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策划丨促进政策协同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摘要：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复杂局势，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构建以内需为主体、内外需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已成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战略重心。202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内消费正在释放重要拉动作用，为整体现代化转型和

【作者简介】龚六堂，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复杂局势，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构建以内需为主体、内外需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已成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战略重心。202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内消费正在释放重要拉动作用，为整体现代化转型和高质量增长提供坚实支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我国GDP达66万亿元，同比增长5.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4.55万亿元，同比增长5.0%，较2024年全年增速提升1.5个百分点；贡献率显著提升，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0%，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但是，消费恢复背后仍存在结构性与长期制约因素。一方面，房地产低迷以及投资结构性回落，对居民信心形成压制。另一方面，国际环境方面，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世界经济产生极大不确定性，2025年7月我国对美出口下降21.7%，虽整体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3.5%，但结构性风险显著。在此背景下，我国加快推进扩大内需战略、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结合2025年上半年最新数据与政策实践，剖析我国消费面临的问题与成因，并提出可行对策建议。

一、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愈加突出，正在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点

2024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居民收入稳步改善和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我国消费市场呈现总量回升、结构优化、信心修复、贡献增强的良好局面，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愈加突出，正在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点。

（一）消费不断恢复，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不断加强

一是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断上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全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8.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3.5%，2025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4年提升1.5个百分点，显示出政策支持与市场修复的良性互动。

二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升。2024年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4.5%，高于资本形成总额（约25.2%）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30.3%）。这一趋势在2025年上半年进一步强化，2025年上半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提升至52.0%，成为支撑经济稳定回升的“压舱石”。

（二）消费结构不断改善，消费正在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是大宗耐用消费品的回暖。一方面，家电、家具类消费品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支撑消费的重要因素。2025年上半年家电类消费品增长30.7%，家具类消费品增长22.9%。另一方面，汽车市场延续良好态势。2025年上半年，汽车销售累计完成1565.3万辆，同比增长11.4%。

二是服务类消费持续扩张，成为消费增长的主动力之一。一方面，2025年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一季度提高0.3个百分点，超过商品消费增速0.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旅游、休闲娱乐、体育健身、健康养老、文化演出等新兴服务业需求快速释放。2025年“五一”假期，全国旅游人次突破3.14亿，出游总花费1802.69亿元，分别增长6.4%和8.0%；上半年累计电影总票房达到292.26亿元，同比增长22.89%。

三是线上消费与数字场景加快融合。一方面，2025年上半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7.43万亿元，同比增长8.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24.9%。另一方面，“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社区电商”等新业态继续扩张。根据商务部数据，截至2025年5月，全国即时零售日均订单量同比增长达15%以上。

四是在区域层面，消费回暖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一线城市依然是消费复苏的主阵地，但三、四线城市和县域市场增长速度更快。贝恩公司与消费者指数联合发布报告指出，2025年一季度中国快速消费品市场整体销售额增长2.7%，三、四线城市消费增速超过一、二线城市，体现了消费扩张已从“高线城市驱动”逐步转向“多级市场协同”的新格局。

二、当前我国消费增长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近年来消费总体呈恢复态势，但其在宏观经济中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仍存在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等多方面问题，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和内需主导型格局的形成。

消费率仍偏低，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还不足。根据国家统计局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数据，2024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约为39.9%，明显低于OECD国家54%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美国（约68%）、日本（约59%）等发达经济体。尽管2025年上半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所回升，达到52.0%，但总体消费率仍偏低，尚未形成稳定强劲的内需拉动格局。

居民预防性储蓄较高，消费倾向偏低。从宏观数据看，中国居民储蓄率长期维持在30%以上（2025年上半年为35%左右），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根据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和中国日报等机构分析，导致储蓄偏高的核心因素在于收入增长乏力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大多数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为应对未来可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支出风险，倾向于维持较高水平的预防性储蓄。这一储蓄倾向的强化，直接抑制了居民当前消费能力和意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储户的调查数据，2025年二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3.3%，比上季度低0.5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63.8%，比上季度高1.5个百分点。

图1 消费者消费意愿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结构性支持还不足，消费基础分布不均衡。当前我国消费增长面临显著的结构性掣肘。一是过去十几年我国收入分配情况有所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仍然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约为0.46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42.7%左右，2025年上半年为41.4%。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而中低收入群体虽然消费意愿强烈，但消费能力受限。二是城乡消费差距依旧明显。近年来，虽然农村消费增长速度高于城市，但总量仍然比较小，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仅为城镇居民的55.8%左右，2025年上半年为55.5%。此外，农村基础设施、物流、支付体系等支持条件仍不完善，抑制了农村潜在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三是人口结构变化与家庭生命周期结构变化带来新挑战。年轻人（特别是“90后”“00后”）在面临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赡养压力的“三重负担”下，消费意愿下降明显。与此同时，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新市民”群体社会保障覆盖率低、权益保障薄弱，对其消费能力形成直接限制。

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影响了中长期消费信心。当前我国社会保障覆盖率已经有很高的水平，但是仍存在统筹层次低、替代率有限、地区间差异大等问题，削弱了居民中长期消费信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来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不足50%，难以形成稳定的老年消费支撑。对于育龄家庭而言，婴幼儿照护、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仍存在结构性短板，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成本高企，加重家庭财务压力。在此背景下，这种不安全感正是中国消费信心指数回升缓慢的重要原因。

宏观环境压力持续拖累消费恢复。从宏观层面看，当前我国消费仍面临“财富效应下降+通缩预期增强”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削弱了居民资产估值与未来收入预期。住房长期以来在中国居民财富中占比超过60%，房地产价格下行带来的负面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意愿。尤其是刚性还贷压力叠加房屋贬值，造成部分居民资产负债表恶化。另一方面，工业品价格持续负增长与通缩风险升温，形成对居民消费价格的负向预期。2025年1—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1%，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进一步下降到－2.9%，表明工业领域供给过剩压力仍存。若消费价格持续走弱，将强化居民“观望—等待—延迟”的行为模式，从而进一步压制消费总量与节奏。

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拖累国内消费恢复。2025年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导致我国出口增速放缓，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放缓，这引发企业订单不稳，2025年7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在手订单指数进一步下降。这引起了就业市场的压力，传导至居民收入和消费预期减弱。与此同时，国际原材料价格波动、新兴市场汇率风险也进一步加剧了内需的恢复难度。

三、制约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

制约我国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需求侧收入和消费结构支持不足、收入分配不平衡与城乡差距明显、消费信心不足、短期政策与制度长期机制脱节。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形成了制约消费扩张的深层结构性障碍。

需求侧拉动能力不足。2025年中央政策已明确强调“提高收入水平、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但是，我国工资机制仍存在调整滞后、地区差异大问题。一方面，整体工资增长速度不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非私人部门工资增长2.8%，私人部门工资增长1.7%，远低于GDP的增长（2024年GDP增长5.0%）。另一方面，从最低工资来看，尽管多个省份在2025年继续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例如上海市月最低工资达人民币2740元，北京市月最低工资为2540元、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小时最低工资为27.7元（2025年9月1日起），其他省市均超过2000元/月，但整体覆盖面与实际购买力之间仍有差距。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覆盖农业、灵活就业和偏远地区人口，家庭为应对养老、医疗及子女教育等风险，不得不维持高额储蓄预留支出空间，从而削弱当前消费能力。

收入分配不平衡与城乡差距明显。一方面，收入结构不均衡严重制约消费潜力释放。2024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4，2025年上半年上升到2.42。经济学研究表明，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欲望虽强但受收入水平限制无法充分释放。另一方面，城乡差距不仅体现在收入分配上，还延伸至养老、医保、教育等公共服务覆盖上。由于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全融合，农村居民和新市民群体缺乏足够安全感和消费信心。此外，人口结构的世代差异也带来消费压力。年轻家庭在面对高房价、高教育、高赡养“三重压力”下，倾向延迟消费、推迟生育，进一步降低了增加型消费需求。

预期不稳定与消费信心不足。消费者预期的不稳定性是消费难以持续扩张的重要心理因素。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等影响，居民对未来就业、资产价值和经济走势信心不足。即使政策推动消费券、补贴等措施，但如果消费者对收入缺乏信心，其边际消费倾向难以提升。价格水平的低迷（2025年7月CPI同比0%）进一步加剧居民的持币观望心理。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行、贷款利率下降但负担压力仍存，也削弱居民资产效应与消费信心，导致许多家庭延迟大件产品或服务消费。

财政支持与政策协同不够系统。尽管自2024年9月起国家出台一系列消费刺激政策，但这些政策多集中于以旧换新、消费券发放或税收优惠等短期刺激措施。这些短期举措还没有有效构建长期、系统性的消费支撑机制，如持续提升收入、改善社会保障、差异化供给结构等。目前政策还存在片段化、缺乏跨部门协同推动，比如针对青年群体的育儿补贴、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覆盖等尚未形成全国统一机制；地方财政配套专项债用于消费支持，还缺乏长期评估与绩效考核体系，政策传导链条不够闭环。

四、构建可持续消费支撑体系

为有效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内需主导型增长，我国需从收入与就业保障、供给结构优化、政策长期性与宏观稳定、城乡差距与社会保障等四大维度形成协同机制，构建可持续的消费支撑体系。

（一）强化收入与就业保障协同

合理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待遇与监管制度。为加强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建议各地继续适当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并加强带薪年休假、加班时间及报酬协调。2025年，多省份已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每月2200～2700元、大城市小时最低工资不低于26元，但仍需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完善执行机制，确保居民收入稳步提升。

扩大灵活就业与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率。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市民群体正承受着医疗、养老、生育等保险覆盖不足的压力。建议全面推动将其纳入基本养老、生育与医疗保险体系，并建立灵活缴费机制，简化参保程序，此举有助于稳定群体收入、减少风险未来支出预期，从而提升消费信心与倾向性。

推出育儿与老年护理补贴政策，减轻家庭负担。为鼓励生育与家庭消费，我国已经推出稳定的育儿补贴政策（如每孩每年3600元），要进一步推出老年护理补贴制度，覆盖一定比例的老人家庭。此类补贴能够缓解教育与赡养压力，从而释放家庭预算空间，用于服务性消费与品质生活，这将显著提升中长期消费意愿，并降低储蓄偏好。

（二）优化消费环境与供给结构协同

推进绿色服务消费与新服务供给升级。应提升绿色消费场景供给，如绿色建筑、节能家电、低碳出行、文化旅游和健康养老服务。通过标准制定、补贴扶持与规范监管，提升服务消费品质与安全性，增强居民对高品质服务的需求与信任。

扩大以旧换新与消费券活动的覆盖与精准性。在家电与汽车以旧换新活动基础上继续扩大政策覆盖范围，适度延续优惠期限，并通过数字化平台与地方联动方式确保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村和三、四线城市群体的精准获益。美国、韩国经验表明，消费券与补贴的精准发放效果远高于统一发放补贴模式。

构建城乡融合的数字消费与电商场景。加快乡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搭建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社区团购等多元渠道，实现数据要素与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显著拉动农村与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兴趣与参与度，缩小城乡消费鸿沟。

（三）增强政策长期性与宏观稳定协同

利用专项债与财政投入支撑长期消费活动。财政部与地方政府应将专项债资金系统性安排于消费型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夜经济中心、老龄宜居社区、低碳绿色产业园区等。2025年已安排约3000亿元专项债支持以旧换新政策及相关基础建设，后续应增加配套考核机制与效果评估体系。

将居民收入与消费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建议扩展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强化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消费结构优化、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等指标，使政策落地更具长效动力与执行力。

引导金融机构拓展家庭消费金融产品供给。鼓励银行、保险及互联网金融机构设计更多面向家庭的小额理财、养老、育儿金融产品，降低消费信贷利率及门槛，从而减少家庭财富配置过度集中于固定资产或投资品领域，增强消费边际倾向。

（四）缩小城乡差距与社会保障协同

细分收入群体实施差异化消费支持政策。依据城乡、就业类型、收入水平差异，设计有针对性的消费扶持方案。例如对低收入家庭、农民工、灵活就业女性等群体发放专属消费券、服务折扣券、补贴卡等，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增强边际消费能力。

增强基层社区服务与公共设施建设覆盖。加大对基层社区老年中心、医疗卫生站、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投入。通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与可及性，为居民提供更多安心消费场景与消费入口。

推动城乡融合政策，降低数字与基础设施鸿沟。推进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网络覆盖、移动支付设施、物流配送体系，以缩小城乡消费参与差距，提高农村与小城镇家庭的消费自由度与意愿。

结论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阶段，如何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发挥其在高质量发展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是宏观政策的重要问题。本文梳理了影响我国消费增长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以“四维协同路径”为核心的政策协同实施框架。

第一，从“提升收入能力”入手，增强消费的现实基础。居民收入是消费的核心来源，提升工资水平和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是提高可支配收入的关键。因此，工资政策应与社会保障制度相匹配，特别是要关注中低收入群体、灵活就业人员与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收入增长与风险保障，进而提升其边际消费倾向。

第二，从“优化消费供给”着手，丰富消费内容和方式。消费不仅是买“有没有”，更是买“好不好”“快不快”。通过完善绿色、健康、教育、养老等新兴服务的供给结构，推动消费从传统商品消费向高质量服务消费转型，是未来的重要趋势。同时，应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消费场景建设，提升线上线下融合效率，实现消费空间的拓展与便利性提升。

第三，从“稳定预期信心”出发，降低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消费行为高度依赖居民对经济、就业、资产价值等方面的预期。房地产市场平稳、就业市场有保障、宏观政策预期清晰，是提升居民消费信心的基础。因此，必须强化房地产政策与消费政策的联动性，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建立宏观政策透明、连续、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第四，从“缩小收入和消费差距”入手，夯实全体居民消费能力基础。当前我国消费结构存在分层，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被抑制，城乡间消费水平差距仍大。应通过强化差异化社保政策、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举措，使广大农村和边缘群体能“有钱消费”“敢于消费”“愿意消费”，从而提升整体消费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

当前正值“十四五”后期及“十五五”开局之际，应通过结构性改革与政策协同发力，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空间，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