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一场精心策划的“收网”行动

摘要：因为，史书的本来面目从来不是记述事实、还原真相，而是统治者想怎么说，它才能怎么写。如果统治者想删改，那么有些事后世可能永远得不到真相。

（全文大约1万字）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的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来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是，史书却可以。

因为，史书的本来面目从来不是记述事实、还原真相，而是统治者想怎么说，它才能怎么写。如果统治者想删改，那么有些事后世可能永远得不到真相。

“玄武门之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以前，大多数史书都是告诉我们，李渊无主，优柔寡断；建成无能，只吃软饭；元吉无良，就会暗算。唯有秦王李世民，天纵奇才，沉毅机断，英明神武，玄鉴深远，战必克，攻必取，从举义太原到灭薛举、平王世充、擒窦建德，几乎凭一己之力就包揽了大半个大唐基业。

但是，即便如此战功赫赫威名远播，却一直在遭受着不公的待遇：大哥兼太子李建成摘桃子抢功劳，三弟齐王李元吉煽风点火助纣为虐，皇帝老爹李渊不主持公道还拉偏架，搞得李世民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做着全家人的饭，却挨着全家人的歁。

于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李世民纠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发动宫庭政变，推翻了偏心的窝囊老爹，干掉了狠毒的废物兄弟。

然后，“贞观之治”如期而至，盛世大唐隆重登场，成功地佐证了李世民废掉老爹是英明的，做掉兄弟是正确的，他才是那个真正的天选之子。

完美的闭环！

但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诸多的细节却告诉我们，这场被史书塑造为周公诛管、蔡的“玄武门之变”，最终结局虽然如人所愿，但其过程和真相却与事实相去甚远。

种种迹象表明，在武德年间皇帝、太子+齐王以及秦王的三方博弈中，李世民不仅没有处于弱势、被动、受迫害以及毫无准备的地位。相反，在“玄武门之变”之前，李世民才是强势、主动、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的一方：突发的政变，无论是皇帝李渊还是太子建成、齐王元吉，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最终兄弟授首，老爹退位。

李世民的“夺嫡”之念，其实从很早就已经萌生了。

“玄武门之变”真相

要成大事，第一要素是人。

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教员则进一步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李世民亦深得其中三味，一生都非常注意结交和吸纳特殊人才，无论是故人还是敌人，一律来者不拒。更重要的是，李世民性格、情商、能力全部在线，天生具备吸附特质，一时间四方人杰辐凑归之。

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

像刘文静，太原故人；房玄龄，投奔于起兵半道（渭北）；杜如晦，投奔于长安；魏征，原属太子党；禇亮，来自薛举；尉迟敬德，降自刘武周；屈突通，隋朝降将；程知节与秦叔宝，来自瓦岗；高士廉，来自萧铣……等等，不一而足。

所有这些人，不管出身，只论才能。他们全部被留在了天策上将府，名义上是朝庭官员，实际上却是只服务且只忠于李世民的私人幕府。

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宇、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洲”。

事后来看，李世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青年，他的每一笔人才储备也不是为了说话聊天，更不是讨论文学，而是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确切说是为着某件大事而为的。所谓“文学馆”，只是掩人耳目而已。

很多人对此心知肚明，不仅自投帐下，还身体力行，专意为李世民笼络各种人才。像房玄龄就一直致力于此，堪称秦王府第一“星探”。

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

一位恢宏大度、能力出众且志在天下的带头大哥，一群志同道合、渴望建功立业、谋求富贵的文臣武将，在武德年间风云际会，表面上诗词唱和，谈经论道；实则潜谋密计，蛰伏待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将破壁而生，一飞冲天！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中国有句古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

就李世民而言，在太子表现中规中矩，没有任何过错和把柄的情况下，作为次子想去染指，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更没有任何机会，即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但李世民选择的是逆天改命，方式是通过宣传造势硬找理由、创造机会，他要让全天下以及后来人知道：太子之位本来就是他的，他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

工具是一硬——武功、一软——宣传。可谓既有广告，又有疗效。

教员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意思是若论行军打仗，李世民在所有的皇帝中排名第一。

这还真不是盖的，无论哪个战场，李世民上就赢，不上就输，像打薛举、打刘黑闼，就这么魔性，不服还不行。所以，李唐的大半个天下都是李世民打下来的，这个没有半点争议，也没人敢争。李世民也凭此做到了大唐王朝第三号公民。

上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

这已经是作为臣子的最高点，两人之下、万人之上，上面是太子和皇帝，继续走就得有人腾位置。

李世民还想往上走，于是宣传工作登场，中心意思是，太子之位，老爹最早是许诺给我的，是我让给了大哥而已。

经过胜利者的修改，李世民的话是真是假已无从探寻，只有现存史书告诉我们：自太原举义至武德九年，李渊至少三次提出要废太子、立秦王。

第一次是武德五年（622年）十月，回忆举义之初，李渊承诺，如果造反成功，当立世民为太子，李世民拒绝。后来其他人又重提旧议，被再次拒绝。

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

第二次是武德七年（624年）六月杨文幹事件中，李渊让李世民稍作回避，等事一了结，便立其为太子，并嘱咐李世民今后要善待大哥建成。

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谋之，世民曰："文幹竖子，敢为狂逆，计府僚已应擒戮；若不尔，正应遣一将讨之耳。"上曰："不然。文幹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它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第三次是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二，也就是“玄武门之变”的前两天，李建成设下“鸿门宴”，差点把李世民毒死。李渊带着埋怨的口气对李世民说，大唐之所以能有今天，全是你的功劳，我曾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坚决不同意。我打算让你到洛阳自立门户，就像西汉梁孝王那样，以免再起兄弟之争。

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王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

第一次高风亮节，第二次差之毫厘，第三次则分庭抗礼，李世民把事情的“真相”和自己的“冤屈”昭告于天下和后世，意思就是为后来行动的正当与否予以定性。

这三次记载看上去义正辞严冠冕堂皇，其实经不起任何推敲：太子为国之根本，一变则地动山摇，所以废长立幼自古以来就是取乱之道，为人主之所忌，周幽王、晋献公、秦始皇、隋文帝乱家亡国就是明证。高祖李渊能为开国肇基之主，其能力见识自是不凡，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错误，而且还是一犯再犯三犯？

有人说这应该是真的，因为从晋阳起兵到大唐开国都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表现地昏聩无能，一直在坐享其成。

不错，正史还真是这么说的，但那是李世民的意思，不是李渊的。

李渊的真实情况和想法不在《新唐书》和《旧唐书》，而是记载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李世民在修改那段历史的时候，这本书基本被忽略，部分真相也就很幸运地保留了下来。

但是没办法，话语权没了，李渊有苦没地方说，只能由着李世民在那里掰。就像教员所说，思想这块阵地，如果你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

有了功劳，积攒了口碑，又通过宣传左右了人心向背，李世民心底积攒的欲望开始蠢蠢欲动。

武德七年，他终于按捺不住，主动发起了一次“夺嫡”试探，这就是“杨文幹谋反”事件。虽然最后行动失败，但却成功摸到了李渊的底线。

李渊的“许诺”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大唐帝国发生了一件事：庆州都督杨文幹谋反。

这本来不算什么大事，因为建国日短，人心未定，一直有人抱持观望首鼠两端，随时做着投入下一家的准备，所以经常发生一些类似事件，像幽州都督李艺甚至在武德九年时还加入了造反行列。

但是，杨文幹谋反事件却被严重低估甚至忽略，史书对此语焉不详且没有深入解读，疑点重重却被一笔带过。

这件事的特殊之处在于：

第一，第一次让太子和秦王的矛盾大白于天下；

第二，这一事件暴露了秦王的野心，不仅是对皇帝权威的一次挑衅，更是赤祼祼地对太子之位的觊觎。

确切说，这是是秦王李世民一次明目张胆的“夺嫡”试探！

我们先来看一下事情的大致经过。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初三，高祖李渊到新建成的仁寿宫避暑，李世民与李元吉陪同，太子李建成则留守长安。

李建成专门嘱咐李元吉，让他趁此行见机行事，做掉李世民。同时派人安排庆州都督、也是东宫故人的杨文幹负责接应，并送去一部分甲胄。

建成使元吉就图世民，曰："安危之计，决在今岁！"又使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以甲遗文幹。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太子主动挑起、秦王被动应战的宫、府较量，但是过程却十分诡异。

从起因看，李建成应该是有备而来，但是，他亲自安排去庆州联络杨文幹的两个人却中途反水，到仁寿宫向李渊揭发了李建成的这一计划。心腹亲信居然背叛主人，而且是在这种要命的大事上，这是第一个诡异之处。

二人（尔朱焕、桥公山）至幽州，上变，告太子使文幹举兵，使表里相应。

几乎同时，一个叫杜凤举的宁州人也跑到仁寿宫举报此事。

又有宁州人杜凤举亦诣宫言状。

李建成难道将要对秦王不利布告天下了，怎么连一个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是第二个诡异之处。

最后，李渊得知消息，先是派人控制李建成，同时由司农卿宇文颖去庆州召杨文幹进宫。结果，更加诡异的事发生：钦差大臣宇文颖一到庆州居然也背叛李渊，把实情告诉了杨文幹，导致杨文幹立即举兵造反。

遣司农卿宇文颖驰召文幹。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幹遂举兵反。

李渊闻讯大怒，立即手诏招建成问讯。建成还算识相，只身一人前来谢罪。正在气头上的李渊叫来李世民，让他暂时回避，并承诺事后改立其为太子。

李世民此时距离太子之位只差一步之遥！

但是，关键时刻，李渊却在封德彝等人的劝说下冷静了下来，他应该也同时感觉到了事情的诡异之处。接下来李渊没有拖泥带水，立即给太子恢复名誉，该干嘛干嘛。但也没再深入调查，扩大打击面，而是只简单处理了东宫和秦王府的几个属员，可谓各打五十大板。

世民既行，元吉与妃嫔更迭为建成请，封德彝复为之营解于外，上意遂变，复遣建成还京师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流于巂州。

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雷声大、雨点小，这就是杨文幹事件的处理过程和李渊的处理态度。事情的真相虽然已经无从查询，但要想分辨罪魁祸首却并不难，最简单的逻辑就是：如果太子因此被废，最终的受益人大概率就是事件的发起者。

很明显，是秦王李世民。

为什么这么肯定？

看一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皇爹李渊、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三者的地位和关系其实相当微妙。

证据一：太子李建成缺少安全感。

无论是《资治通鉴》还是《旧唐书》，在介绍杨文幹事件时第一句话都是：

杨文幹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私使募壮士送长安。

正是因为来自秦王府的威胁一天比一天大，而自己的东宫卫队不仅人数有限，还不固定，所以才让杨文幹偷偷地给自己募集私人安保。

这一点不是空穴来风，《通鉴》卷一九一就曾提到太子的处境，“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以太子之遵，居然要通过贿赂父亲的小妾以取宠，其姿态之低、势力之弱、无可奈何之状可见一斑。

证据二：李渊没有深究。

既然明确太子无辜，说明主谋另有其人，那就应该穷究其事，以震慑别有用心者，并彻底还太子清白。但李渊却放弃了。

证据三：李世民全身而退。

全身而退是因为李渊没有深究。是不想？不敢？还是不能？

我认为是既不敢、也不能。

原因很简单，秦王多年来一直专力于各种军事征讨，虽然看上去没有实际军权（随用随收），但却在军队乃至政府内部积累起了极高的威望，甚至已经培养起了极大的私人势力。无事就是一个人畜无害的普通亲王，而一旦有事，就连李渊也不敢保证能否有效控制。

李渊也不是没有想过遏制李世民的势力，但无奈帝国草创，四方有事，朝廷离得了太子和齐王，却离不了秦王。

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亦甚。

所以，这一事件充分表明，在武德七年的时候，整个大唐帝国已经没有人能撼动秦王李世民的地位，连其皇帝老爹也不行！

所以，此次试探虽然失败，李世民却并没有丧气，而是在认识到时机尚未成熟后，反而静下心来，更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因为，他手里可打的牌还有多张。

比如政变所需的最核心的因素：军队，他也准备好了。

杨文幹事件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只要涉及阶级斗争，不管是阶级之间还是阶级内部，如果没有军队支撑，必将一事无成。

李世民看上去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局。

这是因为，在多数朝代，亲王一般不允许典兵，就连太子也不行。原因很简单，亲王典兵多成国家祸乱之源，像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以及明代的“靖难之役”。

因此，多数情况下，亲王只被允许拥有人数很少的护卫，如清代贝勒每人只设护卫36人，而且其中的监视功能还远大于保护。

太子因为身份特殊，在这方面的待遇稍高于其他亲王，但也不存在兵权问题，只是亲兵卫队数量稍大而已。因为皇帝也怕儿子如果势力过大，就可生出提前登基的觊觎之心。

像梁武帝萧衍，数十年的帝王生涯已经让他和权力融为一体，越老越怕失去，因此在晚年时还下令把太子萧纲的东宫卫队削减至两百人；

隋文帝杨坚在坚信杨勇已经不适合当太子后，就坚决地收回了所有的东宫宿卫；

“玄武门之变”前后，太子李建成所能掌握的兵力大约是多少呢？

唐代《唐六典》规定：“东宫置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左右清道率，凡六率府”。

《中国历代兵制》则进一步分析，各率府分领军府3至5个，兵力编制以千人为单位，所以，太子在名义上直接统辖的总兵力约在2万人左右。

看上去力量很强大，但实际情况却非如此，因为这2万人中，除了有大量的仪仗人员外，其他护卫侍从也并非全部值守东宫，而是分散驻扎长安城内外要地（像右翊卫大将军罗艺曾率东宫六率一部驻防泾州），东宫只分配有一小部分，而且是轮值。

研究表明，“玄武门之变”时，李建成直属的东宫驻军最多不超过2000人。

武德七年，面对来自秦王府的威胁，李建成曾两次有意偷偷扩充自己的护卫力量，但均为人所告（估计是秦王），计划流产。这两次除了前面提到的杨文幹外，还有可达志这一次。

建成擅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馀人为东宫卫士，分屯左、右长林，号长林兵。又密使右虞侯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欲以补东宫长上，为人所告。上召建成责之，流可达志于巂州。

即使太子府在卫队问题上捉襟见肘，但如果按照规定执行，东宫势力仍远胜秦王府，因为李世民连普通卫队都没有，所谓兵权更是随用随收，如虎牢关大捷后不等回军就被李渊迅速解除其兵权。

但是，史书却又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在政变之前，李世民手底下至少有八百人，而且还只是明面上的。

哪来的呢？

答案是“畜养”——所谓“畜”（通“蓄”），顾名思义，一是时间长，二是有计划——也就是说，李世民的准备工作不是一天两天，有想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敬德曰：“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馀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高平陵之变”前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的事。

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晋书》）

而且史书还同时显示，李世民能有效调动的军队远不止这八百，而是更多，比如东都洛阳方面。

这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自武德四年平定洛阳王世充后，李世民就已经展开布局，把洛阳经营成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遣秦府车骑将军荥阳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馀人之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资治通鉴》）

会建成、元吉将起难，太宗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遣亮之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旧唐书·卷六十九》）

这段记载透露出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洛阳距离长安300多公里，不太近，但也不太远——这很重要：不太近，意味着可以偷偷地做事情而不容易暴露；不太远，一旦有急，数日可到。

其次，张亮到洛阳的时候，手底下至少有1000人。

第三，《旧唐书》则进一步告诉我们，张亮到洛阳的时间点，恰恰是“玄武门之变”前夕。

这几点同样说明了李世民的蓄谋已久和长期准备，中间虽然出了点差子，引起李元吉的怀疑，但好在张亮经受住了考验，计划并没有暴露。

元吉告亮谋不轨，下吏考验；亮终无言，乃释之，使还洛阳。

不过，这一事件应该是让李世民感到了危机，成为发动政变的一个引子。他认为，既然已经惊动了李渊和太子，那就不如提早动手，先发制人。

所以，“玄武门之变”，既是计划即将暴露时的图穷匕现，也是长期精心准备后的水到渠成。

万事具备，下一个出场的是秦王府谍报人员，这个人直接决定了政变的发动时间。

李世民经营洛阳

兵法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相比于以上各方面，李世民在政变之前的谍报和策反工作同样出色，不仅对太子宫的情况了如指掌，甚至对皇宫也完成了绝对掌控。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三，突厥入寇。若在平时，这肯定又是李世民的事，但这一次，太子却极力推荐齐王李元吉挂帅出征，并获得李渊同意。

李元吉提了一个要求，要借调秦王府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叔宝四人随自己出兵——事后显示，这是太子和齐王有意拆解、分化秦王势力的计划之一。

就在这天晚上，一个神秘的身影敲开了秦王府的大门，向李世民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太子和齐王不仅通过抽调大将消弱秦王，还将借给李元吉出兵送行之机，联手做掉李世民。

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

这个人名叫王晊，时为太子率更丞，是东宫一个从七品的小官，掌判礼乐刑罚。

此人职位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但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不小。而如果再联想一下杨文幹事件中的尔朱焕和桥公山，那么一个细思极恐的事实出现了：东宫，已经被秦王府深度渗透。

这个时候，如果还相信秦王李世民是弱势的、发动政变是被迫的、政变前也是毫无准备的，可真是见鬼了。

而且，秦王的谍报和渗透还远不止此，皇宫的情况更为严重。

如果说东宫还仅限于安插间谍的话，那么对于太极宫（皇宫），李世民已经通过收买和策反实现了完全控制。

被抹黑的李建成

删改过的史书虽然多经修饰，但“玄武门之变”仍然破绽百出，细看一下就会发现，整个政变过程就像发生在秦王府一样，李世民完全是主场作战。

第一个破绽：李世民伏兵于玄武门。

这句话是解开整个“玄武门之变”真相的钥匙。

庚申，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

说实在的，看到这话的时候我笑了：李世民背着皇帝老爹，带着上千名武装到牙齿的卫队，偷偷跑到世界上戒备最森严的皇帝家里打埋伏，老爹对此不仅一无所知，甚至连看门狗都没叫一声。这到底是太极宫还是秦王府？

第二个破绽：皇宫宿卫大将有给李世民开门的，也有替李世民守门的。

在“玄武门之变”中，明确被李世民成功收买的禁军将领有三个：敬君弘、吕世衡以及常何。

这三个人当中，敬君弘是李渊起事后的隋朝降将，先后授骠骑将军、黔昌县侯。唐开国后，又得授左屯营将军，掌管玄武门守卫，并加授云麾将军。这么一位深受皇恩和信任、本该担负起皇宫安全的宿卫大将不仅发生背叛，还毫不犹豫地和另外一位将领吕世衡当场为秦王死难，可见李世民对皇宫的渗透之功绝非一朝一夕！

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后，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

而常何呢？虽然史书中语焉不详，但上世纪二十年代出土、由李义府撰写的《常何墓志》却暴露了真相：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令（常何）总北门之寄。

北门即玄武门！

第三个破绽：政变期间李渊一直和人泛舟海池、喝茶聊天。

玄武门政变时，至少有三帮人在缠斗：秦王府、东宫+齐王府以及皇宫卫队。

战斗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兄弟三人相互逐杀，最终建成、元吉死；

第二阶段，东宫将士要为建成报仇，由冯立、薛万彻等率两千多人攻玄武门，甚至“鼓噪欲攻秦府”，秦王府将士与禁军拼死抵抗；

第三阶段，眼看胜负难分，尉迟敬德拎出建成、元吉的首级示众，才勉强镇住了场面。

人数虽然不详，但考虑到禁军，总数应该不少于五千。

高祖、太宗两朝及高宗前期，皇宫就是指的太极宫，其前身是隋文帝杨坚所修的大兴宫，总占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即：约1200米见方）。

在这么个区域内，如果有五千人杀声震天鼓噪乱斗，房顶都要掀翻了，李渊居然啥也听不见，而且还能悠闲自得地与萧瑀和陈叔达海池泛舟聊天？

更何况，玄武门和海池仅一墙之隔（见下图）！

当尉迟敬德一身戎装前来汇报的时候，他才惊慌失措地问是谁在外面作乱，并质问尉迟敬德为什么未得允许就擅自闯入皇宫。

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

这三个破绽带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政变之前，李渊就已经被李世民提前软禁、身不由己了！

太极宫复原图

历史经验表明，在皇帝身体状态、执政状态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太子或者亲王叛乱没有半点胜算。

最典型的例子是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太子刘据被江充发起的巫蛊案逼反，他趁武帝刘彻到城外甘泉宫疗养之际，捕斩江充，然后计划到甘泉宫告罪。结果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父子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刘据无奈将错就错，放出罪犯，在长安城大闹数日，死人无数，丞相、御史大夫出面也无济于事。而在城外的刘彻却不慌不忙，只安排了一件事就让太子一败涂地：把调兵符节上端加了一节黄旄，让原有的符节自动失效，太子也就完全失去了号召力。

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相别。

而随后的细节也证明了李渊的状态与当年刘彻相去甚远。

细节一：就在尉迟敬德向李渊汇报的时候，秦王府与皇宫、东宫及齐王府宿卫仍在酣斗，尉迟敬德让李渊写个手诏，让所有人停战并听秦王指挥。

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

尉迟敬德“请降手诏”，请问他哪来的胆量和资格教皇帝做事？

细节二：手诏由秦王府司马宇文士及对外宣布；

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宣敕，众然后定。

宣敕自有宫人或其他专业人员，凭什么由秦王府属来做这件事？

细节三：由裴矩出面向东宫将士做好解释工作。

上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皆罢散。

太子被杀，东宫方面相关工作最难解释，所以才由皇帝近臣裴矩代表皇帝进行宣谕才更具说服力。

这三个细节都指向了一种解释：李渊已经没有话语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