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总不满“南昌起义”领导人排序：我怎么能排第二？

摘要：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从南昌城头走出来的革命家，心里装着的从不是座次先后，而是当年起义军南下时踩过的血路，是三河坝阻击战里拼剩的半截枪，是井冈山会师时战士们冻裂的草鞋。

1957年夏，总政治部送来的《南昌起义》连环画初稿摊在朱德案头，领导人排序一栏引发意外波澜——周恩来位列第一，朱德紧随其后排第二。

但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却眉头紧锁，提笔在稿纸上写下一行字：“我怎能排第二？”

这行字迹力透纸背，让送审的参谋愣住了，谁也没想到，戎马半生的朱老总竟会对一幅连环画的名次如此较真。

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从南昌城头走出来的革命家，心里装着的从不是座次先后，而是当年起义军南下时踩过的血路，是三河坝阻击战里拼剩的半截枪，是井冈山会师时战士们冻裂的草鞋。

要弄清楚这声“怎能排第二”的分量，得回到1927年8月1日那个血火交织的凌晨。

南昌城头枪响时，中央已经定下起义核心班底：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统筹全局；叶挺带着铁军余部，任代总指挥；贺龙刚率部脱离国民党，被推为起义军总指挥。

这三人是明面上的掌舵人，会议桌前拍板的是他们，指挥部里调兵的是他们，战士们眼里扛大旗的也是他们。

朱德那时的名字还叫朱建德，在起义序列里挂着第九军副军长的职。

说是副军长，其实第九军就个空架子，军长韦杵压根没来，手下能直接指挥的，只有军官教育团的三个连，两百来号人，枪都凑不齐整。

他不是最初决策圈里的人，前敌委员会开会，他列席过两次，多数时候是站在墙角听，插不上几句话。

可周恩来偏偏看中他这点——在滇军摸爬滚打十几年，云贵川的军阀哪个他不熟？手里那本泛黄的通讯录，记着半个西南军界的名字；更要紧的是，这人在南昌待了半年，城里驻军哪个营有多少枪、军官晚上爱去哪喝花酒，他门儿清。

起义前半个月，周恩来把他叫到江西大旅社，递过张纸条：“城里的事，你得多费心。”

朱德把纸条揣进怀表夹层，转身就扎进了南昌城的烟火里。从7月21日潜回南昌那天起，他就没睡过囫囵觉，白天穿着长衫逛大街，跟茶馆跑堂的、城门站岗的、甚至妓院老鸨搭话，耳朵竖得像雷达，收集各路零碎消息，晚上就躲在江西大旅社后巷的小破屋里，把打听到的敌军番号、兵力部署、武器装备，一笔一画填进自己画的地图格子里，油灯熬干了三盏，终于拼出张南昌城敌军布防全图，连哪个炮楼有几挺机枪、哪个兵营的士兵晚上爱溜号都标得清清楚楚。

31日下午，他包下了南昌大旅社的宴会厅，请的都是城里的头面人物：第三军的两个团长、公安局的局长，还有几个管后勤的官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那些军官喝得脸红脖子粗，搂着歌女划拳，早把防务抛到了脑后。突然有个卫兵匆匆跑进来，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这是约定的暗号。朱德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却笑着举起酒杯：“兄弟们慢慢喝，我去去就回。”

他绕到后院，找到潜伏的交通员，压低声音说：“张发奎的部队动了，贺龙那边有情况，告诉周恩来，提前！” 原来，国民党守军已经察觉不对劲，开始调动部队，要是再按原计划等到午夜，起义可能就泡汤了。就是这两小时，让起义军抢在敌人布防完成前占了先机，南昌城头的枪声，才比原计划早响了两个钟头。

起义军撤出南昌后，一路向南打，朱德成了先遣司令，前头开路的是他，后头断后的也是他。

主力南下广东后，朱德主动要求带三千人留守三河坝，说是阻击追兵，其实是给大部队断后。

那仗打得苦啊，国民党军三个师围上来，打了三天三夜，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战士们趴在血泊里还在扔手榴弹，最后为了保存实力，他带着剩下的人往福建方向突围，路上不断有人开小差，走到江西安远时，队伍只剩八百多人，连师级干部都只剩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