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细数美国签证的黑暗历史，宛如一部关于言论打压的“恐怖片”。从1790年代的《外国人与煽动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到一战、二战，再到红色恐慌年代，审查气氛始终萦绕。只要国内气氛紧张，政客总会将异见归咎于“外来势力”。民族主义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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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美国签证的黑暗历史，宛如一部关于言论打压的“恐怖片”。从1790年代的《外国人与煽动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到一战、二战，再到红色恐慌年代，审查气氛始终萦绕。只要国内气氛紧张，政客总会将异见归咎于“外来势力”。民族主义高涨之时，“言论自由”变成了只有公民才配享的特权。1920年，众议员约翰逊（Albert Johnson）大声疾呼：“言论自由属于我们，不属于他们！他们已经把我们的权利践踏到极限！”随即他推动了臭名昭著的《约翰逊-里德法案》（Johnson-Reed Act），让美国边境几十年如铁桶。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196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逐步放弃大多数审查手段，但签证审查却顽固地存留了下来。1980年，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Dario Fo）被拒签。国务院官员冷漠回应：“没人真以为达里奥·福会来美国闹革命或扔炸弹。只是他从没说过我们一句好话。”里根政府（Reagan Administration）同样拒绝了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遗孀、尼加拉瓜内政部长，以及两名古巴家庭政策专家，还有一位批评美军导弹政策的意大利将军，甚至连日本350名核裁军活动家（包含广岛幸存者）都被拒签。90年代与新世纪初，美国变本加厉，以反恐之名拒绝阿拉伯与伊斯兰学者入境。

在其他领域，标志性的最高法院判决已把冷战时期的言论审查彻底扫入历史垃圾堆。但签证审查，却从未被彻底否定。没有任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将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扩展到签证领域。

1970年代初，一桩案件似乎要改变这一切——比利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记者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被拒签。他本要在斯坦福大学与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辩论，还受邀到阿默斯特、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哥伦比亚和瓦萨学院讲座。曼德尔公开宣扬革命马克思主义，按冷战移民法，理应被拒。

可司法部长有权豁免——曼德尔1962年和1968年都获豁免成功。1969年再申请时却被拒，理由是他违反了上次豁免条款：去过未批准的大学，还在聚会演讲后，现场拍卖海报为法国学生筹款，涉嫌“政治集资”。政府承认，根本没明确通知曼德尔相关限制，但“规则就是规则”，这次坚决不给豁免。

被邀请的美国学者愤怒提告，称拒签侵犯了他们“听与说的权利”，主张第一修正案既保护言者，也保障听众和学术交流。他们要求最高法院将这一保护扩展到签证制度，控诉司法部长宛如“审查官”，随意决定谁能在美国大学讲学。

1971年纽约地方法院支持学者们，判定签证规定违反第一修正案。但一年后，最高法院以微弱多数推翻判决：政府对入境者拥有“绝对自由裁量权”，无需对理由做任何解释。

这就是所谓“全权权力原则”（Plenary Power doctrine），美国移民法的核心。该原则可追溯到19世纪末，中国移民被禁止入境，美国最高法院首次裁定：国会拥有绝对权力决定谁能进出国门，法院不得干预。冷战时期，这一原则被奉为“金科玉律”，法院屡屡站在政府一边。

曼德尔案成为“公民权利”与“移民权力”交锋的标志性时刻。第一修正案（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本是自由的武器，却在移民门口被搁置。1971年，六名大法官坚决主张：签证问题，就该由移民法主导，别拿公民自由来搅局。此后，再无案件如此正面触及“签证是否受第一修正案保护”。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