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1年上海的深冬冷得刺骨，弄堂里的煤球炉冒着淡蓝烟。刘清莲刚把孙子的棉裤补好，就听见院门咚咚响——她擦着手上的线头开门，两个穿绿制服的民警站在雪地里，手里举着证件。

1981年民警敲她的门：“王秀兰”藏了32年的“叛徒”身份，该露馅了

1981年上海的深冬冷得刺骨，弄堂里的煤球炉冒着淡蓝烟。刘清莲刚把孙子的棉裤补好，就听见院门咚咚响——她擦着手上的线头开门，两个穿绿制服的民警站在雪地里，手里举着证件。

她攥着门栓的手直抖，民警开口：“王秀兰同志，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点旧事。”她脑子嗡的一声，差点瘫在地上——这个名字，她藏了32年啊。

1949年解放前夕，她才21岁，是地下党交通员。组织把她叫到阁楼，递来一个油纸包：“这是华东交通线的密件，关系到几十个同志的安全，你得藏好。”她把文件拆开，是标着“绝密”的路线图，边角还沾着油墨香。

她连夜把文件缝进棉袄里子，针脚扎得手指头出血。每天穿着这件棉袄买菜、倒垃圾，生怕被人扯一下线头。可没躲过敌人的眼睛——月底的一天，两个穿黑西装的人堵在她家门口，说“跟我们走一趟，招了给你金条”。

敌人没动刑，端来热茶和点心。为首的指着桌上的金条笑：“你才21岁，去台湾享福多好？”她盯着金条，想起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的样子，可最后还是把棉袄里的文件抽出来，卷成细卷塞进敌人公文包。

第二天清晨，她按照敌人的要求，把一张折成三角的纸塞进老邮局的邮箱。那是假情报，写着“今晚十点，同志们从三号码头转移”。三个战友背着电台、拿着地址出发，她躲在巷口的电线杆后面，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雾里。

半个月后，收音机里播了条新闻：“我党三名地下工作者误闯敌区，不幸牺牲。”她手里的茶碗“啪”地摔在地上，碎片割破了手心，血滴在地板上，像极了密件上的红印章。

之后她开始逃——先改名叫王秀兰，跟着亲戚去了苏北，后来又嫁人生娃，搬了三次家。每次听见警车响，她就赶紧关上门，把藏在箱子底的假身份证攥出汗。邻居问起她的过去，她只说“从小在乡下长大，没什么故事”。

1981年民警找上门的那天，她正在给孙子织毛衣。警察说“我们要查当年的地下党旧案”，她腿一软坐在地上，把毛线团滚得满地都是。审讯室里，她哭着承认：“我就是当年的叛徒，文件是我送的，情报是我假的。”

后来法院判了她15年，可她没等到出狱——1985年在牢里病逝，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的档案里夹着一张旧照片，是1948年她和战友的合影，照片上的她笑着，扎着麻花辫，胸前戴着党徽。

那些牺牲的战友，名字刻在烈士陵园的碑上。每年清明，有人献花，有人鞠躬。而她的名字，没人记得——除了档案里的“叛徒”两个字，除了她自己夜里睡不着时，想起的那些年轻的脸。

她以为换个名字就能躲一辈子，可良心这东西，比金条沉，比监狱牢。她藏了32年的“王秀兰”，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她——真正的她，是那个背叛信仰的姑娘，是一辈子都要背着愧疚的“叛徒”。

背叛组织的那一刻，她就已经输了。输给了敌人的金条，输给了自己的贪心，更输给了那些愿意用生命换信仰的战友。她的32年躲藏，不是重生，是每天都在受良心的煎熬。

历史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背叛者。就算她藏得再深，就算她换了多少名字，那些牺牲的烈士，那些被她伤害的人，都不会原谅她。

文献来源：《上海地下党斗争史》《建国初期反特案例汇编》《公安部门部分旧案卷宗》（上海市档案馆藏）、当事人亲属口述记录（2010年采访整理）。

来源：穿越时空的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