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市早苗10月4日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日本现任首相石破茂当天晚些时候就高市早苗当选表示：（日本）需要的不是分裂与对立，而是合作与宽容。在现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希望她不会将日本带入歧途，这也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高市早苗10月4日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日本现任首相石破茂当天晚些时候就高市早苗当选表示：（日本）需要的不是分裂与对立，而是合作与宽容。在现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希望她不会将日本带入歧途，这也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尽管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回顾过去总是能够总结经验，经验和逻辑是人类智慧的两个源头。
我们回顾过去也许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测将来。
1867年到1869年，日本倒幕运动的成功，源于两股势力的联盟的结果，以商人和高利贷者为首的町人阶级上层，以及武士阶级中的中下层。
然而在胜利之后，却面临着在新的国家体系中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
商人和高利贷者自然以未来的日本资产阶级自居，认为应该建立英国或者荷兰式的君主立宪制度，让一个通过议会产生的文官政府掌控所有权力。
但是在这场倒幕运动中，虽然他们出了不少钱，但是武士们才是从宣传思想到上阵厮杀的中坚力量，并且从客观上控制着日本的军队。
面对这种现实，两个阶级不得不寻求妥协，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地位，武士阶级决心提高军队在日本政府结构中的位置。
按照日本宪法规定，日本军队的无需向日本的内阁负责，而是直接向日本天皇负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军队和文官政府并立的二元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天皇名义上尊崇无比，但是日本宪法实际没有给他任何实权，政权完全控制在明治维新时代商政豪强手中。
但是这些维新元老们无法预测后来这个结构的演化，这个天生不伦不类的二元结构逐渐演化出来一系列无法预料的变化。
他们忽略了第一个问题是人的生理上的界限，这些元老们在明治初年都已半百年龄了，而明治天皇才是不到十五岁的弱冠少年，他有的是时间目送这些老头子都一个个走入坟墓。
第二个问题是中下级武士的贫困问题，这些中下级武士当初因为贫困而反对德川幕府，但是推到的德川幕府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并没有多大好转，依然贫困。
这些中下层武士的贫困问题引发了明治维新集团内部的分裂。为了让自己的阶级兄弟们脱贫致富，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提出西征朝鲜，通过军事扩张来让武士们找到职业，并通过对外掠夺发财，但是遭到其他人的否决，并遭到其他维新豪强们的排斥，逐渐在维新政府中被边缘化。
面对挫折，西乡隆盛开始打天皇这张牌，他一面努力提高天皇的地位，一面牢牢的把年少的明治天皇抓在手里，他自己兼任近卫军的都督，亲自担任守卫天皇的职责，然后从天皇身边赶走旧式的公卿们，换上一群武士出身的人向他灌输军官国主义。
以西乡隆盛为起始，逐渐形成了天皇和中下级武士之间的政治同盟，而后者是日本军官的主要来源。
第三个问题是日本神道教的复兴，倒幕运动为了笼络民心，打出了“王政复古”的旗号，自然要复兴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教，打倒外来的佛教、儒教和基督教。
而且相比这些已经有成熟思想体系的宗教，神道教还是空壳子，维新派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装入神道教的外壳里，因而他们希望把神道教打造出日本的国教。
但是在日本神道教里天皇的地位崇高无比，他是太阳神的后裔，是行走在人世间的神明，他的地位就像基督教里的耶稣一样，神道教的复兴给了天皇以巨大的舆论力量。
在日本维新到中日甲午战争胜利的几十年中，日本无论经济还是军事也都是举步维艰，历届日本文职政府为了提高自己政策的公信力，赢得民众对各种变革和不断增加的赋税的支持，经常要借助天皇和神道教的在舆论上力量，很多政策出台之后，都要希望能够天皇敕令的方式进行背书。
这样的方法在当时的内阁看来，无非是把天皇当做一个签字画押的图章使用，但是在当时媒体不发达，日本民众的思维还很大程度停留在中世纪的忠君的思想水平上，加上神道教的推波助澜，他们很难分清到底是天皇说的算还是日本内阁说的算。
这样日本天皇就从君主立宪的宪法樊笼中逃脱出来，取得了干政的权力。
随着当年精明老辣、见多识广的维新豪杰们随着岁月逐渐凋零，新上来的日本内阁都是温室养大的公子哥，而他们的对手明治天皇却颇有几分雄才大略，于是日本的政治形势就逐渐反客为主，天皇变得越来越有实权。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明治天皇亲手向首相黑田清隆递交了“钦定宪法”的新宪法草案。
根据新宪法的开张名义的第一条就把天皇由国家象征进行了模糊处理，“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以此为基础修改后的日本宪法虽然没有给天皇以正式的统治权，但是他的权力已经大大增加了。
新宪法已经明确规定日本天皇为陆海军的最高统帅，并且日本对外的宣战、媾和或者缔结同盟都需要天皇的肯定才能执行。
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夺取朝鲜和台湾。
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了一个欧洲列强，在中国获得大片势力范围。
1914年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取德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利益。
一场场战争，除了扩张日本势力外，还带来一系列的内部社会力量的变化。
军事胜利极大的提高了军队在普通日本百姓中的地位，军队已近俨然是日本民众的精神象征。
而日本的军官团的传统就是和天皇进行联盟，早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军队中就命令，所有官兵必须将天皇当做神而不是人来崇拜，军队的提升自然进一步提高了日本天皇的地位。
受到西方基督教列强的反对，日本不敢把神道教定位国教，但是在日本军界却坚定的信奉神道教——天皇是神，日本军人是新时代的武士，并且以天皇这样的真神作为唯一的主人，要以武士道的精神用生命对天皇效忠。
并且随着军事胜利而提升的军队地位的，努力把神道教的影响扩大到日本军事政治的方方面面，最后就形成了日本军队、日本天皇、日本神道教三位一体的势力，完全压倒了议会和内阁这样的文职政府。
按照最初的日本宪法，天皇只是国家的象征，负责履行一些仪式性的工作，并没有实际权力。
但是到了日俄战争之后，明治天皇已经俨然是实权君主，在日本陆海两军的支持下，日本天皇变成了日本军政事物的最高指导者。
1929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给日本的农村经济带来可怕的印象。
日本农村人口众多，土地狭小，而且多山地林地，过去日本的农村经济的支柱是桑蚕的养殖，这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农村产业，并且可以充分利用山地和林地。
这个产业的下游是日本庞大的纺织行业，当时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丝织品出口国。
当英美法等国纷纷对日本竖起贸易壁垒的时候，日本的纺织行业崩溃了，连带着农村的桑蚕经济也崩溃，这场大崩盘造成的痛苦在贫苦又缺少出路的农村，远远比在城市造成的痛苦更加猛烈和深远。
而在日本的陆军基层军官中，大多数都出身于日本农村的中小地主富农子弟，参加军队成为陆军军官也是他们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中，少数几种可以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途径之一。
随着日本参加的历次战争，大批没有背景的普通下级军官都在战争中迅速蹿升，给日本的军界留下很多传奇，所以这些从贫苦的农村出身的陆军军官们都非常珍视自己的职业生涯，把它看得非常神圣，并且急切渴望能够在战争中建功立业，飞黄腾达。
在日本实行普遍义务兵制度，所有的适龄男青年都要服兵役。但是兵役分为陆海两军，海军属于技术兵种，选取的都是文化课好的青年人，而陆军则什么样人都收。
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受到教育更好的城市青年都去了海军，而是农村青年则去了陆军。
这样整个陆军从军官到士兵就都来自于那个经受着经济危机和贸易壁垒苦难的日本农村。
而日本陆军的不满，即使来自于长久的和平——日本已经太久没有参加战争了，把多少大好青年熬成油腻大叔，却找不到赚军功，得升职的道路。
同时也是来与他们出身的那个农村在经济上的苦难，日本陆军成了在政治上没有势力的日本农村地区的代言人，他们希望发动对外扩张，为日本的商品取得市场，为了这一点，日本的农民们愿意上战场，愿意流血牺牲。
而这个主张在日本整个社会都有拥护者，因为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对西方列强对日本商品竖起的贸易壁垒愤怒，认为日本的苦难就在于他们缺少英法美那样庞大的国土和殖民地，所有日本经济要想重新振兴，就必须从事当年西方列强发家时所从事的勾当，对外扩张，抢夺领土和殖民地。
这样整个日本社会已经在舆论上为日本陆军的冒险行动，做好摇旗呐喊的准备工作。
1931年9月18日晚，经过精心的策划，日本关东军驻扎在沈阳的铁路沿线的部队突袭并占领的奉天城，引爆了9·18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
不过这场事变中最令人惊奇的不是中国军队的狼狈脆弱，而是这场引发整个世界外交动荡的事变的组织和参与者，最高军衔才只有大佐。
仅仅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里几个假传命令的参谋，以及住在沈阳附近的一两个联队长和大队长（相当于团长和营长），就能搞出如此大的事情。
作为主要策划者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的两个年轻参谋军官，板恒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因为这次事变志得意满，自以为为大日本帝国做了一件开创新基业的大事情——他们认为只要占领的日本的东北，那么就可以把日本农村稠密的人口移民过去，这样就解决了日本农村人多地少的问题。
满洲大量的资源又可以让日本企业开发，然后移民日本的工人过去，这样满洲的经济发展了，就有了一个庞大的消费需求，为日本的商品扩大了销路。
从外部上看，虽然占领中国的东北会引起列强的不满，但是从日俄战争以来，到一战沙俄灭亡，列强就一直承认日本在这里具有某些“特殊利益”，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所以进一步吞并满洲虽然引起不满，但是列强都不会为此和日本武力相见，所以在外部上也是安全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次事变，却在日本军队的内部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
所有的日本中层军官都看到了这几个人的榜样，然后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们正处于一个创业的“风口期”——他们现在是默默无闻，被上官呼来喝去的小人物，但是只要看准机会，大胆行事，就有可能成为扶摇直上的大人物——在这猪都可以飞起来的时代，还不赶快抓紧时间。
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几个司令部的参谋军官串联了几个前沿的下级指挥官，假传司令的命令，擅自和外国开启战端，按照日本军法，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军法，都是枪毙的死罪。
但是在日本陆军内部，上层有一批高级将领表示同情和理解，下面有大批普通士兵支持，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最重要的在陆军外部还有整个日本社会的舆论支持，各种报纸、广播、杂志都在摇旗呐喊。
所以只要你做事干净利落，把事情办成了，你就是民族英雄，谁还敢惩罚民族英雄——等着升官发财吧。
而且只要战斗打响，所有渴望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中下级指挥官们都违抗上级的命令，不断投入到进攻作战中，最后事件就会不断扩大。
在九一八事变中，板恒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就是靠这一手胁迫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就范。
最后随着战斗范围的扩大，日本陆军又不得不从朝鲜为关东军派出援军和飞机支援。
最后本来要平息事端的日本文职政府，面对这样不断扩大的事件，就最后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形势，变成积极进攻的支持者。
以九一八事变为开始，在日本陆军内部开启了一系列的“下克上”事件。
1937年7月趁着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军司令生病，几个中层军官发动了77卢沟桥事变。
1939年夏天，一些日本驻军又在诺门坎对苏军挑起战端。
1941年秋天，日本第五师团的几个联队长又擅自进攻了越南的维希政府法军。
除了这些“给他一个支点，他就可以撬动整个世界外交和军事格局”的事件外，各种没成功和影响力不够大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而且在战斗中，日本的高级指挥官们发现自已无法控制手下们的“战斗热情”，在侵华战争的过程中，日本陆军上层希望把战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通过边打边谈的方式迫使蒋介石政府接受条件，但是每次都有下级部队擅自越过原定的作战区域，导致把战争范围越扩越大。
最后，日本陆军的一批中下层军官，竟然一步步把整个日本拖入了太平洋战争的泥潭中。
这样一批小人物最后能做出如此大的事件，实际上和当时整个日本社会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首先，日本的民族个性中就有带有亚洲其他农耕社会中不具备的军事扩张的基因。
从民族构成上看，日本人主体是操着阿尔泰语系的朝鲜半岛移民，他们和现在的韩国人基本上同属于一个种族，是蒙古人的远亲。
在向前追溯，没人知道他们具体从哪里来，大致可以推测是从欧亚大陆内陆的某个地方迁移出来。
距今3000年前，他们从中国的辽东地区迁移到朝鲜半岛，征服并消灭了当地的土著居民。
距今2000年前，他们开始越过对马海峡，征服了日本的九州岛地区。
距今1500年前时，他们开始控制了本州岛中西部的地区。
到了距今1000年时，他们还没有完成对本州岛东部相当于现在东京所在的关东平原地区的日本土著居民的征服。
日本幕府首领的称号——征夷大将军就是由此而来，这个名号就是指天皇任命的负责统一指挥对当地土著居民的战争的最高指挥官的称谓。
虾夷人，或者叫阿依努人，是日本列岛的土著居民，属于亚洲最古老的人种之一，当年分布于整个日本群岛，今天尽在日本的北海道地区有少量的存在。在距今1000年的日本平安时期，虾夷人仍然在日本本州岛的大部分地区和日本人杂居。
当时日本人称这些土著叫“土蜘蛛”，形容他们的多毛的体质和落后的生活状况。过去认为是日本在征服和消灭这些土著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杂交过程。现在从DNA检测，也证明了这一点，日本人的基因主体是来自于朝鲜半岛的征服者，但是也确实带有少量的当地当地土著基因。
而到了公元1000年之后，日本完成对本州岛的征服，又很快陷入了600多年的军阀混战，直到德川幕府的建立，日本才真正第一次进入了一个和平时期。
所以从整个日本的历史上看，这个民族在过去几千年里一直在打仗和对外扩张。
日本社会等级森严，不仅上下级，就是平级之间的前辈和后辈之间也互相以严厉的命令式方式互动。
但是上级在享受巨大权威的同时，也要对可能出现的责任负责，所以日本社会经常有什么社长高管谢罪之类的事情。
日本社会对论功行赏的公正性非常重视，而不是像其他亚洲社会那样重视血统和社会关系，这些都是军事民族的典型特征。
在短暂的和平之后，日本又在明治维新再次走上扩张的道路，并且一路顺风顺水，成为唯一一个挤进列强行列的亚洲国家。
这种明治时代以来成功经验又促使日本人在遭遇经济困难时习惯性的想起对外扩张来解决问题。
在受到1929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刺激，日本社会无论从远古带来的民族的本能，还是从明治维新以来的扩张习惯，野性的基因都已经被全面的激发出来。
但是无论是日本的政府还是军队的高层来说，他们都是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的，明白日本如果走上扩张的道路，那么英美俄等强国都不会坐视不理，那么弱小的日本根本不是这些体积庞大的强国的对手。
处于一种理性，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军队的最高层，都希望保持审慎。但是他们却约束不了日本民众狂热的扩张情绪，而最终铤而走险是受到经济危机损耗最深的日本农村势力的代表——陆军中下层少壮派军官和普通士兵。
日本走上二战的道路，并不全是日本的统治阶级发动的，恰恰相反，在大多数时间里，这些日本的统治阶级都是非常谨慎，并且努力平息事端。
但是这些努力最终被普通日本民众狂热的扩张和战争叫嚣所淹没——原子弹下没有冤魂，这句话说的并非没有道理。
77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面对失控的情况，日本外交再次搬出老一套，他们对列强宣布：“中国长期军阀割据，社会混乱，已经证明中国人没有能力自己治理好自己，日本将帮助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以便于更好的保护各国的商业利益。”
对于这样一套老套的说辞，英美列强并没吸收伪满洲国的教训，反而再次期待起来，日本侵华战争初期的一片顺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英美两国都保持了默认和支持的态度。
直到1938年初，日本以战时管制的名义封锁了长江航道，禁止除了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船只进入这里，阻断了其他国家的商船货物进入中国内地的通路。
这时候英美两国才如梦方醒，认识到和日本这样狼子野心的国家是不能有太多的美好的期待——日本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他们就是要独占所有的在华商业利益。
然而对于美国的政策来说，日本独占中国市场当然是无法接受的，但是从短期来看，中日之间的战争，却给美国的经济带来的大量的订单。
由于日本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方面的薄弱，日本武器库中大批汽车、飞机和轮船的零部件都是美国制造，战争又刺激了石油、废钢等原料的出口，这样在美国国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亲日利益集团，阻止了美国对日本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而对于英国来说，他们终于开始认真的对待日本这个威胁了。
在1938年初时，英国开始制定一系列的针对日本的军事计划。
包括贸易制裁、给国民政府以军事和金融援助，向远东派遣更多的军队。
然而在这一年中，在欧洲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开始了扩张的脚步，在1938年夏天的苏台德危机中，英国的政府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自己同时面对来自欧洲大陆和远东地区的两个棘手问题，大英帝国没有能力同时应付着两个危机，必须对德国和日本之一进行绥靖。
本着维护大英帝国的商业利益，张伯伦政府选择了对德国进行绥靖的政策。
按照他的看法，日本的扩张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威胁更大，它正在把一个四亿人口的市场从英国手中抢走，一旦日本占领了中国，就会在远东地区形成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然后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都会逐渐落入日本人的口袋里。
而德国的扩张从短期看只是威胁到捷克、波兰、巴尔干国家等过去和现在都不属于英国势力范围的地区，这些民族和国家对于英国来说，都是“遥远和不熟悉的”。
从长期看，可以使用大英帝国传统的大陆平衡政策，利用苏联来制衡德国的扩张。
但是对于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看到的则是另一种景象，日本只是一个处于遥远而野蛮的东方世界，无论他怎么折腾都是肢体上的创伤，最多只是截肢，并不会致命。
而德国则处于世界文明中心地带，纳粹分子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都否定了自由资本主义，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但是在1938年，张伯伦出于帝国利益实际利益的考虑，还是赢得了英国公众的支持。
但是不幸的是，希特勒在1939初，撕毁了《慕尼黑协定》，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占领了捷克的剩余部分。
这件赤裸裸的打脸行为，彻底激怒了英国的舆论，让张伯伦对德绥靖计划破产。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英国政府不得不把计划改为对德国准备作战，而对日本进行绥靖。
在欧洲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日本追随德国，参加对他们的战争中来，不得不继续推行对日本的绥靖政策。
同时作为英美互动的一种方式，英国方面希望暂时还不能参战的美国更多的承担起在东亚地区的义务——其中包括军事的也包括政治上的——大批的英国驻军被撤出中国和香港，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则增加了远东的兵力，并负责保卫起英国在华的租借区和侨民安全。
同时，对日本的谈判工作的领导权也由英国方面转入美国方面。
在1939年10月份开始日美关于中国问题的谈判中，美国对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表示出太多异议，美国只反对日本在中国建立以“一个封闭排外的经济体系”，“美国将坚定的维护通商机会平等的原则。”
同时开列出了一张需要日本方面进行赔偿的清单，清单里列举了1937年以来，由于日本轰炸和其他军事行动中，对美国在华的侨民和商行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300多项。
对于美国的要求，日本政府一方面表现的相当善解人意，一方面又非常油滑的和美国展开马拉松式的谈判，对每一个细枝末节进行讨论，在争取更多的利益的同时，也是在争取时间去做日本军队——尤其是日本陆军的工作。
1939年的圣诞节，日美双方是在一片祥和中度过的，两国的媒体都在宣传日美关于中国问题的谈判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日本还向美国送出一份“圣诞大礼”，向西方国家重新开放长江航运。
而美国也回了日本一份圣诞大礼，在1911年签订的为期30年的美日贸易协议终止之后，美国不会对日本提高关税水平。
但是当第二年到来的时候，美国商界却发现情况并非如预料的那样美好。
在长江航道上，对外国船只开放的区域仅限于入海口到南京的一小段距离，在通向中国大陆深处，人口稠密的湖南湖北一带的口岸继续被日本陆军把持着，只有持有军队签发的同行证的船只才能继续航行，而除了日本商船之外，其他国家的船只并没有办法拿到通行证。
日本陆军里的强硬派，坚决的反对日本政府和美国进行的谈判，认为这是在出卖日本官兵多年里浴血奋战的胜利果实。
而对于日本这样原材料和市场狭小的国家来说，只有在中国获取足够的利益，才能走上繁荣的道路。
所以他们表示宁愿和美国人打仗，也不放弃在中国得到的利益。
刨除这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大义名分之外，让日本陆军采取强硬态度也是因为他们每年利用在中国的战时管制权获取的大量金钱利益。
由于实行战时的管制措施，任何船只车队都要从日本陆军的通行证明，为了获得这些通行证，商人们需要向日本军队行贿，由此获得的大量金钱滋润了日本中国派遣军的中高级军官们的个人收入。
尤其是经济繁荣的长江航道，更是日本军官们最重要的小金库来源，他们自然不愿意放弃这样一块肥肉。
而是否开放长江航道，被英美等西方列强看作日本在华经济政策的试金石。
如果日本连长江航道都不愿意向其他国家的商船开放，还谈什么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公平竞争”，而日本陆军坚定不移的堵死了这条道路，这就让美国人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不信任，使谈判没法顺利进行下去，让美国的态度越来越不妥协。
根据日本陆军提交给南京汪精卫政府的议和条件，在理想的条件下他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要达到如下目的——
首先，必须制服或者摧毁一个持反日态度的政府，建立以对日本友好的政权。
第二，新政权必须承认伪满洲国的独立、内蒙古的自治、华北的特殊化——在中国华北的地区，主权名义上属于中国，但是实际上政府由“中日合资经营”，在内蒙古和华北，日本军队都有驻军和自由行动的特权——作为防御苏联的一种必要。
第三，在整个中国地区，日本资本拥有开矿、修路、商贸上的特权。
第四，割让海南岛给日本。
1940年夏天，德国在西欧惊世骇俗的巨大军事胜利，让日本在谈判桌上变得非常有资本。
这时候英国已经在为保卫本土的英伦三岛而殚精极虑，美国的海军也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大西洋方向，这个时候英美绝对不希望和日本发生冲突，但是坐视日本人将四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占为己有，又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虽然依然坚持着底线，但是已经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
在1940年8月时，正当英德两国空军在不列颠上空鏖战时，英国向日本献出了表示诚意的一份大礼，在香港和中缅公路实行禁运，禁止战争物资运入中国，同时也禁止中国出口用于换取外汇的各种矿产和农产品。
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之后，中国的主要外援来自于德国和苏联，由于主要港口均已沦陷或者被日本海军封锁，而苏联和中国之间几乎没有高等级的道路，所以各种战争物资的输入依赖于香港、法属印度支那铁路和中缅公路。
同时中国用处出口的钨、稀土、锡、农产品等也依靠这些通路运往国外。
在日本人看来，正是这几条通路对中国政府的不断输血，是蒋介石政府不愿意降服的主要凭仗，而日本外交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切断这些通路。
在七月份的谈判里，日本已经强迫法国维希政府切断了印度支那铁路对中国的交通，现在英国同意切断香港和中缅公路，实际上就是已经暗示愿意协助日本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由于尝到了甜头，日本人开始加速向德国靠拢，希望“携德自重”，但是并不希望真的被卷进战争里来，只是希望利用德国的胜利为自己在同英美荷兰的政治和商业谈判中争取更多的成果。
而希特勒认为，日本想要占德国的便宜是非常可恶的，督促日本加入他们和德意签订的《钢铁同盟》。
在德国的压力下，日本开始和德国人谈各种条件，于是就有了1940年的9月德意日《三国协约》，在这份军事同盟协议中，在触发联合防御的各种条款细节中日本人绞尽脑汁。
对于日本人的狡猾，希特勒也感到很无奈，他知道因为《三国协议》中具体协议的复杂性，这份看似坚固的军事同盟协议有很多漏洞可钻，最后可能变成一纸空文。
但是迫于美国逐渐加大的压力，希特勒希望利用日本的日本庞大的海军，在太平洋方向对美国进行恐吓，减缓美国参战的进程。
同时希特勒也迫切的希望能够进一步说服日本人去进攻英国和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继而威胁到印度和澳大利亚，这样就可以让主战派的丘吉尔政府滚下台，换上一个愿意和德国进行谈判的新英国政府。
正如希特勒所料，《三国协议》签订之后，确实引起了美国的恐慌。
但是美国人也知道，这份条款复杂的协议完全可能变成一纸空文。
所以美国迫切的要求日本方面对《三国协议》进行具体的解释，并且和美国签订一份关于《三国协议》的再保险承诺，以确保日美不会发生战争。
日本当然不会如美国所愿，让《三国协议》处于一种模糊暧昧的状态，恰恰是日本的谈判策略，只有美国在谈判桌上进一步满足日本的各种要求，日本才会澄清《三国协议》，从这方面说，日本人的策略是高明的，也是危险的，但是确实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1941年4月16日，经过日美两国智囊团经历了小半年的磋商，终于一份全面的美日和解草案出台了。这份和解协议被提交给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国务卿赫尔，两个人除了对其中的个别条款之外，大体表示同意。并且建议以此为基础，由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提出，开启新的一轮美日谈判。这份协议可以说是日本在1937年77事变以来，从美国人手中取得的一份最大的让步。
按照这份协议草案——
日本澄清了对德国所负的军事义务（实际上就是没有义务），日本承诺在停止在东南亚的扩张，保持在法属印度支那的现有局势，也不会向南继续威胁英国和荷兰殖民地。
日本承诺将在于中国政府达成和平协议之后的两到三年内从中国内地撤军。
日本承诺在中国重新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日本承诺新的中国政府的主权地位，并且不兼并任何中国领土，并且自行约束对中国领土的移民行动（实际上就是美国愿意对日本在满洲的大量移民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美国将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美国将向蒋介石政府施压，迫使他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并且与南京的汪精卫政府合并。
同时美国也不再坚持必须在中国市场上实行绝对自由竞争的原则，他们愿意就具体“门户开放”政策的解释和适用范围，由美日双方在细节上进行谈判协商处理——这就是暗示，日本有可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上获取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利益。
并且美国表示，日本势力最近对荷兰属东印度（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的渗透，如果仅限于和平的经济方面，那么可以得到美国的支持，日本可以在这里投资和扩大生产，用于供给日本的石油、橡胶、锡矿等原料。
同时美国方面也不再坚持，日本必须承诺完全彻底从中国内地撤军的条件，美国国务卿赫尔，把草案中日本要求在华北和内蒙古获得驻军的权利一条从草案中划去，打算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面去解决，这大致就是暗示，日本虽然不可能像想象中那样拥有这个区域采取自由军事行动的权利，但是也有可能经过谈判，取得一些有限的军事基地。
总体来说，这是一份双赢的协议，通过这份协议，日本可以正式给吞并满洲补上一张车票，同时把自己从已经陷入泥潭的中国战场上拔出来。
并且中国和东南亚的商业利益上都有所斩获。
而美国也没损失任何东西，日本在东南获取的利益都是来与法国和荷兰的损失，而在中国的问题上，日本可能会获取一些额外的利益，但是考虑到日本通过三年多的战争，打掉了中国的工业化，摆平了中国的抵制洋货的经济民族主义运动，从而形成了一个更加有利于列强倾销商品的市场。
从整体上说，日本虽然多分了一点点，但是他负责把“蛋糕做大了”，而美国没有费任何力气就吃到了做大的蛋糕——从这方面来说，美国人凭借自己的耐心和强大的实力基础，在中日两国的斗争中获取了更多的利益。
这样一份妥协，虽然看起来日美双方都有进账。
但是对日本陆军的观点来看，就等于是宣布又日本陆军领导的侵华战争的失败。
在草案中，关于日本在华商业利益的部分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模糊处理，而对日本要求在华北和内蒙驻军的要求，则被退后讨论——可以说这两项内容都是比较敏感的，美国会做出一定让步，但是可以预料，做出的让步会非常有限——而这两项内容，正是日本陆军对所有日本的人对战争支持的承诺。
考虑到1937年以来，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庞大的军事开支，大量的人员伤亡，这点回报完全不是一个胜利的战利品，仅仅是失败后的安慰奖。
从1937年77事变，到1941年夏天，日本军费开支达到441亿日元。
为了支付这笔庞大的费用，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猛增了4倍，虽然日本在中国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加紧搜刮，但最主要的资金还是来自于政府借贷和税收。
到了1941年日本的政府债务增加了5倍，日本国民人均税负翻了一翻。
而在战场上，日军想要彻底打垮国民党政府，还是遥遥无期。
可以说日本已经在侵华战争中陷入了泥潭，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不是一场光荣的胜利，仅仅是在错误的投资后进行及时止损。
日本虽然在东南亚有所斩获，但是这完全和日本陆军无关，这是日本文职政府成功搭上德国胜利的战场，从借助外交蹭到的利益。
接受这样的妥协，就等于陆军宣布自己的政策失败，交出了从满洲事变，到226兵变，到77事变等系列事件以来，逐渐掌握的国家领导权，这是陆军上层不愿意接受的。
而对于普通官兵来说，只有打仗他们才有向上爬的机会。
如果实现和平，就意味着裁军，大多数中下级军官都会被转入预备役，只能领取到微薄的津贴，所以日本陆军要求在内蒙古和华北取得驻军和自由行动的权利，希望在对中国战争结束后，开启对苏备战状态。
而且在中国进行的战争中，采取了以战养战的策略，所及军纪荡然无存，由于要求就地筹集补给品，所以前方的作战部队可以进行抢劫。
为了在中国经济体系非常分散的地区搜刮金钱以补充军费，后方的后勤人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腐败。
再加上陆军为了筹集资金，有组织的贩卖鸦片，开始妓院，以及签发各种商业通信证，都有大笔的上下其手的空间。
日本的中下级军官都不愿意因为和平而丧失这些获利的机会。
最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也决定了他们的最后的毁灭方式。
日本人相信所谓的精神力量致胜法则，他们称之为“大和魂”，是被他们自认为是由于西方人的日本特有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在军事训练体系中，这种“大和魂”更被日本陆军不断强调。
如果你不了解什么是“大和魂”，你看两部日本动漫就知道了（不是恋爱类，或者你从一些奇奇怪怪的网站上下载的什么夜情病栋，电车痴汉之类），里面的主角被强大的反派打成一副大小便失禁的样子，然后还是一次次从地上爬起来，完全靠精神力量坚持战斗，最后扭转了乾坤，打败了反派——现在虽然局势看不到胜利的终点线，但是只要日本上下一心，继续战斗，坚持到底，说必定那一天突然领悟了“第七感”，或者“爆了个种”，找到通向全面胜利的法门。
1941年的夏天，如果不是日本陆军继续作梗，本来应该是日美两个列强把中国做成一座宴席，然后开香槟一起庆祝的时刻。
罗斯福政府已经做了打算，准备全面出卖中国的主权，来和日本共享远东战争的果实的。
为了顾及日本陆军的态度，日本谈判代表努力在日本在中国北方的驻军权，以及更多的利益商业等方面继续努力，让谈判一直拖到1941年6月22日之后。
随着德国进攻苏联。英国本土不在受到德国登陆的危险之后，英美的战争压力顿时一轻，在谈判桌上强硬起来。
在华盛顿日本的谈判代表都可以感受到，在6月22日以前，谈判中日本是占上风的，而在6月22日之后，美国人就变得强硬和不耐烦起来。
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了毫不妥协的要求，日本必须从中国全部撤军，中国市场必须毫无保留的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到这个时候，日本就知道，他们已经彻底失去机会了，未来日本只有三个选择——第一，妥协，全面从中国撤军。
第二，坚持，让中国战场继续消耗日本的元气，而前途十分渺茫。无论德国战胜还是战败，只要欧洲战场实现了和平，那么英美就会腾出手来，用他们在对德战争中得到扩充的海陆军收拾日本人。
第三，那么就是对英美宣战，趁着他们和德国交战正酣，为自己打出一片天空和大海。
为什么日美两国会在1941年的冬季走向珍珠港的战争，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美国的白宫内的统治集团进行的阴谋论，有的人则过度读解了在这一年7月末开始的对日本的石油禁运。
而日本人自己审视自己的二战历程时，则更清楚的认为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之后，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就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过程。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开始，日本陆军就逐渐在政治上越来越强大，一步一步的压倒了日本的文职政府。
这个过程并不是因为军队掌握了武器，而是因为军队掌握民心，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赞成军队中制造各种“事变”的英雄们的冒险行动，渴望追随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解决日本发展问题成功道路。
日本的文职政府只是代表日本社会中少数的，富裕的资产阶级的政府，他们在192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表现既腐朽无能，又显得对普通民众的苦难无动于衷，最终他们被日本人抛弃，是必然的过程。
而在1941年6月22日，德国将进攻的矛头转向苏联之后，英美的军事压力骤然减轻，已经不愿意在就中国问题对日本做任何让步。
而如果日本陆军不能在中国拿到足够的战利品，是不会接受一份和平条件的。
不仅军队不会接受一份屈辱的对美国人的妥协，而且最要命的是日本社会中已经普遍轻视日本文职政府，而支持日本陆军的强硬路线，这样军队如果发动暴动，那么就有足够的大义名分。
在7月2日之后，日本和美国的马拉松式谈判仍然在继续进行，但是已经明显不会谈出什么结果。
之所以继续谈下去，是因为日本的文职政府能做的唯一事情，所谓死马当活马医，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最后连和他们谈判的美国人都无法忍受这种没有结果的谈判进程，于是日本人希望美国能够同情日本文职政府尴尬的处境，但是美国人并不相信眼泪——你又不是小鲜肉，感情在国际谈判里还要靠脸吃饭呀？
好你不是做不了主吗？
那日本谁能做主？
日本人回答——在中国问题上只有日本陆军才能做最后的决定。
于是美国人要求日本派出能够做出真正决定的人选来华盛顿谈判，美国要直接和日本陆军谈。
美国人的态度给了日本文职政府以最后一击，并且是决定性的一击。
10月16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宣布总辞职，由陆军大臣东条英机负责组织新内阁。
按照美国人的愿望，东条英机不仅在新内阁中出任首相，而且还继续兼任陆军大臣一职，看起来是真正的实权人物。
美国人对这个新内阁的组成结构非常满意，认为他们总算可以和能够做出最终决定的人进行直接谈判了。
美国人并不明白日本的真实的情况，但是东条英机明白——在日本，内阁是管不住陆军的，而陆军又管不住庞大的中国派遣军，而中国派遣军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约束他们下属的各个作战单位。
如果日本内阁胆敢在没有足够战利品的情况下，从中国内地撤军，那么意味着军队暴动和政权更迭的发生。
而日本陆军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除了打没有别的办法。
当近卫文麿内阁总辞职，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组阁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通知柏林“过去那个懦弱的、阻碍德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那派势力已经下台了，现在东京掌权的一派愿意进一步配合德国的行动”。
虽然没有提到日本会参战，但是参战的暗示已经非常明显。
到这个时候，实际上是美国对近卫文麿内阁的最后一击，为日美开战，扫清的全部的障碍。
到了日美谈判重新开始时，美国人发现过去的日本谈判团是在混吃等死，那么这一回则是在痴人说梦。
日本的代表提出了很多美国人肯定无法同意的新条件，实际上日本内阁的目的已经不期望谈判能有任何结果，这时候日本的联合舰队已经在为偷袭珍珠港做着准备，继续谈判只是用来麻痹美国的欺骗策略。
日美关系有着悠久而亲密的历史，在1938年日本对美国商船封锁了长江航道之前，美日关系都是令双方满意的。
这种关系源于双方的历史渊源，长期密切的经济交往，以及在反对俄国在中国和东北亚的势力范围的共同利益关系，此外还有日本在19世纪末期以来，和美国极有政治影响力的犹太人社会建立的友好联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美国宣布中立法案，禁止用美国船只装载武器和军用装备出口。
这一政策实际性上是为日本帮忙，因为日本海军掌握着制海权，日本船只或者雇佣的其他国家船只可以从美国装载武器和军用装备及其它战略物资能畅通无阻。
实际性上这个中立法案的目的是断绝对中国的武器供应，为日本创造更加门户开放的中国市场出力。
随着侵华战争的继续，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实行无差别轰炸，美国侨民的人身和财产损失的消息不断传来，美国社会对日本的印象不断恶化。
1938年7日1日，美国政府决定“做个秀”，以日本对城市平民进行轰炸为由，发表了对日本实行“道义禁运”的指导性意见，通知美国公司“自行约束”对日本飞机和飞机零部件的出口。
但是美国公司却明显自觉性不足，在实行道义禁运的一年中，受战争需求刺激，美国对日本的飞机和飞机零部件出口翻了两番，达到1800万美元。
但是随着日本对长江航道的封锁，美日关系开始出现逆转。
当时的美国货处于中国对外进口商品中占得份额高于日本，和英国大体相当，每年高达两亿美元。
而到了1938年下半年，这个数字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受到了商业损失的美国工商业势力开始在舆论和国会上反对日本，要求对日本实行贸易制裁，最终美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通过了第一个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法案，禁止美国企业对日本出口作战用的飞机和飞机零部件。
到了1940年7月，美国对日本的各种出口都进行了限制或者许可证审判制度，这种做法与其说在制裁日本，不如说是在未来对付德国。
一方面通过限制对日本的出口，将出口到日本的各种物资限制在仅够日本本国使用的水平，防止他们把多余的物资转手倒卖给德国人。
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的进行，各种生产的扩大，很多资源英美本身就不足，自然要先优先供给自己。
到了1940年9月，美国开始禁止废钢对日本出口的时候——这件事情是源于日本强行开进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才是美国第一次开始认真的在制裁日本。
即便此时，在美国对日友好的势力依然强大，美国只是希望给日本人以警告，希望他们悬崖勒马，从来没有真正希望在经济上让日本陷入困境的意图。
1941年3月，美国升级了这种警告，将油桶、储油罐、钻井机、炼油设备等石油相关产品纳入禁运和管制范围，并且削减了对日本的石油出口数量，作为对日本加入《三国协议》的一种回应。
同时美国还将中国纳入了租借法案，不过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美国仅仅给了蒋介石政府2000万美元的贷款额度用于购买美国的物资，而且规定了严苛的偿还期限和偿还方式。
和提供给英国无限制和无限期的（或者说干脆就没打算要她还）援助相比，根本不是同一种性质。
而在1941年前和1938年前，苏联和德国给予中国的援助和贷款，每年都接近一个亿，这才是战时援助应有方式。
这个时期的美国人对待日本，就好像一个慈爱的大哥哥，看着一个青春期叛逆的小弟弟。
一方面希望通过适度的管教，让他浪子回头。
一方面又紧张的注视着他新近结交的不三不四的坏朋友。
当这个小弟弟，做的太过火时，美国大哥也偶尔会严厉一点，展示一下兄长的威严，但是总得来说，美国不希望和日本彻底闹翻，或者逼迫他们和德国人走的更近。
但是有一点，就是资产阶级的亲兄弟也是要把钱的问题算清的，美国人在中国赚钱的问题是不容通融的，门户开放是一定要谈，而且要把问题解决的明明白白。
1941年7月的御前会议之后，日本陆海军开进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以此的港口和机场为跳板，日本可以直接攻击马来半岛上英国殖民地。按照过去几年的惯例，作为日本又一次犯规的应对，美国有必要对此进行一次回应。至于回应的程度是什么样的，还是值得商榷的。一派认为不应该过分刺激日本人，这样有可能导致他们立即南下进攻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
而另一派则认为必须给日本一次前所未有的压力，让他们彻底收手，他们希望联合英国和荷兰，完全断绝对日本的石油供应。这一派以财政部长摩根索和战争部长史汀生为首。史汀生是美国政坛宿老，曾经做过菲律宾总督，多次出任国务卿和历任总统的外交顾问，还是当年日内瓦裁军会议的主持人，在美国政坛可谓德高望重，而且他也是出身纽约老牌豪门，和两位罗斯福总统都是世交。
史汀生也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对华和对日政策的主要操刀者，他提出了所谓“史汀生不承认主义”。既名义上不承认日本用军事手段改变世界版图的行动，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但是实际上不采取任何有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只要日本不侵犯到美国的在华商业利益，那么就一直坐观其变，看看是否有浑水摸鱼的可能性。史汀生的政策被西方列强纷纷效仿，成为日本对华侵略的最有效的纵容。现在随着日本加入《德意日三国条约》，作为当年的对日绥靖的主要推手，史汀生声望大跌，他的立场180度大转弯，一个可能是良心发现，希望弥补自己的过失；另一个可能仅仅是秀一下强硬，挽救自己的政治声誉。
而小亨利·摩根索出身于另一个纽约富人家庭，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密友和政治伙伴。他的父亲老摩根索是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处于这种血统关系，小摩根索极度的憎恨正在迫害德国犹太人的纳粹政权，对任何与德国政权沾边的东西都是他发泄憎恨的目标。所以当日本加入三国协议之后，小摩根索就一直主张用最强硬的手段对付日本人。
而对于史汀生和摩根索的意见，美国国务卿赫尔以及军事参谋部的大部分将领都表示反对。他们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如果英美荷采取联合行动，确实可以完全切断日本的石油供应，但是日本目前的石油储备足够他们使用一年以上，如果压缩民用的话还可以坚持更久。所以石油禁运并不会削弱日本军队攻击力，相反它会刺激日本人马上去抢占荷兰殖民地上的油田。而当前英国与荷兰军队在东南亚的军事力量非常虚弱，没有能力抵抗日军南下。而美国的陆海军的军备计划需要到1942年底才能见到成果，所以如果日军立即南下，美国军队不可能第一时间支援英国和荷兰。那么最后日本就会占领东南亚，夺取那里的油田，这样对日本的石油禁运，除了激发战争，不会有任何好处。
对这样理性分析、有凭有据的意见，罗斯福总统表示赞同。但是无论是史汀生还是摩根索，在美国政坛和罗斯福政府内部，都是极有影响力和实权的大人物。而且他们的意见得到一些国会议员和社会舆论的支持，罗斯福不想明确的反对他们，于是决定把这个问题的皮球踢给英国人，让英国人参与决断，在罗斯福看来，英国应该会表示反对，毕竟英国才是利益的直接相关方，日本人要进攻是他们的殖民地。
在这个时期，大部分美国人是得意洋洋又骄傲自满的（也许现在也一样），他们认为如果日本和西方国家发生冲突，那么最初也是日本和英国荷兰去打，他们从来不认为日本有胆主动进攻强大的美国。“你说什么？日本要主动进攻我们……啊哈哈哈哈哈！他们是想在太岁头上动土，还是老寿星吃砒霜——活腻了。”
但是与美国人骄横的自我膨胀式的分析不同，日本人也有对局势的清醒认识。
日本的南进计划始终也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能否避免和西方列强的大规模战争。
日本是否可以只侵略已经土崩瓦解的荷兰殖民地的东印度群岛，而不去动还有口气的英国。还是只侵略英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而不和强大的美国发起冲突。
当在1940年夏天的时候，日本最初拟定南进计划时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它是几块东南亚殖民地里物产最丰富的。
这时候日本人最担心的国家居然不是英国而是德国，他们担心如果荷兰政府完全投降德国，并且德国人担负起保卫荷兰的海外殖民地的责任。
如果这时候日本强行夺取荷属东印度，就意味着对德国的宣战。
但是令人安心的是，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荷兰政府流亡到伦敦去了，并且荷兰的殖民地继续忠于流亡政府。
于是日本开始试探英国的态度，丘吉尔给出的态度是明确的，英国对荷兰负有军事义务，如果日本入侵荷兰殖民地，英国将会采取措施。
由此日本得出了“英荷不可分论”，日本不可能只入侵荷兰殖民地，而不去和英国交战。
然后日本又去试探美国的态度，如果日本入侵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美国是否愿意作壁上观。
美国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军事义务，但是也是给日本以严厉的警告，并且大规模增加了美国在中国和菲律宾的驻军规模，还计划训练一支40万人的菲律宾军队。
随着局势的发展，英美荷三国在东亚和东南亚所有的问题上，都互相配合，包括对日本的制裁和外交警告，由此日本人又推演出了“英美不可分论”。
尤其是经历了这次联合的石油禁运之后，日本更是相信如果他们发动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攻，其他国家都不可能置之事外，日本正处于一个“ABCD”包围纲中（America、Britain、China、Dutch），如果日本想要干一番事业，就必须要冒同时和四个国家交战的风险。
在这个ABCD四个国家中，唯一能够给日本造成实际威胁的无疑就是美国。
按照美国人的想法，因为美国强大，所以弱小的日本肯定不敢主动招惹他。
而美国又没有明确对英国和荷兰承诺军事义务，那么日本发动战争肯定会先捡软柿子捏，先去占领容易占领的东南亚。
但是美国人明显不了解日本人好走极端的性格，日本人和他们的想法正好相反，正是因为日本比美国弱小，所以就必须先发制人。
如果放任美国做好各项准备来进攻日本，日本肯定不是美国人的对手，所以不如先下手为强，在美国没有做好准前重创他们——这也符合他们过去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经验，通过冒险、勇气、周密的计划和先发制人，日本都两次战胜了比他们更强大的对手。
最后，要说的是，英美荷联合对日本的石油禁运是否导致日本打响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这一点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日本决定进行更大的冒险，已经在7月初的御前会议上做出了决定，美国人热衷于相信这次石油禁运对整个二战局势的影响，很可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国家形象，掩饰自己当年对日本的纵容态度。
但是这次石油禁运，缩短日本文职政府的生命，导致近卫文麿内阁对军队的冒险所采取的以拖待变的政策——难道你还要继续拖延时间，等到我们陆海军因为没有油而丧失力量时才做决定吗——所以加速了日本南下计划。
而另一方面，也坚定了日本认为的“英美不可分论”，下定决心在南下政府东南亚之前，击破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
所以如果没有这次联合石油禁运，是否存在日本只入侵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而且不去偷袭珍珠港，也未必可知。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当时的战局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因为在之前英美两国对于战争局势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即便日军南下，英国也有能力守住新加坡这个要塞城市和交通枢纽，把日本的陆海军拒之于印度洋之外的前提下——毕竟新加坡是大英帝国经营了二百多年的东方垒。.
但是在这之前，丘吉尔已经犯下了严重的军事错误——他极其渴求能够在中东或者地中海一带，为屡战屡败的大英帝国在德国人面前赢得一次胜利——这次胜利对维持英国继续作战的国民士气，保护丘吉尔政府的生存，都有重要意义，毕竟一个丘吉尔不能通过宣传一次又一次在德国人面前的“成功撤退”来作为自己的战时内阁的业绩。
为了这个政治目标，丘吉尔把军事参谋部门计划原本要用来加强新加坡防御的陆军、空军和舰队，都挪用到了中东和地中海一线，这让新加坡变得无比虚弱。
如果日军选择不偷袭珍珠港，而只选择南下，并且全力以赴的进攻印度洋和印度，而美国人在宣战问题上稍有迟疑（这个可能性很大），那么丘吉尔就必须为了自己的这个错误买单——他就得下台，然后英国新内阁就可能选择和希特勒苟合，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即便美国日后宣战也没办法奈何远在欧亚大陆的德国了。
但是幸运的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日本在南下的同时，偷袭了珍珠港，直接和美国人干上了。
发生这种事情的很大因素就是当时由美国人牵头的三国联合对日本的石油禁运，让日本人认定英美不可分，必须同时对英美作战的决心。
这件事绝不是一些“小道消息”所说的，罗斯福和他的高参们设计的逼迫日本对美国动武的阴谋论。
实际性包括罗斯福在内的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日本不敢主动攻击强大的美国，只会去东南亚捏捏英国和荷兰这样的软柿子。
而且英美两国的参谋机构给出的建议也是，不应该和日本作战，因为这必须将盟国的大部分资源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从而影响对德国人的战争——对此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都是认可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最终决定启动联合石油禁运的不是罗斯福，而是丘吉尔决定的。
为什么丘吉尔要不顾自己的阁僚、顾问和军事参谋人员的反对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这确实是一个历史之谜。总结了一下，大致上可能有一下几种可能。
第一，丘吉尔对大英帝国的健儿们非常有信心，相信他们可以一敌十，一艘战列舰可以单挑整个日本联合舰队。
第二，丘吉尔对印度人很有信心，他相信一批新组建的印度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可观。
毕竟丘吉尔曾经高度赞赏过印度人的生命力——当印度在二战中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但是丘吉尔仍然下令从印度大量征集粮食用于支援英国的战争，在遭到一些阁僚认为这样会造成上千万的印度人饿死时，丘吉尔这样说，“印度人就像兔子一样善于繁殖。”
第三，丘吉尔相信日本人的本性是热爱和平的，不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动怒。
第四，丘吉尔对日本人好走极端的民族个性非常了解，并且成功的预测到日本必然先进攻美国。
第五，也是最有可能的，那就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一个低级的错误。
历史宣传学家们热衷于把历史上的成功人士描写为一副高瞻远睹、精力充沛、永不犯错的形象。
但是又更多人从近距离观察这些成功人士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他们中真正出类拔萃的人很少，大部分人都很平庸，他们能够做到如此高位取决于他们的家世、时代的背景、以及一些运气。
从丘吉尔的一生来看，他除了讲演和写作方面，并没有在其他领域表现出太高的智能。
在贵族学校里，教师认为他蠢笨、贪吃、性格冲动；在军校里他各项成绩都不合格，他的家族不得不动用政治人脉，才让他顺利毕业。
在担任内政部长时，他曾经亲自带着大炮去逮捕两名抢劫了珠宝店的罪犯。
在担任海军部长时，他草率的策划了一场损失惨重的登陆战。
因此没有理由相信他从1940年之后，就突然脱胎换骨，成为英明神武的战时领袖了。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七十岁了，常年抽烟、酗酒的习惯，让他的身体极差，在二战期间还经历过多次心脏病发作。
一名当时英国的高级参谋人员评价丘吉尔做决定时的状态这样说，“他不喝酒时就无精打采的无法工作，而一喝上酒就开始胡言乱语。”
对于这样一个人，他既缺少做出正确判断的智能，又缺少进行谨慎思考的精力，所以做出一个低级的错误的决定本身就并不稀奇。
但是有时候，运气也许比其他所有的东西都重要——人家就走狗屎运，让你羡慕的要死。
来源：邓德全说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