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东北的嫩江流域、内蒙古的草原深处及新疆的边境城镇，世代居住着一个以骁勇善战、精于农耕闻名的少数民族——达斡尔族。作为阿尔泰语系民族中的独特支脉，达斡尔族在数百年的迁徙与融合中，既坚守着“棒打獐子瓢舀鱼”的渔猎记忆，又在戍边守土的历程中铸就了家国情怀。从黑
在中国东北的嫩江流域、内蒙古的草原深处及新疆的边境城镇，世代居住着一个以骁勇善战、精于农耕闻名的少数民族——达斡尔族。作为阿尔泰语系民族中的独特支脉，达斡尔族在数百年的迁徙与融合中，既坚守着“棒打獐子瓢舀鱼”的渔猎记忆，又在戍边守土的历程中铸就了家国情怀。从黑龙江北岸的古老家园到新时代的城镇乡村，这个民族用坚韧与智慧书写着多元一体的发展篇章。
一、族源溯源：从黑水先民到草原新脉
达斡尔族的族源始终是民族史学界的研究热点，虽无单一定论，但“契丹后裔说”与“蒙古同源说”构成了认知其起源的核心框架，最终形成“多元融合”的学术共识。
“契丹后裔说”是流传最广且证据扎实的观点。达斡尔族的语言、习俗与辽代契丹人存在诸多契合之处：语言学研究显示，达斡尔语中保留了大量契丹语词汇，如“太阳”称“那日”，“月亮”称“萨日”，与契丹小字碑刻中的记载高度吻合；辽代契丹的“捺钵制度”（四季游牧办公）在达斡尔族的季节性渔猎习俗中仍有遗存，而契丹贵族盛行的“树葬”仪式，在部分达斡尔族传统丧葬中可寻踪迹。清代《黑龙江外纪》明确记载：“达斡尔，辽之后裔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传承关系。
“蒙古同源说”则聚焦于民族迁徙与部落融合的历史。达斡尔族自称“达斡尔”，意为“耕耘者”，其早期活动区域与蒙古族部落交错分布。12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大兴安岭西北的达斡尔族先民已与蒙古部落产生密切交往，部分部落甚至编入蒙古军征战四方。明代史料中，达斡尔族常与鄂温克等族被泛称为“索伦部”，在军事与生产中保持着与蒙古族的协作关系，语言中也吸纳了不少蒙古语借词。
此外，近年考古发现表明，达斡尔族先民在长期发展中还融合了女真、鄂伦春等民族成分。学界普遍认为，达斡尔族的形成是契丹后裔在黑龙江流域定居后，吸纳周边民族文化，于明代逐渐形成的稳定民族共同体，其族源的多元性造就了文化的包容性。
二、分布与人口：跨越北疆的聚居格局
达斡尔族人口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典型特征，核心聚居区沿历史迁徙路线分布于北疆三地，同时形成了跨境分布的特殊格局。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数据，中国境内达斡尔族总人口为132299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31992人相比基本持平，人口发展态势平稳。从性别结构看，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男性6.57万人，女性6.67万人，性别比为98.51，处于合理区间。年龄结构上，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比达69.30%，成为人口构成的主体，显示出较强的人口活力。
内蒙古自治区是达斡尔族的第一大聚居区，2010年人口达76255人，占全国总数的57.8%。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是全国唯一的达斡尔族自治旗，与鄂温克族自治旗、扎兰屯市共同构成核心聚居带，其中莫力达瓦旗和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集中了全国约60%的达斡尔族人口。黑龙江省是第二大分布区，2010年人口40277人，主要聚居在齐齐哈尔市及黑河、嫩江等地，1982年齐齐哈尔市的达斡尔族人口曾占全省总数的70.4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则是达斡尔族的重要戍边聚居区，18世纪因清政府征调驻防迁入，2010年人口5536人，77.55%集中在塔城地区。
国际分布方面，达斡尔族是跨境民族，俄罗斯境内有约1.2万达斡尔人，主要分布在阿穆尔州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其祖先多为17世纪中叶中俄边疆战事中未内迁的留守族群，目前仍保留着与中国达斡尔族相近的语言习俗。
三、语言文字：阿尔泰语系的活态传承
达斡尔族拥有独立的民族语言，文字发展则经历了从借用他人到自主创制的过程，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达斡尔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内部存在明显的方言差异，主要分为四大方言区：布特拉方言使用人口约5万，齐齐哈尔方言约4.5万，海拉尔方言约1.5万，新疆方言约0.5万。语言特点上，其语音系统保留了蒙古语族的典型特征，词汇中则吸纳了大量汉语、满语借词——农业术语多源自汉语，如“锄头”称“chutou”；历史军事词汇则有满语痕迹，而新疆方言中还融入了哈萨克语元素。日常交流中，达斡尔语仍发挥重要作用，抖音等平台上的教学内容展示了鲜活的语言形态，如“你好吗”说“西三些”，“你真漂亮”称“西塞羹”。
根据语保工程数据，达斡尔族总人口中约11.5万人使用本民族语言，调研点平均使用率达62.9%。但方言活力存在地域差异：内蒙古、新疆的达斡尔语属于一般语言，而黑龙江的达斡尔语已成为弱势语言，需通过专项保护维系传承。
文字方面，达斡尔族历史上长期借用满文和汉文作为书面交流工具，满文多用于官方文书，汉文则通行于民间事务。20世纪初，曾出现以满文字母为基础的“达斡尔文”，但未普及。1956年，我国语言工作者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方案，1982年经完善后正式使用，该文字包含31个字母，能完整记录达斡尔语语音。目前，本民族文字使用率约33.8%，主要用于教材编写、民间文学整理和文化传承，虽无民族文字网站，但通过纸质出版物和非遗项目得以延续。
四、政权与戍边：羁縻体系下的地方治理
达斡尔族在历史上未建立独立的民族政权，但其先民曾参与多个北方政权的建设，清代以后则通过“佐领制度”承担戍边使命，形成了独特的地方影响力。
辽金时期，达斡尔族先民作为契丹部族的重要分支，参与了辽王朝的建立与治理，其活动区域属上京道管辖，是辽代“腹心地带”的重要居民。元代，达斡尔族先民归入“辽阳行省”，部分部落被编入蒙古军，参与对东北边疆的镇守。明代，达斡尔族形成稳定族群，以部落联盟形式存在，向明朝纳贡称臣，其聚居的黑龙江中游地区被称为“萨哈连部”，因盛产黑貂又被称为“萨哈尔察部”。
清代是达斡尔族历史的重要转折期。17世纪中叶，为抵御沙俄入侵，达斡尔族在首领带领下内迁嫩江流域，被清政府编入“索伦八旗”，实行“佐领制度”。每个佐领管辖百余户，既是军事单位也是行政单位，达斡尔族青壮年需轮流戍边、参战。这种制度下，达斡尔族的势力范围虽未以政权形式体现，却通过军事戍边覆盖了广阔区域——从东北的瑷珲城到西北的新疆塔城，都有达斡尔族戍边部队的身影。
巅峰时期，达斡尔族的聚居与戍边区域北抵嫩江上游，南至齐齐哈尔，西达呼伦贝尔草原，东接黑龙江沿岸，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他们在这些区域发展农耕、渔猎，同时承担着守卫边疆的职责，形成了“兵农合一”的社会结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达斡尔族民众积极投身抗日斗争，用鲜血守护了这片土地的主权。
五、群英荟萃：跨界领域的时代标杆
在不同历史时期，达斡尔族涌现出一批在文学、教育、艺术、学术等领域成就卓著的人物，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与社会进步的引领者。
近代爱国先驱金寿鹏（1909-1936），黑龙江龙江县人，毕业于省立师范学校。“九一八”事变后，他担任呼伦贝尔第一所完全小学——呼伦小学的校长，以课堂为阵地宣传抗日思想。1936年因“凌升事件”被捕，在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最终惨遭日寇杀害，年仅27岁，用生命诠释了民族气节。
文化艺术名家通福（1919-1989），内蒙古鄂温克旗人，著名作曲家。他创作的《敖包相会》《草原晨曲》等经典歌曲，将达斡尔族音乐元素与时代旋律融合，风靡全国，成为草原音乐的代表作品。画家吴团良，别名艾谢金·团良，擅长以国画技法展现北疆风情，其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荣获多项国家级奖项。
学术与教育精英满都尔图（1934-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著名民族学家。他长期致力于北方民族研究，出版《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多部专著，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德全英，新疆塔城人，新疆第一位法学博士，现任教授，在国际法与民族法学领域成果丰硕。
政界与社会贤达吴团英，黑龙江龙江人，研究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长期推动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郭道甫（1894-？），本名墨尔森泰，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致力于民族教育革新与边疆治理研究，对近代内蒙古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
这些人物的事迹既彰显了达斡尔族的文化基因，也见证了民族与国家发展的同频共振。
六、婚姻变迁：从族群内婚到多元交融
达斡尔族的婚姻制度经历了从严格内婚制到开放通婚的演变，这种变化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
传统达斡尔族婚姻以本民族内婚为基本原则，同时实行“同姓不婚”“辈份不婚”的禁忌，择偶多在地域邻近的达斡尔族村落间进行。婚姻仪式充满民族特色，从“媒人提亲”需携带“哈达与酒”，到婚礼上的“哭嫁歌”“迎亲舞”，再到婚后“回门礼”，每一步都蕴含着对家庭伦理的重视。此时虽偶有与鄂温克、鄂伦春等周边民族通婚的情况，但与汉族通婚极为罕见，且多需经过部落首领同意。
清末民初，随着闯关东的汉族民众涌入东北，达斡尔族与汉族的交往日益频繁，通婚禁忌逐渐松动。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族际通婚仍属个别现象，且多为达斡尔族男子娶汉族女子，女子外嫁汉族的情况极少。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法》的实施彻底打破了民族通婚的限制，平等的民族政策为跨民族婚姻创造了条件。
如今，达斡尔族与汉族的通婚已成为普遍现象，尤其在城镇地区，业缘、学缘成为新的择偶纽带。在莫力达瓦旗等聚居区，族际通婚率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10%提升至当前的30%以上。通婚家庭中，既有保留达斡尔族传统习俗的，也有融合汉民族文化的，形成了“双语交流、双俗并存”的家庭文化模式，进一步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互鉴融合。
七、人口流动：城镇化浪潮中的迁徙图景
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动下，达斡尔族人口流动呈现出“双向流动、多点分布”的特征，外出务工成为改变民族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
达斡尔族传统聚居区虽自然资源丰富，但长期以农业、畜牧业为主，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崛起，大批达斡尔族青壮年开始走出北疆，前往城市务工。这种流动最初以季节性短期务工为主，集中在建筑、餐饮等行业，近年来逐渐向长期稳定就业转变。
从流动规模看，达斡尔族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以核心聚居区莫力达瓦旗为例，当地通过“跨区域劳务协作”机制，与宁波、北京、湖北等地企业建立合作，仅宁波冠匠工具有限公司就累计吸纳莫旗籍员工130人，月均收入达6000元以上，部分技术骨干年收入超10万元[__LINK_ICON]。乡村地区人口外流现象更为明显，莫旗西博荣村等传统村落，原有40余户人家，如今常住仅20余户，大部分青壮年前往城镇或外地发展。
从流动方向看，形成了“省内集中、跨省拓展”的格局。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黑龙江的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区内城市是首要目的地，约占外出务工人口的50%；跨省流动则主要流向浙江、广东、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抖音等平台上不乏达斡尔族务工者分享在深圳、宁波等地的生活片段。
人口流动带来了多重影响：一方面，务工收入显著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推动了家乡的住房改造与教育投入；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文化传播与观念更新，年轻务工者将城市管理经验、创业理念带回乡村，推动了传统村落的现代化转型。为应对流动带来的挑战，地方政府推出多项举措：莫旗等地区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务工人员就业竞争力；同时通过建立民族文化传习所、扶持“非遗+旅游”项目，保障民族文化在流动社会中延续。
从黑龙江北岸的古老渔猎部落，到横跨北疆的戍边族群，再到新时代的城镇化参与者，达斡尔族在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坚韧与智慧守护着民族根脉，同时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个兼具渔猎文化基因与戍边情怀的民族，正以开放的姿态面对现代化浪潮，其独特的文化遗产与发展历程，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注脚。在乡村振兴与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达斡尔族必将书写出更加精彩的发展篇章。
来源：橘子洲头望明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