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卡录音机与迪斯科：80年代的青春BGM，你家的磁带还能转吗？

摘要：前几天翻阳台那只掉了漆的旧木柜——柜角还贴着我小时候贴的“美少女战士”贴画，边角都卷成了小筒——从一堆灰扑扑的缠成团的毛线、掉了盖的铁皮饼干盒里，摸出个硬邦邦的物件。是盘磁带，灰厚得指尖一蹭就能捻出白末，标签纸翘着个角，上面是我十六岁用蓝黑钢笔歪歪扭扭写的“张

前几天翻阳台那只掉了漆的旧木柜——柜角还贴着我小时候贴的“美少女战士”贴画，边角都卷成了小筒——从一堆灰扑扑的缠成团的毛线、掉了盖的铁皮饼干盒里，摸出个硬邦邦的物件。是盘磁带，灰厚得指尖一蹭就能捻出白末，标签纸翘着个角，上面是我十六岁用蓝黑钢笔歪歪扭扭写的“张蔷·路灯下”，末了还画了个小爱心，现在爱心都快磨没了，钢笔漏的墨把“灯”字晕得只剩个黑圈。女儿凑过来，用指甲尖勾着磁带边儿轻轻晃，眼睛瞪得溜圆：“妈，这黑方块咋比我装铅笔的铁盒还笨？是给老收音机装的零件不？”我盯着那团晕开的墨，抬手揉了揉鼻子——怕眼泪掉下来，这哪是零件，是我揣在布兜里、跑遍整条胡同的青春啊。

把磁带往“燕舞”录音机里塞时，金属卡口“咔嗒”一声咬实，比当年开我家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锁还顺手（二八大杠：80年代家庭“三大件”之一，车身沉、横梁高，能载物还能驮人，我家那辆是爸结婚时买的，锁芯都有点锈，开的时候得往左掰一下再拧，还能驮着我和半袋面粉）。这机子是我哥的命根子，当年百货大楼进了最后一台样机，他跟胡同口的“小霸王”抢着付钱，兜里攒了半年的硬币撒了一地，有几枚滚进了货架底，蹲那儿摸了十分钟，裤腿还被货架勾出个三角口子。机身早不是正经黑，哥用马克笔在掉漆的地方涂了两道白杠，拍着机子说“跟自行车的防撞条一样亮”；镀铬的提手磨出了包浆，夏天拎着总粘手，他却总蹭蹭提手笑：“这叫用出了年头的讲究，别人想要还没有呢。”

按下播放键，先冒出来一阵“滋滋”的电流声，接着鼓点“咚咚”砸下来，张蔷的声音裹着电子乐蹦出来：“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女儿“嗷”一声捂耳朵，抱着抱枕往沙发里缩，耳朵都捂红了：“妈！这歌比我早上的闹钟还吵！”可我像被人拽着胳膊往回跑——跑回1985年的傍晚。那会儿哥总拎着录音机走在前头，音量开到最大，“荷东”的曲子震得提手都发颤，连机身上的螺丝都跟着“嗡嗡”响，手心都震麻了（荷东：80年代风靡中国的欧美迪斯科音乐合集，节奏特别冲，是年轻人跳迪斯科的“标配”，一盘磁带能在圈子里传着听半个月，边听还边在磁带壳上记歌词）。路过王奶奶家，她准会撩着门帘探出头，皱着眉喊：“小祖宗哎，再吵我家下蛋的鸡都要飞了！”前院的老母鸡还真“咯咯”叫着扑腾了两下翅膀，我们这帮半大孩子跟在后面，眼睛盯着那两个圆喇叭，心里美得像揣了颗刚剥壳的糖——那时候拎着这机子上街，比现在开跑车还叫人眼红。

有了录音机，最盼的就是周末。原版磁带三块八一盘，那会儿我妈给的早饭钱才五毛钱，买根油条加碗豆浆刚够，我们哪舍得买？总凑在同学家翻录。我记得有次在哥的小屋里，把那台绿皮台扇开到最大档——扇叶上还沾着去年的苍蝇屎，转起来“哗啦哗啦”响——可“嗡嗡”的风还是盖不住磁带机的“滋滋”声。A卡塞着借来的“猛士”原带（猛士：跟“荷东”齐名的迪斯科音乐合集，比“荷东”软一点，偏抒情，和“荷东”一起承包了80年代年轻人的“音乐库”，谁有新出的“猛士”，能被围着要翻录），B卡放着空白带，我手指捏着播放键和录音键，得等两个键“咔”地同时按下去才成，紧张得手心都出汗。录到一半，楼下卖冰棍的大爷喊“白糖冰棍——五分一根嘞”，声音裹着热空气飘上来，黏糊糊的，我手一抖，录音键松了，哥气得拍了下桌子：“你咋不把气屏住！”最后那盘带子里，后半段总掺着点冰棍车的铃铛声，可我们照样轮着听，磁带给磨得边缘都起了毛，歌词糊得听不清，还凑在喇叭边跟着哼调子。

有音乐就得有地方跳。那会儿舞厅？蝴蝶牌缝纫机推到墙角，机头上还放着半块没吃完的硬糖，饭桌掀起来靠在门边，连我妈的碎花窗帘都拉上了，可还是漏了道太阳光，在水泥地上映出条亮晃晃的缝。哥穿的涤纶喇叭裤，膝盖处磨得发亮，裤脚缝了圈白边，是他把旧球鞋的鞋带拆了缝的，洗了两次就卷了边；我那条的确良红裙子，太阳一照还反光，是裁缝量错了尺寸，腰紧得我喘不过气，妈用别针给我别了两下，跳的时候别针松了，我手忙脚乱地拽着腰，差点摔在缝纫机上，还把那半块硬糖碰掉了。

没人教过怎么跳，就跟着节奏甩头、扭胯，脚底下的水泥地被踩得“咚咚”响。汗顺着额角往下滴，贴在脖子上黏糊糊的，头发丝都粘在脸上，可心里像烧着一团火——觉得自己就是整条胡同最时髦的人，连扎羊角辫的发梢都带着劲儿。正跳到兴头上，门“砰”地被推开，我爸站在门口，手里的搪瓷缸晃了晃，茶水洒在地上，印出个深色的圈，缸子上“劳动最光荣”的字都快磨没了。后面跟着王奶奶，扶着门框念叨：“老李家的，你家这动静，我孙子写作业的笔都握不住了，作业本上都画歪了线！”

音乐“咔”地停了，满屋子的人都僵着，我脸烧得发烫，脚趾头在塑料凉鞋里抠着地，能感觉到鞋底的纹路。后来录音机被锁进了衣柜最上面的格子，哥搬了凳子才够着，挨了顿揍，屁股上的印子好几天没消；我那条红裙子，被妈剪了做抹布——我偷偷捡了块带红布的角儿，现在还夹在我当年的日记本里，布角都洗得发脆了，日记本上还记着那天“跳迪斯科被抓，不开心”。那天晚上，我和哥趴在窗台上，听着远处传来的迪斯科声，心里委屈得慌，可又有点莫名的骄傲：好像就因为这点“不听话”，我们才算真的年轻过。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孩子多方便，手指在手机上划两下，全世界的歌都能听，还能调倍速、切歌词。女儿的歌单里是说唱、电音，追爱豆的线上演唱会时，会对着屏幕尖叫，手里还挥着荧光棒。她没法懂，我们当年为了一盘带杂音的磁带，能攒半个月的早饭钱，省得连油条都舍不得买；为了一次偷偷摸摸的跳舞，能紧张得手心冒冷汗，还得提前望风。

我把录音机关了，客厅里突然静下来，连空调的“呼呼”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女儿晃着我的手，手指戳了戳录音机的喇叭，戳得喇叭布面凹下去又弹回来：“妈，你们那时候好土哦，可是……好像比我现在玩平板还开心？”我摸了摸她的发顶，软乎乎的，想起自己当年扎羊角辫，发梢还沾着夏天的痱子粉，风一吹就痒。

是挺土的。没有智能手机，没有Wi-Fi，连彩色电视都得凑在邻居家看，看的时候还得帮人家择菜，择完了才能挨着沙发边儿坐。可我们的快乐多实在啊——为了喜欢的东西，愿意攒钱，愿意冒险，愿意傻气地拼尽全力。那种用鼓点敲出来的欢喜，那种攥着磁带就能跑起来的热情，是后来再先进的科技，都复制不了的。

那盘磁带，我放进了铁盒子里——里面还有当年的《庐山恋》电影票根（《庐山恋》：1980年上映的国产爱情片，因为第一次有吻戏，全胡同的人都议论，是80年代的“现象级”电影，一张票根能当宝贝藏着，我这张还留着电影院的红章），边角磨得软塌塌的，上面的日期还能看清是1986年7月15日；有哥给我画的小像，画里我扎着羊角辫，他还在辫子上画了两朵小红花，笔尖蹭的墨点像颗痣；有那块红裙子的布角，还有一颗玻璃弹珠，是哥当年赢来给我的，蓝盈盈的。这盒子记着的不只是几首老歌，是改革开放的风刚吹到小胡同里时，一群年轻人攥着勇气，朝着快乐迈出的第一步。

那一步，是双卡录音机转出来的“滋滋”声，是迪斯科鼓点里，我们踩着水泥地蹦跳的、连汗都带着劲儿的滚烫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