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6年秋，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十字路口，抗日呼声席卷全国，而“剿共”政策仍在推行。此时，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心中满是焦灼，他深知时局牵动国家存亡，遂找到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询问对当前局势的看法。谁也没想到，邵力子的一句话，竟让杨虎城手中的香烟径直滑落，

引言

1936年秋，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十字路口，抗日呼声席卷全国，而“剿共”政策仍在推行。此时，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心中满是焦灼，他深知时局牵动国家存亡，遂找到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询问对当前局势的看法。谁也没想到，邵力子的一句话，竟让杨虎城手中的香烟径直滑落，这场对话也成为后续历史转折的隐秘伏笔。

人物介绍

杨虎城，陕西蒲城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始终怀揣强烈的爱国情怀，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积极寻求抗日救国之路。

邵力子，浙江绍兴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具文人风骨与政治远见，对时局有着清醒且深刻的判断，在国共两党间有着特殊的沟通角色。

邵力子

文明互鉴•史实说话•世事传真

《杨虎城问时局，邵力子哪句话让他惊掉烟？揭秘事变前关键对话》

文／一凡

1936年9月的西安，秋老虎仍带着几分燥热，街头巷尾却弥漫着不一样的氛围——茶馆里，百姓们低声议论着华北局势，报纸上“抗日”“救亡”的字眼愈发密集；军营中，十七路军的士兵们看着关外传来的战报，脸上满是按捺不住的愤慨。此时的杨虎城，正坐在自己的指挥部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桌上的电报堆了厚厚一叠，有蒋介石催促“加紧剿共”的指令，也有东北军将领张学良私下传来的、探讨联合抗日的密信。

杨虎城

他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一边是蒋介石的命令，若不执行，恐遭猜忌甚至围剿；另一边是全国上下的抗日呼声，以及自己内心对家国的责任——十七路军的士兵多是陕西子弟，谁也不愿看着日军步步紧逼，却把枪口对准自己人。思来想去，他觉得必须找个人聊聊，而邵力子无疑是最佳人选。

邵力子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和杨虎城在陕西共事多年，两人虽分属不同系统，却因共同的爱国心多有交集。更重要的是，邵力子早年参与革命，见多识广，且与共产党方面有过接触，对时局的判断往往比旁人更透彻。当天下午，杨虎城特意让人备了邵力子爱喝的龙井，亲自到省政府拜访。

两人落座后，先是寒暄了几句陕西的农事、民生，杨虎城见邵力子神色平静，终于忍不住开口：“邵主席，眼下这局势，你怎么看？蒋先生一心要‘剿共’，可日本人都快打到家门口了，再这么耗下去，咱们中国还有救吗？”

邵力子端着茶杯的手顿了顿，目光看向窗外，沉吟片刻后，缓缓说道：“虎城兄，你我都是军人，更是中国人。如今的局面，不是‘剿共’能解决的——蒋介石这是要把中国往绝路上逼，再跟着他走，咱们就是民族罪人啊！ ”（出自《邵力子年谱长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这句话刚落，杨虎城手里夹着的香烟“啪嗒”一声掉在地上，火星溅到裤脚，他却浑然不觉。不是因为邵力子的话有多刺耳，而是这句话恰好戳中了他心底最深处的担忧——他早已意识到“剿共”政策的荒谬，却始终不敢轻易捅破这层窗户纸，而邵力子作为国民党高层官员，竟如此直白地说出“跟着蒋介石走是民族罪人”，这让他既震惊，又莫名觉得有了底气。

他连忙弯腰捡起香烟，指尖有些发颤：“邵主席，你……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啊，要是被人听到……”

邵力子却摆了摆手，语气坚定：“我不是乱说，是实话。你看看华北，日军增兵，汉奸横行，国民政府却还在调兵遣将去打红军；再看看咱们陕西，百姓们连饭都吃不饱，还要负担‘剿共’的粮饷，长此以往，民怨沸腾，日军再趁机进攻，咱们拿什么抵挡？”（出自邵力子1936年9月日记，现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杨虎城沉默了，他知道邵力子说的是实情。此前，他已多次与张学良秘密会面，两人都认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唯一出路，但始终担心势单力薄，不敢贸然行动。如今邵力子的态度，让他意识到，国民党内部并非所有人都盲从蒋介石，这无疑为后续的行动增添了一分可能性。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两人围绕时局展开了深入交谈。邵力子告诉杨虎城，自己曾通过朋友接触过共产党方面的人，对方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其实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与其让红军在西北被消耗，不如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日军，这才是正途”（出自《杨虎城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杨虎城听后，心中的想法愈发清晰——必须尽快与张学良达成共识，推动“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局面。

这次谈话后，杨虎城加快了与张学良的沟通步伐。1936年10月，两人在西安秘密会面，明确了联合抗日的立场；11月，杨虎城又通过亲信与共产党方面建立联系，表达了合作意愿。而邵力子虽未直接参与后续的“西安事变”筹备，但他那次直白的表态，无疑为杨虎城坚定决心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杨虎城与张学良联合扣押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实行抗日”等八项主张。消息传出后，全国震动，邵力子虽对扣押蒋介石的方式有所顾虑，但始终支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核心诉求，在后续的谈判中，他也暗中为促成国共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随即对杨虎城、张学良进行报复——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而邵力子的职务也在此后发生调整：他于1937年被免去西安事变前担任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同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此后，邵力子还相继担任了国民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理事会主席、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等职，始终以推动抗日合作为核心，在不同岗位上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杨虎城回国请缨抗日，却被蒋介石长期关押，直至1949年遇害。回望1936年9月那场对话，杨虎城掉落的不仅是一支香烟，更是对“剿共”政策的最后一丝犹豫；邵力子说出的不仅是一句话，更是一位爱国志士对国家命运的清醒认知。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这些敢于突破束缚、坚守爱国初心的人，一步步推动着历史向正确的方向前行，为后续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与胜利奠定了基础。

晚年邵力子

结语

一场简短的对话，一支掉落的香烟，背后是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政坛的暗流涌动。杨虎城的焦灼与觉醒，邵力子的清醒与直言，以及事变后邵力子的职务调整与持续抗争，共同构成了西安事变前后的历史图景。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总有仁人志士敢于打破常规，坚守爱国初心。铭记这段史实，不仅是为了缅怀先辈，更是为了传承那份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先的精神，让和平与团结的理念永远延续。

来源：世事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