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激活，上汽的“凌云时刻”丨人汽

摘要：八月到九月份，上汽集团多头出击，气势如虹。新款MG4上市不到40分钟，大定订单突破1万辆；尚界H5预售开启时，18小时小订突破5万辆；全新智己LS6公布售价27分钟后，大定订单突破1万辆。

作者：管宏业

八月到九月份，上汽集团多头出击，气势如虹。新款MG4上市不到40分钟，大定订单突破1万辆；尚界H5预售开启时，18小时小订突破5万辆；全新智己LS6公布售价27分钟后，大定订单突破1万辆。

至此，年初以来，上汽单月销量已实现同比“月连涨”，产销存结构进一步优化。产品热销的背后，是固态电池、超级增程、端到端、ADP智能数字平台等核心技术提供支撑，上汽的技术组合竞争力重新站在前沿。

这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快速回归“上位”，这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重建信心，以我为主

上汽曾说：信心不能丢，上汽要的从不是“重回第一”的短期成绩，而是要找到一条扎根本土，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这里面的关键词，一个是信心，一个是可持续发展。而这两个关键词，正是解决当前发展问题的两把钥匙。

“信心”一直都有，产业路上发展至今的上汽，自信从来都是自带的无形资产。用NBA的套话说，就是“拥有一颗总冠军的心”。

作为实力超强、积累雄厚的大国企，底蕴自然厚重，只是需要重整牌面，将优势打出来。

简单说，就是将“巨人”激活。

原来上汽长期昂首，是靠着两大强势合资品牌的技术、产品输入赢。在新能源智能化潮流下，跨国品牌技术在中国不再处于优势地位。转变驱动力，必须解决内在基因觉醒，让自主品牌挑大梁，让自主研发贯穿集团价值链。仅以8月份为例，自主品牌销量增速49.5%，占集团销量比重达到63.6%，说明上汽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已经初步兑现了。

“三大”建设，统领改革

激活之后，下一步做的，是大刀阔斧的刀刃向内。总结来说就是三大：大自主、大营销、大研发。

“三大”启动的纲领性文件，是2024年下半年发布的《上汽集团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方案》。这一文件正式确立了，实施“三大”，目标就是“构建自主可控的核心能力”。

具体措施，则是将原本分散的乘用车公司、上汽国际、研发总院等5家公司整合为“大乘用车板块”，实现研发、生产、销售的一体化运作。以此优化自主板块的管理与决策流程。今年1月成立的“大乘用车”项目，上汽乘用车（含荣威、名爵）、上汽国际、创新研究开发总院、零束科技及海外出行等5个业务单元整合组建成一个“大乘用车板块”，标志着上汽集团在战略层面的一次深度重组。

“大乘用车板块”通过统一规划、资源共享，上汽实现了研发、供应链、渠道的规模化效应。即“大自主”实际上是统领“三大”的抓手。

研发端的整合，则以今年5月上汽零束科技与上汽研发总院整合为标志。这也是“大乘用车”项目下的子项目。整合后，上汽的研发资源更为集中。上汽近年有60%的研发资金投入新能源汽车相关领域，逐步构建起以“七大技术底座2.0”为代表的系统化平台能力，包括星云纯电专属平台、珠峰机电一体化架构和星河电氢一体化架构等。固态电池、双碳化硅“准900V”电驱系统，也持续推进并取得突破。这些底层技术平台，是上汽如今产品线爆发的基础。

“大乘用车”项目调整之下，5家企业其在营销领域的调整尤为突出。这么做的目的，一个是让营销贴近不同市场的用户需求，另一个是给营销赋权，让其参与研发早期工作。

这两个流程，尤其是IPMS，目的是确保产品定义阶段，就融入市场洞察。避免闭门造车和营销技术盲的问题。以前营销可以不懂技术，但到了节骨眼上就催着研发端给定义、给产品亮点、给技术逻辑。现在营销从设计端就开始参与，这些内容营销端自己就掌握了，而研发端则感知了市场态度。做技术的要懂市场，做营销的也要懂技术。这其实是价值链的去节点化。

上汽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部门墙”，确保信息穿透价值链，提升资源投放精准性。既围绕效率做文章，又变被动响应为主动价值创造。

提升人效，底蕴深厚

组织架构改革是“表”，改变运作方式，提升人效，才是“里”。

人主观能动性调动，是一门学问。粗浅地看，机构调整让人才有更大发挥空间；价值观重塑，让人才知道为什么而战；这一连串的组合激活就是将资源集中于“大自主”，开始找回定义产品的主动权。智己LS6和尚界H5，都表明上汽理解市场的方式变了。

面对所处的市场环境，上汽没有乱了阵脚，盲目跟风。而是自身优势选择了务实的发展路线。在纯电、插混、增程等多技术路线上不做选择题，全面开花。新能源汽车作为“科技生命体”不仅要有“智慧脑”还要具备“健壮身”和“强劲心”。

在电动化、网联化和智能化领域，上汽基于自身技术储备的基础上投资关键技术，同时与华为、宁德时代等供应商提升合作级别。

国企现在基本上都实行“自主创新+开放合作”的双轨策略，并持续深化合作构建产业生态。一方面，上汽推动合资品牌加快焕新升级；另一方面，上汽与跨界企业联手共建产业生态。同时，在加强产业协同，优化创新生态下，应通过提供更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鼓励中外企业在技术研发、供应链建设、标准制定等领域开展更广泛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