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蒋介石调集川、黔、滇军阀及中央军共40余万兵力，将3万红军围堵在乌江西北的狭长地带。此前土城之战因情报失误与川军刘湘部激战，红军伤亡近千人，原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彻底受阻。
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虽重新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却仍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期。
蒋介石调集川、黔、滇军阀及中央军共40余万兵力，将3万红军围堵在乌江西北的狭长地带。此前土城之战因情报失误与川军刘湘部激战，红军伤亡近千人，原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彻底受阻。
毛泽东指挥二渡赤水再占遵义，虽歼敌数千，但仍未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此时最紧迫的任务，是用一支小部队伪装主力，将围剿之敌引向错误方向，为主力北移腾出空间。
川南游击队的组建从人员筛选便体现“战略牺牲”的决绝。队伍由两部分组成：100余人来自中央保卫局，这些人政治审查严格、纪律性强，是执行隐蔽任务的核心；另300人抽调自红三军团彭德怀部——彭老总虽不舍，但仍以大局为重：“主力要活，就得有人当饵。”
最终确定的队长是徐策。这位红三军团五师原政委，参加过第四次反“围剿”，身上留有3处弹痕。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任务：“你们不是去打仗，是要让敌人相信‘红军主力在川南’。哪怕牺牲，也要为大部队争取转移时间。”临行前，中央特批银元和药品，强调“任务不在歼敌，在牵制”。
2月中旬，400余人的队伍悄然离开扎西。战士们换上国民党军旧军装，摘掉红星帽徽，仅留一台电台用于紧急联络。徐策在行军日志中写道：“我们要当‘影子部队’，让敌人的枪口永远对准我们。”
进入川滇交界后，游击队开始系统执行“伪装主力”任务。他们通过三方面操作误导敌军：
其一，制造“主力活动”痕迹。在泸县、叙永等场镇张贴“红军主力将渡长江”的标语，派战士伪装成逃兵向乡公所“泄露”情报，甚至故意在国民党巡逻队面前“败退”——撤退时丢弃写有“北上抗日”口号的传单和几箱子弹，营造“主力溃退”的假象。
其二，利用群众传播消息。游击队每到一村，先帮老乡挑水扫院，再开仓放粮。在珙县，他们打开地主粮仓分300多石稻谷给贫农，百姓口耳相传“红军主力有十万，专杀贪官恶霸”。这种“软宣传”比标语更有效，川南地区迅速流传“红军要打回来”的消息。
其三，干扰国民党情报系统。游击队故意释放被俘的国民党士兵，这些人回去后汇报“红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进一步加深川军误判。川军总司令部据此调集教导师、模范师等5个主力团南下；薛岳的中央军也将原驻川南的部队调往长江沿线，以防红军“再现遵义奇迹”。
这一系列操作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围剿部署。遵义方向的红军主力因此获得关键空隙——1935年3月，毛泽东率部奇袭遵义，歼敌两个师八个团，俘虏数千人，彻底扭转被动局面。
转折点出现在1935年5月。游击队在叙永收编了一支200余人的土匪武装，头目王涛逸自称“曾是红军战士，因受伤离队”。徐策见他熟悉川滇地形，便任命其为“第一纵队司令员”，自己兼任政委。
但王涛逸的革命信念早已动摇。其妻安某是地下党，在泸州传递情报时被捕。特务对她严刑拷打，得知其与王涛逸的关系后，通过她父亲传话：“劝降丈夫，保你全家平安，还能当县长。”
王涛逸收到妻子夹在烟盒里的信后动摇。他想起徐策曾拍着他肩膀说“我们都是穷人的队伍”，也想起游击队帮老乡分粮时孩子们的笑脸，但妻子的哭诉和国民党的许诺最终压垮了他。
1935年6月，王涛逸以“侦察敌情”为由离开营地，三日后带领川军两个旅包围游击队驻地。徐策在突围中被流弹击中，临终前叮嘱警卫员：“快走……告诉中央，我们没辜负任务。”
此役，游击队伤亡过半，仅80余人突围。王涛逸投敌后被刘湘任命为“川南清剿副司令”，他带领国民党军反复扫荡川滇边界，喊出“活捉徐策余孽”的口号。
突围后的游击队由余泽鸿带领，钻进川滇交界的原始森林。这位曾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副书记，面对衣衫褴褛的战士，用树枝在地上画地图：“我们是红军，死也要死在革命路上。”
他首先整顿队伍：原王涛逸旧部中30余人因动摇提出离队，余泽鸿未强留，发给路费；留下的50多人每天凌晨出操，学习文化，听红军长征故事。
1935年冬，川南普降大雪，森林竹棚漏风，战士们靠挖野菜、煮树皮充饥。余泽鸿将棉大衣披给伤员，自己冻得直咳嗽。房东老大娘偷偷送热粥，哭着说：“我儿子也是红军，你们要是饿死了，谁给我们报仇？”
1936年初，游击队得知当地民团团长张占彪因克扣军饷被部下痛恨，派侦察员策动一个排起义。这些人带20多支步枪和一箱手榴弹加入，队伍恢复到80人。
此后，游击队改变策略，专打国民党运输队。1936年3月，截获宜宾运往昭通的军粮120担、弹药50箱，缓解了物资危机。百姓传开“红军主力又回来了”，农民李二牛带两个儿子参军，妇女会做军鞋，儿童团放哨。到1937年春，队伍发展到500余人，改称“川滇边游击支队”。
抗战爆发后，游击队面临新选择。余泽鸿主持召开会议，多数战士喊“打鬼子”，队伍改编为“川滇边抗日游击支队”，开赴抗日前线。他们在宜宾袭击日军运输船，在昭通伏击日军小队，两年间歼敌200余人。
1945年抗战胜利，队伍保留原名，继续与当地反动势力斗争。到1949年底川南解放时，已发展到1200余人，拥有轻重机枪30余挺、迫击炮5门。
1949年12月，第二野战军先头部队进入川南。一支穿补丁军装、扛老旧武器的队伍拦住去路，领头老战士说：“我们是川南游击队，找周副主席！”
消息传到重庆，周恩来连夜赶来。他看着眼前头发花白的老战士，握住带队者（余泽鸿已于1942年牺牲，此时由当年的小战士王建国带队）的手：“我还以为你们都牺牲了……”
王建国掏出一本泛黄的行军日志，扉页写着“1935年2月18日，从扎西出发，任务：伪装主力”；最后一页是余泽鸿的字迹：“1949年10月1日，我们在川南听到开国大典广播，全体起立唱《国际歌》。”
现场寂静良久，周恩来抹泪：“你们不是‘失联’，是把生命融入大局。12年坚守，换来了长征胜利和今日解放。”
这支从400人起步的队伍，最终以1200人规模归建。他们中许多人未活到新中国成立，未见过天安门，但名字刻在川滇边界的山岗上——徐策、余泽鸿，是那些在森林设伏的战士，是帮老乡分粮的普通人。
所谓“大局”，从不是空洞的词。它是400人主动走进包围圈，是幸存者在绝境中重建队伍，是12年未忘出发誓言。他们用一生回答：什么是革命者的信仰？——是将个人生死融入民族存亡，是将“完成任务”看得比名字更重要。
来源：历史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