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公社机关的人员配置

摘要：那一年，村里一下子来了好多干部，大家背地里说，公社算是“养了一窝人”了。吃国家粮的人，兜里有工资，天还能塌下来？可班子里头，有几张脸上总是没笑意，谁都能看出来。临到文革前夜，风声慢慢紧了，听说城里已经乱起来了，有人偷偷去听广播，回来只在炕头上唠一句：“怪事就快

那一年，村里一下子来了好多干部，大家背地里说，公社算是“养了一窝人”了。吃国家粮的人，兜里有工资，天还能塌下来？可班子里头，有几张脸上总是没笑意，谁都能看出来。临到文革前夜，风声慢慢紧了，听说城里已经乱起来了，有人偷偷去听广播，回来只在炕头上唠一句：“怪事就快到了。”

那时候的“公社”，其实就是大家嘴里的大队。书记最大，是个脾气急的人，穿一身蓝褂子，腰里系着帆布皮带。大嗓门，训人习惯了，可一喝酒两杯，又跟炊事员嘻嘻哈哈吹牛。副书记平日里站在一边，眼神不怎抬，倒会帮着圆场。有一回集体议事，我奶奶正好去送饭，回来说副社长当场撂了句：“这事要是办砸了，工资你扣，我回地里割麦子去。”大家都笑，书记也没发火。那裤脚上有泥，手里全是老茧，谁都知道他根在地里。

说起来那一年的人事，公社里头人不少。十二号人物端坐在那里，工资归财政发，但武装部副部长还只是个“工分农民”。这事儿挺怪，那副部长也常在田里跟人一起抒麦子，扛枪就是开会了。小孩子不懂，只觉他戴那顶旧军帽可威风，见人也不怎么说话，自己蹲在墙根，卷烟抽得带劲。可一讲到武装队、民兵训练，眼睛里比书记还亮。他的身份夹在中间，不是真官，也不像普通种地的，谁敢小瞧呢？

其他编制外的就更不用说了。会计是村里的算盘匠，满手老茧。炊事员跟通讯员天天见，算是“大公社”的底子人。轮到分粮，谁敢忘了他们的饭碗？其实村里的“编外”远比编制里头的亲切——会计家里穷，每次逢年底结账都怕噼里啪啦算丢了。通讯员一脸孩子气，上坡下地，咋天热咋下雨都去跑腿，那年才十五岁。

后来听长辈们唠，粮站、供销社是公社外的事儿。那地方也有一批摸得清米袋子门路的人，他们归镇上来人管，跟公社书记不是一个圈子。隔了层风，说不上亲，也无甚争端。偶尔几个年轻人喝酒会挤兑：“你们供销的日子，比咱公社干部舒服吧？”真要细说，都是天南海北来的青年，哪有什么真仇。

文革风头越来越怪。这个时节，男人们的腰带都勒紧了，干部怕答错，平头百姓就怕被招来批斗。书记挨斗几回，副社长偷偷跟父亲说：“这活一天比一天没劲。”妇联主任俨然是队里一把铁娘子，平日里最勤，文革一来，哭过两场，说不是滋味。共青团委员年轻，有点毛躁，写传单的字比谁都大，结果贴出去，三天就被撕了。

公社会里，还有一种关系，比工资更绕。比如两个副社长——一个是本村人，长年得算和哪个邻居搭伙，一个是外村调来的，干活扎实，心里有牵挂。闲下来的时候，大家都会自嘲：“咱们这班人，风往哪边吹，身子跟着斜。”没人喜欢变动，可潮水一来，谁都站不住。

炊事员是个嘴快的老奶奶，早上点火做饭，灰尘里一边咳嗽一边骂：“吃一碗饭还挑三拣四，工分算你多呀！”其实她自己永远拿不满工分，贴补家用全靠那点余粮。年底分红，书记拿工资，她拿张条子，大家心里都明。

其实那时干部好坏，村里心里都有杆秤。公社文书，是个写字好的人，帮口粮挂账。无数条帐，从天明记到晚上，常有人吐槽：“你这记账，靠得住吗？”文书咧嘴笑：“家底儿都在明面儿上，谁敢糊弄？”可那年冬天，村西的老岗地闹水灾，粮库进水，文书三天没合眼。人前风平浪静，人后胃病旧疾复发，媳妇常叨骂：“你那点死工资，有啥出息。”但他自有自豪，账一清就像命在一线。

到八十年代，一阵风又把天翻了。公社改乡，书记变成乡长，门牌也敲了新字。干部队伍越来越大，派出所、财政所、计生站，门口贴满了通告。新来的年轻干部，怕见老头，说话又拐弯。老干部总觉不自在，有人偷偷说：“咱当年的书记，可比现在这些‘公务员’管得多！”碱地上长出来的新机构，管头管尾，把老头老太太的话都塞进格子里。借地批文、计划生育、农技培训，事情一多，亲缘反而稀薄。公社的烟火气，慢慢散了。

乡政府下属的科室跟当年大队不是一回事了，纪律检查出头了，有人管账，有人查人。过去“喝酒议事”变成“规范流程”，谁还敢吵架？有人说好，有人说坏，这事确实见仁见智。只老一代在村口抽烟，话里常藏着一句：那个时候人情还重。这么多头头脑脑，谁也不敢说真心话，倒是回忆里，日子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