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一天，市里给我颁“匠人精神”荣誉称号的时候，四十年前把我从供销社一脚踹出去的王建华，就坐在第一排。
那一天，市里给我颁“匠人精神”荣誉称号的时候，四十年前把我从供销社一脚踹出去的王建华，就坐在第一排。
他佝偻着背，像一只晒干了的虾米。
主持人念到我名字的时候，他跟着人群鼓掌，手掌拍得很慢，像两片枯叶在风里磨。
聚光灯打在我脸上，有点晃眼。我捏着那张大红证书，心里头却想起四十年前，那个堆满了破烂的仓库，空气里全是樟脑丸和旧时光混在一起的味道。那时候我觉得，我这辈子，算是走到头了。
可谁能想到，人这一辈子，哪里是头，哪里是路，不到闭眼那天，谁也说不清。
第一章 柜台后的茅台酒
一九七八年，我从部队上退伍回来，二十三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
我们那个小县城，最好的单位就那么几个，供销社绝对是头一份。能进去，不光是铁饭碗，脸上都有光。我运气好，靠着档案里那几个三等功，被分到了县供销社的烟酒糖茶柜组。
每天穿着一身板正的蓝色工作服，站在擦得锃亮的玻璃柜台后面，给来来往往的乡亲们称糖、打酒，那感觉，比在部队里当个班长还神气。
柜台是我的阵地，算盘是我的枪。我爹从小就教我，做人要实诚，做事要本分。部队里，首长也这么说。所以，我称东西，秤杆子总是翘得高高的；我打酒，油纸做的漏斗总要等最后一滴都滴干净了才拿开。
乡里乡亲的，都爱找我。他们说，小陈当过兵，信得过。
那时候，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一直过下去，安稳，踏实，像我们县城外那条缓缓流淌的河。
直到那批茅台酒运来。
那天下午，太阳懒洋洋的，柜组长王建华把我喊到后库，神神秘秘地指着一排刚卸下来的木头箱子。
“景明，好事儿。”他拍着我的肩膀，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上面特批的，正经的茅台，给咱们分了二十箱。”
我心里一热。茅台啊，那年头可是稀罕物，比大姑娘的嫁妆还金贵。平时柜台上摆的，都是本地产的“赛茅台”，闻着都差着十万八千里。
王建华递给我一根撬棍：“打开一箱，验验货。”
箱子一开，一股浓郁的酱香味儿就冲了出来。我深吸一口气，眉头却皱了起来。
不对劲。
在部队的时候，我们营长就好这口。每次有啥喜事，他都宝贝似的摸出一小瓶，给我们几个骨干一人倒一盅，那味道，醇厚、干净，喝下去一线喉，回味是粮食的香甜。
但这酒，香是香，却有点冲，有点浮，像个描眉画眼的俏媳妇，漂亮是漂亮，但少了那份过日子的实在劲儿。
我拿起一瓶，对着光看了看，酒液清澈，看着没问题。可我心里那个疙瘩，就是解不开。
“组长，”我掂了掂手里的酒瓶，说，“这酒，我闻着味儿不太对。”
王建华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化开了：“你个小年轻，懂什么。茅台就是这个味儿，霸道！”
“不是，”我坚持道，“我以前喝过，感觉不一样。”
“你喝过几回？”他斜了我一眼，有点不耐烦了，“这是从上面正规渠道下来的，还能有假？”
我没说话，只是拧开瓶盖，倒了一点在手心，两手搓了搓，再凑到鼻子前闻。
这下，更确定了。真的茅台搓干了，手上留的是一股粮食发酵的焦香，还有淡淡的曲味。但这酒，后味里藏着一股子说不出来的邪气，有点像酒精兑了香料。
“组長，这酒真有问题。”我抬起头，看着他，语气很肯定。
王建华的脸彻底沉了下来。他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酒瓶，自己也倒了点闻了闻，然后把瓶盖狠狠地拧上。
“陈景明，你是不是在部队待傻了？”他压低声音，话里带着一股冷气，“这批酒，是给谁备的，你知不知道？是给县里几位领导特供的！你现在说它有问题，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我愣住了。我只是个卖货的，哪里想得到这背后的道道。
“可是，假的真不了啊。”我还是那股犟脾气，“要是领导喝出问题……”
“能有什么问题？”王建华打断我，几乎是咬着牙说，“喝不死人就行！这事儿，是上面领导打过招呼的，你知我知，天知地地。你把嘴给我闭严了，不然，有你的好果子吃！”
他说完，瞪了我一眼，转身就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仓库里，看着那二十箱“茅台”，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我爹是个木匠，一辈子就认一个“直”字。木料要直，做人也要直。我当了五年兵，学到的也是这个理儿。可现在，王建华要我把弯的说成直的，把假的说成真的。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媳妇淑芬问我怎么了，我把事情一说，她也愁得叹气。
“景明，要不……咱就当不知道吧。”淑芬给我掖了掖被角，“王建华是组长，又是老油条了，咱得罪不起。这年头，有份工作不容易。”
我没说话。我知道她说得对，可我心里那道坎，过不去。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王建华见了我，跟没事人一样，还笑呵呵地安排我擦柜台。
我闷着头干活，心里乱成一团麻。
快中午的时候，供销社的马主任来店里转悠，王建华赶紧点头哈腰地迎上去，指着后库的方向，满脸堆笑地说着什么。
我心里一动，知道他肯定是在说那批酒的事。
马主任听完，满意地点点头，就要往外走。
那一瞬间，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脑子一热，就冲了上去。
“马主任！”
所有人都朝我看来。王建华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
“主任，关于那批茅台酒，我有点情况想跟您反映一下。”我站得笔直，像在跟首长汇报工作。
马主任愣了一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脸色铁青的王建华。
“你说。”
我把我的怀疑，怎么闻的，怎么搓的，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我说得很慢，很清楚，因为我知道，这些话说出口，就没有回头路了。
王建华在一旁，脸上的肉都在哆嗦，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
我假装没看见。
马主任听完，没说话，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对王建华说：“老王，把酒拿一瓶过来。”
结果，和我预料的一样。
马主任也是个懂行的，一尝，脸就拉了下来。那批酒，确实是劣质酒灌的，贴了个茅台的标。
事情闹大了。据说那批酒的源头，牵扯到上面某个领导的亲戚。马主任把这事压了下来，对外只说是渠道出了问题，把酒全部退了回去。
一场风波，看似平息了。
但我的风波，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 一纸调令
那件事之后，我在柜组的日子，一下子就变得难熬起来。
王建华不跟我说一句话，但那种无声的压力，比骂我一顿还难受。他看我的眼神，像淬了冰的刀子。
以前，最轻松的活儿，比如盘点新到的瓜子花生，他总会交给我。现在，最脏最累的活儿，全成了我的。搬一百斤一袋的白糖，卸一整车的煤球，他都点名叫我。
同事们也开始躲着我。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谁也不想因为我，得罪了顶头上司。吃饭的时候，我端着饭盒过去，他们就默契地散开。有时候我问句话，半天都没人搭理。
我就像柜台里那只掉了漆的搪瓷杯，被孤零零地晾在角落里，没人愿意碰。
我知道，这是王建华使得绊子。他这是在逼我走。
淑芬看我每天回家都累得像滩泥，话也少了，心疼得直掉眼泪。
“景明，咱不受这个气了。”她给我打来洗脚水，蹲在我面前，“大不了，咱不干了。你当过兵，又有力气，到哪儿不能混口饭吃？”
我把脚泡在热水里，长长地叹了口气。
“不干了，能去哪儿？”我说，“现在找份工作多难。再说，我没错，凭什么要我走？”
我骨子里那股军人的犟劲儿又上来了。我没错，我就不退。
我就这么硬挺着。每天上班，我就把柜台擦得一尘不染，把货物码得整整齐齐。王建华让我干重活，我就咬着牙干，一声不吭。
我以为，只要我做得足够好，身正不怕影子斜。
但我还是太天真了。我低估了王建华的手段，也高估了所谓的“公道”。
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马主任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他让我坐下，亲自给我倒了杯水，态度很和气。
“小陈啊，上次那个酒的事，你做得对，有原则，是好事。”他慢悠悠地开了口。
我心里一暖，以为他是要表扬我。
“但是呢，”他话锋一转，“你也看到了，因为这件事，你在柜组里，跟同志们的关系，有点紧张。”
我的心，沉了下去。
“一个集体，团结是最重要的。你是个好同志，但有时候，太刚直了，也容易伤人。”马主任端起自己的茶杯，吹了吹上面的茶叶末，“王建华同志呢，工作方法虽然有点简单粗暴，但也是为了集体着想。你们俩这么僵着，影响不好。”
我张了张嘴，想辩解几句，却发现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原来，对与错，在“团结”这两个字面前，是可以被模糊掉的。
“所以呢，组织上考虑了一下，觉得给你换个环境，可能对你的成长更有利。”马主任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盖着红章的纸，推到我面前，“工商局那边，正好缺个人，管管仓库。工作清闲，也适合你这种踏实的性格。”
我看着那张调令，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眼睛里。
工商局仓库管理员。
听着是平调，但我们县城谁不知道，那就是个养老等退休的地方。一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被调到那种地方，跟发配边疆没什么区别。
我的前途，我所有的希望，都被这张薄薄的纸，给断送了。
“马主任，”我的声音有点抖，“我不去，行吗？我没错。”
马主任的脸色冷了下来：“陈景明同志，这是组织的决定，不是在跟你商量。你是个退伍军人，要服从组织安排。”
“组织安排”四个字，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拿着那张调令，走出马主任的办公室。外面阳光正好，照在身上，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王建华就站在走廊尽头，他看见我，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胜利者的微笑。
那一刻，我心里的委屈、愤怒、不甘，全都涌了上来。我真想冲上去，揪着他的领子，问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可我最终还是忍住了。
我捏紧了手里的调令，纸张的边缘，硌得我手心生疼。
回到家，我把调令往桌上一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头扎在床上。
淑芬拿起调令看了看，没哭也没闹，只是默默地坐到床边，拍了拍我的背。
“景明，别憋着，难受就哭出来。”她的声音很轻。
我把脸埋在枕头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一个在训练场上流血都不眨眼的男人，那一刻，哭得像个孩子。
我不是为失去一份好工作哭，我是为心里的那份公道哭。我觉得，我一直坚守的东西，被人踩在了脚底下，还碾了几脚。
那晚，我爹也来了。他听说了我的事，从乡下连夜赶了过来。
他没骂我，也没安慰我，只是坐在小马扎上，抽了一晚上的旱烟。
天快亮的时候，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身，对我说：“景明，我跟你娘，没读过什么书，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有句话，你得记住。”
他看着我，眼睛里布满血丝，却亮得惊人。
“人活一辈子，不能让腰杆子断了。只要腰杆子是直的，在哪儿都能站稳当。”
说完，他就走了。
我看着我爹有些佝偻的背影，心里那股被压下去的火，又慢慢地烧了起来。
是啊，我没错。
他们可以把我调走，可以把我扔到没人去的仓库里，但他们不能把我这个人，给掰弯了。
第三章 尘封的宝库
工商局在县城的老街上，一栋不起眼的二层小楼。
我的新“单位”——仓库，就在小楼的后面，一排低矮的平房，墙皮都脱落了，露出里面青灰色的砖。
报到的那天，办公室的一个大姐领我过去，拿一把生了锈的大铜锁打开门。
“吱呀”一声，一股尘封多年的霉味和灰尘扑面而来，呛得我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大姐捂着鼻子，指了指里面：“小陈，以后这儿就归你管了。没什么大事，就是看着点东西，别丢了就行。”
我往里看了一眼。
仓库很大，但光线很暗，只有几扇高高的、布满蛛网的小窗户，透进几缕微弱的光。光柱里，无数的灰尘在飞舞。
里面堆满了东西，乱七八糟，像个巨大的垃圾场。破桌子烂椅子、生了锈的自行车、缺了口的搪瓷盆、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机器零件，一直堆到房顶。
“这些都是些啥？”我问。
“都是些罚没物资。”大姐不耐烦地摆摆手，“以前搞‘投机倒把’，从那些小商小贩手里收上来的。堆了好几年了，也没人管。行了，钥匙给你，我先走了。”
她把那把沉甸甸的铜钥匙塞到我手里，逃也似的走了。
仓库的门在我身后“哐当”一声关上，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我一个人，和这一屋子的“破烂”。
我站在那儿，心里空落落的。
从人来人往的供销社柜台，到这个连个鬼影子都见不到的仓库，落差太大了。
那几天，我每天来上班，就是打开门，在仓库门口的小凳子上一坐，对着一屋子的灰尘发呆。我觉得自己也成了这堆破烂里的一件，被人遗忘了，慢慢地生锈、腐烂。
我开始怀疑我爹说的话。腰杆子直，真的能站稳吗？我站得是直，可结果呢？被人一脚踹到了这个犄角旮旯里。
一天下午，下起了大雨。雨水顺着屋顶的裂缝滴滴答答地漏下来，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水洼。
我看着那漏雨的屋顶，心里的憋屈也像这雨水一样，没完没了。
就在我自怨自艾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墙角里，有一把被雨水打湿的椅子。那是一把老式的太师椅，红木的，虽然蒙着厚厚的灰，但能看出当年的气派。只是椅背上的一根雕花栏杆断了，孤零零地耷拉着。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尘，露出了下面温润的木色和精致的雕花。
我爹是木匠，我从小耳濡目染，对这些东西有种天生的亲近感。我伸手摸了摸那断裂的茬口，很整齐，应该是能接上的。
一个念头，突然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把这椅子修修？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像在干草堆里扔了个火星，一下子就燎原了。
我开始在仓库里翻找起来。你还别说，这地方虽然破，但东西真不少。我竟然从一个破木箱里，翻出了一套旧的木工工具，刨子、凿子、墨斗，虽然都生了锈，但还能用。
我把工具拿到办公室，找了块砂纸，一点点地打磨。看着那些铁器重新焕发出金属的光泽，我心里那股子烦闷，竟然也消散了不少。
从那天起，我上班就不再是枯坐着发呆了。
我把那把太师椅搬到门口光线好的地方，开始琢磨着怎么修。我没学过木工，但我记得我爹干活时的样子。他总说，木头是有脾气的，你得顺着它的性子来。
我找来一块颜色相近的旧木料，学着我爹的样子，量尺寸，画线，用凿子一点点地凿出榫卯的结构。
一开始，不是凿深了，就是凿浅了，废了好几块木料。但我不急，我好像又回到了部队里练习射击的时候，一遍不行，就再来一遍。
我的世界，一下子变小了，小到只剩下手里这块木头，这把凿子。
凿子落在木头上，发出“笃、笃”的声响，在这空旷的仓库里，显得格外清晰。那声音，好像敲在了我的心上，把那些烦躁、委屈，都一点点地震掉了。
一个星期后，我终于把那根断了的栏杆给接上了。我用胶水粘好，再用细砂纸打磨得光滑如初，最后，从一个破油漆桶里，刮了点剩下的清漆，小心翼翼地刷上去。
当最后一道工序完成，我退后几步，看着那把焕然一新的太师椅，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从心底里涌了上来。
那感觉，比在供销社一天卖出一百斤白糖，还要踏实，还要骄傲。
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新的阵地。
从那把椅子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开始整理这个巨大的仓库。我把那些破烂，分门别类地归置好。家具归家具，电器归电器，杂物归杂物。
我发现，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其实是个宝库。
我找到了一台掉了链子的飞鸽牌自行车，一架指针不走的上海牌座钟，一台不出声的红灯牌收音机，甚至还有一把琴弦都断了的小提琴。
这些东西，在别人眼里是垃圾，但在我眼里，它们都是一个个等待被唤醒的生命。
我开始自学。我从废品站淘来几本无线电和机械原理的旧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啃。遇到不懂的，我就跑到县里新华书店，站着看半天。
我把那台收音机拆开，对着书里的电路图，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认。有时候为了找一个烧坏的电阻，我能在几十个废旧的电路板里翻找一整天。
我的手，被烙铁烫过，被零件划破过，变得越来越粗糙。但我的心，却越来越亮堂。
淑芬看我着了魔，一开始还担心。但她看到我修好的第一台收音机里，传出清晰的广播声时，她笑了。
“景明，你这手，可真巧。”她说。
从那以后，她每天都会多给我带一个馒头，怕我中午饿着。
渐渐地，工商局里的人也都知道了，管仓库的小陈，是个修理能手。
今天，东头办公室的李大哥，拿来家里不响的闹钟；明天，西头办公室的张大姐，抱来扇叶不转的电风扇。
我来者不拒，也不收钱，修好了，看到他们脸上那高兴的劲儿，我就觉得比什么都强。
我不再是那个被人排挤、无所事事的“小陈”了。我成了大家口中的“陈师傅”。
那段时间，王建华在供销社步步高升，当上了副主任，春风得意。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他开着单位新配的吉普车，从我身边一晃而过，摇下车窗，朝我投来一个轻蔑的眼神。
我正推着一辆刚修好的自行车，满手油污。
我冲他笑了笑，扶了扶车把，继续往前走。
我心里很平静。我知道，我们的路，已经不一样了。他在他的阳关道上越走越快，而我，在这条没人走的独木桥上，也找到了自己的风景。
第四章 手艺人的立身之本
时间一晃，就到了八十年代中期。
改革的春风，吹遍了我们这个小县城。街上，穿喇叭裤的年轻人多了，个体户的牌子也一个个挂了出来。
我所在的工商局，也从过去那个清闲的衙门，变得忙碌起来。每天都有人来办执照，咨询政策。
而我那个仓库，也渐渐变了样。
那些年，我把仓库里所有能修的东西，都修了个遍。那些修好了的桌椅、钟表、收音机，被我擦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边，像一支等待检阅的队伍。
整个仓库，被我收拾得井井有条，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垃圾场了。
我的名气，也从工商局内部，慢慢传了出去。
起初，是局里同事的亲戚朋友，后来，是街坊邻居，再后来，连一些我不认识的人，都慕名找上门来。
“陈师傅，听说您手艺好，我家里这台缝纫机卡线，您给看看？”
“陈师傅，我这块上海手表，摔了一下，不走了，有办法吗？”
我的小仓库门口，渐渐热闹起来。
我还是老规矩，能修的，尽力修，不收钱，顶多收个零件的成本。有人过意不去，非要塞给我两包烟，或者拿来几个自家种的苹果，我也就收下了。
我图的不是钱。我享受的，是把一个坏了的东西，重新变得有用的那个过程。那是一种创造的快乐。
局里的老局长，是个很开明的人。他看我把仓库管得好，还义务帮大家解决了不少难题，对我印象不错。
有一次，他到仓库来视察，看到我正在修一个老式的落地收音机，那是个大家伙，红木的壳子，上面还有个猫眼指示灯。
“小陈，这玩意儿都会修？”老局长挺惊讶。
“琢磨着就会了。”我笑着说。
他围着我修好的那些东西转了一圈，不住地点头。
“不错，不错。小伙子，有股子钻研劲儿。”他拍拍我的肩膀，“这些罚没物资，堆着也是浪费。我看这样吧，你修好了，可以登记一下，折个价，卖给有需要的人。也算是物尽其用，给国家创点收。”
我心里一喜。这可是个天大的好事。
从那以后，我的“修理铺”，算是有了正式的名分。
我给自己定了规矩。第一，修不好的，绝不收一分钱。第二，能用旧零件的，绝不用新的，给人家省钱。第三，凡是经我手出去的东西，我保修半年。
这第三条，在当时，可是个新鲜事。
有人劝我：“景明，你傻啊。修好了就完事了，还管半年？万一人家自己用坏了，也来找你，你不是自找麻烦？”
我说：“手艺人的立身之本，就是个‘信’字。我从这儿出去的东西，我得对它负责。”
就因为这个“信”字，找我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候，我一天要修十几样东西，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淑芬看我太累，就辞了在街道工厂的活儿，来仓库帮我。她不会修，就帮我打扫卫生，登记，给来来往往的人倒杯热水。
我们那个小仓库，渐渐有了家的感觉。
儿子陈伟，那时候上小学了。他放了学，就背着书包来仓库写作业。他对我鼓捣的这些“破烂”很好奇，总爱跟在我屁股后面，问东问西。
“爸，这个齿轮为什么能让指针走？”
“爸，为什么这个管子亮了，收音机就有声音了？”
我也不嫌他烦，一边干活，一边给他讲这里面的道理。有时候，我会让他帮我递个螺丝刀，或者用砂纸打磨一小块木头。
他做得很认真。
我隐隐觉得，这孩子，身上有我的影子。
那些年，王建华在供销社的位子越坐越高，后来当上了一把手，成了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们两家住得不远，偶尔在路上碰到，他坐着小车，我骑着自行车，他会摇下车窗，不咸不淡地跟我打个招呼。
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我也不在意。我觉得，人的活法不一样。他有他的风光，我有我的踏实。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王建华家里的暖气管子爆了，水淹了半个屋子。他找了好几个水暖工，都说管子太老了，修不了，得整个系统换掉，要花一大笔钱。
他老婆急得没办法，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我，跑到我这儿来。
“陈师傅，你……你能不能去帮我们看看？”她一脸的为难和尴尬。
淑芬在一旁，脸色不太好看。她还记着当年的仇。
我想了想，说：“行，嫂子你带路吧。”
淑芬拉了我一把：“景明，你还真去啊？你忘了当年……”
我拍了拍她的手：“淑芬，那是他的事。我是个手艺人，人家找上门，就是看得起我这双手。不能因为跟他有节，就砸了自己的招牌。”
我跟着王建华老婆去了他家。他家是新盖的楼房，装修得很气派，但此刻一片狼藉。
王建华坐在沙发上，黑着脸抽烟，看到我，愣了一下，表情很不自然。
我没理他，直接脱了鞋，卷起裤腿，下到水里。我仔细检查了管道，发现只是一个接口处因为锈蚀，裂了个口子。
我从我的工具包里，拿出一段备用的管子，还有焊枪。在冰冷的水里，我忙了两个多钟头，终于把那个裂口给焊死了。
当我从水里站起来，浑身都湿透了，冻得直哆嗦。
暖气重新通上了，屋子里渐渐暖和起来。
王建华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从兜里掏出厚厚一沓钱，要塞给我。
“陈师傅，辛苦了。这是工钱。”他的称呼，从“陈景明”，变成了“陈师傅”。
我把他递过来的钱推了回去。
“王主任，用不了这么多。”我从里面抽了两张十块的，“这是材料费。至于人工，就算了。”
他愣住了。
“当年，我得谢谢你。”我看着他，很平静地说，“要不是你，我可能现在还在供销社站柜台，也成不了今天这个‘陈师傅’。”
我说的是真心话。
王建华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拿着那沓钱，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从那天起，我心里那个存在了好多年的疙瘩，彻底解开了。
我不是原谅了他，而是放过了我自己。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你的世界足够大的时候，那些曾经绊倒你的小石子，就再也硌不到你的脚了。
第五章 时代的浪潮
九十年代，我们这个小县城，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
高楼一栋栋地盖起来，马路越修越宽，街上的桑塔纳也多了起来。
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的电视机，德国的洗衣机，开始走进普通人家。那些我曾经修过的红灯牌收音机、蝴蝶牌缝纫机，渐渐成了老古董，被扔进了杂物间。
我的那个小仓库，也受到了冲击。
来找我修老物件的人，越来越少了。年轻人，东西坏了，第一反应是买个新的，谁还费那劲儿去修？
有段时间，仓库门口冷清得能听见灰尘落地的声音。
淑芬有点着急：“景明，你看现在都没什么人来了。要不，咱也学学别人，去倒腾点什么新潮的家电卖？”
我摇了摇头。
“倒买倒卖的事，我不懂，也干不来。”我坐在我的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一块正在雕刻的樟木，“我这辈子，就会干这个。没人来，我就自己跟自己玩儿。”
我开始琢磨一些新东西。
我不光修，我还开始“造”。
我用仓库里那些废弃的旧木料，老榆木的门板，花梨木的旧家具腿，开始做一些小玩意儿。笔筒、相框、小板凳，甚至还有木头的玩具，小火车，小手枪。
我做的东西，不图花哨，就图一个结实、耐用，还有那份老木头特有的温润感。
我把做好的东西，摆在仓库门口。也不吆喝，就那么放着。有路过的人看着喜欢，问个价，觉得合适就拿走。
没想到，这“无心插柳”，反倒成了。
来买我东西的，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人，还有一些从城里来的，懂行的人。他们说，现在市面上都是些胶合板的家具，样子货，用不了两年就散架了。还是我这实木的东西，看着踏实。
有个市里美院的老师，偶然路过我这儿，看到我做的一个樟木箱子，上面的雕花是我自己琢磨着刻的，他看了半天，非要买下来。
“老师傅，”他扶着眼镜，很激动地说，“您这手艺，现在可不多见了。这不光是个箱子，这是艺术品啊。”
我被他夸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一个管仓库的，哪儿懂什么艺术。
但从那以后，我对自己这双手，有了新的认识。
我发现，时代是会变的，东西是会旧的，但手艺，只要你用心去做，它就不会过时。
那几年，儿子陈伟考上了大学，学的是当时最热门的计算机专业。
他放假回家，看到我还在那个破仓库里，跟一堆木头打交道，满身都是木屑和油污，眼神里总有点复杂。
他觉得我落伍了。
“爸，都什么年代了，您还守着这些老掉牙的东西。”他不止一次地劝我，“您这手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钱？等我毕业了，在城里找个好工作，接您和妈去享福。”
我听了，也不生气，就笑笑。
“享福？”我说，“爸现在就很享福。每天能摸摸这些木头，听听刨子响，心里就舒坦。”
他不能理解。在他眼里，成功就是写字楼，是电脑，是高薪水。
而我的世界，就是这一方小小的仓库，这些有生命的木头。
我们之间，隔着一个时代。
就在我以为，我的手艺，就要随着我这一代人，慢慢老去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县里要搞旧城改造，我所在的工商局老楼和后面的仓库，都在拆迁的名单上。
这意味着，我这个干了快二十年的“修理铺”，要关门了。
消息传来，我心里说不出的失落。我舍不得这个地方，舍不得这些陪了我半辈子的“破烂”。
很多老街坊，老顾客，听说我要关门了，都跑到我这儿来。
他们不是来买东西，也不是来修东西，就是来看看我，跟我聊聊天。
“陈师傅，你这儿要是关了，我们以后东西坏了，可找谁去啊？”
“是啊，你这手艺，可不能丢了啊！”
看着他们一张张真诚的脸，我心里热乎乎的。
我突然意识到，我这双手，不仅仅是养活了我们一家人，它还成了很多人生活里的一种习惯，一种信赖。
就在我准备收拾东西，跟我的小仓库告别的时候，那个曾经买我樟木箱子的美院老师，又找来了。
他还带来了一个扛着摄像机的年轻人。
“陈师傅，我们是市电视台的。”那个老师说，“我们正在做一个关于‘正在消失的民间手艺’的专题片，第一个就想到了您。”
我愣住了。
电视台？拍我？拍我这个管仓库的糟老头子？
我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就是个修破烂的，哪儿上得了电视。”
“您可不是修破烂的。”那个老师很认真地说，“您是在传承一种精神。一种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最稀缺的，踏踏实实，用心做事的精神。”
那天，他们在我的小仓库里，拍了一整天。
他们拍我怎么用一把小小的刻刀，在一块木头上，雕出一朵栩栩如生的兰花。
他们拍我怎么把一堆散了架的零件，重新组装成一台能唱出动听歌曲的收音机。
他们还采访了我的很多老顾客。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举着我给她修了十几次的电风扇，对着镜头说：“这风扇，是我闺女出嫁时的嫁妆。陈师傅给修好了，我一用它，就想起我闺女年轻时候的样子。”
一个中年男人，指着我给他翻新的一个旧皮箱说：“这是我父亲当年下乡时用的。现在父亲不在了，看到这个箱子，就觉得他还在。”
我坐在一旁听着，眼眶不知不
觉就湿了。
我从来没想过，我修的这些东西，背后还连着这么多人的情感和记忆。
我修的，不只是东西，更是一段段的岁月。
第六章 不响的算盘
电视片播出的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齐齐整整地坐在那台我用旧零件拼凑起来的彩色电视机前。
电视上，我的脸被放得很大，脸上的皱纹，手上的老茧，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有点不自在，总觉得那不是我。
但当镜头转向我的那双手，那双布满伤痕，却无比灵巧的手时，我心里又踏实起来。
那就是我。一辈子的心血，都在这双手上了。
片子不长，十五分钟。但拍得很用心。背景音乐，是那种很舒缓的民乐。解说词也写得很好，说我是“时间的修复师”。
片子播完，家里一片安静。
儿子陈伟，一直低着头，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还是淑芬先开了口，她眼睛红红的，带着点骄傲的口气：“景明，你上电视了。这下，全县城的人都认识你了。”
我笑了笑，心里却没什么波澜。上不上电视，我还是那个我。
“爸，”陈伟突然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我以前……总觉得您干的活儿，不体面，挣不着大钱。”
他顿了顿，声音有点哽P咽。
“今天我才明白，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钱来算的。”
我看着儿子，他长大了，是真的长大了。
我心里，比得了什么奖状都高兴。
那部专题片，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我一下子成了“名人”。走在街上，总有人认出我，热情地喊我“陈师傅”。
工商局的老局长，也亲自给我打了电话。
“小陈啊，不对，现在得叫你陈大师了。”他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你的事，市里都知道了。市领导很重视，说你这是我们城市的宝贵财富，不能让你的手艺失传了。”
他说，市里决定，在新的文化街区，给我专门批一间门面，让我开个工作室，把我的手艺传下去。
放下电话，我半天没回过神来。
我，陈景明，一个当年被从供销社赶出来的“刺儿头”，一个在仓库里修了半辈子破烂的管理员，现在，要开自己的工作室了？
命运这个东西，真是个不响的算盘。你以为它把你拨到了一个死角，没准儿，它是在给你清出一条新路。
工作室开张那天，很热闹。市里文化局的领导来了，电视台的记者也来了。
最让我意外的，是王建华也来了。
他提着一个果篮，穿得普普通通，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供销社主任了。他前几年就退休了，听说日子过得不太顺心。他的儿子，仗着他当年的关系，在外面做生意，被人骗了，欠了一屁股债，把家底都掏空了。
他走到我面前，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我让淑芬给他倒了杯茶。
“老王，来了就坐会儿吧。”我指了指屋里我亲手打的一套榆木桌椅。
他坐下来，手捧着茶杯，看着我这间窗明几净，挂满了工具和木料的工作室，眼神里满是感慨。
“景明，”他终于开了口，声音有点沙哑，“我……我当年，对不住你。”
我摇了摇头：“都过去了。说实话，我还得感谢你。没有当年那一脚，就没我今天这双手。”
我们俩，两个加起来快一百五十岁的老头子，就这么坐着，相顾无言。
当年的恩怨，在时间的流水里，早就被冲刷得模糊不清了。剩下的，只有对命运无常的唏嘘。
工作室开起来后，我的生活更忙了。
我不光修东西，做东西，还开始带徒弟。
市里职业学校，给我送来几个学木工的小年轻。他们一开始，都心高气傲，觉得木工活儿，不就是锯个木头，钉个钉子嘛。
我也不跟他们讲大道理。
我让他们练的第一件事，是磨刨子。
一块铁，要在磨刀石上，来来回回，磨上几千次，几万次，直到磨得像镜子一样，能照出人影来，才算合格。
“做木工，跟做人一个道理。”我跟他们说，“心要是毛躁的，手里的活儿，就一定是糙的。只有把心磨平了，你做出来的东西，才会有魂。”
几个小年轻，一开始不服气，磨了几天，手都起泡了，就想打退堂鼓。
儿子陈伟，大学毕业后，在市里一家软件公司上班，工作很体面，收入也高。
那段时间，他下班后，总会跑到我工作室来。他不说话，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看我干活，看我教徒弟。
有一天，那几个徒弟又在抱怨磨刨子枯燥。
陈伟突然站起来，走到一个徒弟面前，拿起他手里的刨子，放在磨刀石上，开始一下一下，认真地磨了起来。
他的动作，还有点生疏，但他很专注。
那几个徒弟，都看傻了。
从那天起，陈伟每天下班都来。他什么都干，扫地，整理木料，也跟着那几个徒弟一起，从磨刨子开始学。
他那双习惯了敲键盘的手，很快就磨出了茧子。
我看着心疼，劝他：“小伟，你上你的班，这儿的活儿，不用你操心。”
他抬起头，冲我笑了笑。那笑容，很干净，很坚定。
“爸，我想好了。公司那边，我准备辞职了。”
我大吃一惊：“你说什么？那么好的工作，你说辞就辞？”
“爸，”他放下手里的活，走到我面前，很认真地说，“我在公司，每天对着电脑，写那些代码，感觉自己就像个机器。我挣的钱是不少，但我一点都不快乐。”
“我这几天看着您，看着这些木头在您手里，从一块死物，变成一件有用的东西，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
他指着满屋子的工具和木料，眼睛里闪着光。
“这个，才是能让人心里踏实的东西。爸，我想跟您学手艺。我想把您这双手，传下去。”
那一刻，我看着我的儿子，这个我曾经以为，离我最远的儿子，我突然觉得，他才是最懂我的那个人。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我这辈子，没挣到什么大钱，没当上什么大官。但我有这门手艺，有一个理解我的家人，还有一个愿意继承我衣钵的儿子。
我觉得，我比谁都富有。
第七章 尘埃落定
那场给我颁发“匠人精神”荣誉称号的典礼，办得很隆重。
聚光灯下，我有些不适应。我这辈子，习惯了在仓库的昏暗灯光下，和那些不会说话的零件、木头打交道。
主持人用很激昂的语调，念着我的事迹。从供销社的正直青年，到工商局仓库的“破烂王”，再到今天的工作室“陈大师”。
我听着，感觉像在听别人的故事。
那些曾经的委屈、挣扎、迷茫，在今天这个场合，都成了故事里闪光的注脚。
典礼结束，人群渐渐散去。
王建华没有走，他让他的家人先回去了，一个人，慢慢地朝我走过来。
他走得很慢，背更驼了，像背着一座看不见的山。
“景明，”他站定在我面前，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着我，“祝贺你。”
“谢谢。”我点了点头。
我们之间，陷入了沉默。只有远处马路上传来的汽车声，提醒着我们，时间还在流逝。
“我儿子，前几天，又进去了。”他突然开口，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无力，“。把最后一点家底都输光了，还借了高利贷。”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递给他一支烟。
他摆了摆手：“戒了。医生不让抽了。”
他自嘲地笑了笑：“我这一辈子，都在钻营，都在想着怎么往上爬，怎么让别人高看一眼。我教我儿子，也是这么教的。告诉他，人要活得精明，要会拉关系，走捷捷。结果……把他教成了一个废物。”
他看着我手里的那张大红证书，眼神里，是说不尽的羡慕和悔恨。
“你不一样，景明。你当年，就是个犟骨头。我一直觉得你傻，一根筋，不懂得转弯。现在我才明白，是我自己，走错了路。”
“路哪有什么对错。”我说，“都是自己选的。走得踏实，心里就安稳。”
“踏实……”他咀嚼着这两个字，长长地叹了口气，“我退下来以后，整宿整宿地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想起以前干的那些事。年轻的时候不觉得，老了，都找上门来了。”
他说着，眼角泛起了泪光。
“景明，当年那批假酒，其实……其实不光是我想讨好领导。那批货的源头，是我一个小舅子搞的。他求到我门上，我抹不开面子……我当时要是听了你的，拦下来，他后来也不会胆子越来越大，最后因为经济问题，被判了刑。”
他像是要把积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都倒出来。
“我把你调到工商局仓库，是存心想让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我没想到，你……你能在那个地方，刨出金子来。”
我静静地听着。
原来，所有的事情背后，都有另一番不为人知的因果。
我对他，最后一丝怨气，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了。
他只是一个被时代、被人情、被自己的欲望裹挟着走的可怜人。
“都过去了，老王。”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那肩膀很瘦，硌得我手疼，“人总得往前看。”
他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哆嗦着：“景明，我……我对不起你。”
“你要是真觉得过意不去，”我想了想，说，“等你孙子大一点，让他到我这儿来。我教他一点手艺。男孩子，手里有活儿，心里就不慌。”
王建华愣住了，他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没有躲。
我知道，他这一躬，不只是为我，也是为他自己那荒唐了大半辈子的人生，画上一个句号。
看着他蹒跚离去的背影，我心里很平静。
我没有赢，他也没有输。我们都只是被命运这只大手，随意摆弄的棋子。只不过，我守住了自己的棋盘，而他，把自己的棋子，走乱了。
第八章 手中的岁月
回到家，淑芬已经做好了一桌子菜。
儿子陈伟和他的未婚妻小雅也在。小雅是个很文静的姑娘，在市里的博物馆工作，很喜欢我做的那些老物件。
那张大红的荣誉证书，被淑芬小心翼翼地摆在了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灯光很暖。
“爸，今天在台下，看着您，我特骄傲。”陈伟给我倒了一杯酒。
我笑了笑：“有啥好骄傲的，不就是个修破烂的嘛。”
“那可不一样。”小雅接过话头，眼睛亮晶晶的，“陈叔叔，您修复的，不只是物品，更是几代人的记忆和情感。这比任何工作，都更有意义。”
我听着，心里暖洋洋的。
年轻人的想法，跟我这一辈，到底是不一样了。他们看到的，是手艺背后的价值。
吃完饭，陈伟没有像往常一样看电视，而是走进了我的工作室。
我也跟了进去。
工作室里，还是那股熟悉的松木和桐油混合的味道。
陈伟拿起一块还没完工的木料，用砂纸，细细地打磨着。他的动作，已经很熟练了。
“爸，王伯伯的孙子，您真打算教他？”他问。
“嗯。”我点了点头，“多个孩子，多双筷子。再说，手艺这东西，传下去了，才是活的。”
“您就不记恨他了？”
我走到窗边，看着窗外县城的夜景。远处，霓虹灯闪烁，和我年轻时的那个县城，已经完全是两个世界了。
“记恨什么呢？他有他的难处，我有我的活法。”我说，“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天底下非黑即白，容不得一粒沙子。老了才明白，这世上，更多的是灰色。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难处里打滚。”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坚持，就那么把假酒卖出去了，或者被调走后，就那么混日子。我现在，会是什么样？”
陈伟停下手里的活，看着我。
“可能……您会当上供销社的主任，或者，就是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头。”
“是啊。”我笑了，“可那样，我就不是我了。”
“我这辈子，没别的本事。就是认死理，觉得对的事，就得做。觉得手里的活儿，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这么简单。”
我转过身，看着儿子。
“小伟，你记住。以后不管你做什么，不管时代怎么变，有两样东西，不能丢。一个是手里的技术，一个是心里的良心。有了这两样，不管走到哪儿，你都能站得直，睡得稳。”
陈伟重重地点了点头。
窗外，月光洒在那些静静躺着的工具上，泛着柔和的光。刨子、凿子、锯子……它们就像我无言的战友，陪我走过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我拿起一把用了几十年的角尺，尺身上，已经满是岁月的划痕，但那刻度，依然清晰、精准。
就像我这一生。
虽然磕磕绊绊，虽然走了很多弯路，但最终，还是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这就够了。
人这一辈子，能守住自己心里的那把尺，比什么都重要。你说，是这个理儿不？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