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九路军原驻防京沪一带，1932年“一·二八”战事爆发，十九路军奋起还击。第五军、教导总队等附近部队驰援上海，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在上海各界人力物力等强有力的后勤援助下，抗击日军优势海空猛攻和武器装备优越的四个师团，长达40天之久，始终胜负互见，创下近代以来对

1933年10月，一封绝密情报传进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正在上海的戴笠闻讯后，火速回到南京。

情报是潜伏在十九路军的情报员发来的，内容极其简单，却足以令南京政府为之震惊：

十九路军有异动。

十九路军原驻防京沪一带，1932年“一·二八”战事爆发，十九路军奋起还击。第五军、教导总队等附近部队驰援上海，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在上海各界人力物力等强有力的后勤援助下，抗击日军优势海空猛攻和武器装备优越的四个师团，长达40天之久，始终胜负互见，创下近代以来对日作战绝无仅有的战绩。

十九路军由此声名大振，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成为世人瞩目的民族英雄。

战事结束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整训，参加对江西苏区的“围剿”。同时，蒋光鼐被任命为福建省政府主席，不久蔡廷锴兼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

由于十九路军的早期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素以反蒋而著称，因而戴笠对十九路军早有戒心。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复兴社设立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第一期，戴笠推荐桂永清任班主任，并报经蒋同意，通过军委会指令十九路军选派下级军官120名受训，这批人毕业后大都加入了复兴社，相当一部分又被戴笠吸收加入了特务处。

1933年夏，复兴社用化名寄给这批人的一笔津贴汇款被查获，经十九路军深挖穷追，遂将受款人黄汉光、周邵等100余人逮捕处决，只有少数人幸免。

戴笠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与这些人接上关系，指令他们积极开展活动，提供十九路军的情报，对该军的中下级军官开展策反工作，散布流言，传播蜚语，瓦解该军的斗志，造成混乱。

此时，特务处的电讯系统已有快速发展，随着无线电制造厂的开办，新制作的2.5瓦袖珍发报机与由普通收音机改装的袖珍发报机，先后配发各地派出机构，南京总台同时在魏大铭的主持下建立，并随着各地电台的增多而扩大。

由于无线通讯网的建立，戴笠及时得到了十九路军异动的情报。

同时，设于上海的无线电侦收单位，也侦知李济深密派代表，持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四人联署函件，与江西苏区红军联系合作，订立反日反蒋协定。

戴笠曾于八九月间指令特务处香港区和华南区的特务密切注意陈铭枢、李济深的行动以及与十九路军之间的秘密接触，随时密报蒋介石。

同时，抽调大量特务南下，加强特务处华南区与香港区的力量。

戴笠的密报引起蒋的注意和警惕。蒋于九十月间迭次致电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查询陈铭枢在福建的具体言论和行动。

然后，又派飞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庐山会晤，蔡托病不肯前往。蒋介石又派人送50 万元给蔡，以资拉拢，亦未能奏效。

为适应需要，戴笠还下令特务处紧急成立由郑寰雄为组长的福建浦城直属组和由连谋为组长的福建厦门直属组，加强对十九路军监视。

特务处厦门直属组组长连谋，组员林顶立、连济民、张静山、陈式锐、庄骏烈等十多人。设有内勤、交通员和通讯员。

连谋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连谋，原名连良顺，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人。幼年在家乡安兜村读私塾，1920年进入坝头小学读高小，1924年7月在其叔父创办的惠安螺阳中学学习。

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连谋极具报国热情，在螺阳中学就读时，受该校革命党人的影响和革命气氛的熏陶，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当时的反军阀、反独裁、抵御外侮的爱国学生运动。

在校期间，连谋结识了革命党人许卓然，经许卓然介绍，1925年报考黄埔军校第四期被录取。

在黄埔军校期间，连谋是是青年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对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崇拜得五体投地。

毕业后，连谋即参加国民革命军发动的北伐战争，在著名的汀泗桥战斗中荣立战功，同年七月升任连长。

国民革命军进入福建时，连谋任营长，1927年至1931年间在惠安、泉州、仙游等地驻防。

1932年5月，十九路军调闽时，南昌行营调查科被戴笠收到其麾下，他指派此时在行营担任特务队长的连谋回闽建立厦门直属组。

到厦初期，他以调查黄埔军校毕业生的情况为掩护，在鼓浪屿虎巷办公，行动异常活跃。主要任务就是监视十九路军的活动，及与粤、桂的联络动向，其次为刺探中共情报。

当时正处在日军大举侵华期间，日本浪人横行霸道、欺官压民、为所欲为，而中国人却束手无策。

连谋非常气愤，主张采取以暴易暴的非常手段来对待，并亲自动手，把多个横行霸道的日本浪人打死，装入麻袋沉入大海，此事只有当时厦门警察局长沈觐康知道。

这段时间，戴笠不断搜集到“闽变”的大量情报，其中尤以十九路军与红军签订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协议的情报使蒋深为忧虑。

他深恐该军一经发动，红军必然大举反攻，然后广东的陈济棠、胡汉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等反蒋派趁机联手发难，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戴笠令电讯科长魏大铭选派得意门生姜毅英等人，秘密潜入厦门，登陆鼓浪屿。

姜毅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为躲过严密搜查，姜毅英等人将携带的小型通讯器材拆散，藏在内衣或饼干盒里，终于在鼓浪屿成功建立秘密电台。

从此，福建政府与十九路军每天的一举一动，源源不断地传入南京。

11月20日，李济深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废除“中华民国”年号，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以福州为首都；撤销孙中山遗像，摘掉青天白日国旗，改用上红下蓝中嵌五角黄星的新国旗。

“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余心清（冯玉祥的代表）为经济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为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友仁为外交部部长，蒋光鼐为财政部部长，蔡廷锴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

“福建事变”当天，戴笠及时得到了有关“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建制、部队番号及其军事部署等情报。

此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抚州前线指挥顾祝同、陈诚的“剿匪”，北路军与红军作战。蒋得到戴笠的电报，神色异常紧张。

他在抚州北路军指挥所内终日彷徨，莫知所措，忽而自言自语，连说：“糟了！糟了！”

每日晚餐后，他就向侍从人员晏道刚、林蔚查问有无戴笠送来的关于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系的情报。

很快，他就得到戴笠的详细密报：李济深、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仅在福州发表反蒋宣言，空喊口号；江西红军亦无反攻迹象；各方反蒋派也无反映。

蒋这时始转忧为喜，乃对亲信人员说：

“这一下可好了，形势缓和了，敌人孤立无援，闽变不足平矣！”

于是，他一面调集3 路大军向福建开进，进行军事讨伐，一面急电戴笠，要他速派一位特务处高级特务，潜往福建，用釜底抽薪的方法，主持对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策反工作，瓦解“闽变”。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立即将正在北平的郑介民召回，连夜召开特务处高级特务会议，商讨对策。戴笠首先向郑介民婉转转达了蒋介石要郑介民亲自到福建去主持策反活动的意思。

因为早在1932 年5 月，十九路军奉命开赴福建时，戴笠就利用郑介民在十九路军中有许多广东同乡关系的有利条件，先后介绍了数十名特务到十九路军中任中、下级军官。

为了防止泄密，确保安全，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其中除少数人是通过特务处人事股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郑介民以个人关系派遣出去，平时不与特务处联系，只与郑介民个人保持关系。

现在，一旦要启用这些潜伏多时的特务，当然只有郑介民亲往最为合适。

然而，听完戴笠对“闽变”的情况介绍，郑介民沉默良久，迟迟不肯表态。

郑介民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郑介民一向被誉为“有政治头脑”与“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和“政治理论家”。由于注重理论研究，注重仪表，讲求风纪，每日军装笔挺，面带微笑，讲起话来不紧不慢，却又滔滔不绝，且时不时来几句小幽默，郑介民又素以“博学多才”“老成持重”而著称。

但事实上，这位一如北方彪形大汉的海南岛（原属广东）人，持重有余，胆魄不足。与戴笠雷厉风行、不怒自威的军人作风相比，郑介民更多的是谨言慎行，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与郑介民相处日久，戴笠了解他的个性，并不急于催促。而且，他也清楚，郑介民一直不甘心屈居人下，亦认为特务工作层次低，几次找蒋介石要求调动，数次碰壁之后才不得不安下心来。

对这样一位重要下属，戴笠也只能做出适当迁就。

可是，郑介民认为，十九路军脱胎于粤军一师，历来是广东人的天下，其中相当多的人都认识他，了解他现在的工作性质，让他去福建岂不是上门送死；

一年多以前，他虽然介绍了许多人打入到十九路军中去工作，但有些人去后一直没有联系，不知这些人目前的政治面貌怎样？

如果其中有人已叛变，让他去联系这些人，岂不是自我暴露身份。

因此，虽经戴笠反复催逼，郑介民始终硬着头皮，不肯明确表态。戴笠知道情况紧急，蒋介石又数次发电查问此事落实情况，情急之下，只得决定亲自潜赴福建主持这次行动。

不过，他要郑介民把他所掌握的可靠关系全部交出。

事变前夕，陈铭枢无意中发现了两名特务处内线，这两人正是参加过军官训练班的下级军官。陈铭枢举一反三，大为震惊，立即在全军进行大清洗，将参加过训练班的军官清除了一大批，特务处的秘密情报员被清除不少。

两人核对情况后发现，郑介民安插在十九路军的人均安然无恙。

随后，戴笠把自己的决定向蒋作了汇报，蒋复电表示同意，并催促“速行”。

1933 年11 月下旬的一天，戴笠带着从上海区抽调的情报组长沈醉以及副官贾金南和卫士等数名精干随从，从南京出发，经上海、杭州、衢州，翻过闽浙交界的仙霞山枫岭关，一路轻装简从，秘密向福建厦门鼓浪屿进发。

来源：子名历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