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1984年到河北电台当记者，贺主任在通采部。贺主任资格很老，文字水平很高，编稿很认真。通采部对记者业务抓得很紧，记者每两个月评一次“双月好稿”，个人推荐，专家评审。评完了，贺主任给每一篇稿写一个点评。评稿是为了提高，看贺主任的精准点评，是一种难得的学习，难得

献给第2025年 26个中国记者节！

赵金海著《记者是什么》（连载四）

笔如千斤重不能随便写

——悼念河北电台老主任、高级编辑贺华铭

今天（2月24日）听到河北电台的老主任贺华铭去世的噩耗，心情很难过。

我1984年到河北电台当记者，贺主任在通采部。贺主任资格很老，文字水平很高，编稿很认真。通采部对记者业务抓得很紧，记者每两个月评一次“双月好稿”，个人推荐，专家评审。评完了，贺主任给每一篇稿写一个点评。评稿是为了提高，看贺主任的精准点评，是一种难得的学习，难得的提高，常常让你眼前一亮，犹如走进一片新天地。记者在下面写稿，站位有局限，视野受限制，贺主任站得高，心中有全局，这篇稿子好在什么地方，差在什么地方，写法儿如何？遣词造句如何？篇幅长短如何？就像老师改作文，一字一句，分析透彻，讲得很细，非常受益。

贺主任来邯郸采访过几次，每次我都陪他到基层去。贺主任是离休干部，建国前参加工作，长期做新闻宣传，政治意识强，采访扎实，实事求是。有一次在下面采访，县里介绍了一位个体户，说他干得不错，赚了不少钱。当时，鼓励发展个体经济，需要好的个体户典型。采访中，这位个体户说得有些大，听了有些摸不着边。采访完了，贺主任说：“他说的这些，咱吃不准，说得再好，咱也不写。笔如千斤重，不能随便写。”贺主任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我牢牢地记在了心中。

20世纪八90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全国各地》节目，稿件由各省、市、自治区电台供稿，主要宣传各地的重要典型，稿件要求质量很高。在较长的时间里，贺主任负责给这个节目撰写稿件，不少稿件受到中央台的表扬，多篇稿件获得国家大奖，为河北电台争了光，为宣传河北做出了贡献。

今年年前，河北电台的领导来邯郸，我打听贺主任的健康情况，他们告诉我，贺主任年岁大了，行动不方便，说话也不清楚，没想到，春节刚过，贺主任就走了。

贺主任享年86岁。谨以此文悼念贺主任！

2018年2月24日

采访的讲究

一次，和一位年轻记者采访时，听到BP机响了，我只是习惯地用手按了一下停止键，仍聚精会神地做着记录。采访结束后，这位年轻记者带着不解的口气问我。你听到BP机响了，为什么不回个电话？我说：“这就是采访的讲究，你没看人家谈得正在兴头儿上，如果打断他的谈话，就显得对人家不尊重，会影响他的谈话。”

俗话说，“七分采访，三分写稿”。记者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在采访，记者在采访中的言谈举止，可以反映出他的素质。诸如，有的记者采访时盛气凌人，夸夸其谈；有的对被采访者的谈话漫不经心，随随便便；有的穿着邋遢，不修边幅；还有的在采访中，不停地接手机，打电话，或不打招呼中断谈话，随便离开，等等。记得有一次和一位年轻记者同县里的几位领导座谈，这位记者连个招呼也不打，就离开座位出去了。县里的领导出于对记者的尊重，就说咱们暂停一会儿，等记者来了再谈。结果，等了近半个小时，这位记者才从外边回来。采访对象尽管显得很无奈，但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事后，我问这位记者，怎么离开这么长时间？他说，我去看了一个熟人。

新闻学被称作人学，新闻就是同人打交道。因为新闻宣传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记者也就需要同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他们当中，既有领导干部，也有老百姓；既有知识分子，也有工人、农民。记者采访领导干部要不卑不亢，采访老百姓也不能盛气凌人。现在确实有一种不正常现象：有的记者在采访领导时低三下四，点头哈腰；在采访老百姓时，又好像自己变成了领导，下车伊始，指手画脚，乱发议论难免说一些不切实际的外行话。记者应该博学多识，但必定只是一个“杂家”，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因此，记者要善于向各方面的专家学习，向内行学习，向工人、农民学习。记者不是领导，采访不是视察工作，不能乱发议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记者采访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只有深入采访，多学善问，才能避免片面性，写出客观、准确、公正的报道。

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见全国记协六届一次理事会代表时，提出新闻工作者要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这就要求我们处处为人师表，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在采访活动中，要谦虚谨慎，不耻下问，善于学习，要穿戴干净、整洁，落落大方；要遵时、守信，按约定办事；要尊重被采访对象的风俗习惯和信仰。同时还得切记，不要夸口这次采访要写什么什么稿子，保证能发在什么什么位置；不要计较被采访单位派了什么车来接，吃了什么饭；不要向被采访单位要钱要物；更不能忘记党的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听信和传播不利于大局的小道消息。

原载于河北广播电台主办的《河北广播》杂志2002年第一期

采访与“吃枣”

看到这个题目，人们不禁要问，怎么能把采访和“吃枣”扯在一起呢？

我们下去采访，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当地领导和通讯员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素材，有面上的，有点上的，像一筐枣子摆在了桌上。人们吃枣总是拣皮鲜肉厚、无虫眼的先吃。采访也是这样，素材并不都是典型，而典型又不见得都具有新闻价值。这就要从大量的素材中找出典型，再从典型中选择最有新闻价值的方面。

选择典型是采访的第一步？如同吃枣时挑选枣子的外表。枣子结构可分三层：皮、肉、核。要鉴别枣子的质量，就得一层层剥开，品尝其滋味。采访也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例如，有关农业抗旱的报道，几乎年年搞，怎样写出新意呢？这里，我谈点体会。1982年，我到鸡译县贯庄公社采访抗旱情况，公社领导在介绍情况时，谈到高庄大队在全社抗旱中浇地进度最快，我就到高庄大队去了。队干部们谈了怎样组织领导，怎样修旧井，怎样机电一齐上等等，情况谈了一堆，都无新意。当我来到田间和群众一交谈，发现实行大包干后的农民在大旱当头，不是各顾各，而是互相协作，人多的帮人少的，劳力强的帮劳力弱的，机井、机具也尽量做到就近、方便、节水。这些现象使我想到，农村形势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实行了大包干，产量高了，农民觉悟却低了，而是富裕起来的农民眼界更宽了，集体主义精神更加发扬了。抓住了这一本质性的东西以后，我写了一篇《实行大包干的高庄大队群众团结抗旱》的消息，很快在本台播发了。

采访如同“吃枣”，“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是首要的一条。同时，还得肯下力气，方法得当。在采访中常有这样的事，被采访对象把事讲完了，记者也就没啥可问了。因此，虽然得到了一堆材料，却找不出新的角度。这就需要对这些材料多问几个为什么，挖掘出核心和本质。1984年9月我在武安县采访，听说寺西庄一个共产党员，几年来一直组织200多名农民在外地承包土木工程。有人劝他雇小工、发大财。他坚持按劳取酬，合理分配，还把两个有残废的人安排到工程队干些轻活儿，保证他们的收入。他为什么见钱不捞，干这些傻事呢？他说：“我入党时举胳膊说过，共产党员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个可永远不能忘啊！”这素朴的语言，不正是一个共产党员高尚品质的反映吗？于是，我和通讯员合写了《共产党员骞福元甘当“傻子”》的报道，河北电台采用后，中央电台也采用了。

原载于河北电台主办的《记者往来》1984年第六期

采访院士辛德惠

曲周盐碱地多，粮食产量低。20世纪70年代，在中央的一个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河北有个曲周县，建国20几年，粮食亩产增加了1斤，徘徊在建国初期的水平。

曲周县文化馆馆长李治山写曲周的23万亩盐碱地改造，说到了中国农业大学，说到了石元春、辛德惠教授。1973年，这两位教授，带着“国家黄淮海平原盐渍化地区综合治理科技攻关项目”，和农大的师生来到曲周盐碱区，以曲周北部23万亩盐碱地为实验区，在张庄村建立了实验站。

经过十几年的研究试验，他们总结出以深浅沟工程为基础，农业措施与水利工程、生物工程、田间配套工程相结合的盐碱地综合治理措施。1989年，试验区粮食亩产由治理前的70多公斤增加到741公斤，联合国农业发展基金会也在曲周县建立了28万亩综合治理项目区。同时，实验站还指导曲周及临近5县60万亩综合治理区的设计与实施，获得巨大效益。

石元春和辛德惠，都是中国农业大学土壤学专家，都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元春还担任了中国农大校长。1991年的时候，河北电台策划报道一批国家级在河北有贡献的专家，我确定采访辛德惠。这时候，辛德惠除了负责农大曲周实验站外，还承担了邯郸市菜篮子工程的工程生态设计，以及马头攻关试验区服务城市、发展农村的市郊型农业发展生态设计。辛德惠院士有时住在曲周实验站，有时住在马头。我辗转找到辛德惠院士，是在马头镇他的一个简陋的住处。身为教授、院士，辛德惠没有架子，平易近人。采访完了，临近中午，辛教授请我在马头的路边店吃饭。辛教授说，我不沾烟酒，吃饭简单，不讲究。我说，我常在下边跑，啥饭也能吃。我们边吃边谈，不认识的，不会想到坐在路边吃饭的是一位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院士、教授、科学家！多么可亲可敬的知识分子啊！

辛德惠教授，1931年出生，辽宁省开原县人，共产党员，1954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1958年至1962年在莫斯科大学获土壤学博士学位。1999年，68岁的辛德惠病逝，骨灰安放在位于曲周四疃乡的中国农大实验站。

2017年11月14日

来源：邯郸赵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