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 要：南宋地理总志《方舆胜览》在祝穆生前身后均获刊行，内容差别显著。宋代以降见存诸本基本源出祝洙重订本，祝穆原编本若存若亡。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嘉熙刊《四六必用方舆胜览》，大体保留祝穆原编本之貌。宫内厅本内容本身不惟为探究祝洙重订环节的文本处理方式提供参照
原文载《宋代文化研究》第3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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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四六必用方舆胜览》考述
文 / 顾思程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摘 要：南宋地理总志《方舆胜览》在祝穆生前身后均获刊行，内容差别显著。宋代以降见存诸本基本源出祝洙重订本，祝穆原编本若存若亡。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嘉熙刊《四六必用方舆胜览》，大体保留祝穆原编本之貌。宫内厅本内容本身不惟为探究祝洙重订环节的文本处理方式提供参照，其独特异文亦足资纠正重订本各类讹舛，还原史实之真。立足宫内厅本分析见存两部宋刊祝洙重订本的文字歧互，可知重订本首次刊印尚与祝穆原编本相契较深，重修后则偏离愈甚、徒增谬误，由此带来《方舆胜览》版本流传上的重要分化。
关键词：《方舆胜览》；祝穆；宫内厅书陵部；版本
南宋地理总志流传于今者仅王象之《舆地纪胜》与祝穆《方舆胜览》。前者卷帙浩繁，流布不易，影响不若后者深远。就编刊形式论，《方舆胜览》有祝穆原编本、祝洙重订本之分。在后世传布中，前者趋于汩没，后者衍为主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重要宋本影印出版，学界探讨《方舆胜览》版本源流趋于深入。早先谭其骧将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内容之异归因于两者印次不同。施和金有与《方舆胜览》点校整理工作，对此书用力极深。中华书局点校本《前言》即在其单篇论文《祝穆与〈方舆胜览〉散论》基础上修订扩充而成。据其研究，《方舆胜览》内容分化肇端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所藏两部宋本之分殊，后出元刻、清抄渊源于上海图书馆藏宋本。李勇先以明清地志征引《方舆胜览》为例，讨论原书在传抄过程中的文字变形。郭立暄通过版本实物目验、书影比对，指出多数书志目录标称的“宋本”实为元刻，海内外所藏祝洙重订本确证为宋刊者仅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本。日本学者住吉朋彦从书志学角度对《方舆胜览》现存各本进行叙录，惜未及文本内容变迁。至于刊成于南宋嘉熙初的祝穆原编本，今仅福建省图书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有藏。前者惟最末两卷见存，后者多数卷帙保存完好，其所具文献价值不言而喻。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曾数次影印，惜未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管见所及，仅卿彦、李更、林莹分别就此书探讨重订本较之原编本在题咏门所作增损、祝穆流露于地志中的私人化书写、组诗在两种版本中呈现形式之异。在专题考索之外，关于《方舆胜览》的编刊流传仍存在不少疑点： 祝穆原编本的刻印过程如何？宋刊祝洙重订本异文产生因由何在？祝洙对祝穆原编本所作重订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上述问题均有待进一步探析。
本文在全面比勘宫内厅书陵部藏本（以下简称“宫内厅本”）与宋刊祝洙重订本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宫内厅本与另两部宋本的渊源关系，把握宫内厅本独特优长，分析《方舆胜览》从祝穆原编本到祝洙重订本的写定经过，重新检视是书的源流谱系。
一、 嘉熙初刻考
《方舆胜览》，原题“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祝穆《自序》撰结于理宗嘉熙三年（1239），言编纂资料搜集发轫于年少习业四六时期：“始，予游诸公间，强予以四六之作，不过依陶公样，初不能工也。其后稍识户牖，则酷好编辑郡志，如耆昌歜。予亦自莫晓其癖，所至辄借图经。”早年黾勉四六，后醉心方志图经，两种旨趣在《方舆胜览》中得以绾合，遂积数年之力搜猎古今记序诗文、稗官小说，“三易稿而体统粗备”。书成，倩亲族中之显宦吕午作序，颇获揄扬：“经史子集、稗官野史、金石刻列、郡志，有可采摭，必昼夜抄录无倦色，盖为纪载张本也。”全书不惟记述建制沿革、疆域道里，尤措意名胜古迹，广收诗赋序记、碑刻题咏。《四库全书总目》谓之“名为地记，实则类书”，即指此而言。
宫内厅本编作四集，七十卷，装订为三十册： 《前集》四十三卷，《后集》七卷，《续集》二十卷，《拾遗附录》不分卷。《前集》自浙西路起至海外四州止，《后集》分淮东、淮西两路，《续集》起成都路、讫利西路。《拾遗》增补州郡脱漏材料。该本版框高、广分别为17.4公分、11.6公分。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大字跨行，双行小注同。左右双边，细黑口，双对鱼尾。版心依次记卷数、页次。卷首载《两浙转运司录白》、《福建转运司牒文》、吕午《方舆胜览序》、《总目》、祝穆《自序》。正文卷端顶格题“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卷之几”，次行空十格题“建安祝穆和父编”。《续集》《拾遗》前各拟《目录》，《后集目录》已佚，又有《引用文集目》原置《前集》开篇。该目罗列单篇诗文与笔记小说中的独立事条，然极少涉及材料所从出的具体书籍。从宫内厅藏本看，《引用文集目》单独成册，置前置后较为随意，是以杨守敬、傅增湘所记《引用文集目》所附位置或在《前集》之前，或附《后集》之后。正文抄配部分见《后集》卷七黄州、光州。又，《续集》卷七至卷十五均佚。
全书避讳较严，玄、朗、贞、匡、桓、完、构、慎、称、敦、筠等均阙笔，语涉宋帝处上空一格。钤“仁正侯长昭黄雪屋鉴藏图书之印”“龙眠”“昌平阪学问所”“浅草文库”“御库图书”“内务省文库印”等朱文印，卷末另纸附《寄藏文庙宋元刻书跋》。入藏图书寮前，乃近江西大路藩主市桥长昭旧物。“光格天皇文化年间（1804—1818）市桥氏献赠三十部宋元刊本于昌平阪学问所，此即为其中之一部。”此书传至东瀛后未曾回流中土，清季以降，杨守敬、傅增湘赴日搜访汉籍，遂得一觏其真颜。
明确宫内厅本即是祝穆原编本，可从几方面加以验证： 首先《录白》、吕午《序》、祝穆《自序》落款时间分别为嘉熙二年十二月、嘉熙三年十月、嘉熙三年十二月。《录白》关乎刻书版权，祝穆惟恐是书出后，浙闽两地书坊翻版射利，故上报官府以绝后患。文书有一定时效性，著述正式刊出自不会延宕过久。此外，重订本所附咸淳三年（1267）祝洙《跋》可作补证。文中交代修订原则曰：“惟重整凡例，拾遗则各附其州，新增则各从其类，合为一帙，分为七十卷。本朝名贤不敢书其讳，依文选例，谨以字书之。此皆先君子欲更定之遗意。”宫内厅本无论是分编数集、存《拾遗》以补阙的体例，还是称述先贤以名、以字、以号不拘一式的文字细节，皆与祝洙所揭修订前的文本状貌吻合，宫内厅本直接反映祝穆原编本之貌，自可不疑。
再论编刊流程。三集究竟是刻梓于一时、同步印行，还是分次出版、中有间断？木记所示信息颇可留意。原书镂刻木记五处，分见《引用文集目》前、《前集目录》前、《前集》卷末、《后集目录》前、《拾遗目录》前。或交代纂辑体例，或揭示作意宗旨，或暗含编印考虑。其中关涉是书分次刊行者凡三：
淮、蜀见作《后集》刊行。（《前集》卷末）
今将两淮州郡作《后集》刊行，西蜀及两淮新复之境见此纂辑。《续》当锓梓。《引用文目》已具《前集》卷首，更不重复。仍标出每郡事要如右。（《后集目录》前）
是编亦既锓梓流布矣。重惟天下奇闻壮观见于文人才士之所记述者，浩不可穷，耳目所及幸而得之，则亦泰山一毫芒耳。因阅群书，复抄小集，附刊于后，各以拾遗。每州各空其纸，以俟博雅君子续自笔入，或因鬻书者录以见寄，使足成此一奇书，盖所深望云。（《拾遗目录》前）
究其分次三集之由，杨守敬以“因资费不足，随雕随印行，非别为起讫也”作解，此说可从。据木记所言“《引用文目》已具《前集》卷首”，知《引用文目》与《前集》同时刊出。今检《引用文集目》，相关篇什所系州郡已覆盖前、后、续三集。盖《前集》刊出之际，续作文稿已备。逮正文悉数刊出，方有《拾遗附录》之编。披览《拾遗附录》，各州府补遗文字大多占据数个完整版面，即便篇幅未满，也绝少阑入他州内容拼凑补完。所谓“每州各空其纸”，实际目的恐非“俟博雅君子续自笔入”，而是为增补续修预留空间。联系祝穆自序撰结于嘉熙三年岁暮，全书又分次梓行，彻底刊成必在嘉熙三年后。赵希弁编成于淳祐十年（1250）的《郡斋读书志附志》著录“《方舆胜览》四十三卷，《后集》七卷，《续集》二十卷”，当即此本。祝洙追记是书面世后，“学士大夫家有其书，每恨板老而字漫尔”，盖旧版迭经刷印，磨损严重至于不敷承用，遂启修订重版之意。
咸淳初，重刊《方舆胜览》一事相继受两任福建转运使吴坚、刘震孙支持。祝洙《跋》称：“益部二星聚临闽分，文昌实堂先生吴公漕兼府事乃遣工新之，中书朔斋先生刘公府兼漕事又委官董之。厥书克成，两先生赐也。”按，吴坚于景定五年（1264）出任福建转运使，刘震孙官闽时在咸淳二年（1266）。是以重订本镂刻上板不会晚于咸淳二年，祝洙着手祝穆原编本之匡补，当为时更早。方彦寿指出，“咸淳年间吴坚任福建转运使兼知建宁府事时，建宁漕司刻书最多”，祝洙重订本恰在咸淳间刻梓，或与彼时闽地官员鼓吹文教之意密不可分。重订本相较祝穆原编本，明显更改有： 刊落原题名“四六必用”四字；移《拾遗》事条入正文，合三集为一编；规范本朝名贤书例，一律改名、号为字。同时更新嘉熙三年以降州郡建制递嬗信息严州、温州、宜州在重订本中作建德府、瑞安府、庆远府。。
《方舆胜览》在宋季以降的流传与阅读，虽以祝洙重订本为主流，却未宜轻忽祝穆原编本的文献价值。其时效性固未及新修之作，但保留原始文献之真，未必较其逊色。就两版文字内容的历时性演化，尚有进一步分析的余地。
二、 从祝穆原编本到祝洙重订本的递嬗演变
作为《方舆胜览》文字流布的起点，宫内厅本有助于审视两部宋刊重订本内容差异成因，丰富读者对两部宋刊重订本优劣精粗的认知，理解《方舆胜览》版本演化经过。得益于宫内厅本多数卷帙保存完好，把握祝洙重订本较之原编本的因承与新变，因此也就具备了一种动态的视角。
（一） 两部宋刊重订本与宫内厅本的渊源
尽管书志目录标称“宋本”的祝洙重订本多有，但确证为宋刊者实仅两部，一为国家图书馆藏本（索书号00868，简称国图本），另一为上海图书馆藏本（索书号线善786975—94，简称上图本）。
国图本七十卷，二十册。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三字，大字跨行，双行小注同。细黑口，左右双边，双对鱼尾。版心记卷、页数。卷首载吕午《方舆胜览序》、祝穆《自序》、咸淳二年六月《福建转运使司录白》，卷末附咸淳三年祝洙《跋》。正文卷端题“新编方舆胜览卷之几”。避宋讳至理宗‘昀’字。书中钤有汪士钟（朱文“汪士钟”、朱文“阆源真赏”），杨以增（朱文“杨以增印”、朱文“至堂”、朱文“宋存书室珍藏”），杨绍和（朱文“东郡杨二”、朱文“杨二协卿”、朱文“杨绍和藏书”、朱文“彦合珍玩”），杨保彝（朱文“先都御史公遗藏金石书画印”）藏章，并见《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楹书隅录》《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著录。原书残损多处，抄配补全。
上图本卷、册、版式同国图本，无祝洙《跋》及《录白》。避宋帝讳至理宗。钤有“白沙贡氏”“绿筠堂图书”“季振宜藏书”“内翰金坛蒋超”“世贤”“康初”“陈世贤珍藏章”“竹泉陈世贤鉴定珍藏章”“竹泉藏本”“子孙永宝”等朱文印，经明贡大章、清季振宜、蒋超、许应爃等递藏。陈世贤事迹不显，待考。卷末附清顺治间俞诚跋，跋文页面多处残损。
国图本、上图本行款形制不殊，序跋收录、用字规范、字体风格、文字内容诸端差异明显。国图本序、跋、录白皆备，上图本多阙；上图本多俗字、简化字，如“禮”作“礼”、“萬”作“万”、“學”作“斈”、“遷”作“迁”。尽管国图本亦有用字不规范例，但未见上图本作正字而国图本作俗字。刻字方面，国图本运笔峻整流畅，上图本时见板滞拙劣，部分版面字体风格不类。以上三点已能说明国图本刊印在先，上图本问世在后。施和金基于两书状貌之异，主张国图本初刻，上图本后印重修，“利用大部分原版和小部分新版配印而成”，内容变化部分或非祝洙所定。郭立暄比对实物，亦主张国图本为原刻初印本，上图本为重修本。关于两书性质的讨论几可定案，不过尤有疑点： 上图本重修，贴近还是远离了祝穆原编本之貌？重修是为了纠前印本之误，还是补完朽坏书板？
上图本、国图本最明显歧错集中于卷十、二一、二二，表现为拟目出入、引文殊异，施和金点校前言已作揭示。现沿此线索，覆按宫内厅本，考量两部宋刊重订本之于祝穆原编本的离合：
卷十“福建路·邵武军·形胜门”，国图本无“三台山”，上图本立目存文六百余字，宫内厅本无；同卷“道人峰”条，国图本“秀峙于城南数十里外，为群山之冠，其最险处曰罗汉岩”，上图本作“秀峙于数十里外，其险处名曰罗汉岩”，宫内厅本同国图本；卷二一“江西路·临江军·山川门”，国图本收“淦江”并引陈陶诗，上图本无此目，宫内厅本同国图本；卷二二“江西路·江州·山川·大孤山”条，国图本引黄庶诗，“小孤山”条附刘原父、刘沆诗，上图本无此三诗，却于“庐山”条下增益白居易《草堂记》、李白《登庐山五老峰》及《庐山谣》，宫内厅本同国图本；同卷刘沆诗“匡庐为巨镇，风浪里盘根。平地安然者，饶他五岳尊”，国图本置于“小孤山”条下，上图本移入“庐山”条下，改“江湖中作镇”为“康庐为巨镇”，宫内厅本引文位置、文字内容均同国图本。又，刘沆《小孤山》诗见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七、江少虞《皇宋事实类苑》卷四六、《诗话总龟·前集》卷三转引，《舆地纪胜》卷三〇“江南西路·江州·景物下·小孤山”条亦收此诗，文字均同宫内厅本。疑上图本“康庐为巨镇”异文之产生，系出原版面磨灭，文字失检，后人以庐山古称“康庐”附会之，牵合成文，草率上版。
除拟目参差、篇什多寡、录文插排方式有别，国图本与上图本如有异文，往往合乎宫内厅本，鲜有宫内厅本同上图本而与国图本异的情形。比勘宫内厅本，可知上图本错乱较国图本为甚，表现为形近讹误与擅改。择要出校记如下：
1. 宫内厅本《前集》卷九“浙西路·临安府·山川·南雁荡”条云“吴越钱王与愿齐同参韶国师于天台，愿齐游永嘉，礼宿觉真身”，“宿”，国图本同，上图本作“智”。按，宿觉，即一宿觉，唐高僧。《祖堂集》记其籍贯曰：“一宿觉和尚嗣六祖，在温州。”宫内厅本、国图本为是。
2. 宫内厅本《前集》卷九“福建路·福州·名宦·许将”条云“魁嘉祐进士”，“魁”，国图本同，上图本作“见”，语意不明。
3. 宫内厅本《前集》卷一〇“福建路·邵武军·风俗·贾售他州”条云“家有余，夫则轻赍健往，贾售于他州”，国图本同，上图本作“家有余财，则远赍健往，贾售于他州”。按，轻赍即轻资。《汉书·霍去病传》：“约轻赍，绝大幕。”颜师古注曰：“赍与资同，即资装也。”此处指轻装简行。宫内厅本、国图本为是。
4. 宫内厅本《前集》卷一五“江东路·太平州·山川·牛渚山”条云“与和州横江渡相对”，“渡”，国图本同，上图本作“陵”。按，此处引《元和郡县图志》，原作“渡”。
5. 宫内厅本《前集》卷一七“江西路·抚州·人物·谢逸”条云“为时人爱重”，“重”，国图本同，上图本作“道”。
6. 宫内厅本《前集》卷二二“江西路·江州·古迹·晋杉”条云“在凝寂塔旁”，“塔”，国图本同，上图本作“称”。按，北宋陈舜俞《庐山记》称，东晋高僧慧远葬于庐山时，时人植晋杉于凝寂塔侧，《舆地纪胜》亦作“在凝寂塔旁”。知上图本误。
7. 宫内厅本《前集》卷三〇“湖北路·辰州·风俗·仰给鼎、澧、荆、岳”条云“守臣徐彭年有请于朝，岁添二千缗，未能少纾其窘也”，国图本同，上图本“臣”作“贰”、“少”作“令”，改后文义不通。
8. 宫内厅本《前集》卷三五“广东路·封州·山川·龙吟水”条云“在金镂村”，国图本同，上图本“镂”作“井”。按，《舆地纪胜》同作“在金镂村”。《方舆胜览》前文亦拟有“金镂村”条目。
9. 宫内厅本《续集》卷一八“利州东路·巴州·名宦·薛逢”条“夜不掩扉”，国图本同，上图本“扉”作“罪”，形近而误。
据上述对勘，可知国图本较少刊刻时的手民之误，整体与宫内厅本契合较深，上图本低级错误频出，形近讹误外，部分窜改如“南雁荡”“贾售他州”“龙吟水”条，不取国图本或宫内厅本比读，便不易识别。重修后的上图本偏离祝穆原编本更甚。从上图本撤去《录白》及祝洙《跋》看，其时书板当已散出祝宅，为他人承用，故内容改易出自祝洙之手的可能性极低。修板并非有意订误，原板朽坏亟待更新，补板刻字多存臆测，造成重修后的印本谬误旋生。
地志更新迭代，后修之作取替原初之书而流行，固在情理之中，而《方舆胜览》重订之作的后世影响亦有显隐之别。见存版本元刻多有，明本全无，清代传本除四库本外，凡举国家图书馆藏徐乾学传是楼本、上海图书馆藏缪庭桂震无咎斋本、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孔广陶岳雪楼刻本。经施和金调查，其所目验的三部国图藏元刻本皆从上图本出，清抄本经不同程度理校、他校，如易俗字为正字、依诗文原始出处匡正转录讹误，同样直接或间接承自宋刊重订本中的后修本，虽传抄之际业经校改，但总体不及国图本精审。
（二） 重订本之改进
从嘉熙本到咸淳本，内容增益时有。除新增事条，针对祝穆原编本既有内容，重订环节所作文本处理可归约为订误、改写、补文三点。下文略举事例分述。
1. 订误
宫内厅本《前集》卷三“浙西路·镇江府·山川·大江”条记魏文帝东征，临大江赋诗。此乃魏文帝黄初六年事，祝穆标注出处作《史记》。此误至为明显，祝洙改订文献来源为《三国志》。
宫内厅本《前集》卷六“浙东路·绍兴府·题咏门”，摘“封疆与我却为邻”句拟目，注云：“元微之为浙东观察，与杭为邻，赠白乐天诗：‘稽山鉴水欢游地，犀带金章荣贵身。官职比君虽较小，云云。’”国图本替换原有标目，改作“郡楼对望千山月”，下引白居易《闻元微之除浙东观察喜得相邻》“稽山镜水欢游地，犀带金章荣贵身。官职比君虽较小，封疆与我且为邻。云云，江界平分两岸春。杭越风光诗酒主，相看更合与何人”。按，祝穆误白居易诗为元稹之作，祝洙已纠。全诗确载《白居易集》不疑。祝穆原拟“封疆与我却为邻”之目，未径写越地风光，不若祝洙改后条目为宜。
宫内厅本《前集》卷一八“江东路·信州·山川·灵山”条，祝穆组织材料出现窜乱，祝洙改补其文：
“上饶西北九十余里”与“弋阳东二十里”地理位置并不重合，“有大石，面如镌弋字”所述究竟是灵山景胜还是弋溪风光，应只有一种可能。祝洙所作改动，很可能重新参考过《舆地纪胜》相关记述，发觉祝穆将“灵山”“弋溪水”两条无甚关联之纪事糅杂于一处。至于所补“为州之镇山。众峰耸天末，冈势迤逦从北来，州宅枕其趾”，当是檃栝《舆地纪胜》“灵山为州之镇山”条小注而成。原文曰：“城南之山为南屏。《上饶志》云：‘灵山为州之镇山，而众峰森耸天末，远望色深碧，冈势迤逦从北来，州宅实枕其趾。城南之山，延袤周遭，号为南屏，谯门又适相值。’”
2. 改写
宫内厅本《前集》卷四“浙西路·安吉州·山川·金沙泉”条，引“张君房《挫说》”曰：“长城县啄木岭有金沙泉，最宜造茶。居常无水。郡守具牲祭泉，其夕清溢。造御茶毕，水即减涸。”按，“挫说”为“脞说”之误。北宋张君房《脞说》今佚，原书所记金沙泉事又见南宋陈景沂《全芳备祖》称述：“湖州长兴县啄木岭金沙泉，每岁造茶之所也。泉处沙中，居常无水，湖、常二郡太守至于境会亭，具牺牲，拜敕祭泉。其夕，水溢。造御茶毕，水即微减，供堂者毕，水已半之。太守造毕，即涸矣。守或还斾，晚时则有风雷之变。”两相比读，知祝穆删去者众，略去二郡太守毕至亭中、泉涌至水涸同造御茶全程相始终两处细节。国图本此条注云：“在长兴县啄木岭，即每年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于此，上有境会亭。每茶节，二牧毕至。泉处沙中，居常无水。将造茶，太守具牺牲祭泉，久之，发源清溢。造御茶毕，水则微减；供堂者毕，水已半矣；太守造茶毕，即涸矣。”祝洙另觅文献来源，所述更近吴淑《事类赋》“造彼金沙泉”条引《茶谱》：“湖州长兴县啄木岭金沙泉，即每岁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于此，厥土有境会亭。每茶节，二牧皆至焉。斯泉也，处沙之中，居常无水。将造茶，太守具仪注，拜敕祭泉。顷之，发源。其夕，清溢。造供御者毕，水即微减。供堂者毕，水已半之。太守造毕，即涸矣。太守或还斾稽期，则示风雷之变。”重订本细述“境会亭”的具体位置，又补入“茶节”一说，与《事类赋》引文如出一辙。
宫内厅本《前集》卷九“浙东路·处州·山川·吏隐山”条原作：“在缙云县。唐李阳冰为本县令，秩满退居于此，故名。留题篆刻，至今人宝之。”国图本曰：“在州东北五十里。山南有唐李阳冰为缙云令，秩满退居于此，为洼樽。瀑布飞泉，洒落三百余尺。上有四井，周回四丈，因名吏隐山。留题篆刻，至今人宝之。”祝洙所作改写可在晏殊《类要》卷一处州“吏隐山”条中找到依据：“李阳冰之退居洼樽。在东北□十里。《旧经》云，唐县令李阳冰退居此……阳冰凿石为洼樽。瀑布飞泉，直下三百余尺。上有四井，周回有四丈。”知其另援史料，在祝穆原编本基础上补充吏隐山具体地望及人文风物。
3. 补文
针对风光信美、艺文积淀深厚的自然或人造景胜，祝洙倾向于在祝穆原编本既有内容基础上新添唐宋人题咏，附丽辞章佳制于史实载录之外。兹举平江府之虎丘山、安吉州之何山等事例如下：
祝穆原编本“虎丘山”条仅据子、史二部撮取掌故，国图本又纳入宋人题咏；“何山”原本仅述及地理位置及异称，祝洙另采苏舜钦《游霅上何山》诗，对其景致作一概览；消暑楼在祝穆原编本中仅释地望，并附杜牧《题吴兴清暑楼》诗前四句，祝洙尽录全诗，新添滕宗谅《上范希文诗序》揭橥消暑楼的历史文化地位。按，滕《序》已见《舆地纪胜》卷四“浙西路·安吉州·景物下·销暑楼”载录，此处很可能是祝洙的补遗来源；“禹穴”条补杨万里题咏极写游观感触。此外，绍兴府“越王台”条，祝穆原编本引李白诗“东岭横秦望，西陵拱越台。湖清霜镜晓，浪白雪山来”，重订本于“越王台”下略去此诗，专在题咏门摘“西陵绕越台”一句拟目，下引《送友人寻越中山水》全篇，视此诗为历代诗咏之佳构而特别拈出。
祝穆采掇诗文偏好节录，祝洙力图搜求全篇。其于山川地望、风物名胜等关键史实虽有增益，但苴补不多，大量改易集中在捃拾祝穆漏略的前人诗赋辞章，附于原有条目下，或另拟新目。变动最剧者，莫过题咏门。重订本几乎各州府军监涉及前人题咏内容都较祝穆原编本有所扩充。旁采前书未收遗珠，撮取其要，增设新目，此类改补侧重摛藻掞华而不在于征存掌故。祝洙增订《方舆胜览》，一面刊落原题“四六必用”四字，作跋重申乃父忠愤忧国之志与金瓯全盛之盼，意在重塑全书格调，凸显其访求故实、征存阙闻于残山剩水之间的遗意，淡化专供獭祭之用的世俗色彩。然而在实际增订环节，祝洙对题咏辞章的搜求与扩充，无形中又与祝穆“搜猎古今记序诗文”以备操觚家咨询的作意一脉相承。
三、 宫内厅本文献价值析论
论及宫内厅本的文献价值，可从两方面着眼： 第一，作为源头性文本，其不可为咸淳以降诸刻替代的意义。第二，作为荟萃大量地理信息、诗赋辞章的资料汇编，是书在考校前代诗文著述方面的优长。
（一） 匡正重订本新出史实窜乱
作为《方舆胜览》见存最早之本，宫内厅本不惟呈现祝穆原编本之貌，亦构成宋本流布的关键一环。全面比勘宫内厅本与国图本，其独特异文可资苴补重订本之失者不在少数。方志载录辞章，或备诗材，或助谈资，不求文字绝对精确，读者自可沿此线索覆按，故下文略此而着重讨论史实舛错，择要举例，展开分析。
1. 宫内厅本《前集》卷一四“江东路·建康府·古迹·景阳井”条，“在法宝寺。或云白莲阁下有小池”。“法宝寺”，国图本、上图本作“法华寺”。按，《诗话总龟·后集》卷二三记胭脂井之来历云：“胭脂井在金陵之法宝寺，井有石栏，红痕若胭脂。”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今胭脂井在金陵之法宝寺。”《舆地纪胜》该条目注云：“一名烟脂井……今烟脂井在金陵之法宝寺。”知宫内厅本作“法宝寺”为是。
2. 宫内厅本《前集》卷一五“江东路·太平州·山川·慈姥山”条引李善曰：“慈姥山竹作箫。”对应《文选》卷一七王子渊《洞箫赋》“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之下李善注：“慈姥山，此山竹作箫笛，有妙声。”国图本改李善为李白，实属臆断。
3. 宫内厅本《前集》卷一七“江东路·南康军·亭馆·五柳馆”条云“在都昌县栖隐寺，即渊明故宅”。《舆地纪胜》已有类似表述，“在都昌县栖隐寺渊明古宅前”。又，《方舆胜览》该卷卷端“南康军”下以小字题属县，分别为星子、建昌、都昌。国图本、上图本讹都昌为东昌。
4. 宫内厅本《前集》卷一七“江东路·南康军·佛寺·落星寺”条，引《舆地广记》“昔有星坠水化为石”，原书同，国图本、上图本改星为僧。
5. 宫内厅本《前集》卷一九“江西路·隆兴府·寺观·铁柱观”条，“政和改延真宫”。《舆地纪胜》隆兴府“铁柱宫”条作“即延真宫也，旧名铁柱宫，政和间赐今额”。宋人记述徽宗朝改铁柱观为延真宫事，最早见白玉蟾《玉隆集》。国图本、上图本作“建真宫”，误。又，祝穆原编本同《舆地纪胜》而重订本擅改致误例亦多有之，兹不尽举。
6. 宫内厅本《前集》卷二二“江西路·南安军·题咏门”取郑亿年诗“人逢岁稔家余粟，地近岭南冬不冰”。按，郑亿年，郑居中子，事附《宋史·郑居中传》。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郑亿年责建武军节度副使，南安军安置，故有记述岭南气候风俗之作。《舆地纪胜》南安军诗门同引此诗，作者署郑亿年。国图本、上图本脱“年”字。
7. 宫内厅本《前集》卷二四“湖南路·衡州·楼阁·鼓角楼”条，“天圣间，司理掌禹锡记云：‘鼓角之制，有自来矣……前征乌蛮之国，遂寝乎兜勒之曲’”。按，乌蛮，西南族裔，见《宋史·西南诸夷列传》。“前征乌蛮之国”对应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乌蛮王子乞盟事。国图本、上图本作“乌于”，非。
8. 宫内厅本《后集》卷二“淮东路·真州·名宦·胡宗愈”条，“英宗朝，李定自秀州推官除御史，知制诰苏颂、李大临不草制，皆落职归班”。按，《名臣碑传琬琰集》卷三〇载曾肇《苏丞相颂墓志铭》：“上方励精为治，急于人材，大臣荐秀州军事判官李定召见，擢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以定骤自幕职而升朝者、任执法，非故事。与公及李大临相继封还词头，不草制。”所述史事扣合《方舆胜览》，知李定升任朝官前任职秀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〇神宗熙宁三年四月己卯：“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淮南，荐定极口，因召至京师。”亦点明李定召回京师前任秀州军事判官。国图本、上图本改“秀州”为“信州”，非。
9. 宫内厅本《续集》卷二〇“利州西路·西和州·山川·白江”条，“源出迭州，历宕昌入江油花石峡”，国图本、上图本作“岩昌”。《元丰九域志》记熙宁七年置宕昌寨，隶秦州。岩昌郡，唐时属禺州，五代以来废置，与该卷所言西和州相距甚远。此处国图本、上图本形讹。
祝穆原编本不误处，重订本往往平添错讹，尤以关涉史实者易启人疑窦。此类错讹多属形近而误一类，恐非祝洙有意改之。究其致误环节，祝洙誊录祝穆原编本或有不审、出现手民误植，祝洙重订本原稿镂空上版过程亦容易滋生缪乱。是以酌情参对宫内厅本，当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蹈袭重订本誊录及后期版刻过程中产生的失误。
（二） 提示重订本误改作者、误置补遗、误刻文字
就祝洙转换诗文作者称谓失误例，现有研究已指出重订本摘引《金陵百咏》，作者或署“曾景建”，或仍作“曾极”，不尽统一，致使后人从中辑《百咏》全篇而遗漏数首。改诗文作者名、号为字环节所生疏舛，另可举出两例： 宫内厅本《前集》卷一六“江东路·池州·堂榭·清溪亭”条引王安国《记》“临池州之溪，上隶军事判官之府，京兆杜君建”云云。国图本、上图本称作者为“王介甫”。按，《清溪亭记》载《宋文鉴》署王安国，此处祝洙误改。宫内厅本《前集》卷二五郴州引阮阅《郴江杂咏》凡三，作者或署“阮阅”，或署“阮美成”，国图本、上图本仅一处易为“阮闳休”，改动不甚彻底。
除作者书例疏失，祝洙或有错置祝穆原编本文字，重编失真之处，多为编排《拾遗》事条入正文，窜乱原本体例。如祝穆将曾极《金陵百咏》近百首诗补入建康府，一一拟写诗前题解，祝洙转而剥离题解与原诗，移题解至地名条目介绍中，“减弱了原本具有题释性质的文字与诗意的关联，也模糊了地名介绍与引诗部分的边界”。类似错置亦见邵武军祠墓门：
●祝穆原编本
《前集》卷之十：
广祐庙
在邵武县西五十里。○王讳祐，姓欧阳，洛阳人也。隋义宁中为温陵太守，代还，舟过大乾，爱其江山之胜……发舟之夕，江水暴涨，王夫妇溺焉。……于是众惊异，敛而葬之，屡出灵响，远近争来，椎牛刺豕以祭。……邵武谓之“去天五十里”云。○士以前程来谒梦者，得诗句皆验。高宇梦得诗云：“碧瓦朱檐天外耸，黄花六叶掌中开。”才登第，娶黄司业女六娘为妻。“碧瓦朱檐”，乃高宇也。○建安詹必胜，兄弟三人，谒梦得诗云：“万里无云天一色，秋风吹起雁行高。”乃倒书之。及秋闱，同预荐，果弟先而兄后。余不胜纪，悉见《谒梦集》。
《拾遗附录》：
大乾庙
按《梦录》。○李公纲……○叶公祖洽……○黄公中……○袁公枢……○曾公从龙……○福唐人苏大章……○江俞……遂中魁选。
●祝洙重订本
卷之十
广祐庙
在邵武县西五十里。○王讳祐，姓欧阳，洛阳人也。……邵武谓之“去天五十里”云。按《梦录》：“士有以前程来谒梦者，皆验。”○李公纲……○叶公祖洽……○黄公中……○袁公枢……○曾公从龙……○福唐人苏大章……○江俞……○高宇梦得诗云……○建安詹必胜，兄弟三人，谒梦得诗云……余不胜纪，悉见《谒梦录》。
祝穆《拾遗》补“大乾庙”一条，取《梦录》七则，述李纲、叶祖洽、黄中、袁枢、曾从龙、苏大章、江俞谒庙事。祝洙悉置补文于“广祐庙”下，不立“大乾庙”事目，内容组织与祝穆原编本差异不小。合并名异实同的广祐庙、大乾庙，尤有可说，然混同《谒梦集》《大乾梦录》两书为一，确属失误。结合宫内厅本《引用文集目》《拾遗目录》，“广祐庙”相关传说如欧阳祐殁于大乾后尊为广祐王、高宇及詹必胜谒梦登第录自《谒梦集》中的《大乾广祐王事迹》，“大乾庙”七条纪事全出《大乾梦录》。国图本、上图本中，高宇、詹必胜谒梦得诗连同李纲等七人事实皆系于《梦录》下，《谒梦集》随后被易作《谒梦录》。系出祝洙信手弥缝来源不同的文字内容。现《谒梦集》本末不明，《大乾梦录》又见宋元之交刘埙追记：“宋时士人应举者求梦多应，好事者辑之，曰《梦录》。”宫内厅本“广祐庙”下所揭高宇、詹必胜两人，前者失考，后者在唐僖宗光启间官闽，原非宋人，无由进入专记宋时士子轶事的《梦录》。祝洙整合《拾遗》补文于正集文字，偶凭己意加以析分或归并，带来语料与出处对应关系的偏差。
重订本误字致文义不明，检祝穆原编本多无此疏失。部分文字讹误点校本纠正，宫内厅本可补版本依据：
1. 宫内厅本《前集》卷二一“江西路·抚州·人物·陈孺”条，“以版授逊大魁”，国图本作“以版授逊大默”，上图本作“以版桀逊大默”，点校本据国图本改，亦难解。此处本于周必大《抚州登科题名记序》“汪革以奇才冠南省，陈孺因版授逊大魁”。大魁指殿试第一，“因版授逊大魁”，指登科前已有官阶者不便擢为状元。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陈孺以和州助教身份应考，取第一甲第三名。有官取应不得跻身魁首，又载何薳《春渚纪闻》：“汪洋未唱第十日前，余于广坐中见中贵石企及甫云： 外间皆传汪洋作状元，何也？至考卷进御，洋在第二，魁乃黄中。以有官人，奏取旨。圣语云，科第本以待布衣之士，即以洋为魁。”宫内厅本无误，可据改。
2. 宫内厅本《前集》卷二一“江西路·建昌军·郡名·盱江”条，“或谓盱真君穷水源，至血木凹”。“凹”，国图本作“四”，非。“血木凹”本地名，《〔正德〕建昌府志》“跨石桥”下引宋张商英诗“水出血木凹，下通江海涛”可证。
3. 宫内厅本《前集》卷二二“江西路·江州·古迹·浪井”条，“孙权凿于灌婴城。湓江有风，水辄动，因名”，文字全同《舆地纪胜》。国图本“凿”作“念”、“动”作“麻”，语不成辞。此处可据宫内厅本改。
4. 宫内厅本《前集》卷二八“湖北路·鄂州·山川·黄鹤山”条，“在江夏县东九里。近县西北有黄鹤矶”。“近”，国图本、上图本作“遗”。点校本以“遗县”语意不明而删字。实祝穆原编本不误。
5. 宫内厅本《前集》卷三〇“湖北路·常德府·山川·橘洲”条引盛弘之《荆州记》：“李衡，字叔平……临终谓其子曰：‘汝母恶吾营家。’”“营家”乃经营家业之意，国图本、上图本改“营”为“荣”。《荆州记》散佚，该条又见郭知达《集注杜诗》卷一六《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橘洲田土仍膏腴”下注，作“汝母恶吾营家”。
6. 宫内厅本《前集》卷四二“广西路·高州·山川·龙湫山”条，“每遇岁旱，乡民相率祭于井上，且以竹木刺之，则雷雨立至”。“且”，国图本、上图本作“因”。点校本据《舆地纪胜》卷一一七“高州·景物门”所系“龙湫山”“龙湫井”，改“因”为“有”。此处祝穆未尽依《舆地纪胜》原文。
7. 宫内厅本《续集》卷五“成都府路·茂州·名宦·家定国”条，“韩绛率蜀，欲治西山道。定国谓蜀近夷，恃险以安”。“恃”，国图本、上图本作“特”。此处取吕陶所撰家定国墓志：“除调永康军司法。韩康公帅蜀，欲治西山道。至威茂建玉垒关，君谓蜀近夷，惟恃险以安。”“特”系“恃”之形讹，宫内厅本可参。
8. 宫内厅本《续集》卷六“成都府路·黎州·山川·笋筤山”条，“绍兴间守臣始立租以赡学，岁收缗钱八十千。山又多林木，樵苏者以为衣食之源”。“多”，国图本、上图本作“采”。点校本校记云：“采字似误，据文义疑当作产。”此处可依宫内厅本改。
9. 宫内厅本《续集》卷二〇“利州西路·西和州·形胜·侨治白石镇”条，“是州北临洮州，与吐蕃接；西直迭州，去蜀远，径绝无辅”。“西直迭州”，国图本、上图本作“界直迭州”。点校本断句作“与吐蕃接界，直迭州”，文义尤未安，当参宫内厅本。
点校本对重订本原文作出部分校改，祝穆原编本可补确证者不少。上举诸例，重订本个别误字致使全句文意难明，此类讹误恐非全部出现于祝洙重订阶段，上板刻字环节更易致歧。
（三） 辑、校价值举隅
祝穆编纂《方舆胜览》所作前期筹备，颇为吕午推许。序作难免夸饰，却也难掩其条分始末、荟萃群籍的苦心。翻检全书，仅就文本表面出处标注言，取材搜罗不可谓不富赡，地理文献外，史书、文集、笔记、类书，均见采获。论及《方舆胜览》对前人之书的承用，谭其骧不甚看重“《胜览》全书约有四分之三条目皆见于《纪胜》”这一显著重合，而是着眼于同中之异，即“多数条目尽管内容基本相同，却多少有几句话或几个字不同，或溢出《纪胜》记载之外”，主张两书同源而无因承。李勇先在此基础上深入辨析，发现《方舆胜览》多处袭取王象之考据见解，将其亲身见闻也一并阑入，指出取材同源不足道尽两书实际渊源，祝穆对《舆地纪胜》确有承用，实可信从。不同于《方舆胜览》一书有三种宋刻传世，《舆地纪胜》早期版本佚失，见存惟晚近抄本、刻本，且非完帙，可供对校版本不甚充足，《方舆胜览》适能在一定程度上充任《舆地纪胜》他校之资。另一方面，若欲明晰《方舆胜览》独有价值，应注意其溢出《舆地纪胜》以外的内容。下文分诗文、佚著两方面分述。
先看诗文。《方舆胜览》详于唐宋人诗篇，尤重本朝人佳构。施和金据重订本指出，唐卢元辅《杭州伍胥祠铭》，南宋地志未收，欧阳修《集古录》有目无文，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节录，惟《方舆胜览》悉录全篇。事实上，该文祝穆原编本已补。考校诗文一端，《方舆胜览》征存宋代作品的意义则更被研究者看重。清初厉鹗编纂《宋诗纪事》即有意对此书加以利用，嗣后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之捃拾、《全宋诗》之整理莫不如是。《全宋文》如杨子谟《显惠庙记》、危稹《义冢记》、梁该《怀古亭记》等亦辑自《方舆胜览》。对于原书已佚或早期版本无存的宋集，《方舆胜览》如有引据，尤需充分考校。韩元吉文篇即在其列。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原书不存，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佚，四库本、武英殿本俱从《大典》本出。祝穆原编本引其诗文十余篇，重订本同，数处未见今本《南涧甲乙稿》。
宫内厅本《拾遗》，于镇江府补“鹤林寺”条，引韩元吉《跋》：“鹤林、招隐，皆京口胜处也，余顷游焉。鹤林近城，犹屋数间。招隐迥在山中，屋亦无矣，况修竹哉。东坡所谓‘古寺满修竹’也，惜其未深者，治鹤林耶？”。惜篇名未载《拾遗附录》，祝洙重订本置之于卷三，并未核察篇目来源，是以具体篇名失考。乾道元年（1165）至四年，韩元吉居停江东，多次观览镇江府、建康府名胜，叙记鹤林寺景致当在其时。除鹤林寺引文，建宁府相关门目多录其文。按，韩元吉一生两度官闽。首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至三十一年知建安县，次在淳熙二年（1175）知建宁府。宫内厅本《前集》卷一一摘《建安县题名记》五处：“自秦收闽粤，汉始县闽。建安中分东候官，益置建安县，盖用汉年也”（郡名）；“其民之秀者狎于文，赋其厉气者亦悍以劲。佩刀挟矢，间起而为斗暴，不则匿役避赋，持短长以竞其私”（风俗）；“家有诗书，户藏法律，三岁贡籍甲东南”（风俗）；“当闽之上游”（形胜）；“其地不富于田，物产瘠甚，而荈利通天下。每岁方春，摘山之夫十倍耕者”（土产）。名宦门收“韩元吉”事条曰：“为建安宰。自作《厅壁记》云：‘用广而赋啬，贸迁咸鹾以佐其费，折狱蔽讼之外，计量犹大商也。’”文集辑本收《建安县丞厅题名记》一篇，疑上引文段为夺文。又，堂榭门录《武夷精舍记》，亦不载今本《南涧甲乙稿》，《全宋文》已据《方舆胜览》补。
宫内厅本《拾遗》选辑宋人告词九则，除署名席益者实出程俱掌外制时所撰文稿，祝穆误记，余均首见《方舆胜览》：
1. 周淙告词：“辇毂之下，五方杂处，豪强轻于犯法，奸伏易以乘间，巧伪充斥，犴狱繁兴，非得材臣，罔克弹治。”按： 《拾遗》编入“浙西路·临安府·风俗·五方杂处”条。周淙于乾道三年（1167）知临安府。
2. 徐嚞告词：“眷惟中吴，密拱行阙，旁连湖海，外控江淮。”按： 《拾遗》编入“浙西路·平江府·形胜·旁连湖海”条。乾道五年至六年，徐嚞知平江府。
3. 沈度告词：“吴门价藩，枕江连海。”按： 《拾遗》编入“浙西路·平江府·形胜·枕江连海”条。沈度知平江府，时在隆兴二年（1164）至乾道二年间。
4. 曹耜告词：“桐庐居浙右上流，山崄而土峣，民贫而俗悍。”按： 《拾遗》编入“浙西路·严州·形胜·山崄而土峣”条，重订本改严州为建德府。曹耜于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1174）知严州。
5. 张津告词：“四明并海，民剽多盗。废其比伍，通为囊橐。出没海浪，多所脱遗。”按： 《拾遗》编入庆元府·风俗·民剽多盗。张津于乾道三年至五年知明州。
6. 赵伯圭告词：“四明重镇，二浙名邦，内以藩屏王畿，外以控制海道。”《拾遗》编入“浙东路·庆元府·形胜·控制海道”条。赵伯圭于乾道二年至三年知明州。
7. 赵善俊告词：“爰念襄阳，独雄汉上，蔽淮右而处荆河之奥壤，接洛南而据楚、沔之要区，田土肥良，山泽渊邃。”按： 《拾遗》编入“京西路·襄阳府·形胜·田土肥良”条。赵善俊于淳熙元年前后知襄阳府。
8. 张松告词：“襄阳重地，控制上流，西控蜀汉，东带吴楚，自古用武之地，三国之所必争。”按： 《拾遗》编入“京西路·襄阳府·风俗·西控蜀汉”条。张松于乾道元年权发遣襄阳府。
《拾遗》所补告词皆吻合题署撰人仕履，当俱可信。集中编选宋人告词，也反映出祝穆摭拾补阙时侧重搜罗正集所忽略的实用文类的倾向。此外，宫内厅本《前集》卷一三“福建路·兴化军·山川·北山岩”条引郑樵诗“倚杖岩头秋独坐，稀疏烟垄是人间”。郑樵《夹漈遗编》传世者多属清抄本、清刻本，整理本基本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出。检《全宋诗》、吴怀祺校补《郑樵文集》，《北山岩》诗“独坐”均作“独望”。宋刊《方舆胜览》引文更近郑樵集宋时原貌，可作异文补充。
《方舆胜览》部分州郡内容组织暗含祝穆的理学背景与个人家族记忆。除祖籍所在之徽州，故里建宁府对祝穆本人意义尤著。或因熟稔乡邦事实之故，祝穆所记当地山川人物、文化风仪多未经王象之道出，另有本源。比如列书籍、龙凤茶、兔毫盏、纸被于土产门，详述端委，此为《舆地纪胜》不备。又有山川、潭溪凡二十余处不见于《舆地纪胜》。其中，两书关于“武夷山”记录详略不一。王象之单设“武夷山诗”一门专采诗赋，鲜及史实。祝穆以大量笔墨述山中形胜及历代传说。部分稀见史料端赖是书得存，《武夷古记》即属此例。
据《拾遗目录》，《武夷古记》为专书中析出篇目，与《武夷新记》相对，然系属何书失考。《宋史·艺文志》著录北宋刘夔所撰《武夷山记》一卷，囿于文献不足征，此书与《方舆胜览》引文有无关联，尚难论断。就武夷君设宴幔亭峰之传说，宋时文献如《三洞群仙录》《岁时广记》节录其文，端尾不完，不若祝穆原编本详尽，兹比读如下：
《全宋文》据清道光刻本《武夷山志》辑出《武夷山记》一文，出校记云“《方舆胜览》卷一一建宁府‘幔亭峰’条下引《古记》略与此文同，此句‘曾小童’作‘曾少童’”，视该文为祝穆佚篇，值得商榷。首先，清乾隆间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七所引《武夷山记》转录自《方舆胜览》，欲辑祝穆遗文，舍自编之书而取辗转征引之籍，似是不妥。其次，《武夷山记》绝非祝穆自撰作品，在早于《方舆胜览》之前的文献中已见称引，《三洞群仙录》《岁时广记》均属此例。《三洞群仙录》作者陈葆光生卒不详，但该书撰作时间则较明晰。卷首自序落款“绍兴甲戌中元日臖里竹轩书”，知略早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全书已然撰就。又，《岁时广记》乃福建崇安人陈元靓所辑时令专题汇编。据胡道静、李裕民、许逸民等学者考证，是书撰作起讫为嘉泰二年（1202）至宝庆二年（1226），前后费时二十余年。从《武夷古记》在三书中的呈现形式看，三书引文祖述同一典籍，且彼此之间无直线传抄关系。《三洞群仙录》重点撮取幔亭峰之会的落幕环节，《岁时广记》意在通过《武夷古记》揭示“步虹桥”事典之来历，惟《方舆胜览》以完整篇章示人。上引祝穆《拾遗》内容为重订本承用，编入正文，明清以来何镗《古今游名山记·武夷山》、董天工《武夷山志》等撮取武夷山事实的专题文献，凡述幔亭峰奇谈，均直接采用《方舆胜览》相关记事，陈陈相因。
四、 余论
《方舆胜览》在祝穆生前身后均获刊行，内容差别显著。见存宋元刻本及清人抄本皆祖述祝洙重订本，祝穆原编本长期沉晦。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嘉熙刊《四六必用方舆胜览》，在披露祝穆原编本状貌同时，也为厘清《方舆胜览》版本分化由来提供线索。首先，宫内厅本保留录白、牌记揭示此书首次刊印相关细节，而《方舆胜览》稍晚于《四六宝苑群公妙语》刊出，也透露出祝穆对辞章之学、类编之作的盎然兴味。宫内厅本虽与后出之宋椠、元刻、清抄在版本源流上不属一系，但是作为《方舆胜览》传布之起点，其内容本身不惟为探究祝洙重订环节的文本处理方式、取舍侧重提供参照，其独特异文亦足资纠正重订本各类讹误，还原史实之真。立足宫内厅本分析见存两部宋刊重订本的文字歧互，可知重订本首次刊印尚与祝穆原编本相契较深，重修后徒增谬误，由此带来《方舆胜览》版本源流的重要分化。此外，祝穆原编本保留散佚文篇滋多，基本为重订本承袭，其文献考校价值更不宜轻忽。
《方舆胜览》与《四六宝苑群公妙语》及《古今事文类聚》之间存在较为明晰的内容互补关系、内在逻辑关联。祝穆自编书籍问世最晚的综合性类书《古今事文类聚》，并无州郡部之设，其地道、地理两部所置众山、石、海、江、淮、河、湖等门类，主要同自然地貌相关而与区域建置无涉。即便相关部类取材多本于《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白孔六帖》等唐宋类书既有事目，但《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仍时见编者采获，以补前书未备。如《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一五“地道部·潮·古今事实”之“子胥扬涛”“钱王社潮”分别取自《四六必用方舆胜览·前集》卷一“浙西路·临安府·山川门”之“浙江”“海潮”两目；《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一七“地理部·风涛之险·古今事实·曹娥饶娥”文字全同《舆地纪胜》卷一〇“两浙东路·绍兴府·古迹·曹娥江”条。在祝穆的书事活动中，先编成之书复又构成后出之书的素材库，而《方舆胜览》《古今事文类聚》两书同《舆地纪胜》的内容重出又暗示了祝穆对王象之旧著的充分掌握。以《舆地纪胜》为参照，或可拨开《方舆胜览》文本生成史的诸多迷雾。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