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读到辛亥革命时，不知大家是否如我一样疑惑过：1911 年的湖北新军里，比黎元洪官阶高的将领不少，比他更革命的也大有人在，为何革命党人偏偏要推举他当都督，让他的名字得以载入史册？

在读到辛亥革命时，不知大家是否如我一样疑惑过：1911 年的湖北新军里，比黎元洪官阶高的将领不少，比他更革命的也大有人在，为何革命党人偏偏要推举他当都督，让他的名字得以载入史册？

要解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武昌起义那几天的事，得从黎元洪 1896 年进入湖北新军说起，顺着他在新军中 15 年的经历往下捋。这期间的记载，散落在《黎元洪全传》《湖北新军史料》，以及黎元洪本人的日记、书信里，还有不少士兵的回忆录 —— 这些一手资料拼在一起，才能看清他声望的来源，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一件件实在事攒出来的。

壹

清末的新军，说是 “新式军队”，但骨子里还带着旧军营的恶习：将领克扣军饷是常态，士兵犯错就用军棍往死里打，甚至有军官把士兵当仆人使唤，让他们给自己端茶倒水、洗衣做饭。黎元洪刚到湖北新军当工程营帮带时，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

他自己在日记里写过一件事：1897 年夏天，有个叫王福的士兵，因为家里遭了水灾，想预支一个月军饷寄回家，管带（营长）不仅不同意，还说 “你小子敢跟我提钱，是不是活腻了”，当场让人把王福按在地上打了 20 军棍，打得王福半个月没法下床。黎元洪看不过去，偷偷给了王福 5 两银子，还跟他说 “以后有难处，先跟我说，别硬扛”。

这件事后来在士兵里传开了，大家都知道新来的黎帮带 “不一样”。更不一样的是，黎元洪从不克扣军饷。按当时的规矩，将领们会以 “军装损耗”“器械维修” 为借口，扣下士兵 10%-20% 的军饷，有的甚至扣得更多。

但黎元洪当管带、协统时，每个月都让军需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里，还会当着全营的面核对账目，让士兵自己看 “有没有少一文钱”。有士兵回忆：“别的营发饷，士兵都得给军官磕头道谢，好像那钱是军官赏的；我们营发饷，黎大人就站在旁边，说‘这是你们应得的，不用谢我’。”（《湖北新军士兵回忆录》，1956 年整理）

对待士兵的犯错，他也不搞 “一刀切” 的打骂。工程营有个士兵叫李贵，练队列时总出错，教官想拿军棍打他，黎元洪拦住了，说 “你别急，我来教他”。他陪着李贵练了两天，手把手教他踢正步、握枪姿势，最后李贵不仅队列练好了，还成了全营的射击能手。

黎元洪后来在给弟弟的信里说：“士兵大多是农民出身，来当兵是为了混口饭吃，不是来受气的。你好好教他们，他们就会好好干；你把他们当牲口，他们就会跟你对着干。”（《黎元洪家书》1902 年）

就凭 “不扣军饷、不随便打人” 这两点，黎元洪在士兵里就有了初步的口碑。要知道，在清末的军营里，做到这两点，已经比 90% 的将领强了。

贰

如果说不欺负士兵是 “底线”，那黎元洪做得更绝的是，他还想着帮士兵 “长本事”。

湖北新军的士兵，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别说看懂军械说明书、战术手册了。黎元洪觉得这样不行，他是亲身经历过甲午海战的惨败，很清楚文化对军队的重要性。

所以1903 年他当上工程营管带后，就在营里办了 “识字班”，每天晚上抽一个时辰，教士兵认字、算算术。他自己亲自讲课，还编了本《士兵识字课本》，把常用的字和军事术语结合起来，比如教 “枪” 字时，就讲 “这是咱们手里的步枪，能打三里地”；教 “算” 字时，就教士兵怎么算军饷、算路程。

有个叫张占魁的士兵，原来是个佃农，一个字都不认识，在识字班学了两年，不仅能写信回家，还能看懂简单的战术图。后来张占魁参加武昌起义，还凭着学到的知识，帮起义军画了武昌城的布防图。他后来回忆：“要是没黎大人教我认字，我这辈子也就是个睁眼瞎，哪能做这么大的事？”（《武昌起义亲历者口述》）

除了教识字，黎元洪还特别重视士兵的技能培养。工程营主要负责筑城、架桥、修工事，他就从汉阳兵工厂请来师傅，教士兵修枪械、用炸药；还带着士兵去汉口的铁路工地，学习怎么修铁路、架电线。有次练习架桥，士兵们怎么都架不好，黎元洪跳进冰冷的江水里，跟士兵一起搬木头、搭支架，直到把桥架好。士兵们都说：“黎大人不像个官，倒像个带头干活的师傅。”

更难得的是，他还帮士兵谋出路。当时新军士兵服役期满后，大多只能回家种地，黎元洪就跟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联系，推荐表现好的士兵去厂里当工人，还帮他们争取更高的工资。

有个叫刘顺的士兵，服役期满后，通过黎元洪的推荐，去汉阳铁厂当了铁匠，每月能拿 8 两银子，比在军队里还多。刘顺后来专门去谢黎元洪，黎元洪说：“你是靠自己的手艺吃饭，不用谢我，好好干就行。”（《黎元洪全传》第 87 页）

在那个 “官本位” 的年代，一个将领能想到士兵 “退役后的出路”，这已经超出了 “尽职尽责” 的范畴，更像是一种 “人情味”。这种人情味，比任何赏赐都更能打动士兵。

叁

黎元洪是清廷的官员，拿的是清廷的俸禄，但在涉及士兵利益时，他却常常 “胳膊肘往外拐”，跟上面 “硬刚”。

1908 年，黎元洪的贵人张之洞已经去了军机处，新任湖广总督赵尔巽想从湖北新军中抽调一部分士兵，去湖南镇压会党起义。当时天寒地冻，士兵们连棉衣都没配齐，而且去湖南打仗，生死未卜，士兵们都不愿意去。但赵尔巽下了死命令，让各协统 “必须按时出兵”。

其他协统都赶紧召集士兵，威逼利诱让他们出发，只有黎元洪去找赵尔巽，说：“大人，士兵们不是不愿意为国效力，但现在棉衣没配齐，粮草也不够，这么冷的天去打仗，士兵们冻都冻坏了，怎么能打仗？不如先给士兵们发了棉衣，备足粮草，再出兵不迟”。

右4为赵尔巽

赵尔巽一开始不高兴，说 “你是不是想抗命”，黎元洪说：“我不是抗命，是为了军队的战斗力着想，也是为了士兵的性命着想。” 最后赵尔巽没办法，只好先给士兵们发了棉衣和粮草。（《湖北新军史料》第 156 页）

还有一次，清廷要给湖北新军减薪，把士兵的月饷从 4 两银子减到 3 两 5 钱。这事在张之洞时绝不会发生，士兵们一下子炸了锅，说 “4 两银子都不够嚼谷，再减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黎元洪知道后，又去找湖广总督，说：“士兵们靠军饷养家，减薪会寒了他们的心，以后谁还愿意好好当兵？” 他还拿出账本，跟总督算：“士兵每月要寄 2 两银子回家，自己留 2 两 吃饭、买日用品，要是减到 3 两 5 钱，他们连家都养不起了。” 最后总督只好收回减薪的命令。

这种 “不唯上、只唯实” 的态度，让士兵们觉得 “黎大人是我们这边的”。在清末的官场里，大多数官员都是 “向上看”，只有黎元洪，既向上看，也向下看 —— 这也是他跟其他将领最大的不同。

肆

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不少成员，像孙武的共进会、蒋翊武的文学社，都在工程营、辎重营等部队里有秘密组织。按清廷的规定，将领发现革命党人，必须立刻抓捕、严惩，但黎元洪却常常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09 年，工程营有个叫刘复基的士兵，偷偷在营里传阅《革命军》，被营官发现了，要把刘复基抓起来送官。黎元洪知道后，说 “年轻人不懂事，看几本书而已，不算大错”，把这事压了下来，只把刘复基调到了辎重营，还跟他说 “以后看书要小心，别让人抓住把柄”。

刘复基后来成了武昌起义的骨干，他回忆：“黎大人当时要是把我交上去，我早就没命了，哪能参加起义？”（《武昌革命真史》）

还有一次，革命党人在工程营里开秘密会议，被黎元洪撞见了。士兵们都慌了，以为要遭殃，没想到黎元洪只是说 “这里人多眼杂，你们找个隐蔽点的地方”，然后就走了。

他在日记里解释：“革命党人也是中国人，他们想推翻朝廷，肯定不是好事。但我要是把他们都抓了，不仅会逼得其他士兵反我，还会让更多人同情革命党。”（《黎元洪日记》1910 年 ）

黎元洪的这种 “中立”，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权衡。他知道清廷腐朽，也知道革命党人有号召力，更知道士兵们对清廷不满 —— 要是他对革命党人赶尽杀绝，最后只会把自己推向士兵的对立面。

事实证明，他的这种 “留一线”，在武昌起义时帮了他大忙：革命党人之所以愿意推举他当都督，除了群龙无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 “黎大人对我们还算客气，不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贪官污吏”。

伍

说了这么多，黎元洪声望的本质到底是啥？

回顾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的 15 年，他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他的声望，就来自于一件件 “小事”：不扣军饷、不打人、教士兵识字、帮士兵谋出路、为士兵跟上面硬刚、对革命党人留一线人情。

这些事，单独看都不算什么，但放在清末的军营里，就显得格外难得。当时的将领，要么像 “吸血鬼” 一样克扣军饷，要么像 “暴君” 一样打骂士兵，要么像 “墙头草” 一样只讨好上面 —— 跟他们比起来，黎元洪就像一股 “清流”。

士兵们对他的认可，其实很简单：你把我当人看，我就认你这个长官；你为我着想，我就愿意跟着你干。武昌起义时，革命党人推举黎元洪当都督，普通士兵没有反对，反而觉得 “黎大人当都督，我们放心”，就是因为他们知道，黎元洪不会像清廷的其他官员那样，把他们当 “炮灰”，也不会像有些革命党人那样，只顾着自己的利益。

正因如此，1911 年 10 月 11 日，起义军占领武昌后，因缺乏统一领袖，革命党人蔡济民提出："黎协统素得士心，且是汉人，若推举他，可稳定新军、号召天下。" （《湖北革命知之录》）

黎元洪后来在《自叙》里说：“我在新军中这么多年，没什么本事，就是记住了一句话：待人要厚道，做事要实在。” 这句话，或许就是他声望的最好注解。在那个充满背叛、剥削、压迫的乱世里，“厚道” 和 “实在”，比任何权力、任何财富都更能赢得人心。

我们现在看黎元洪，会觉得他 “懦弱”“骑墙”，就像我写冯玉祥，许多人都抨击他是“民国吕布”。但回到 1911 年的湖北新军里，对那些挣扎在底层的士兵来说，黎元洪不是什么 “伟人”，也不是什么 “英雄”，他只是一个 “靠谱” 的长官 —— 而在那个年代，“靠谱” 已经是对一个官员的最高评价了。

（注：文中 “王福” “李贵““张占魁” 等士兵姓名为史料中典型案例的概括性代称，非具体历史人物实名。黎元洪日记内容均转引自《黎元洪全传》、《黎元洪年谱长编》，原始日记原稿藏于湖北省档案馆，部分内容尚未公开出版。）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