我妈看着我，又看看我爸，最终没有再说话，只是转过身去，肩膀在微微颤抖。

我知道，这个决定，对她来说，是揭开一道她以为已经愈合的伤疤。但对我来说，这是唯一的出路。

我的内心，已经从被动的承受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出击者。

我向单位请了长假，理由是家里有急事。然后，我订了去广东的火车票。

出发前，我爸给了我一张银行卡。

“这里面有点钱，你拿着。出门在外，别省着。那边人生地不熟，凡事多留个心眼。”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记住，你不是去找亲戚，是去调查一件事。办完了，就回来。”

我点点头，眼眶有点热。

坐在南下的火车上，窗外的景色飞速倒退。我手里攥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烟盒纸，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这一趟会找到什么。或许，那个地址早就人去楼空。或许，陈致生这个人，早就像一颗石子投入大海，了无音讯。

但无论如何，我必须去。

这是我为自己的人生，打的第一场硬仗。

火车咣当咣当响了一天一夜，终于到了广东。

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和我们北方的干爽完全不同。我按照地址，转了几趟车，终于找到了那个叫容奇的小镇。

九十年代末的小镇，和我从电视里看到的差不多。窄窄的街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骑楼，榕树的气根垂下来，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混杂着水腥味和食物香气的味道。

烟盒纸上的地址，是一个叫“红星巷”的地方。

我拉着行李箱，在迷宫一样的小巷里打听。镇上的人很热情，但大多数人说的都是我听不太懂的粤语。我连比带划，废了半天劲，才有一个卖凉茶的老伯给我指了路。

红星巷很破旧，巷子两边的房子看起来都有些年头了。我找到了那个门牌号，门是锁着的，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门上的红漆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木头的本色。

我敲了敲邻居的门。

开门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阿婆，她警惕地看着我。

我尽量让自己的笑容看起来和善，用我蹩脚的普通话说：“阿婆，您好。我跟您打听个人。以前住在这里的，叫陈致生，您有印象吗？”

阿婆眯着眼睛想了很久，摇了摇头。

我又问了好几家，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要么是不知道，要么就是搬来没多久，不认识以前的住户。

希望一点点被磨掉。我站在巷子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心里一阵茫C然。这么大的一个省，一个三十多年前的地址，想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不甘心就这么回去。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去红星巷附近转悠。我去当地的派出所问，希望能查到一些户籍信息。但因为年代久远，加上我提供的信息太少，根本查不到什么。

派出所的民警看我一个外地小伙子天天来，也挺同情，就建议我去附近的居委会问问，或者找那些在当地住了几十年的老人打听。

我开始每天泡在镇上的老茶馆里。

那里是老年人的聚集地，他们一壶茶，几份报纸，就能坐一个上午。我学着他们的样子，点一壶最便宜的茶，然后竖着耳朵听他们聊天，偶尔插上几句话，跟他们混个脸熟。

几天下来，钱花了不少，但总算跟几个老茶客搭上了话。

我把陈致生的名字写在纸上，递给一个看起来很健谈的，被大家叫做“权叔”的老人。

“权叔，您帮我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大概三十多年前，在红星巷住过。”

权叔戴上老花镜，凑近了看那张纸。

“陈致生……”他念叨着这个名字，眉头紧锁，似乎在努力回忆。

茶馆里的其他几个老人也凑了过来。

“北方口音，瘦高个，说话挺能唬人的。”我补充了一些我妈零星提到过的细节。

“哦！”权叔突然一拍大腿，“我想起来了！是不是那个‘北方陈’？”

“北方陈？”

“是啊！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会儿，从北方来的，在我们这儿的打火机厂做过销售。嘴巴可厉害了，死的都能说成活的。后来自己出去单干，搞什么贸易公司，听说还发了点小财。”权叔说。

我心头一紧，感觉找对方向了。

“那……那他后来呢？”

权叔咂了咂嘴，看了一眼周围的人，压低了声音：“后来？后来就栽了呗。”

另一个老人接过了话头：“可不是嘛。他那个人，心太黑。当时镇上很多人都信他，把家底都投给他，说是一起做生意，能赚大钱。结果呢，他卷了所有人的钱，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我们这条街上，好几户人家都被他坑惨了。”

“我隔壁家的三叔，就是因为被他骗光了养老钱，想不开，跳了河……”

“还有李家的那个儿子，本来要结婚的，彩礼钱都让他骗走了，婚事也黄了，人也变得疯疯癫癫的……”

茶馆里，你一言我一语，一个更加清晰，也更加丑陋的陈致生的形象，在我面前被拼凑起来。

他不再是我妈口中那个“犯了错，跑了”的父亲，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光了街坊邻居血汗钱的骗子。

我坐在那里，手脚冰凉。

我原以为，我来这里，是寻找一个为我前途正名的“真相”。可我找到的，却是一个更让我抬不起头的，更沉重的“耻辱”。

那个叫权叔的老人，看着我煞白的脸，小心翼翼地问：“靓仔，你……你找他做什么？你也是来讨债的？”

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该怎么说？

说我是他的外孙？说我为了一个公务员的政审，来调查这个骗子的下落？

我说不出口。

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羞耻感。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小镇的河边坐了很久。河水倒映着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妈对这个人如此讳莫如深，为什么她宁愿自己扛着，也不愿对我说起。

因为那段过去，实在太不堪了。

她不仅仅是被父亲抛弃的女儿，她还是一个骗子的女儿。她承受的，不只是家庭的破碎，还有来自整个社会的白眼和指责。

我掏出手机，想给我妈打个电话，告诉她我找到了一些线索。但号码拨到一半，我又挂断了。

我能说什么？

告诉她，她的父亲，比她想象中还要不堪吗？

告诉她，他不仅毁了她的童年，还毁了其他很多无辜的家庭吗？

我做不到。

那一刻，我被一种巨大的绝望包围了。我千辛万苦找到的真相，不但没有帮我解决问题，反而把我推向了一个更深的深渊。

我的前途，我的人生，似乎已经注定要被这个我从未见过的“外祖fù”的阴影所笼罩。

我所珍视的一切，我的努力，我的梦想，我的家庭的平静，好像都在这个残酷的真相面前，崩塌了。

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了一个死局里。

回北方，意味着政审失败，梦想破灭。

留在这里，继续寻找一个骗子的下落，又有什么意义？就算找到了，又能改变什么？难道我要对着人事处的人说，我外祖fù是个骗子，他骗了很多人，现在我找到他了？

这只会让我的政审材料，变得更加难看。

那几天，我就像个游魂一样在容奇镇上飘荡。我甚至想过，干脆就这么放弃算了。一个工作而已，没了就没了，天也塌不下来。

可是，我不甘心。

凭什么？

这三个字，又一次在我心里翻腾起来。

一个雨天的下午，我坐在旅馆的窗前，看着窗外被雨水冲刷的街道，心里乱成一团麻。

我鬼使神差地，又拨通了我妈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头很安静。

“墨墨？”是我妈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

“妈，是我。”我的声音有些沙哑。

“……你，还在那边？”

“嗯。”

我们沉默了。听筒里，只有彼此微弱的呼吸声，和窗外的雨声。

“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我妈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什么。

我看着窗外的雨幕，那些在茶馆里听来的话，那些被骗家庭的悲惨遭遇，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回放。

我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问了另一个问题：“妈，那些年，你和外婆，是怎么过来的？”

电话那头，长久的沉默。

久到我以为她已经挂断了。

然后，我听到了她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

“怎么过来的……”她像是在问自己，“你外婆，原来是罐头厂的会计，识文断字，人很体面。他跑了以后，厂里的人看见我们，都绕着走。她一个女人，带着我，走到哪儿都被人指指点-点。”

“她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替他还了一部分债。但那是个无底洞，还不完的。后来，她就辞了职，因为在厂里待不下去了。她带着我，什么活都干。去码头给人缝补渔网，去工地上筛沙子，半夜去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子……”

我静静地听着，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一阵阵地发紧。这些事情，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在我面前，她永远是那个坚强的，有点要强的，为我骄傲的母亲。

“我那时候小，不懂事。只知道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我没有。他们都骂我是‘骗子家的孩子’，朝我扔石子。我哭着回去问我妈，我爸去哪儿了。她什么也不说，就是抱着我哭。”

“后来我长大了，懂事了，我就再也不问了。我恨他。我恨他让我妈受了那么多苦，恨他让我没有一个完整的家，恨他让我们娘俩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你外婆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兰啊，忘了你爸吧。以后，找个本分人嫁了，安安稳稳过日子，别再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沾边了。’”

“所以，墨墨，”我妈的声音透过电话，清晰地传到我的耳朵里，“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你过上那种最安稳，最干净的日子。不用看人脸色，不用被人指指-点-点。我不想让你的人生，也沾上他留下的那些污点。”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我是怕……我是怕你知道了，会跟我一样，一辈子都活在他的影子里。”

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窗户上。

我的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

那一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明白了她为什么对这件事反应如此激烈，明白了她为什么几十年来绝口不提，也明白了她为什么对我的人生有着那样执拗的，关于“稳定”和“清白”的期待。

她不是在隐瞒一个罪人的事实。

她是在用她自己的方式，拼尽全力，保护她的孩子，远离她曾经遭受过的那些伤害和屈辱。

这是一种笨拙的，却无比深沉的母爱。

我一直纠结的，是那个男人给我带来的不公。而她一生所背负的，却是那个男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的总和。

我的格局，太小了。

我的顿悟，不在于找到了陈致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在于，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我的母亲。

我突然意识到，我这次南下的目的，或许从一开始就错了。

我不是来寻找一个能让我通过政审的“证据”的。

我是来寻找一个能让我们全家都从这段不堪的过往中解脱出来的“答案”的。

这个答案，不在于陈致生是死是活，而在于我们自己，如何面对这段历史。

“妈，”我对着电话，声音因为哽咽而有些颤抖，“我知道了。我都知道了。”

“你别怕。我会处理好的。”

“你早点休息吧。我过两天就回去了。”

挂了电话，我擦干眼泪，看着窗外渐渐停歇的雨。天空被洗刷得干干净净，远处的云层后面，透出了一点微光。

我心里，也亮了。

我没有再去找关于陈致生的更多消息。那些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我在容奇镇又待了一天。我去了一趟那个曾经坑害了许多家庭的打火机厂旧址，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墟。

我还去了权叔说的那条河，那个因为被骗而投河自尽的老人，是这条小镇历史里一道无声的伤疤。

我做这些，不是为了搜集证据，而是为了让自己记住，有些错误，是无法被时间和血缘所原谅的。

然后，我订了回程的票。

回到家，我妈看到我，眼神里有担忧，有愧疚，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脆弱。

我给了她一个拥抱。

“妈，都过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谈话。

我把我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我没有隐瞒陈致生在容奇镇所做的那些事，也没有回避那些受害家庭的悲剧。

我妈听着听着，眼泪又流了下来，但这一次，她的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激动和恐惧，而是一种尘埃落定后的平静。

我爸一直沉默地听着，手紧紧地握着我妈的手。

我说完了，看着他们，认真地说：“爸，妈。这件事，我们躲不掉。以前，是你们在保护我。现在，轮到我来面对了。”

“我的工作，可能会因为这件事黄了。但是，我不后悔。因为比起一份工作，我觉得我们一家人能坦然地面对过去，更重要。”

“我不认他这个外祖fù。他的所作所为，我感到羞耻。但这不代表，我要为他的错误，背负一辈子的心理枷锁。”

“我们是清白的。我们一家人，都是靠自己的双手，本本分分过日子的。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

我爸看着我，眼睛里第一次流露出一种我难以言喻的，混杂着欣慰和骄傲的光。

他点了点头，说：“我儿子，长大了。”

第二天，我回到了省城。

我没有再去人事处找人理论，或者托关系。

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写了一份极其详尽的情况说明。

在说明里，我首先坦诚地承认了陈致生是我的外祖fù，以及他曾经犯下的经济问题和后续的诈骗行为。我没有做任何的辩解和美化，只是客观地陈述了我调查到的事实。

然后，我详细地说明了我们家庭与他彻底割裂的关系。从他抛弃家庭开始，到我母亲和外婆所经历的苦难，再到我们几十年来与他无任何联系的事实。我附上了我母亲的亲笔证词，以及我能找到的一些，比如那些旧信件的照片作为旁证。

最后，我写下了我自己的态度。

我写道：“对于外祖fù陈致生的行为，我深感羞耻和遗憾。他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法律，也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更给我母亲和我外婆的人生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我无法，也绝不会为他的行为做任何辩解。”

“但是，我认为，亲属的过错不应该成为否定下一代人努力和品行的唯一标准。我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是诚实、本分、守法。我的父母，都是勤勤恳恳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教会了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二十多年的求学之路，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我热爱我所学的专业，也渴望能在我未来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恳请组织能够对我本人进行全面、客观的考察。如果因为这项无法改变的亲属关系，我最终无法通过审查，我接受组织的决定，毫无怨言。但这不代表我对自己的人生和价值观的否定。”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感觉，压在我心头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被搬开了。

我把这份材料，连同我母亲的证词，一起交到了人事处。接待我的还是那个中年男人，他很仔细地看完了我的材料，然后抬头看了我一眼。

他的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公事公办，多了一丝复杂的神色。

“小林，你的材料我们收到了。我们会……认真研究的。”他说。

从人事处出来，阳光正好。我抬头看着蓝天，觉得无比轻松。

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比一份工作更宝贵的东西。

我找到了一个家庭的和解，找到了内心的坦然，也找到了一个成年人应有的，面对困境的勇气和担当。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了最终的通知。

政审，没有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