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性脓毒症登上国际舞台：ERS首设专题论坛，中国学者引领方向

摘要：在2025年欧洲呼吸学会（ERS）年会上，“Viral Sepsis: Myth or Reality?”专题辩论登上大会舞台，引发广泛关注。随着呼吸道病毒感染研究的深入，Viral Sepsis（病毒性脓毒症）正逐渐从新兴概念走向国际学术焦点。越来越多研究者

在2025年欧洲呼吸学会（ERS）年会上，“Viral Sepsis: Myth or Reality?”专题辩论登上大会舞台，引发广泛关注。随着呼吸道病毒感染研究的深入，Viral Sepsis（病毒性脓毒症）正逐渐从新兴概念走向国际学术焦点。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探讨病毒在脓毒症发生中的致病作用、宿主免疫反应失衡机制及潜在干预策略。

本次专题辩论由 Hilary Pinnock 与 Nicolas Roche 教授主持，邀请 Joseph P. Mizgerd、Karl Hagman 等多位国际专家，就病毒性脓毒症的定义、流行病学特征、免疫机制、诊断挑战及治疗策略展开激烈讨论。最终超过90%的专家投票认为病毒性脓毒症是重要的临床威胁，强调了继续研究和临床创新的必要性。

图：ERS现场照片

正方观点：病毒性脓毒症是真正的威胁

根据Sepsis-3的定义，脓毒症是一种由感染诱发、以宿主反应失调和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传统认识多集中于细菌性脓毒症，而随着分子诊断技术的进步和新型病原体的不断出现，病毒感染在重症患者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凸显。多项全球性研究表明，尽管在重症监护病房中被确诊为病毒感染的比例相对较低，但其相关病死率不逊色于细菌。研究提示在肺炎相关死亡病例中，约23%至50%可归因于病毒感染。此外，动物实验和新冠疫情的临床证据均表明，病毒可独立诱发多器官功能障碍与死亡。

在免疫发病机制方面，病毒性脓毒症的关键在于免疫失衡。I型干扰素是抗病毒防御的重要分子，其信号缺陷或存在针对I型干扰素的自身抗体均可削弱宿主的抗病毒能力，从而增加重症感染的风险。与此同时，过度的免疫激活可导致免疫介导的组织损伤，动物实验显示，模拟病毒基因组的分子即可诱导强烈的炎症反应及致命性肺水肿。而临床证据发现使用皮质类固醇靶向失调的宿主反应可以降低重症病毒感染的死亡率。

反方观点：病毒性脓毒症是错误概念吗

然而，部分专家认为现有诊断体系可能并不适用于病毒感染，广泛使用的SOFA和qSOFA评分系统仅在接受抗生素和细菌培养的患者身上得到验证，可能难以准确反映病毒感染人群的特征。Sepsis-3定义中“失调的宿主反应”缺乏客观量化标准，区分病毒清除所需的正常宿主免疫反应和导致器官损伤的病理失调亦是重大挑战。而过度诊断可能导致临床与研究层面的风险：一方面，患者可能因此接受不必要的检查或药物治疗，增加医疗负担；另一方面，若将所有病毒感染并入“脓毒症”概念，可能掩盖不同病毒间宿主反应的异质性，干扰机制研究及临床试验的外推性。因此，学者呼吁未来的脓毒症标准应基于不同病原及宿主免疫反应特征重新界定脓毒症，以促进精准诊疗研究的开展。

病毒性脓毒症的管理中病原诊断是关键。病毒感染的检测主要依赖 PCR 等分子技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识别病毒类型，但在急诊或危重患者中，需要权衡检测等待时间与临床决策的紧迫性。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目前缺乏可广泛应用于病毒感染的统一指标。部分研究提出利用外周血 RNA 特征谱区分病毒与细菌感染，同时降钙素原在细菌感染中可作为辅助判断指标，但在病毒感染中的价值仍需进一步验证。

在治疗策略方面，专家一致强调抗感染治疗应以明确的病原学证据为基础。在临床实践中，脓毒症患者通常需要尽快启动抗菌药物和补液治疗，但病原学检测的滞后性可能导致抗生素滥用或不必要的治疗。抗病毒治疗应针对特定病原体，目前尚不推荐广谱抗病毒药物的常规应用。此外，对于以肺部损伤为主的脓毒症患者，过度补液可能加重肺水肿并加重呼吸衰竭，因此液体管理仍需谨慎，未来需更多循证研究以优化治疗策略。

病毒性脓毒症的中国证据

曹彬教授团队长期聚焦于呼吸道病毒感染导致的系统性炎症反应与器官功能障碍，围绕病毒性脓毒症的临床特征、发病机制及潜在靶点开展了一系列原创性研究，形成了从假说提出、临床验证到机制解析的系统性研究体系。

在COVID-19疫情早期，团队基于临床观察发现，部分重症和危重症新冠患者尽管未出现明显低血压，却表现出外周灌注不足、四肢冰冷等典型休克体征。结合基础研究证据及尸检资料，研究团队首次提出“病毒性脓毒症是COVID-19关键致病机制”的假说，认为病毒感染可通过系统性炎症反应、免疫失衡及器官功能障碍共同驱动疾病进展，为COVID-19的病理生理与治疗靶点探索提供了理论框架 (Lancet. 2020 May 9;395(10235):1517-1520)。

该假说在后续研究中获得临床证据支持，研究纳入LOTUS 随机对照试验的重症COVID-19患者，结果显示病毒核酸血症阳性率高达37%，SARS-CoV-2 RNA可于发病第5天起在外周血检出，部分患者至30天仍为阳性。病毒核酸血症阳性患者较阴性患者具有显著更高的急性肾损伤、急性肝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及死亡风险，提示病毒血症可能通过促进系统性炎症反应及多器官功能障碍参与病毒性脓毒症的发生发展(Chest. 2021 Apr;159(4):1382-1386.)。团队还通过回顾性分析2020年至2024年ICU收治的292例肺炎合并脓毒症患者（含191例病毒性脓毒症与101例细菌性脓毒症），发现病毒性脓毒症患者氧合指数更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85% vs 44%）、继发感染（84% vs 39%）及ICU死亡率（57% vs 43%）均显著升高，校正后死亡风险(OR=2.26, 95%CI: 1.26-4.07）仍显著（ERJ Open Research. 2025 Jun 2;11(3):00836-2024），为病毒性脓毒症与细菌性脓毒症在临床结局上的差异提供了实证。

在机制研究方面，团队通过建立甲型H1N1流感病毒性脓毒症小鼠模型发现，病毒虽可经血播散至多脏器并在肝、脾造成组织损伤，但主要复制及致损位点仍在肺。与细菌性脓毒症相比，病毒性脓毒症导致肺泡巨噬细胞、上皮及内皮细胞损伤更为显著，同时伴随屏障功能基因下调、抗原呈递受损及PANoptosis通路持续激活，揭示了病毒性脓毒症发生的关键机制（EBioMedicine. 2025 Jun;116:105738）。近期另一项研究进一步阐明了分子机制，发现Ninjurin-1（NINJ1）在流感病毒感染诱导的ZBP1介导PANoptosis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介导细胞膜破裂及炎症因子释放加重组织损伤。NINJ1缺失可显著减少细胞裂解、DAMPs及IL-1β释放，并改善小鼠肺损伤及死亡率。此外，该研究还发现NINJ1上调与COVID-19患者不良预后相关，提示其可能成为病毒性脓毒症的生物标志物及潜在治疗靶点（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5 Sep 23;10(1):307）。

总体而言，从 1918 年流感大流行到新冠疫情，病毒感染始终是全球死亡率波动的重要驱动因素。尽管最初病毒性脓毒症的概念存在争议，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提示其临床与机制学的重要性。未来，脓毒症管理应超越基于综合征的定义，对病毒性脓毒症的精准定义和宿主导向疗法有望成为推动该领域发展的重要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