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干校的另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实地调查。我是不管到哪里，都能跟做学问联系起来的。我在江西干校的时候，一到休息日就出去。因为那个时候不是礼拜六、礼拜天两天休息，只有礼拜天一天休息，礼拜六下午就是收工收得早一点，所以我一到礼拜六下午，吃完晚饭，就步行到刘家站，乘火车就
干校的另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实地调查。我是不管到哪里，都能跟做学问联系起来的。我在江西干校的时候，一到休息日就出去。因为那个时候不是礼拜六、礼拜天两天休息，只有礼拜天一天休息，礼拜六下午就是收工收得早一点，所以我一到礼拜六下午，吃完晚饭，就步行到刘家站，乘火车就到外地去调查了；有时候是礼拜天早晨四五点，天不亮就起来，到刘家站乘火车，到附近能够一天往返的地方去。当天一定要回来，因为如果礼拜一上班你没有到，那又要挨批斗了。
在干校期间我们养了一条狗。这条狗真聪明！每次节假日，因为我争取时间啊，有时候早晨四五点就起来了，步行到刘家站，要走一个多小时，往往是我到了刘家站要进车站了，回头一看呢，身后跟着一条小狗，就是我们养的那条狗。它看见我走了，就摇摇尾巴，回去了。我回来的时候，它也来迎接我，我觉得这是一条聪明的、懂事的、领会人意的狗。
我就尽可能地在一天的行程所及的范围以内调查，余江范围能调查到的不是很多，最靠近的是鹰潭。鹰潭是一个风景非常秀美的地方。鹰潭容易，当天来去都来得及，所以我多次到鹰潭。
鹰潭的江边有个特点，悬崖上面有很多悬棺葬，山的悬崖上打了很多窟窿，窟窿里都是棺材。在三峡秭归也有不少地方有悬棺，那是古代早期先民的一种习俗。但是我们就是弄不清楚，这么高的悬崖，底下又是江水，古人怎么能够打洞？打这么大一个窟窿，像一间房一样，用来存放棺材。再有一个，怎么把棺材吊起来塞进去？前些年我看见中央台播出一个节目，模拟了一些工具，解释怎么样能够在地上把棺材升起来，然后又怎么能够放进去，要探究那些古代先民是怎么发明这个技巧的。
最好的是有连续几天的假日，更长的是探亲假，我利用这些假日，都去做文化历史的调查。我当时出去，有一个自己的办法，我带一个比较大的口袋，买一点苹果，苹果又解渴又能够当饭，走累了、渴了、饿了，就吃一个苹果，苹果也有水分，也能饱肚子。
我出去旅行有一个习惯，我不找别人一起走，为什么呢？往往是走了一半，一个人想到这儿去，另一个人想到那儿去，又散了，反而麻烦。我一个人走，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不受任何影响。到了路上，有时候能碰到同路的，我是到香炉峰去，你也是去香炉峰，那是同路，这个就同一个目标，挺好。
我出去都是偷偷出去的，不告诉别人到哪儿去。为什么？那时候游山玩水也是一条罪。现在我们去调查、访问、考察，没有什么事，那时候游山玩水也是一条罪名，当时批斗我的时候这也是其中一条。因为我就是喜欢出去调查，所以我每次出去都是自己一个人，背一点干粮，背一点苹果，就这样走，准时回来，到礼拜天晚上，回到宿舍，第二天继续上班干活。
有一次周末，我先赶到江西铅山，想去寻找辛弃疾的墓，结果还差30里，没有找到，我就赶着回来了。因为当时纪律很严的，尽管礼拜天休息日，但是如果你礼拜一不到，那就会有严重的处分的。我赶到铅山，才知道那个地址变了，名字没有变，实际的铅山不在那里，还有几十里路，所以我无法去了，我就连忙上了来时候的长途汽车返回了。但是有一个最大收获，我发现铅山这个地方的山都是倾斜的，就像万马奔腾一样往前奔跑的。因为辛弃疾的词里有一句"青山欲共高人语"，青山要跟高人对话，"联翩万马来无数"，"联翩万马"，几万匹马奔腾过来，数也数不清，我一看一排排倾斜的山石，我说，原来辛弃疾的词是从这里得到的灵感。我真正看到"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的形象了，否则你光读这首词，以为是辛弃疾想象出来的，其实他是看到了这些山的气势以后，才得出来这样的词句。所以我一直觉得读书一定要跟实际调查结合起来，一定要看到历史的环境，真实的环境。
我到南昌去了几次，到庐山去了两次。上庐山一般是乘汽车盘旋上去的，我不坐汽车，因为坐了汽车盘旋上去，"哗啦哗啦"一下都过了，都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地方了。
我就向老乡打听，找到了步行上去的小路。因为如果我跟着汽车路这么盘旋走上去的话，那不知要多走多少路程。我找到一条小路，这路很险也很陡，但是可以直接上去，大概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花径了，然后就到山顶了。庐山最大的特点是景点非常散，从这个景点到那个景点要走很多路。我两次去庐山嘛，一次是从小道走上去的，另一次我从庐山的南面一步一步往庐山走，所以五老峰啊、含鄱口啊、香炉峰啊都走到了。
有一次我走到香炉峰底下，天黑了，周围也没有旅店，我就到了香炉党校。去了以后，我就说，我是人民大学"五七干校"的，到庐山来参党校。去了以后，我就说，我是人民大学"五七干校"的，到庐山来参观，找不到旅店，周围有什么地方可以住？那位党校校长很热心，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冯其庸，他一听就说，哎呀，我读过你不少文章，难得见面，你就住在我这儿吧，明天我陪你到香炉峰去。我说我还有一个想法，希望你帮忙，你们图书馆有没有《庐山志》？我想整个庐山的情况能够通过《庐山志》看看。他说我们党校有，他到图书馆里帮我借了一部《庐山志》，还招待我吃了晚饭。吃完晚饭，我就自己在房间里看《庐山志》。在庐山的香炉峰底下的党校住了一夜，基本上看完了《庐山志》，把重要的部分看完了，心里有数了。
第二天这位党校的校长带着我上了香炉峰，除了在底下看从天而降的瀑布以外，还可以跑到瀑布顶。但是那次没有到瀑布顶，走了三分之二，校长有别的事了，另外我爬上去再下来，又要耽误一天时间。因为我要计算回去的时间，所以就没有走到瀑布顶。
其实再过去就是南栗里，据说陶渊明的故里就在南栗里，为什么叫南栗里呢？因为还有个北栗里。
我第一次去庐山的时候，到了南栗里，南栗里最令人琢磨的是有一块大石头。这块大石头可能比半间房子还大，四四方方，突出在山边，孤零零的一块石头。石头周围题满了字，都是题刻。我细细看了，所有的题刻都看过了，最早的是元代的，元以前就没有了。老百姓说，陶渊明经常坐在这个石头上，看着天上的云彩写诗。我当时觉得怀疑，陶渊明是东晋的人，怎么到元代才有人题刻？陶渊明过世后不久，他的声名就慢慢被传开来了，这是一个高士，不可能到元代才有人题刻。这是我的一个存疑。
后来"文革"结束以后，从1979年起我开始带硕士研究生。我带研究生的时候，也带他们去实地调查了。有一个学生叫叶君远，叶君远跟着我研究吴梅村，毕业后留校，后来是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主任，已经退了，现在到大连去担任另外一个学校的中文系的主任；还有一个学生叫邓安生，天津南开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他专门跟着我研究陶渊明，他们都有开创性的见解。
关于南栗里和北栗里，邓安生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他最后确定，陶渊明真正的故里是北栗里，不是我去过的有一块大石头的南栗里。他是怎么确定的呢？因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里有一句话，"彭泽去家百里"，他做官的彭泽我也去看过，彭泽距离他的家是100里。当时的"百里"指的华里不是公里，那时候不讲公里，魏晋南北朝的"里"跟后来的"里"也是一样的长短。邓安生根据魏晋南北朝的"里"的计算方法，计算从彭泽到北栗里多少路程、彭泽到南栗里多少路程。一算下来，从彭泽到北栗里，按晋宋时代"里"的计算方法，刚好是100里左右。到南栗里呢，就不是100里的问题了，再加上其他的许多材料的对证，他就写了篇文章，论证陶渊明的故里应该是北栗里，证据列了很多。
后来在庐山开会，专门请他去参加了这个会议，因为大家觉得他讲得有道理。因为南栗里说有个最大的致命弱点，除了"去家"不是百里以外，在这块石头上元以前没有任何记载，陶渊明他不是元代人，他是南朝的晋宋时代人。
后来我每届带研究生，都带着他们出去调查一个月。国家规定的调查的经费，我不让它落空，我都要用在学生身上，所以我的几届研究生都跟着我出去过，他们后来也觉得受益很多，都觉得实地调查对他们做学问太重要了。
第二次去庐山，我一直到了庐山的最高的顶上，含都口什么都看了，特别是庐山的东林寺，"虎溪三笑"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陶渊明、慧远、陆修静三个好朋友经常在东林寺见面。慧远有个约定，送客时不过寺前的一座叫虎溪桥的小桥，虎溪桥底下是一条山涧水，叫虎溪。有一次三个人说说走走，不知不觉就过了虎溪桥了，大家相视而笑，今天说得都忘情了，都过了桥了，就告别各自回去了。这成为一个典故，叫"虎溪三笑"。
我到了东林寺，东林寺还在，但是房子破落，没有几间了。方丈呢也都是一般的人了，谈不上多高深的文化了。虎溪桥、虎溪都还在，虎溪桥名气那么大，桥并不大，也就两三米宽。虎溪桥是不是原来那座桥？我觉得不太可能是原来那座了，但是那条溪水是自然形成的，就是庐山上下来的瀑布，冲击成的一条水的出口，估计这条虎溪位置不会有变化。
我还到了庐山的另外几个寺庙。有一个寺庙，我一下忘了名字了，我去的时候，寺庙前面那个大的池塘里堆满了佛经在焚烧，为什么放在池塘里烧呢？池塘底下有石头，经书堆放在上面烧，我去的时候正好烧完了。哎呀！我觉得这得烧毁了多少古代的珍贵典籍啊。佛经也是我们古代典籍的一种，里面记录着人类的智慧，记录着人类的理想，可是我去的时候，看到它们都被烧掉了。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原来这个寺庙是以藏佛经著名的，有很多经书，古代很早的经书都有，结果全部被焚烧掉了。
在池塘边上，我还看到几块石头，那些石头也特别了不起，包括到池塘去的台阶的石头上面都刻满了字。什么字呢？是王羲之写的字刻在这些石头上了，那么王羲之写的字怎么会到这里呢？他们就讲了个故事：抗战争时期，日本鬼子要把这几块石头运到日本去。从哪里运来的？我想不起来了。到了这个地方，被当地的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就把它拦住了，没有让他们运走，就放在这个寺庙旁边，后来就拿来砌池塘了，有的是砌在池塘边上，我还看到上面有字。有三块就砌成台阶，池塘的台阶。我看了真觉得非常可惜，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力量，跟他们说也没用。老百姓都知道这是文物，国家的文物，总算是没有被日本鬼子拿走，但是自己也没有好好地保存起来。
我现在也想不起来这个寺庙的名字了，当时不敢记日记，因为我"文革"以前记的日记都成为他们批斗的资料了。那时候我不敢记日记，尽管看了这么多东西，不敢写下来。
我到了彭泽，到了壶口，也到了星子县。壶口，为什么叫壶口呢？我到了那地方，也看明白了。长江伸出来的另外一个大的湖泊，但是口子特别小，就像一个茶壶的口子，然后一个大肚子。星子县在鄱阳湖的边上，那里还有周瑜练水军的地方。
在星子县，我看到落星墩，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件事呢？因为黄山谷有诗写落星墩的。我一看黄山谷当年写诗的那个地方还在，那是一个小岛，落星墩是湖里的一个小岛，四周都是水，要乘着船才能上去，落星墩上还有寺庙，我都看到了，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能够从实地调查，跟我读的书结合起来，看到当时的历史地理和写诗的环境。
还有一次，我利用回家探亲的时间，跟一个同事一起到广西的桂林阳朔去玩。除夕的晚上，我们步行到刘家站上了火车，那天开往桂林去的整列火车，就我们两个人，爱怎么睡就怎么睡，爱在车厢里走走也好，反正整个一趟车就我们两个人。除夕了，没有人，都回家了。
到了桂林以后我们就直奔阳朔，想从阳朔乘船返回桂林，乘船看漓江两岸的风光，所以我们坐火车一直到阳朔。
到了阳朔，老百姓讲阳朔往下还有一段景，那才是最漂亮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一只空船，刚好船夫要返回桂林，我们就带了点吃的，上了船。他这只船就只载着我们两个人，船夫也很不错，很有文化。我们就从阳朔往下走了一小段，看看阳朔以下的更漂亮的风光再回程。
整个从阳朔到桂林大概是一天多的时间，中间到了九马画山。这是一个重要的风景点。船夫专门为我们把船停下来，让我们上岸到九马画山看看。从江上来看，两边都是高山，壁立的山峰，因为这一片山峰上有斑驳的纹理，像画了九匹马，所以叫九马画山。我们从台阶走上去，这是一条古老的街道，很偏僻的，看了当地的民情风俗，然后再下台阶上船，再继续沿着漓江往桂林走。整个的阳朔桂林之间的漓江山水，我们那天看得非常舒服，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任何人干扰，船夫也是回去，他也是不急不忙地往桂林走。
到了桂林，我就去看我无锡国专的一位老师，他叫冯振心，他以前是无锡国专的教务长。事先我也不知道他住的地方，但是他是广西大学的教授嘛，我到了桂林就打听广西大学，然后再打听冯振心先生的宿舍，一问大家都知道，马上就告诉我。我就到冯先生的家里，他一看我去了，哎呀，真是意外的惊喜，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时候还在"文革"期间啊，大家能够相见，很难得的。他可能也挨了批斗，但是他没有讲这些事，只是特别高兴，冯师母一看我去了，赶快就安排我们吃饭，热情得不得了。
1947年我搞地下活动的时候，当时无锡国专的一个反动教授叫王子畏，王子畏教授要开除我。冯振心先生主持的会，他明明是袒护我的，但是他主持会，不能表态，等到俞钟彦先生跟王子畏一吵架，冯励青先生出来调和了，冯振心先生马上就顺水推舟说，好了好了，不吵了，不开除。那个王子畏坚持要开除我，俞钟彦先生坚持说不能开除，冯振心先生就说，不开除，不开除，这样等于是调停了。
我去桂林看他，他特别高兴，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20世纪80年代，冯先生到北京来，还专门来看望过我。
有一次，我利用假期上泰山，一直步行到泰山顶上。之后又到了镇江，到了扬州，甘露寺啊这些重要的名胜古迹我都去了。
我那次没有时间到扬州市里去详细看，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到滨海去，我的老同学和我爱人的妹妹都被下放到滨海了。
我一到扬州就碰到下大雨，整天的大雨，没有办法，我就在扬州的码头旁边找到一家旧书店。以前古书都不值钱啊，书上的标价都是几毛钱，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堆着。我看了一天书，有很多书很想买，但是那个时候一个是没有带多少钱，再有一个呢，还在"文革"期间呢，万一买回来又被毁了呢，所以我不敢买。但是我碰到一个好的帖，是唐代和尚怀素的《圣母帖》，还是明代的原拓，太难得了，我觉得一定不能放弃，应该买。我以为这个帖也不会贵，结果一问老板，特别贵，要好几块钱，我一听比其他的书高出来这么多，当时就没有买。
但是我回到旅馆里住下来以后，想着第二天我就要到苏北的滨海去了，我还是把自己带的钱凑了，去把那个《圣母帖》买下来了，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古代的拓本。我把它带到北京，收藏到现在。这个帖确实是明拓本，确实很难得，唯一遗憾的是缺少一页，其他都完完整整。我后来看到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明拓本怀素《圣母帖》，一查对，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我少了最后一页。
我们讲拓本，一个是宋拓，宋代的拓本，像王羲之的有名的字，最好的就是《圣教序》。《圣教序》最好的拓本就是宋代的拓本，叫墨皇本，现在西泠印社把它重新印了。这个本子是谁收藏的呢？是爱新觉罗·玉牒崇恩。他是一位行家，他收藏的。他之前是一位姓孙的人收藏的，姓孙的人是我们无锡人，也是一位大收藏家，后来姓孙的卖给了玉牒崇恩，玉牒崇恩藏了60年。八国联军的时候玉牒崇恩的子孙抵抗八国联军牺牲了，家里的收藏都散了，这个国宝又流落到民间，后来机缘凑巧又被我老家那位姓孙的后代发现了，就又买回去了，中间隔了60年，在玉牒崇恩手里收藏了60年，最后又回到无锡孙氏手里，现在可能是藏在天津市博物馆，最近由西泠印社出版了，还有文物出版社也印了，西泠印社印得最完整。
我在无锡国专读书的时候买到了五六本帖，都是王羲之的字。有一年启功先生到我家里来看了，说拓得很好，都是明拓本，非常难得的。其中有一本，启功先生看了很长时间，一直猜不透究竟是什么拓本，因为这个帖和那些不是一批的。后来我到启功先生那里去，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想明白了，你那一本啊，太宝贝了，就是我们大家研究碑帖常说到的，从来没见过的，就是你那一本，你一定要保护好它。现在这些帖都在我手里，但是我也顾不上深入研究。因为后来要做文史的研究，没有办法钻到这个里面去了。东西当然都没有损坏，"文革"期间我都藏好了，没有遭到破坏，东西都还在。
法帖里拓本也有许许多多讲究，拓手的水平、用墨的轻重、时间的早晚、短缺了多少，这都是研究法帖的拓本的专门学问。我因为喜欢写字，也喜欢看古人的碑帖，所以对这些稍微注意一点，懂得一点，这也是无穷无尽的学问。我觉得启功先生在这方面精深得很。
江苏镇江焦山的《瘗鹤铭》碑，在中国碑帖历史上是非常知名的一件文物。我们讲究碑帖，有一句话：大字无过《瘗鹤铭》，写大字没有超过《瘗鹤铭》的，《瘗鹤铭》是中国书法界的一件宝贝。
《瘗鹤铭》本来是长江岸边的摩崖，就是刻在悬崖上的，后来那块石头崩落了，掉到长江里去了。现在传的《瘗鹤铭》的碑帖有两种，一种叫"水前本"，就是落水以前的本子，那是太珍贵了；一种是水后本。所谓"水后本"，就是石头掉到长江里，后来又被捞出来了，但是因为石头碎了，捞出来不全，所以捞出来以后再拓的本子就叫"水后本"。刚刚捞出来的时候拓的本子，除了一块一块变成碎的了以外，字口本身还没有损坏，跟"水前本"差不多，还能够接得上。
但是因为《瘗鹤铭》的名气太大了，焦山的和尚靠它来卖钱吃饭，所以不断用墨去拓，用宣纸在上面拓，拓的时候要敲啊，不断地敲，字口越敲越大，字本身越弄越浅了。后来，焦山的和尚又把它重新挖深了，这一挖就完全失真了，挖了以后再拓的本子就没有太大价值了。
我一直喜欢《瘗鹤铭》，但是以前没有见过原石。水里捞出来的石头，嵌在焦山的寺庙的墙壁上。我从干校回来经过那里，就专程去看了《瘗鹤铭》的碎石，被镶在墙壁上的、水里捞出来的一块块碎的石头。我总算看到原石了，但是这些石头已经不是落水前的样子了，也不是刚刚捞出来的情况了，已经被凿坏了。作为一件文物，原件还是原件，但是已损坏了。我自己藏有一部《瘗鹤铭》帖，这个本子经上海图书馆的一位研究碑帖的老前辈潘景郑老先生看了以后，说我这个本子虽然不能完全确定是"水前本"，但是至少是捞出来以后比较好的一个本子，还没有被挖坏，而且他马上就想起来了，以前这个本子也请他鉴定过，一看就明白了。之后这个本子，我请隔壁的张正宇老先生给我加了一段题跋，后来潘老更给我加了长跋。
前几年有新闻报道，从长江里，就是焦山那座岛的底下的长江里又捞出来好几块《瘗鹤铭》的残石，这个我没有看见，因为这几年，我身体不太好也出不去，就没有再去看。我在那次看到了《瘗鹤铭》的原石，自己又藏有《瘗鹤铭》比较珍贵的一个拓本，所以我特别高兴。
彭玉麟的梅花石，也是在这里看到的，彭玉麟是一位将军，但是他能画梅花，定慧寺有一件彭玉麟画的梅花，刻在那块石头上了。
1972年的11月我们就回到北京了。本来"四人帮"要把人民大学解散，想把我们撂在江西了，但是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他一算，人民大学老干部太多，工资都很高，那时候不提倡办大学了，我们这批人都是老人了，他白白养了以后，干活也干不动，做什么用啊？他就不接受，所以，我们又重新回到北京。
冯其庸（1924年2月3日—2017年1月22日），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斋名瓜饭楼，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红学家，文史专家，生前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冯其庸于1942年考入省立无锡工业专科学校；1946年初入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接受顶级、系统的国学训练；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1948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9年4月22日迎接解放军渡江，随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5月在苏南行署工作；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任教于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1954年8月调中国人民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0年、1981年—1982年两度赴美国在斯坦福、哈佛、耶鲁、柏克莱等大学讲学；1986年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1996年应邀访问德国、法国，并在柏林和巴黎考察两国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005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主要研究《红楼梦》，还研究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2017年1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