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唐是唐代文学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盛唐浪漫主义诗风逐渐式微后，一批士人将目光投向社会现实与民生疾苦，以诗歌为工具干预时政、抒发民声，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写实讽谕诗派。在这一诗派中，元稹以其系统的理论建构、多元的创作实践与开拓性的情感题材书写成为核心旗手，李绅则以新题

中唐是唐代文学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盛唐浪漫主义诗风逐渐式微后，一批士人将目光投向社会现实与民生疾苦，以诗歌为工具干预时政、抒发民声，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写实讽谕诗派。在这一诗派中，元稹以其系统的理论建构、多元的创作实践与开拓性的情感题材书写成为核心旗手，李绅则以新题乐府的开创之举与直击民生的《悯农》诗成为不朽典范。二人不仅在文学创作上相互呼应、传承深化，更共同推动了中唐诗歌从“言志”向“写实”的转向，其文学成就与诗史意义，值得深入探究与系统梳理。

一、元稹：中唐写实讽谕诗派的核心旗手与情感题材的开拓者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洛阳（今属河南）人，出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为北魏鲜卑族拓跋氏后裔。其生平履历兼具年少得意的锐气与宦海浮沉的沧桑，而这种人生轨迹，直接塑造了他诗歌创作的现实品格与情感深度。

（一）生平履历：从敢言直谏到宦海浮沉

元稹的仕途起点颇高，堪称年少得意。贞元九年（793年），他以明经科及第，彼时年仅十四岁，早早踏入仕途；贞元十九年（803年），他与白居易同时中拔萃科，二人自此结下深厚的文学友谊与政治同道之谊；元和元年（806年），他又以对策第一拜左拾遗，跻身谏官之列。初入官场的元稹，锐气颇足，敢言直谏，摘发权贵，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使其成为朝堂之上的“清流”，却也为日后的贬谪埋下伏笔。

元和五年（810年）后，元稹因得罪权贵被贬谪达十年之久。这段贬谪生涯，让他远离了朝堂的中心，却得以深入基层，亲眼目睹民生疾苦与社会矛盾——从农民被赋税与兵役压榨的惨状，到商人逐利的现实，再到织妇、采珠人的辛劳，这些鲜活的社会图景，都成为他日后写实讽谕诗的素材来源。贬谪结束后，元稹被召还京，得以升迁，曾于长庆二年（822年）拜平章事，居相位三月；罢相后，出为同州、越州刺史，在地方任上颇有政绩，最终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

在文学整理方面，元稹生前曾自编《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可惜宋时仅存六十卷，现存《全唐诗》收其诗为二十八卷。这些诗文，不仅是他个人人生轨迹的记录，更成为研究中唐社会与文学的重要史料。

（二）文学理论：构建写实讽谕乐府的创作规范

元稹是中唐写实讽谕诗派中少有的具备系统理论意识的诗人，他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乐府古题序》《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三篇文献中，明确提出了写实讽谕乐府的创作原则，为这一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1.继承“讽兴当时之事”的现实主义传统

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中强调，乐府诗的核心传统是“自风雅至于乐流（按：指乐府诗）以来，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他认为，诗歌不应是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而应是反映现实、干预现实的工具——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之作，还是后世的乐府诗，其本质都是“讽兴当时”，即通过诗歌揭露社会问题、表达民生诉求、讽谏执政者。这一观点，直接确立了写实讽谕诗派的核心价值取向，将诗歌与社会现实紧密绑定。

2. 提出“古题”与“新题”乐府的创作原则

针对乐府诗的创作形式，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提出了两大原则：其一为“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即沿用古代乐府的题目，但在内容上注入当代的现实议题，以古题写今事，达到讽谕的目的；其二为“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即根据当下的现实事件直接拟定新的题目，不再依赖古代乐府的题材与形式，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创新。这两大原则，既尊重了乐府诗的历史传统，又为乐府诗的当代化发展提供了路径，解决了如何用旧体写新事与如何创造新体写新事的核心问题。

3. 高度评价杜甫：兼顾继承与开拓的文学眼光

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元稹高度评价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成就。他认为，杜甫的诗歌之所以伟大，在于其既能全面继承前代诗歌的各种体式与风格（“尽得古今之体势”），又能在每个领域都形成自己的独特造诣（“兼人人之所独专”）。这种对杜甫的评价，体现了元稹全面继承前代诗歌遗产的文学眼光——与白居易单纯强调“风雅比兴”相比，元稹的视野更为开阔，他不局限于“讽谕”这一单一功能，而是重视诗歌在体式、风格、题材上的多元继承，这也使得他的诗歌创作比白居易更具多样性。

（三）诗歌创作实践：多元题材与艺术创新

元稹的诗歌创作，严格遵循其理论主张，同时又在题材与艺术手法上不断创新，涵盖古题乐府、新题乐府、长篇叙事诗、唱和诗、悼亡诗、艳诗等多个领域，成为中唐诗歌题材最丰富的诗人之一。

1. 古题乐府：深刻有力的现实批判

元稹的古题乐府如《田家词》《估客乐》《织妇词》《采珠行》等，写得相当深刻有力。他善于捕捉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细节，以白描的手法还原其悲惨处境，且常在结尾“翻出新意”，加重对现实的批判分量。其中，《田家词》堪称典范：

“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种得官仓珠颗谷。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归来收得牛两角，重铸锄犁作斤㔉。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愿官早胜仇早覆，农死有儿牛有犊，不遣官军粮不足。”

全诗以农民的口吻叙述，开篇即描绘了农民在干旱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场景，“牛吒吒”“田确确”“蹄趵趵”等拟声词与叠词，让画面极具现场感；随后笔锋一转，写六十年战乱不断，农民月月要为军队输送粮食，甚至在官军收复失地后，连耕牛都被宰杀食用——“归来收得牛两角”，一个细节便将农民失去生产资料的绝望刻画得入木三分。然而，诗歌的结尾却跳出了直接的控诉，反而以农民“愿官早胜仇早覆，农死有儿牛有犊，不遣官军粮不足”的肯定坚决的语气收尾。这种从反面加倍用笔的写法，看似是农民对官军的支持，实则揭露了农民在战乱与赋税双重压迫下的无奈——他们即便自身惨状百出，仍不得不寄希望于官军胜利，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看到的生路。这种笔法，比直接的情感宣泄更具冲击力，深刻凸显了农民痛楚在心、哀怨在骨的悲惨处境。

2. 新题乐府：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与讽谕性

元稹的新题乐府，是对其“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原则的实践，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讽谕性。他曾于元和四年（809年）看到李绅所作《乐府新题》二十首，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和作十二首；又于元和十二年（817年）和刘猛、李余古题乐府十九首。这些新题乐府，每一首都聚焦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如赋税苛重、兵役残酷、官场腐败等，直接呼应了他“讽兴当时之事”的理论主张。

不过，与白居易新乐府“每篇各具事旨”的简洁写法相比，元稹的新题乐府略有繁复与庞杂之病。白居易的《新乐府》每首聚焦一个核心事件，语言直白、主旨明确；而元稹的新题乐府有时会在一首诗中融入多个相关场景或议题，虽内容更丰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旨的集中度。但即便如此，其新题乐府仍不失为中唐写实讽谕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一诗派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实践样本。

3. 《连昌宫词》：写实讽谕的长篇叙事诗典范

《连昌宫词》是元稹在白居易《长恨歌》影响下创作的长篇叙事诗，但其风格与《长恨歌》虽存讽谕但以写情为基调不同，是一首典型的写实讽谕诗。从历史事实来看，杨贵妃从未与唐玄宗一同游幸过连昌宫，诗中的望仙楼、端正楼原本也在华清宫，但元稹通过这些虚拟想象，真实地反映了因唐玄宗荒淫逸乐和政治昏暗而导致“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

全诗以一位老人的对话为线索，围绕连昌宫的兴废展开——从连昌宫鼎盛时期的繁华，到安史之乱后的破败，再到战后的残破景象，通过环境景物、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的具体生动描写，串联起唐玄宗统治时期的兴衰史。诗的结尾，元稹不再借老人之口叙述，而是直抒感慨：“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直接表达了希望统治者能吸取历史教训、治理朝政以实现国家和平安定的心愿。这种以叙事代议论、以虚拟写真实的手法，既避免了讽谕诗常见的“说教味”，又让历史教训更具感染力，成为中唐长篇叙事讽谕诗的代表作。

4. 唱和诗：“元和体”的开创与才情的驰骋

元稹与白居易在政治上是同道，文学上又是诗友，二人的交往被誉为“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白居易《祭微之文》）。尤其在两人遭到打击、分别被贬之时，更有大量通江唱和的诗作，这些唱和诗共同开创了“元和体诗”（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上令狐相公诗启》提及，部分观点认为元和体还应包括元稹的艳体诗）。

“元和体”唱和诗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元、白首创的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如白居易的《东南行一百韵》和元稹和答的《酬乐天东南行一百韵》，皆为千言长诗。这类诗歌在体制形式上有创新——次韵相酬要求严格遵循原诗的韵脚，对诗人的才情与文字功底要求极高，元稹与白居易的这类作品，堪称驰骋才情之作，展现了中唐诗人在诗歌形式技巧上的成熟；另一类是杯酒光景间之小碎篇章，即短小的抒情唱和诗，这类诗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如元稹的《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全诗仅四句，却将诗人在病中听闻好友被贬的震惊、担忧与悲凉刻画得淋漓尽致。“残灯无焰影幢幢”的环境描写，奠定了凄凉的基调；“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动作细节，凸显了友情的深厚——即便在重病垂危之际，仍能因好友的遭遇而瞬间起身；“暗风吹雨入寒窗”则以景结情，将内心的悲凉与外界的风雨融为一体，余味无穷。这类小诗，虽无宏大的现实题材，却以真挚的情感打动人心，成为“元和体”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

5. 悼亡诗与艳诗：情感题材的开拓与争议

在中唐诗人中，元稹是一位以“开拓写情题材”而对后代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他在自编诗集时，将这类诗篇明确分为悼亡诗与艳诗两类：悼亡诗为其元配韦丛而作，艳诗则多为其婚前的情人而作。元稹以自己的爱情生活体验为基础，抒写男女恋爱和生死离别之情，有些诗歌甚至就是自己情感历程的记录——这种以个人情感为核心的诗歌创作，在以前的唐代诗人中是极为罕见的，而与同一时期大量爱情传奇小说（如《莺莺传》）的出现相呼应，反映了中唐社会和文学思想的转移。

从社会思潮来看，正如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言：“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在中唐城市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乱离，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因此上下相应，成为一种崇尚文词、矜诩风流之风气”。这种社会风气，为个人情感的表达提供了空间；从文学思潮来看，大批进士出身的中下阶层士子登上文坛，他们“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在传统的政治功业追求之外，将个人的情感追求以至感官享乐也作为人生的价值目标，并在创作中加以表现。元稹的悼亡诗与艳诗，正是这一文学思潮的产物，也为晚唐李商隐、温庭筠、韩偓等大量创作爱情诗歌开辟了道路。

元稹的悼亡诗，以《遣悲怀》三首最为著名，其一云：

“谢公最小偏怜女，嫁与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画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诗中以“谢公最小偏怜女”比喻韦丛的出身名门，以“黔娄”自比自己的贫寒，通过“搜画箧找衣”“拔金钗沽酒”“野蔬充膳”“落叶添薪”等具体的生活细节，回忆了夫妻二人共度贫寒的岁月，最后以“今日俸钱过十万”的富贵与“与君营奠复营斋”的生死相隔形成对比，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悔恨与思念表达得真挚动人。这种以细节描写见长的悼亡诗，打破了此前悼亡之作多抒情少叙事的传统，让情感更具真实感与感染力。

其艳诗与悼亡诗的情感基调不同，却同样以真挚为核心，其中《离思》五首之四最为人熟知：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诗中以“沧海”“巫山云”比喻曾经的爱情，既写出了爱情的极致美好，也表达了对过往情感的专一——“曾经沧海”之后，再无“水”能入眼；“除却巫山”之后，再无“云”能称美。“取次花丛懒回顾”则直接表达了对其他异性的淡漠，而“半缘修道半缘君”一句，既为自己的“淡漠”找了一个合理的借口（修道），又暗含了对“君”的深情，含蓄而不直白，余味悠长。

不过，元稹的这类诗中也有一些轻薄庸俗的描写，以致后人在比较元、白时提出了“元轻白俗”之说——“轻”即指其部分艳诗过于轻浮。但即便如此，其开拓写情题材”的意义仍不可抹煞：他将诗歌从“言志”“讽谕”的传统功能中解放出来，赋予其表达个人情感的新功能，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拓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文学地位与影响：承前启后，开拓新境

元稹在中唐文学史上的地位，体现在承前与启后两个方面：承前，他继承了《诗经》风雅与杜甫写实的传统，构建了写实讽谕诗派的理论体系，推动了乐府诗的当代化发展；启后，他开拓的情感题材，直接影响了晚唐爱情诗的创作，成为李商隐、温庭筠等无题诗、艳情诗的先导。

从写实讽谕诗派内部来看，元稹与白居易并称“元白”，是这一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以直白、通俗见长，而元稹的乐府诗则以深刻、多元为特色，二人相互补充，共同将写实讽谕诗派推向顶峰。从整个唐代诗歌发展来看，元稹的创作是盛唐浪漫向晚唐写实过渡的关键环节——他既保留了盛唐诗歌的艺术水准，又注入了中唐的现实关怀与个人情感，为唐代诗歌的“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李绅：新题乐府的开创者与悯农诗歌的不朽典范

与元稹的多元全能不同，李绅的文学成就虽集中在特定领域，却以开创之功与经典之作奠定了其在中唐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最早用新题乐府标题进行创作的诗人，其现存的《悯农》二首，更是穿透时代的民生呐喊，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不朽的珍品。

（一）生平与文集：宦海生涯与“一生穷泰之感”的诗化记录

李绅（772年—846年），字公垂，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其仕途与元稹相似，亦历经科举入仕—宦海升迁—拜相出镇的历程：元和元年（806年），李绅进士及第，与元稹、白居易同为中唐进士阶层的代表；此后历官校书郎、国子助教、翰林学士等职，在中央与地方均有任职经历；会昌二年（842年），李绅曾拜相，跻身宰相之列，后因政治斗争出为淮南节度使，最终卒于任上。

李绅的诗歌创作，与其人生经历紧密相关。晚年时，他曾自编其诗集为《追昔游诗》，其中很多是追叙生平遭遇之作，以寄寓怀旧之情和兴衰之感。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评价这部诗集：“揽笔写兴，曲备一生穷泰之感”，准确指出了其诗歌的“自传性”特征——《追昔游诗》不仅是李绅个人宦海生涯的记录，更从侧面反映了中唐时期的政治变迁与社会风貌。除《追昔游诗》外，《全唐诗》还录其《杂诗》一卷，合为四卷，虽篇幅不及元稹，却字字珠玑，尤其是《杂诗》中的《悯农》二首，成为其文学成就的核心标志。

（二）新题乐府的开创：为写实讽谕诗派奠基

李绅在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是最早用新题乐府标题进行创作的诗人。这一开创之举，直接启发了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为中唐写实讽谕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中明确记载：“予友李公垂，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这段话清晰地表明，李绅曾创作《乐府新题》二十首，并将其赠予元稹；而这些诗“雅有所谓，不虚为文”，即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与讽谕意图，绝非无的放矢的文字游戏。遗憾的是，这二十首《乐府新题》已全部失传，我们无法直接窥见其全貌，但从元稹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和作十二首的行为来看，李绅的这些新题乐府，必然聚焦于当时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如民生、兵役、赋税等，与元稹、白居易的写实讽谕主张高度契合。

李绅的新题乐府创作，其意义在于形式创新与题材聚焦的结合：一方面，他打破了乐府诗沿用古题的传统，直接即事名篇，为乐府诗的形式发展开辟了新路径；另一方面，他将新题乐府的题材集中于现实问题，确立了新题乐府讽兴当时之事的核心功能。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双重创新，为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提供了直接的借鉴——元稹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本质上是对李绅开创的新题乐府传统的继承与深化；而白居易的《新乐府》，则是在李绅、元稹的基础上，将新题乐府的写实讽谕功能推向了极致。可以说，没有李绅的开创，便没有元、白的深化，李绅是中唐写实讽谕诗派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之一。

（三）《悯农》二首：穿透时代的民生呐喊与不朽珍品

尽管李绅的《乐府新题》二十首已失传，但他现存的《古风》二首（一作《悯农》），却以其朴素鲜明的语言、深刻尖锐的主题，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悯农”题材的巅峰之作，流传千古而不朽。

1. 《悯农》其一：揭露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这首诗仅四句，却以对比的手法，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生产与分配失衡的根本矛盾。开篇“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以简洁的语言描绘了农业生产的丰收景象——农民从春天播下一粒种子，到秋天收获万颗粮食，这不仅是对农业生产规律的客观描述，更暗含了对农民辛勤劳动的肯定。接着“四海无闲田”，进一步拓展视野，指出天下没有闲置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被充分利用，理论上应该是粮食充足、人人饱腹的理想状态。然而，诗的结尾却笔锋一转：“农夫犹饿死”——即便生产丰收、土地无闲，辛勤劳作的农民却依然逃不过饿死的命运。

这种丰收与饿死的强烈对比，将封建社会的剥削本质暴露无遗：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却不是粮食的所有者，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地主、官府通过赋税、地租等形式掠夺，最终导致生产者饿死、不生产者饱食的荒谬现实。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李绅能如此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根本矛盾，并以诗歌的形式加以揭露，体现了他超越时代的民生关怀与批判精神，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2. 《悯农》其二：揭示悯农惜粮的生活真理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如果说《悯农》其一聚焦于社会制度的矛盾，那么其二则聚焦于劳动与成果的关联，以具体的劳动场景，揭示了粮食来之不易的生活真理，成为后世惜粮教育的经典教材。

开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以白描的手法，刻画了农民在烈日下劳作的艰辛场景——正午时分，太阳最毒，农民却仍在田间锄禾，汗水一滴滴落在田地里，渗透土壤。这一细节极具画面感，让读者仿佛能亲眼看到农民劳作的艰辛，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与不易。接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则从劳动场景转向消费场景，以反问的语气，提醒那些享用粮食的人：谁知道自己碗中的每一粒米饭，都是农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

这首诗的价值，在于它将抽象的劳动转化为具体的场景，让粮食来之不易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可感可知的现实。它不仅是对农民劳动的同情与肯定，更蕴含了珍惜粮食、尊重劳动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超越了时代与阶级，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惜粮都是一种重要的美德。正因如此，这首诗不仅在唐代广为流传，更成为后世中小学教育的必选篇目，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价值观。

3. 《悯农》二首的艺术特色与流传价值

《悯农》二首的艺术特色，在于朴素鲜明与精警深刻的统一。语言上，李绅摒弃了盛唐诗歌的华丽辞藻与复杂意象，采用最通俗、最直白的口语化语言，如“一粒粟”“万颗子”“锄禾”“汗滴”等，都是农民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词汇，几乎没有任何阅读门槛，这使得诗歌能够在民间广泛流传；主题上，他没有采用隐晦的比兴、象征手法，而是直接直击核心——无论是社会矛盾还是劳动真理，都一语道破，让读者一目了然，这种“直白”不仅没有削弱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反而增强了其批判力度与教育意义。

从流传价值来看，《悯农》二首早已超越了诗歌的范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它是中国重农传统的体现，是对民生疾苦的关注，是对劳动的尊重。即便在今天，当人们谈论粮食安全、珍惜粮食时，仍会引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当人们批判社会不公时，“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仍是最有力的诗句之一。这种穿透时代的生命力，正是《悯农》二首成为不朽珍品的根本原因。

三、元稹与李绅的文学互动及共同的诗史贡献

元稹与李绅，并非孤立的诗人，而是中唐写实讽谕诗派中相互呼应、相互成就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文学互动，不仅推动了新题乐府的发展，更共同塑造了中唐诗歌的写实品格，为唐代文学的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李绅启之，元稹和之：新题乐府创作的传承与深化

元稹与李绅的文学互动，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新题乐府的创作。正如前文所述，李绅创作《乐府新题》二十首，赠予元稹，这是“启之”；元稹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和作十二首，并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中高度评价李绅的创作，这是“和之”。这种“启”与“和”的关系，本质上是文学传统的传承与深化。

李绅的“启之”，在于“开创”——他首次明确以新题乐府为标题，将乐府诗的题材与形式与当代现实紧密结合，为乐府诗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元稹的“和之”，在于“深化”——他不仅继承了李绅“新题写时事”的传统，更在诗歌中融入了更丰富的社会细节与更深刻的批判意识，如《田家词》对农民悲惨处境的刻画，比李绅现存的《悯农》诗更为具体、更为细腻。

此外，元稹还将李绅的新题乐府传统与自己的理论建构相结合——他在《乐府古题序》中提出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原则，本质上是对李绅新题乐府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而他对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的评价，又为新题乐府的创作注入了继承传统的维度，避免了新题乐府因求新而陷入割裂传统的误区。可以说，李绅为新题乐府提供了实践样本，元稹则为新题乐府提供了理论支撑，二人共同将新题乐府从个体尝试提升为流派传统。

（二）共筑中唐写实讽谕诗派：从个体实践到群体效应

中唐写实讽谕诗派的形成，并非某一位诗人的单打独斗，而是以李绅、元稹、白居易为核心的一批诗人个体实践汇聚而成的群体效应。在这一过程中，李绅是开创者，元稹是理论建构者与深化者，白居易是集大成者，三人各司其职，共同推动了这一诗派的发展壮大。

李绅的开创，为这一诗派提供了起点——他的新题乐府创作，确立了写实讽谕的核心方向，吸引了元稹、白居易等志同道合的诗人加入；元稹的理论建构与深化，为这一诗派提供了规范——他的创作原则与理论主张，让写实讽谕不再是一种模糊的创作倾向，而是一种有明确目标、有具体方法的诗歌流派；白居易的集大成，则为这一诗派提供了巅峰——他的《新乐府》《秦中吟》，以“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的创作态度，将写实讽谕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让这一诗派成为中唐文学的主流之一。

除李绅、元稹、白居易外，这一诗派还包括刘猛、李余等诗人（元稹曾与二人和作古题乐府十九首），形成了一个以写实讽谕为共同追求的文学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形成，其源头正是李绅的开创与元稹的推动——没有李绅的《乐府新题》，便没有元稹的和作；没有元稹的和作与理论建构，便没有白居易的跟进与集大成；没有元、白的引领，便没有刘猛、李余等诗人的加入。从这个角度来看，李绅与元稹是中唐写实讽谕诗派群体效应的关键推动者，他们的互动与合作，是这一诗派能够形成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核心原因。

结语

中唐文学的转型，本质上是诗歌功能的转型——从盛唐的抒情言志转向中唐的写实讽谕与情感表达。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元稹与李绅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元稹以其理论建构与多元创作，既推动了写实讽谕诗派的发展，又开拓了情感题材的新领域，成为中唐文学转型的核心旗手；李绅以其新题乐府开创与《悯农》诗经典，为写实讽谕诗派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最具生命力的实践样本，成为中唐文学转型的重要典范。

从诗史意义来看，元稹与李绅的贡献不仅限于中唐：元稹开拓的情感题材，直接影响了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爱情诗创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李绅开创的新题乐府传统，经元、白深化后，成为后世写实诗歌的重要范式，影响了宋代的新乐府运动、明代的公安派、清代的黄遵宪等诗人；而《悯农》二首则超越了文学范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关注民生、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普世价值，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望中唐文学，元稹与李绅或许不是最具才情的诗人，却无疑是最具责任感与开创性的诗人——他们用诗歌记录社会现实，用诗歌抒发民生疾苦，用诗歌表达个人情感，让诗歌不再是象牙塔中的艺术品，而是与社会、与人生、与大众紧密相连的活的文字。这种以诗为器、关注现实的精神，正是元稹与李绅留给后世最宝贵的文学遗产，也是他们能够在文学史上不朽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

来源：浮沉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