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3年4月的一个上午，雨丝刚停，上海市政府大楼三层会场仍带着潮意。陈毅掀开门帘步入，人群不觉自觉侧身。签到簿递到手里，他翻完合上，眉头轻蹙，声音突然拔高：“肖纯锦先生怎么没来？”短短一句，把百余名在座的教授、企业家、民主人士问得面面相觑。

1953年4月的一个上午，雨丝刚停，上海市政府大楼三层会场仍带着潮意。陈毅掀开门帘步入，人群不觉自觉侧身。签到簿递到手里，他翻完合上，眉头轻蹙，声音突然拔高：“肖纯锦先生怎么没来？”短短一句，把百余名在座的教授、企业家、民主人士问得面面相觑。

空着的那把藤椅像一只缺口，没人敢多言。陈毅向会场另一端招了招手，工作人员悄声解释：“刚才联系不通，可能身体欠安……”陈毅没再说话，只把目光投向窗外的梧桐树。风一阵一阵，吹得枝头沙沙作响，像是为这段师生情缘翻页。

没人知道，他此刻想起的第一幕并不是课堂，而是1939年8月的赣州城。那天两个人隔着方桌对坐，桌面上的谈判文件薄得像纸，却关乎数千游击队员的存亡。省政府首席代表肖纯锦，西装笔挺；对面是刚从大油山连夜赶来的红军将领陈毅，草鞋未干。开场寒暄过后，肖纯锦压低声音：“仲弘，你们需要什么条件？”一句“仲弘”，瞬间揭开十多年未变的师生身份。陈毅心领神会，只答了四个字：“民族大义。”

其实，再往前追，还得回到1921年11月的上海码头。被法兰西驱逐的勤工俭学生刚踏上甲板，鞋底还沾着海盐。陈毅连夜给各大报馆送去《我们在法国的非人遭遇》，痛陈北洋当局行径。第二天，几家报纸将文章置于显眼位置，一位年轻教授在茶楼读到后当场放下折页：“这学生有骨气！”他就是肖纯锦，彼时不过二十出头，却已是经济学硕士、北大讲席。次日，他提着一箱书、一袋银元，敲开了学生栈房的门。两人第一次长谈直到油灯烧尽，陈毅记得对方一句话：“要读书，也要读社会。”

不久，北洋政府在北京西山仓促设立“中法大学”以应付舆论，校舍破旧、经费全无。肖纯锦受邀执教文学、经济两门，顺便把陈毅、蔡和森几个学生拉回自家院子包饺子。后来陈毅回川从事地下工作，肖纯锦拍着他肩：“此去艰险，莫负青春。”陈毅未答，转身前已眼眶发热。

时间快进到1941年春，新四军皖南突围失利，部队北撤途中粮秣告急。陈毅绕道江西泰和，夜访昔日恩师。院内油灯昏黄，他压低嗓子：“部队三天口粮，撑不住。”肖纯锦沉默良久，终于点头：“我来想法。”凭借江西省督导粮食生产委员会主任的印章，他让后勤人员持“前线军粮”公文在德兴、浮梁等县大量收购，再由水道转运九江、安庆。三个月里十余船白米悄然抵达皖北，救下无数官兵。有人事后问他怕不怕，他淡淡一句：“能挺住抗战，值。”

然而好事难藏。半年后，有人向省府告密，熊式辉让人秘密调查。证据没抓到，却徒增猜疑。1946年冬，肖纯锦干脆辞去一切职务，南下上海，只求清净讲台。

说回1953年那把空椅子。会后，复旦教授王造时匆匆赶到肖府。开门的是程孝福，眼圈红得吓人：“十多天前让永新公安带走了，说是‘国民党省府大官僚’。”王造时倒吸一口气：“此罪名若坐实，怕是……”夫妻俩商量一夜，第二天清晨，程孝福搭车直奔市政府。

陈毅接见时，脸色比春雨还沉：“师母放心，这事我管。”说完抓起红色电话，“给我接江西省委陈正人。”电话那头刚一通，他几乎是命令口吻：“省委立即查明，肖先生对革命贡献极大，不得株连，立刻放人。”同时，他提笔写下特急函件，“护送到沪，并致歉意”十二字尤其醒目。

省委指示一路下达，地委书记朱继先当晚赶到永新，公安局长满头冷汗：“幸亏通知及时，再晚半天就移交专案组了。”翌日午后，肖纯锦走出看守所，双鬓已白，却仍拄着那根旧檀木杖。护送车辆抵沪那天傍晚，陈毅亲自站在火车站月台，远远握住老师的手：“先生，学生来迟了一步。”

数月后，中央召见陈毅汇报上海局面，席间毛泽东淡淡问起：“听说你救回一位老知识分子？”陈毅简述经过。毛泽东放下茶杯：“识大体、有担当的人，不能让他寒心。”简单十字，算是给了师生二人最稳妥的保障。

1954年，新学期伊始，复旦经济系教室里又多了一位精神矍铄的老教授。下课铃响，他像往常一样收拾讲稿，抬头看见窗外新栽的梧桐，轻声自语：“书生报国，总算不晚。”1968年冬，他在病榻上合上双眼，遗嘱只有一句：“莫忘民族之责，莫负学问之诚。”

来源：五聿映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