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韩国也有明事理的人，韩国学者金在吉种曾直言：中华文明应追溯至万年前，不只限于5000年历史，他还坚持古代韩国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本文内容均引用官媒资料，并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章最后已标注文献来源，请知

一直以来，韩国死活不承认自己曾经隶属于中国，甚至还和中国争历史文化（包括端午假、春节等）。

但韩国也有明事理的人，韩国学者金在吉种曾直言：中华文明应追溯至万年前，不只限于5000年历史，他还坚持古代韩国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金在吉的观点在韩国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金在吉是如何判断韩国曾经隶属中国的？

金在吉不是普通的历史研究者，他拥有首尔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从事考古研究已有数十年，他的学术道路与韩国主流历史学界背道而驰，选择了一条充满挑战的研究方向。

在韩国学术界，金在吉已被视为“异端”，他的讲座被取消，著作被出版社雪藏，甚至办公室都曾遭到破坏，这种激烈的反应背后，是他对韩国历史叙事的根本性质疑。

金在吉的研究注重考古实证，他几乎从不依赖理论游戏，而是扎根于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他从大学时代就选择了考古学和汉学辅修，与韩国主流学界追求西方理论的学者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中华文明的长度，国内外学界普遍认同“五千年”的说法，但金在吉认为这种计算方式过于局限，忽视了文明的深层发展过程。

他主张，文明的起点应当从农业定居开始算起，而不是仅仅以文字、城市或国家机器的出现为标准。

中华文化历史

金在吉将目光投向了许多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九孔骨笛和炭化稻粒，长江流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榫卯结构建筑，大汶口文化遗留的薄如蛋壳的黑陶杯，这些考古发现展示了一段远比商代更久远的文明发展史。

九孔骨笛

苏联考古学家马松提出的“脱离食物生产的人群”这一概念，被金在吉加以运用，他认为，当一部分人能够从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从事音乐、手工艺等其它活动时，文明就已经萌芽。

基于这样的标准，金在吉明确提出，中华文明不是五千年，而是一万年，金在吉的观点在中国国内的考古研究中也能找到部分呼应，中国国家文物局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多年研究，已用考古资料证实了中华大地五千年的文明。

这项大规模研究涵盖了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等重要遗址。

研究团队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已经出现了文明起源的迹象，而到了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

虽然中国的考古专家谨慎地将文明起源定在5800年前，而非金在吉所说的万年，但这些研究无疑打破了西方学界长期坚持的中国文明只有3500年的观点。

金在吉的另一个争议性观点，是关于韩国古代与中国的关系，他明确提出：“韩国古代属于中国”，并从多个角度提供了证据。

他从汉朝的历史切入，指出汉武帝在公元前108年设立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直接管辖朝鲜半岛北部，这些不是简单的附属关系，而是实实在在的行政管辖。

“乐浪太守印”的发现，刘茂墓碑的出土，以及刻有“始元四年制”的汉砖，都是这一历史事实的物证。

金在吉强调，这些文物证明了汉朝不仅设郡，还派遣宗室去担任太守，直接治理朝鲜半岛地区。

考古发现进一步支持了他的观点，在平壤出土的灰陶器，无论是纹饰还是胎土成分，都与甘肃齐家文化极为相似，平壤古墓中发现的铁制车轴，内径与西安汉长安城的车轴完全一致。

这些发现远远超出了政治管辖的范围，金在吉还指出了中韩文化之间的深厚渊源，他认为，中原文化与朝鲜半岛的原始文化，是一种 “主从结构”的关系。

金在吉指出，韩文的前身《训民正音》的序言明确表示其目的是“辅以训民”，即辅助汉字注音，从本质上讲，韩文最初是汉语拼音系统的一种变体。

服饰和习俗方面也有着明显的联系，《世宗实录》中记载的新罗朝服样式，与《周礼》中的服制图样基本一致。

甚至韩国传统泡菜的腌制方法，也与唐代《酉阳杂俎》里记载的“菹”几乎一模一样。

白云翔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发表的研究指出，韩国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的舶载铁器，是分别从中国大陆的燕地和齐地传入的，这些铁器传播的路径，进一步证实了早期中韩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金在吉的观点在韩国国内引发了激烈反对，《朝鲜日报》曾在头版直接批评道：“他把我们都变成了中国人” ，这句话概括了许多韩国人对金在吉研究的恐惧和排斥。

韩国学术界对此反应更为强烈，他的研究被列为 “禁忌文本” ，禁止公开引用，大学取消了他的讲座，出版社也拒绝继续出版他的著作，这种知识封锁反映了历史研究在民族身份建构中的敏感地位。

金在吉本人对这种强烈反应似乎有所预期，他曾表示：“我不是为了民族情绪写史，我是为了真相” ，但这种超脱的态度并未能缓解他面临的巨大压力。

也有少数国际学者对金在吉的研究方法表示认可，特别是在中韩联合考古项目启动后，他的实证研究方式得到了一些同行的认可。

历史研究的从来不只是关于过去，它深刻影响着现实政治和民族认同，金在吉的研究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争议，正是因为触碰了韩国民族认同的敏感神经。

从高句丽历史问题到“萨德”部署后的中韩关系紧张，历史认知一直是中韩关系中的一个潜在痛点，金在吉的研究在这种背景下，更显得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历史真相从不会因现实政治而改变，它只在静待人们放下成见，勇敢直面过去，金在吉的研究价值，或许不在于最终结论，而在于提醒我们：历史不是民族主义的注脚，而是文明发展的客观记录。

参考资料：文摘报、中国国家博物馆

来源：历史求知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