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台北马场町，身中六枪的朱枫倒在血泊中，口袋里那封写给养女阿菊的家书，成了永无投递地址的绝笔。没人知道，这位以探亲为名潜入台湾的中共地下交通员，胃里还嵌着半熔的金锁片——那本是她带给外孙的平安符。

1950年台北马场町，身中六枪的朱枫倒在血泊中，口袋里那封写给养女阿菊的家书，成了永无投递地址的绝笔。没人知道，这位以探亲为名潜入台湾的中共地下交通员，胃里还嵌着半熔的金锁片——那本是她带给外孙的平安符。

登岛那日，朱枫的花衬衫与皮鞋里藏着温柔的伪装。给阿菊的项链、给女婿王昌诚的领带，还有沉甸甸的金锁，让码头相拥的阿菊含泪感叹“有妈在真好”。可这份温情下，行李箱夹层的台湾战区防御图，正等待着与“老郑”蔡孝乾接头的时刻。

起初的日子浸着蜜。她包揽生活费、教女婿做辣椒面生意，夜里抢着哄哭闹的外孙。但周三晚九点莫名闪烁的电灯，终究暴露了短波收音机的信号。王昌诚在电表上接的电流针，指针跳动的频率，与他曾见过的共党密电如出一辙。

亲戚因“通共”被捕的消息，让王昌诚彻底崩溃。深夜翻出衣柜夹层的数字密条后，阿菊在饭桌上摔了筷子：“您到底做什么生意？”朱枫低头喝粥，汤勺轻碰瓷碗的声响里，藏着无法言说的接头秘密。1950年春节，阿菊将金饰狠狠摔在她面前，而王昌诚早已攥着写满广播频段的举报信，走进了警备司令部。

台北看守所里，蒋介石“以礼相待”的命令成了笑话。朱枫从衣领里抠出项链、金锁与手镯，分四次吞下二两黄金。剧痛中咬烂嘴唇的她，只对狱友留下一句：“我死了，他们（吴石等人）才能活。”

6月10日的刑场，拒绝蒙眼的朱枫身中六枪。遗体解剖时，那枚变形的金锁片，成了她就义的最后见证。而彼时的阿菊，正与丈夫在恐惧中沉默——军法局曾同意她领回遗物，填好的申请表最终没被签字。

半个世纪后，朱枫亲女儿朱晓枫找到台北疗养院。85岁的阿菊听见“朱谌之”三字便绷直脊背：“那是共匪，与我无关。”可当童年合影展开，她盯着照片哽咽：“她给我扎辫子，总怕扯疼了我。”

2010年，台湾学者在档案室发现标注“朱湛文”的无主骨灰——“谌之”的笔误，让它漂泊了60年。12月9日，骨灰终归北京。而阿菊至死未认的，何止是“共匪”的身份，更是当年未敢签字领回的遗物，和那句藏了一辈子的“妈”。

来源：LDM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