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来，部分东方哲学领域的学者频繁就“资本”“利益”“文明价值”等核心议题发声，其中不乏鲍鹏山这类深耕东方思想的研究者，以及王德峰这样自视为专业领域翘楚的学者。然而细究他们的论述会发现，其内容常陷入哲学研究的核心误区——违背“概念边界”这一基本规律，用模糊混淆的

近来，部分东方哲学领域的学者频繁就“资本”“利益”“文明价值”等核心议题发声，其中不乏鲍鹏山这类深耕东方思想的研究者，以及王德峰这样自视为专业领域翘楚的学者。然而细究他们的论述会发现，其内容常陷入哲学研究的核心误区——违背“概念边界”这一基本规律，用模糊混淆的逻辑替代严谨的理论建构，不仅对内造成民众思想认知的混乱，更在对外传播中无意间强化了西方“东方无哲学”的刻板偏见，让东方哲学的主体性与理论价值陷入不必要的争议。

二者的论述问题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混淆概念属性，如同将“矛”的攻击性与“盾”的防御性混用于同一论述，既借用西方“资本”“利己”等哲学概念，又试图嫁接东方伦理视角，却未厘清这些概念在不同文明语境下的本质差异，比如用资本主义“资本”概念指代社会主义国有生产资金，模糊了制度属性的核心边界；其二，用“矛盾混同”回避逻辑漏洞，将“存在即合理”（对客观现实的承认）与“文明价值合理”（对正确导向的追求）等同，用“辩证思维”之名行“偷换概念”之实，背离了哲学研究的理性根基；其三，未能立足东方文明本源构建理论锚点，反而依附西方哲学框架解读东方问题，恰好迎合了西方“哲学中心在西方、东方是比较哲学”的认知偏差，削弱了东方哲学的独立价值。

这种学术不严谨并非单纯的理论疏漏，更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对内让民众难以清晰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异”，对外则让东方哲学失去被正确认知的机会。因此，有必要从哲学基本规律出发，剖析这些论述中的逻辑问题，为东方哲学研究找回“概念清晰、逻辑自洽”的核心准则。

在东西方文明博弈加剧、资本对社会渗透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主流学者的观点导向对社会价值观塑造具有关键影响。鲍鹏山、王德峰作为活跃于自媒体平台的知名学者，其言论呈现出隐性偏向“资本至上”的倾向，与东方文明“义利平衡”的核心准则形成本质冲突。本文通过界定东方文明中“义利平衡”的内涵，剖析二人言论对“义”的消解与对资本属性的模糊，揭示两种价值逻辑的对立本质，并探讨坚守东方文明核心准则的现实意义，为厘清当代社会价值观混乱提供理论参考。

一、东方文明的核心准则：“义利平衡”的内涵与当代传承

东方文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道家、法家等思想精髓）对“义”与“利”的关系认知，始终贯穿“以义制//利、义利共生”的平衡逻辑，绝非简单的“重义轻利”或“义利对立”。从典籍溯源来看，《论语·里仁》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非否定“利”的合理性，而是强调君子需以“义”为行为标尺，将利益获取纳入道德框架；《孟子·梁惠王上》主张“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明确反对“利先义后”的价值排序，认为脱离道义约束的逐利会引发社会失序。这种“义利平衡”的本质，是将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福祉相绑定，以“义”作为利益获取的边界与引导，实现“利”的正当化与社会化——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的“道”，既是道德规范，也是公共利益的底线。

在当代社会，“义利平衡”的准则已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实践。从“共同富裕”政策的推进，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再到个人层面“诚信经营”“公益奉献”的价值倡导，本质都是对东方文明“义利平衡”的传承：允许市场主体通过合法途径追求利益，但需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不违背道德伦理为前提。例如，我国对互联网平台资本的监管，既认可资本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也通过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政策，约束资本“逐利增殖”的原始属性，使其服务于“促进就业”“便利民生”的公共目标——这正是“义”对“利”的引导与规范，也是东方文明核心准则在现代社会的具体体现。

二、鲍鹏山、王德峰言论的偏向：对“义利平衡”的消解与资本属性的模糊

鲍鹏山与王德峰的近期言论，虽聚焦领域不同（一为东方文化解读，一为资本与制度认知），但均呈现出对“义利平衡”准则的偏离，隐性转向“资本至上”的价值逻辑，具体表现为对“义”的消解与对资本本质的回避。

（一）鲍鹏山：以“利己合理”剥离“义”的约束，弱化义利平衡根基

鲍鹏山早期以解读儒家经典、弘扬传统价值观为核心，其对《论语》《孟子》的阐释曾精准把握“义利平衡”的精髓，如强调“儒家不反对逐利，但反对‘见利忘义’”。但近期其自媒体言论中，却将“精致利己主义”合理化，甚至通过曲解传统话语为“利己”辩护。例如，他在短视频中称“精致利己主义者不违法、不损人，只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有其合理性”，并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传统语义（“为己”指“修养自身德行”）曲解为“维护个人利益是天经地义”——这种解读完全剥离了东方文明中“义”对“利”的约束作用。

从“义利平衡”的逻辑来看，“精致利己主义”的核心问题并非“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道义”之上，以“不违法”为最低标准，忽视了“义”所要求的“主动维护公共利益”的更高准则。例如，在公共资源分配中，精致利己主义者可能通过“合法手段”抢占资源（如囤积民生物资、利用规则漏洞谋取私利），虽未触碰法律红线，却违背了“义”所倡导的“互助共生”理念，导致社会资源向少数人集中，破坏“义利平衡”的社会基础。鲍鹏山对这种行为的“合理性”认可，实质是将“利”从“义”的约束中抽离，使“义利平衡”沦为“唯利是图”的遮羞布，与东方文明的核心准则背道而驰。

（二）王德峰：模糊资本“逐利本质”，回避“资本为谁服务”的核心问题

王德峰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本应对资本的本质属性有清晰认知，但他近期关于资本的言论却呈现出明显的模糊性：一方面肯定“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资源流动”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却刻意淡化资本“逐利增殖”的内在本质，更回避了“资本为谁服务”这一关键问题。例如，他在公开演讲中称“资本本身无善恶，善用则利国利民”，却未提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的唯一动机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资本的“逐利性”并非外部赋予，而是其存在的核心逻辑，若缺乏“义”的引导与制度约束，资本必然倾向于突破公共利益边界，实现自身增殖（如历史上的殖民掠夺、当代的金融投机均是资本逐利本质的体现）。

从东方文明“义利平衡”的视角来看，资本作为“利”的载体，其合理存在的前提是“服务于义”——即资本的运作需符合公共利益、服从社会发展目标。我国对资本的监管逻辑（如引导资本流向科技攻关、乡村振兴领域），正是“以义制利”在现代经济中的应用：通过政策引导与制度约束，让资本的“逐利性”与“公共性”结合，实现“利”与“义”的共生。但王德峰的论述却将资本的“工具属性”与“本质属性”割裂，只强调其“可利用性”，忽视其“逐利性”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更未明确“资本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义”的目标——这种模糊性实质是默认了“资本至上”的逻辑，即资本的增殖无需受“义”的约束，只需“合理利用”即可，这与东方文明“义利平衡”的准则形成根本冲突。

三、价值冲突的本质：“义利平衡”与“资本至上”的逻辑对立

鲍鹏山、王德峰言论的偏向，本质是两种价值逻辑的对立：东方文明的“义利平衡”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强调“义”对“利”的引导与约束；西方制度下的“资本至上”以“资本增殖”为核心，将“利”作为唯一目标，“义”（道德、公共利益）仅作为资本运作的“辅助工具”或“外部约束”。二者的冲突并非“是否允许逐利”的分歧，而是“利益获取是否以道义为前提”“资本是否服从于公共利益”的根本对立。

从社会运行逻辑来看，“义利平衡”是东方文明维系社会稳定的核心纽带。在这种逻辑下，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共生关系：个体通过“合乎义”的方式获取利益，同时为社会贡献价值；社会通过“保障义”的制度设计，为个体利益提供公平环境——这种逻辑下的社会，既避免了“重义轻利”导致的效率低下，也防止了“重利轻义”引发的两极分化。而“资本至上”的逻辑则以“资本增殖”为最高目标，社会制度、道德规范均需服务于这一目标：当资本增殖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公共利益往往被牺牲（如西方工业化初期的工人贫困、当代欧美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这种逻辑下的社会，虽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长期必然导致社会撕裂、道德滑坡，与东方文明追求的“和谐共生”目标完全相悖。

鲍鹏山、王德峰的言论之所以值得警惕，正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在自媒体平台的广泛传播中，可能将“资本至上”的逻辑包装成“学术观点”，误导公众对“义利关系”的认知：公众可能将“精致利己”等同于“合理逐利”，将“资本自由”等同于“资本合理”，进而质疑“共同富裕”“公共利益”等基于“义利平衡”的政策目标，导致社会价值观混乱。在东西方文明博弈加剧的当下，这种价值观混乱会削弱社会凝聚力，动摇东方文明的核心认同，为西方“资本至上”逻辑的渗透提供空间——这正是二人言论偏向的潜在风险。

四、当代坚守“义利平衡”准则的现实意义与路径

在资本渗透日益加深、价值观多元碰撞的当代社会，坚守东方文明“义利平衡”的核心准则，不仅是维护文化自信的需要，更是应对“资本至上”风险、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学者责任来看，鲍鹏山、王德峰的言论偏向警示我们：主流学者需坚守“学术公共性”，避免将学术观点服务于个人商业利益（如流量变现、知识付费）。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应回归本质，对资本的认知需立足本质，不能为迎合市场需求而曲解“义利平衡”、模糊资本属性——只有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才能发挥学者对社会价值观的正向引导作用。

从社会层面来看，需强化“义利平衡”的制度保障与价值宣传。一方面，通过完善反垄断法、社会公益保障制度等，将“义”的准则转化为制度约束，确保资本运作与个人逐利不突破公共利益边界；另一方面，通过传统文化教育、典型案例宣传（如优秀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普通人的公益行为），让公众理解“义利平衡”的当代内涵，增强对“资本至上”逻辑的辨别能力。

从个体层面来看，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将“义利平衡”作为行为准则：在个人发展中，以“合法、合义”为逐利底线，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认知判断中，警惕“精致利己”“资本无善恶”等模糊观点，树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共生”的意识——只有个体层面的认同与践行，才能让“义利平衡”的东方文明准则在当代社会落地生根。

东方文明“义利平衡”的核心准则，是历经千年检验的社会治理智慧，其“以义制利、义利共生”的逻辑，既符合当代社会对公平与效率的双重追求，也为应对“资本至上”的风险提供了价值支撑。鲍鹏山、王德峰的近期言论虽以“学术观点”为外衣，但其隐性偏向“资本至上”的倾向，实质是对“义利平衡”准则的消解，可能引发社会价值观混乱。在东西方文明博弈的当下，坚守“义利平衡”的核心准则，不仅需要学者回归学术初心、承担公共责任，更需要社会层面的制度保障与个体层面的践行，唯有如此，才能筑牢东方文明的价值根基，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来源：九维五斗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