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约十多年前，编辑《汾州乡情》的时候，收到一份汾阳老乡署名韩玺、韩淑云兄妹的文章，文章说，“近几年来，《汾州乡情》发表了不少研究汾商的文章。近期内蒙古郝泉生先生又撰文提出，衷心希望“……把洒落在民间的汾商文化的枝叶、花瓣收集起来，系统整理，充实到现在既有的资料

微汾阳 山西

大约十多年前，编辑《汾州乡情》的时候，收到一份汾阳老乡署名韩玺、韩淑云兄妹的文章，文章说，“近几年来，《汾州乡情》发表了不少研究汾商的文章。近期内蒙古郝泉生先生又撰文提出，衷心希望“……把洒落在民间的汾商文化的枝叶、花瓣收集起来，系统整理，充实到现在既有的资料中……这实在是我们这一代人光荣而又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从而引起我对汾商的缅怀和对父辈的追思。我出身在一个末代晋商的家庭，曾祖父、祖父辈、父辈均是恰克图的经商者，我爷爷在恰克图“永裕和”茶庄顶过身力股八厘，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享年56岁。

所以，我父亲17岁就子承父业，到永裕和茶庄当店员，后升任司账、经理等职。由于俄国内变，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1921年父亲就弃商逃回汾阳。我1936年出生，从记事起，父亲白天在太和桥摆摊设点画卖花窗，卖杂货。晚上坐在煤油灯下，持小楷毛笔一直写“书”，激情所致，泪流满面。几十年来共写成《本人历史》《醒世教子歌》《创业难》三部书稿。其中1943年写成的《创业难》，是父亲走口外经商的亲身经历及同仁旅途的真实写照。从而看到了汾商旅俄的艰辛苦难和晋商荣耀背后的酸甜苦辣。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现推荐给本刊，以抛砖引玉，也是我们后人的心愿。”

《创业难》是一部有着二百五十多行的可以称之为旅俄蒙晋商史诗般的作品，它以在恰克图、库仑经商的汾阳人的亲身经历，反映了那段对于汾阳商人来说刻骨铭心的记忆。客观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对于晋商历史的研究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他不仅写出了经商者的艰辛，而且透过叙事所反映的史实，使我们能对当时在俄、蒙经商的先辈的经营状况、环境以至商家的命运等给予更多的思考和启迪。当时即有冲动将这种想法写出来，但由于杂事缠身，总是不能静下心来。

前几年随武登云会长到祁县等地与同仁进行茶商历史的商讨，晋商茶路，祁、太茶商历史上称为太原帮，而汾平介孝茶商在历史上是属于汾州帮，同走一条茶叶路，却不是一伙人。在汉口《山陕会馆志》中有汾州帮和太原帮的明确记载，而且汾州帮实力大于太原帮，没必要也不可能互相否认，因此虽失落但心里还是有底的。近日，主持汾阳民俗学会工作的雷志雄会长和执行主编周兆人先生多次约稿，说要出一期反映茶事的专辑，这就拨动了我久已搁置的心愿。决意撷取四十年的来修志的积累和体验，结合着多年来宋志强等众多文友晋商研究足迹和成果，沿着父辈们的思路和夙愿，把铺洒在万里茶道上的汾商写出来。告诉后人，别忘了在中国商界著名的万里茶路上，曾经有祖先生命的强音和拼搏的旋律。

一、北上恰克图、库仑→经营买卖城

“创业难、创业难/要创家业如登山/五更起，半夜眠/唯恐儿孙后来难。

自到老，不肯闲/心力使尽无怨言/海边买茶天边卖/因为吃穿二分钱......”

《创业难》

1、一个历史的机遇

在汾阳，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恰克图是我们旅蒙俄汾商的第二故乡。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记载着汾商先辈创立的业绩与辉煌!今天，让我们撩起恰克图的神秘面纱，去了解一下这里蕴藏的历史轶事，

研究学者宋志强访问张家口祥发永钱庄

但愿能为所有关注走口外的汾州父老，提供一份可读的历史资料。

从解放前过来的汾阳老人们都知道，在汾阳城乡，凡是住在深宅大院中的人家都有经商的背景。当时汾阳的许多家庭也把孩子们送上了走西口和赴京津经商的道路。从我们的祖辈开始，他们的足迹遍及包头、库仑、张家口远至海拉尔乃至恰克图。有些经商成功买卖人返乡，就成为当时社会上有地位、很体面的人，受到大家的尊重。因为他“见过世面，懂世礼、有修养”，左邻右舍都叫他们“先生”。就是要聘闺女也当作首选。

有不少人家从明清到民国还代代相传，成为晋商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张光润老人已经90多岁，祖籍汾阳市肖家庄镇青堆村。他的祖父当年在口外（张家口）的买卖做到了库仑、恰克图。每到年根底，村里的人就会在他家的门口喊：“走口外的又驮回银子啦”，可见当年他家的生活甚是富足。由于在外经商的人多而且不乏衣锦还乡者，所以汾阳人对口外经商有异乎寻常的热情，特别是西南乡文化底蕴深厚而生计艰难的农家子弟。一句“恰克图、库仑、归化城（呼和浩特），银子钱绊倒人”的俗语，引起了多少年轻人的热情。对于汾州府的百姓来讲，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的追求理念，决定了他们对于人生与财富的追求持开放态度。

清雍正五年（1727），中俄正式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中俄通商。

这给晋商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早在清康熙平定外蒙“准噶尔”叛乱时，山西商人为清军担负着军需重任，所以清帝特许他们在蒙地贸易，作为犒赏。一时，晋商几乎以官商的名义占领了口外市场。百年的经营，使晋商成为一支实力雄厚的商界劲旅。其中就包括来自汾州府的汾商，他们以诚信和坚韧占领了这一领地，被称为汾州帮并蓄势待发。

雍正六年（1728）6月20日，俄国政府制定了建设恰克图市场的工程方案：“恰克图市场应是一个正方形状，每边长200米。市场四个角各修一座城楼。市场内建设24个商铺，32个货摊及相应需要的仓库，这些全部都租给商人使用。还应修一个商品陈列馆。市场周围修建高墙，防止草原野火侵入……。全部工程由俄官方投资。”1728年底，俄方的贸易城就峻工了。时隔不到一年，紧挨俄方的中国一侧，也修建了一座规模同等的贸易城，取名为“买卖城”。两国市场比肩而立，中间只隔一道木栅，恰似一对双胞胎。所不同的是，中国的贸易城完全是由包括汾州帮在内的中国商人们集资修建而成的。

恰克图是蒙古语，意为有茶叶的地方。它位于清朝时期中俄边界(今俄蒙边界)的俄方一侧，色楞格斯河与鄂尔浑河交汇之处。它的周围是辽阔平展的草原。水肥草美，牛肥马壮，构成了一幅美丽壮阔的天然景观。不仅如此，这里最吸引人眼珠的是四通八达的交通便利条件。它北距俄罗斯西伯利亚重镇——伊尔库茨克仅100公里：向南两百多公里便是喀尔喀草原上最大的城市——大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大库伦再向南约千公里就是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恰克图、库伦、归化城这三座历史名城，携手相连，互为依托。当年，凡是由中国运往俄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都必须经过归化城、大库伦，再抵达恰克图，实现国际贸易。

历史上溯到280年前，恰克图还是中俄边界上的一个极为普通的小村落。当时，西伯利亚大开发的风暴已经掀起，工业革命热潮滚滚。西方人的新观念，给古老封闭的中华帝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中俄两国都是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的大国，彼此之间对对方的商品物资需求非常迫切。特别是俄方，物质文明的熏风吹化了西伯利亚的冻土，使这里茹毛饮血的部落人群，十分渴望脱掉身上僵硬的兽皮，穿起用中国棉布制作的新衣；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人们，常年吃不到蔬菜，人体需要的营养只能依赖茶叶这种被燥化了的绿色植物来补充；嗜好吸烟的当地居民，对中国黄烟情有独钟。所有这些，催发着商业旋风游游荡荡，冲破国界，呼唤着流通，民间自发的贸易交换已形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

山西茶商自明代崛起以来，逐渐形成称雄明、清两代的商帮。茶商是山西商人中一支劲旅，它从明代经营边镇马市茶市的茶货贸易为发端，清代进入关东、内外蒙古、新疆和川西广大地区，进而成为中俄恰克图贸易的主要承担者，活跃时间之长，是继盐商之后的佼佼者。山西茶商的兴盛，不是山西出产茶叶，而是因为有一个与山西接壤的广阔的茶叶消费区域。这个区域，不论在明代还是清代，都是生活必需用茶的地方。“蒙古地方及西藏人民，皆藉茶养生。”“新疆回夷口食，茶粮最关紧要。”

“中国红茶、砖茶、帽盒茶，均为俄人所需，运销甚巨。”而中国的茶叶产区集中在南方，两湖、两广、福建等地。南北相距甚远，交通又极其不便，正是这一经济因素，促成山西茶商的发展，巨大的商机，把中俄两国商人的眼睛都烧红了。此时，建立起一个满足中俄边贸需求的市场已迫在眉睫。早期开放的“尼布楚”口岸，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所求，独具天时地利优势的恰克图适逢其时，脱颖而出，成为中俄双方共同看好的一块商埠宝地。

从此，中俄边境上又一个新型的正规市场出现了。这让中俄商人如鱼得水，一场旷日持久的商业风暴迅速旋转起来。恰克图市场上的中国商人中，不乏旅蒙俄汾商王庭荣、朱成龙、牛允宽等姣姣者。他们创立的“祥发永”、“元盛德”、“三合成”、“义合美”、“璧光发”等几十家字号，在买卖城里鳞次栉比。生意兴旺红火，财运如日中天。他们学会了蒙语、俄语，被称作是买卖城里长着“三条舌头”的人。在中俄双方的共同培育下，短短几年，恰克图就形成了一个百货云集，商机迸发，商品吞吐量与日俱增的国际大市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局面。

清康熙年间，康熙帝征伐准葛尔的战事中，山西商人为清军担负着军需重任，清帝特许他们在蒙地贸易作为犒赏，致使外蒙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晋商云集，交易频繁。库伦既是外蒙经济中心，又是中俄通商孔道，起着桥梁作用，且至恰克图只有六百华里；而由内地通往塞外的张家口，为通往库伦之咽喉要冲，是起运货物的集中汇聚地，亦被清政府赐为八大家的晋商封地。中俄双方达成通商协议后，恰克图被辟为双方贸易商埠，从此给晋商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汾州商帮应声而入，成为晋商队伍中一支劲旅。明、清两朝，山西商人基本上垄断了恰克图贸易。这些商人中汾州人居多，有些甚至是经过清廷理藩院批准的“皇商”。

众多商家中，汾阳“祥发永”茶庄、“璧光发”“永广发”洋行都是在中俄贸易中影响很大的商号。最早的商家中“祥发永”茶庄捷足先登，由汾阳人王庭荣开设。总号设在张家口，向俄国推销中国名茶。茶庄有常驻汉口，由福建省、湖南省、湖北省采购大宗茶叶的老板；有常驻恰克图、库仑与俄国人做买卖的老板。经营活跃，名著口外。宣柴堡村白天宁，在恰克图、库仑、莫斯科设货栈，从苏浙一带选购茶叶、丝绸等日用品输出，再从当地以贩回的皮毛加工出售。清末民国初，璧光发洋行财东牛允宽始而小本经营，继而在莫斯科、恰克图、库仑等地设店经营，开设贸易字号，统称“璧光发”洋行，经营茶叶和皮毛生意，将买卖做到欧、美，成为旅俄华侨中极盛一时的巨商。

库仑，初始只是山西等地买卖人通往苏俄恰克图商贸货物囤积之地的转运站，随着贸易的储运、当地批发、零售及金融汇兑等多种经营的逐步拓展，清康熙五年（1727年）买卖城便应运而生。据《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记载：“随着俄国哥萨克在蒙古北边建立起上乌金斯克（乌兰乌德），中俄之间的贸易通道逐渐延伸到了今乌兰巴托所在地附近。康熙年间（1720），清廷批准中俄商人于此互市，这里逐渐有了“城市的雏形。”这时的库伦，便成为了漠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和商业宗教中心，并在东西部创建了东库仑和西库仑的卫星城。晋商大规模合法性的进入，开始了陆续通往苏俄恰克图商务经营的发展与兴盛。那时的晋商，被称为“旅蒙”或“旅俄”买卖人。

库伦的“买卖城”是由初始的东库伦、西库伦两个商帮联手发展，在库仑的东营子地段联合建造的。曾参与中俄蒙《恰克图条约》谈判，后任京都护使、驻库伦办事大员的陈箓(1877～1939)在《蒙事随笔》一书中详细写到：“库伦商务，有西帮、京帮之别。西帮者，非专指山西一省而言，盖系混合山西之太原、大同、汾州及直隶之天津、宣化、慰州、万全、张家口、察哈尔、多伦诺尔之商人，共产同业而成，他们常驻东库伦；京帮者，专指北京安定门外各商在库伦所设之分号而言，常驻西库伦一隅，五六十家而已。其资本及势力范围，均不及东库伦的西帮远甚，商号也仅有十几家。为了整合商务，康熙末年，旅蒙的西帮与京帮便离开了汉人寄居的喇嘛庙区域，在城东之东营子地域联合建造了专门交易市镇，起名为库仑“买卖城”。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旅俄晋商中有大户60多家，依附的小户80多家，大小商户都有汾阳商人为其店伙或掌柜，总计不下2000人，其后发展迅速，商户大增。直到民国初年，汾阳西南乡三泉一带，几乎村村都有旅俄商人......如此强大的茶商，成为恰、库商业贸易的一支劲旅。

2、戈壁荒 跋涉难

外出经商面临的困难很多，是对旅外商人的严峻考验。

第一站即由汾阳经大同至张家口，这还在内地，此间艰辛自不必说。

从张家口至库伦这段路原称内程，库伦至恰克图称外程。这段路地广人稀，有戈壁大荒，一眼望不到边。商人行商，夏日头顶烈日，足履灼砂，数日不见水源，如煎如炙；冬季朔风凛冽，常有人畜被冻死；春秋二季，风沙飞起，更有骑匪杀人掠货。当时的运输工具，主要是依靠能长途跋涉的骆驼，因此，汾阳西关郑家、阳城马家和三泉张家堡田家的驮运业发展，都与这段路程有密切关系。他们往往集合数百或数千头骆驼迤逦渡过沙漠，人畜餐风宿露，列为长阵。

口外经商面临的困境很多，是对旅外商人的严峻考验。

大商贾老板们的旅途生活还是相对舒适的。那时有一种由骆驼拉运的回门车，周围有避风雨的围布，冬天用皮子围住。里面可以生熏炉取暖，车上装着精细的食品和日用品，老板们能躺着抽鸦片，但只能容二三人，车价当然是非常昂贵的。火车开通后，汾阳亦有个别商人，由旱路先坐轿车到榆次，乘正太路的火车，再经东清铁路，过沈阳、吉林，后由哈尔滨直达恰克图。这条路便当，但要绕行万里，一般商人难以负担那样大的旅费，运输货物就更不划算。开拓者和绝大多数的茶商是没有这样经历的，他们要夜住晓行，历尽千辛万苦，如同取经的唐僧般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方能从家乡的黄土地步量似地走过远方的戈壁险滩，到达理想的彼岸。

即便如此，到口外经商对于汾阳人而言并非易事，从汾阳起身，先要投亲访友找带路人。如旅俄巨商牛允宽的带路人是其姑表亲孝义薛颉堡的田家。亲友中须有在口外经商的人作为引见，到了彼地才能立足。由于前路艰难，生死难卜，一般商人都不轻易应允。投亲访友，多有推诿，再三求情，方才应承。而对许多准备走口外的人家来说，一路盘缠又是难题，有钱人家还好办，穷苦人家居多，则借钱、当衣当物、甚至典房卖地，凑够钱才能上路。乡俗认为穷家富路，倾家荡产送子经商也成了一道时尚。正是“为子只知出外好，谁知父母实在难。一起身，离家园，抛闪父母在堂前”。

北上经商运输依靠驼队，这里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驼队以股份制方式组成，即每驼一股，每队几十、上百、甚至几百头骆驼。驼队的管理者，按股份向股东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用于支付驼手工资及买路钱等，所有驼队人员必须服从管理者指挥。一个驼队有驼手几人到几十人不等，每天行约60—80华里。进入内蒙古后，就要走沙漠了。在沙漠里，每天住下来头件事就是把靴子里的沙子倒出来，多的时候能倒大半碗，可见当时行程的艰难。从汾阳出发，往返俄罗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那种枯燥、单调、艰苦的生活中，驼队的人没有强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不行的。

驼队有头驼手，除了体力、心理素质的要求之外，还要懂天文地理。在茫茫沙漠中，路径选择非常重要，关系到一支驼队的生死存亡。沙漠上经常遇到沙尘暴，当时人称黑风。在沙尘暴到来前，头驼手要选择好地形，命令全体人员将人和骆驼的头套都套好，头套的作用是防止沙尘进入五官。一声令下，全部卧倒，人要卧在骆驼背风侧，头低下，等待沙尘暴过去。沙尘暴刮几个小时，人在沙漠就要卧几个小时。北上的商队常看到沙漠上一排排人与骆驼的骨架，那就是选择路径错误或指挥失误而被沙尘暴掩埋了的先行者。

上路了，人生考验也就开始了。“起五更，半夜眠，风吹雨淋想家园。刚才做了团圆梦，又闻金鸡叫声喧。忙穿衣，忙备鞍，走到东口十五天”。就这样，骑着骆驼，跟着驼队，晓行夜住，过大同，走出娘子关，半月行程，来到张家口。

张家口，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史料称为“张家口堡”或“张家口驿”，当地俗称“堡子里”。五百多年前晋商前辈们，便是从这里开始了他们商业帝国的创业之路。张家口大境门是中国长城上千百座边关要塞中重要的关隘，是历史上声名远播的古战场。清朝建立后，首次修筑了“张库大道”，联手蒙古族兄弟和俄罗斯商人，在草原、戈壁、荒漠上探踏出一条历史上的国际贸易商道，至今被人们引以为豪地称为“欧亚大陆桥”或“北方茶马之路”。

来到张家口，拜了关帝庙，但这里决不是久留之地。因为他们还得赶路。

“急做衣，买皮毡，骆驼履子皮帽沿。割皮袄，达活先，毛毡袜子买一摊。缝套裤，毛鞋穿，山羊皮子做袖沿。多少零星都办就，合估也花不少钱。倘或一时选不到，恐怕路途受熬煎”，有了这些装备，更主要的是有了吃苦的决心，他们便向库仑出发了。

我们从官方史料记载中完全可以想象到当年汾商出塞的壮举。

在官方史料记载中，近50家驻库仑的汾阳商号、近300位出名的汾阳商人，足以充分证明，当年汾阳商人在旅蒙商道上的规模与豪气。研究晋商较早的俄国旅行家阿马.波兹得涅耶夫在光绪十九年(1893)，亲眼见从张家口出发到库仑的旅蒙买卖人“他们从张家口大境门出发，沿着张库大道，千辆牛车、万头驼峰，承载着商家店铺远航的致富梦想，艰辛地、浩浩荡荡地，行走在通往库伦的千里沙漠戈壁之中......”这是旅行家的笔下，可以理解为宏观记载。而在商人自己的日记中，则这种浩浩荡荡的内容要丰富和真实的多，那就是，在这支队伍中，充满了拼搏和艰辛、算计与智慧。老祖宗的一句“海边买茶天边卖，只为吃穿二分钱”道明，千里贩茶并非一本万利。为了二分利而辗转经营，舍命相依，而终成大业，唯有晋商能够作到。

出了张家口一上坝子，走进戈壁，天气骤变，风吼雷响，不见村与店只见白雪一片，行在道上被风刮东倒西歪，坐在驼背上任凭风吹雨打无处躲藏。每日半夜起身，披星戴月，直到次日黄昏才能卸驼搭帐，化雪煮肉。半生半熟，无盐少水，就沙土而餐。吃完赶紧入睡，半夜时分即起身赶路。“或阴天，或晴天，刮风下雪受凄惨。星伴明月当空照，冰雪打得脸上寒。不梳头，不洗脸，跟货足的四十天”这才到了库仑。

库伦，因万里茶道而兴起，买卖城因恰克图的中俄贸易而兴盛。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政府批准中俄商人在库伦互市，库伦因此才蓬勃发展。也可以说，因为有力实力强大的、包括汾阳商人在内晋商，才有了如今这座闪耀着茶叶之路的库伦，并发展为今天蒙古国首都的乌兰巴托——当年的库仑，汾阳人称圐圀。

“过了圐圀往北走，离恰还得十数天。至此不是平川路，每日走的尽是山。

山头冷，路又寒，就怕遭上大风天。飞沙走石难行走，只好住下避风寒。

一夜不知雪多大，天明雪把账房拦。忙除雪，急扫鞍，咬紧牙关把路赶。”六百里加急，好不容易来到目的地——恰克图。

顾不得休整，立马出去找活儿。初到恰克图寻活，要托亲访友，找保人，过考试，听教训，这就看本人的素质了。可以说，除非精干人，在这里是没有出路的，强者自强，优胜劣汰，这是后话了。

西门街汾商王建祥的姥爷早年随二府街的东家白昌建走口外，对这段经历感慨颇深。他说“汾阳人走口外，有钱人家坐骡马轿车，穷人家则靠两条腿步行。从汾阳到归化城，距离548公里，从归化城再去大库伦，又是1094公里，从库仑到恰克图少说也得300多公里，全程2000公里步行而至，让今人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对于初走口外的人来说，蒙古草地只是寄托着他们的模糊希望。在那里到底能做些什么，结果怎样，心里并不清楚。只听人家说，那些地方“银子和钱绊倒人”，受这种诱惑，只好咬着牙，忍着泪从家中走出来，去闯那万水千山。

王建祥回忆，姥爷他们当年上路时，家里给做的两双鞋底早已磨透，也不敢把新鞋换上，只有赤脚前行。为的是走到目的地，踏进字号门槛时，不会被掌柜因穿着破烂而拒之门外。这些人是幸运者，虽然路上吃尽千般苦，但总还算走到目的地了。而那些在途中遇到土匪，仅有的盘缠被洗劫一空；走进戈壁、沙漠，因迷失方向而饿死在荒野；遇到暴风袭击，道路不通，冻死在草地；生了病无处求医，性命夭折他乡者，还不知道有多少。

第一次走口外的穷汉行至山阴县时，面前出现两条路，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另一条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山阴人说，“南面上来的人，爬上黄花梁，两眼泪汪汪，回头望不见炊烟，很凄凉。面前路两条，该走哪一条？于是，他们就往出扔鞋，鞋落到哪边就走哪条路。这种做法听起来似乎荒唐、滑稽，无奈地听天由命，实际上是在与命运赌博，而赌注就是自己的一条生命。”

汾阳人走口外的辛酸倾诉不尽，罄竹难书。这种勇气和壮举，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但吃苦耐劳、底蕴深厚的汾阳商人在口外却如鱼得水，走出了晋商的辉煌。（王希良 宋志强）

未完待续。

来源：草根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