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探寻价格走出低迷格局的思路时，尽管宏观经济政策具备一定调控效能，但单纯依赖宏观政策显然不足以破解目前的困局。近年来，尽管财政政策持续积极、货币政策保持相对宽松，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其对提振需求的实际效果却未达到预期。这并非否定宏观政策的重要性，相反，仍需
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
在探寻价格走出低迷格局的思路时，尽管宏观经济政策具备一定调控效能，但单纯依赖宏观政策显然不足以破解目前的困局。近年来，尽管财政政策持续积极、货币政策保持相对宽松，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其对提振需求的实际效果却未达到预期。这并非否定宏观政策的重要性，相反，仍需进一步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力度。
从经济学视角考察，价格持续低迷可归因于供需两端：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度。从需求端分析，需求不足并非指意愿层面的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不足。意愿需求也被成为瓦尔拉斯需求函数，它描述效用最大消费束与商品价格及财富水平之间关系的函数，可通过效用函数的最优解直接推导得出。有效需求作为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强调厂商与家庭在需求决策时遵循双重决策规则，其需求不仅取决于价格水平，也受制于收入约束。只有厘清需求背后之深层原因，才能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宏观政策。
有效需求不足首先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不增或下降，即使价格下跌，消费也难以起色。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工资性收入，其规模与稳定性取决于就业状况及就业质量。近年来，我国年轻群体失业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就业质量亦呈下滑态势，具体表现为两方面：第一，岗位保留，但劳动时间缩短，原有加班及相应加班费减少，直接压缩工资性收入；第二，劳动时间虽未减少，但工资水平下降，尤以年收入介于30万-80万元之间的中产阶级为甚，其收入降幅显著。上述因素共同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进而对消费需求形成抑制。家庭的支付能力还与家庭财产及财产性收入有关。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引致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预期收入随之下降；即便当期收入未变，居民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亦倾向提高储蓄率，从而抑制消费。
有效需求不足还表现为投资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不仅表现为企业部门投资减弱，亦体现于地方政府投资能力下降。就企业而言，市场低迷与“内卷”加剧致使企业营收下滑、库存累积、利润压缩，叠加资产负债表恶化，预期转弱，企业投资需求随之下降。地方政府也事实上是一个重要的投资主体。我国地方政府除承担基础设施投资外，还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多种渠道直接或间接参与各类投资。近年来受房地产下行影响，土地出让金大幅减少与房地产关联的相关税收也下降明显，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导致财政亏空比较严重，财政纵向失衡加剧；同时，地方政府负债官员终身追责、安全约束等制度约束削弱地方的投资激励，导致地方政府投资能力不足，成为投资需求疲弱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从供给角度来分析价格低迷的原因，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而产能过剩正是“内卷”现象的直接体现，而“内卷”背后深层次的症结在于市场出清机制的缺失。理论上，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度本应引发价格下跌，进而通过价格机制自动淘汰过剩供给，实现市场的重新均衡。然而，现实中这一价格出清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特殊的体制原因使得企业“活不活，死不了”，优胜劣汰机制失灵。
由此可见，在探寻价格走出低迷格局的思路时，尽管宏观经济政策具备一定调控效能，但单纯依赖宏观政策显然不足以破解目前的困局。近年来，尽管财政政策持续积极、货币政策保持相对宽松，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其对提振需求的实际效果却未达到预期。这并非否定宏观政策的重要性，相反，仍需进一步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力度。但我想强调的时，促使价格反弹除了延续积极财政与宽松货币政策外，还需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稳价格关键是稳收入，而稳收入关键是稳就业、稳企业
提振消费的背后是收入问题，提振消费的关键是增加收入。如果寄希望于由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向劳动收入倾斜，则因企业盈利承压、调整时滞较长，则会出现 “远水难救近火”之态。另一个办法则是财政政策取向问题，由传统的“重投资”转向“重消费”，强调“投资于人”，通过发放消费券、对消费的财政补贴以及对低收入群体及农民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等。除此之外，稳消费的根本在于稳收入，稳收入的核心在于稳就业，而稳就业的基石则是稳企业。只有当企业能生存与发展，特别是具备可持续的盈利能力与扩张意愿，工资性收入方能获得内生增长动力。除了继续实施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外，企业的良好经营也和当前的改革有关，包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对民营经济的切实保护、企业的营商环境，特别是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处理等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民营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积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对于促进价格回升具有积极意义。
稳价格需要稳定房地产市场
无论日本经验还是中国当下问题，当房地产价格高企时，社会尚有足够空间批评房地产；然而，当房地产陷入持续下跌困境，我们发现试图让房地产重新走上上行通道比打压房地产还难。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同步恶化了家庭、企业与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从而从负面影响家庭、企业与地方政府的预期，对价格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当前阶段，无论是稳投资、稳消费、稳预期，都需要稳定房地产市场。提振房地产市场既涉及中长期的城市化进程、人口增长与结构的演变等深层问题，也关乎短期宏观经济运行。当前最紧迫的是，在供给端与需求端同步出台密集政策，促进房地产触底反弹。具体内容不再展开，目前地方政府放开限购限贷措施仍显“羞羞答答”，实际应更加旗帜鲜明，政策能出尽出。
“内卷”治理的重要途径重构市场出清机制
产能过剩引发的内卷毫无疑问是从供给面促使价格下行的重要原因，稳价格需要治理内卷。“内卷”持续恶化的核心还是在于价格出清机制的问题，价格信号无法充分反映供需，消费者与生产者对涨跌缺乏灵敏反应，导致过剩产能长期滞留。当前“内卷”治理的核心在于构建市场出清机制，出清机制能否有效运行取决于企业的退出机制或优胜劣汰机制是否健全，特别是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两大主体的退出意愿与能力。一部分国企凭借市场支配力及融资优势密集进入热点产业导致过度供给，在预算软约束下对价格信号不敏感，亏损后仍可获信贷、补贴或行政保护，导致“僵尸产能”难以退出并扭曲价格信号；另一方面，地方竞争及地方保护主义也妨碍市场出清，特别是有些地方龙头企业作为纳税和GDP的重要贡献者，在行业下行时常获地方政府通过贷款展期、税收返还、土地优惠或直接补贴等方式延缓退出，使市场出清被人为阻断。
回顾1980年代中后期“价格闯关”可知，价格改革若缺乏企业改革配套极易引发宏观失衡及市场出清机制缺失：当时价格双轨并轨后计划外价格快速上涨，但国企改革滞后、预算软约束依旧，需求对价格缺乏弹性，亏损企业仍按计划产量采购原材料，而供给端亦因激励机制缺位增产动力不足，结果价格持续上涨，导致职工的实际工资下降，加之“官倒”等寻租行为放大分配不公，严重的通货膨胀影响了社会环境，也制约了进一步的价格改革。
因此，“内卷”治理必须回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通过硬化预算约束、剥离隐性补贴，建立由价格决定进退的出清机制，形成市场导向下的优胜劣汰机制。市场出清机制的构建至少涉及以下三方面改革：其一，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明晰产权关系，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使其对价格信号有敏感反应，同时让“僵尸企业”无阻力退出市场；其二，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尽可能让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弱化地方政府以财政手段维系低效产能的激励，使过剩产能能市场化退出；其三，在更多领域引入竞争政策，保障各类主体平等准入与退出。宏观层面，扩张性政策虽可缓冲短期冲击，但无法替代上述结构性改革；稳定价格中枢仍需沿“稳企业—稳就业—稳收入”路径展开，并以房地产市场回稳为抓手，修复家庭、企业、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稳定预期，，尽快修复供需平衡。若能于“十五五”期间借助市场出清将价格水平推回约2%的温和上涨区间，即可为年均5%左右的潜在增长提供必要名义支撑，进而为实现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奠定宏观价格基础。（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来源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
编辑丨周茗一 责编丨兰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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