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处是南岗区洋楼里的暖光——15岁的石井春海蜷在羊毛地毯上，指尖捏着父亲带回的东京奶糖，金箔包装纸在壁炉火光里泛着暖黄。她听着父亲石井四郎用低沉的日语和下属交谈，只当是寻常的“工作闲聊”，全然不知那些话语里藏着怎样的血腥。

1940年哈尔滨的冬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温度。

一处是南岗区洋楼里的暖光——15岁的石井春海蜷在羊毛地毯上，指尖捏着父亲带回的东京奶糖，金箔包装纸在壁炉火光里泛着暖黄。她听着父亲石井四郎用低沉的日语和下属交谈，只当是寻常的“工作闲聊”，全然不知那些话语里藏着怎样的血腥。

而在几公里外的平房镇，另一处“院落”却冷得刺骨。铁牢内，一个青年被绑在十字架上，双手浸泡在装满冰水的铁桶中。零下30度的低温里，他的指节迅速肿成紫黑色，穿白大褂的人拎着木棍走近，狠狠一敲，“咔嚓”声里，冻硬的手指断落桶中。这场暴行的主导者，正是那个给女儿带奶糖的“好父亲”石井四郎。

这个出身千叶县酿酒豪门的四公子，打小就透着股“钻营的聪明”。家人砸重金送他进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盼他成个体面医生，可他1920年刚毕业就钻进陆军，穿上了军医少尉的制服。为攀高枝，他娶了大学校长荒木寅三郎的女儿清子，靠着岳家势力在军界平步青云：24岁回校读博时“发明”细菌过滤装置，实则早把心思放在“用细菌杀人”的歪道上。

1928年，石井四郎被派往欧美“考察”。别人学医术，他却扎进德国、美国的秘密实验室，一门心思研究“低成本大规模杀人术”。回国后，他在陆军军医学校当教官，天天对下属鼓吹：“一颗细菌弹能顶千门大炮，花的钱却连炮弹皮都买不到！”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石井四郎的野心终于有了滋生的温床。1932年8月，他在哈尔滨背阴河找了个隐蔽院子，拉来5个心腹，挂起“东乡部队”的幌子，表面搞“防疫给水”，实则偷偷培养鼠疫、炭疽病菌。1936年，这里扩建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几十亩地的建筑群里，实验室、铁牢、焚尸炉一应俱全，高耸的烟囱日夜冒烟，烧人的焦糊味飘出几里地。

执掌731后，石井四郎彻底沦为“人间恶魔”。他定下规矩：所有“实验”必须经他过目，连“实验体”的死亡时间都要亲自记录。冻伤实验中，他会蹲在铁架旁，看着“马鲁太”的皮肤从红变紫，再用木棍敲到发出“闷响”，笑着说：“这样剥下来的皮肤才完整。”细菌实验时，他亲自挑选最烈的鼠疫菌株，注射到活人身上，等受害者咳血倒地，便下令“无麻醉开膛”，理由是“麻药会污染器官样本”。曾有个孕妇被抓，他竟让手下“等孩子降生，母子同做毒气实验”，只为“对比母婴感染数据”。

1939年诺门罕战役，石井四郎急着邀功，偷偷投放细菌弹。没料想风向突变，细菌飘回日军营地，上千日军染病身亡，他因此被撤职。可他贼心不死，1940年窜到宁波，让手下把带鼠疫的跳蚤装进陶罐，深夜撒进居民区，还悄悄污染水井。短短一月，宁波城尸横遍野，连抬棺的人都找不齐。1941年他又在常德故技重施，鼠疫蔓延，无数孩童刚学会说话就染病夭折。

更疯狂的是，他策划了“夜樱作战”——1945年9月22日派飞机在美国西海岸撒鼠疫跳蚤，妄图让美国也尝苦果。万幸日本8月15日投降，这桩恶行才未得逞。据苏联缴获的档案显示，仅731部队就有至少3000名中国军民惨遭毒手，无一生还。

可在家人面前，石井四郎却演足了“慈父”戏。他和清子生了7个孩子，长子成了731狱长，专管“马鲁太”；次子负责部队牲畜，日子比军官还滋润。长女春海、次女晴美跟着他住哈尔滨洋楼，有佣人伺候，父亲每次出差都带进口糖果、洋布娃娃。春海后来回忆：“父亲总穿黑风衣在家踱步，从不说工作，只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她怎会知道，父亲口袋里的糖果钱，浸满了同胞的鲜血。

1945年日本投降，石井四郎的“逃生闹剧”开场了。他先下死令：炸平实验楼、烧光文件、给剩余“马鲁太”注射氯化钾——“一个活口不留”。随后带着核心数据和菌株逃回日本，途中怕被抓，吞氰化钾自杀却剂量不足，侥幸活命。回到千叶老家，他干脆办了场假葬礼，棺材里塞具假尸，自己躲进乡下亲戚家，连家人都蒙在鼓里。

命运的“偏爱”却让他逃过制裁。美国正急于研发细菌武器，得知石井四郎手握“活体实验数据”，立刻找上门。他像抓住救命稻草，将3000多人的血泪记录全盘奉上，换得“免于起诉”的豁免权。1947年，他在自家院子与美国军官密谈，当时晴美在窗边，看着父亲递出一叠叠文件，笑着和对方握手——那笑容里，是无数冤魂的悲鸣。

战后的石井四郎，活成了“伪善的标本”。他在东京开小诊所，免费给老人看病，赚足“仁医”名声；暗地里却频繁奔赴美国德特里克堡，把活体实验的“经验”教给美军，帮着设计细菌武器。1948年，他花25万日元敲定豁免协议，彻底逃脱法网，连东京审判的法庭都没踏入半步。

1958年，66岁的石井四郎患上喉癌，嗓子哑得发不出声，这才显露报应。春海说，父亲晚年自己给自己开刀取组织样本，不用麻药，手术后彻底失声，却仍在纸上写“要继续研究”。临死前，他突然迷上禅学，天天去月桂寺听经，还受洗成天主教徒改名“Joseph”，妄图用宗教洗白血债。

1959年10月9日，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在东京家中死去，享年67岁。葬礼冷清，只有十几个731旧部抬棺，墓碑上竟刻着“忠诚院殿博学大居士”——一个屠戮千人的刽子手，竟被冠上“博学”“忠诚”之名，何等讽刺！

更令人齿冷的是其家人的态度。多年后，春海接受采访时，举着父亲穿风衣的老照片，称其“爱国英雄”，对731罪行避而不谈；晴美则始终沉默，对父亲的恶行拒不回应。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石井四郎用鲜血换来的安稳，仿佛那些惨死的“马鲁太”与己无关。

可历史从不会被篡改。如今731遗址博物馆里，生锈的实验台、发黑的铁牢、残破的焚尸炉，都在无声控诉。玻璃展柜中，未烧尽的“实验记录”上，“注射剂量”“器官坏死程度”的字迹依旧刺眼，每一笔都浸着血泪。那些受害者，有刚成家的青年，有蹒跚学步的孩童，有耕作一生的老农，他们连名字都没留下，就成了恶魔“科研”的垫脚石。

有人说“过去的该翻篇了”，可翻篇从不是遗忘。石井四郎能带着罪孽善终，他的女儿能笑着回忆“父亲的好”，可那些被活活折磨死的人，连一句道歉都未曾等到。我们铭记这些，不是为了传播仇恨，而是为了让“马鲁太”的冤魂得以慰藉，让这样的恶魔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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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