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7年1月22日凌晨两点，南京一间昏黄的办公室里电话铃急促作响。放下听筒的人愣了足足半分钟，他用沙哑的声音挤出一句：“陶司令……走了？”消息如同一枚冷弹，钉在恵浴宇胸口，寒意顺着脊背往上爬。几小时前，他还计划次日写信催陶勇快寄那袋海盐花生，如今字纸成了讣告

1967年1月22日凌晨两点，南京一间昏黄的办公室里电话铃急促作响。放下听筒的人愣了足足半分钟，他用沙哑的声音挤出一句：“陶司令……走了？”消息如同一枚冷弹，钉在恵浴宇胸口，寒意顺着脊背往上爬。几小时前，他还计划次日写信催陶勇快寄那袋海盐花生，如今字纸成了讣告。

噩耗并非毫无征兆。上一年深秋，上海海军招待所里，陶勇看着刚动完手术的恵浴宇，故作轻松：“老恵，别摆苦瓜脸，咱把这病灌下去！”他说罢拿起酒壶作势要喝，被护士夺过。两人笑得前仰后合，不知道谁更像病号。如今病榻尚温，探望的人却已先行。恵浴宇呆坐许久，视线落在桌角半截香烟——那是他与陶勇初见时递出的品牌，大前门。

时针拨回到1939年9月，泗阳水溪的会议室烟雾缭绕。地方干部与军事干部第一次大规模碰头，恵浴宇被推上讲台。他的普通话尚未完全改掉扬州腔，开场便咬了舌头，台下轻笑四起。下台时他手心直冒汗，摸出一支烟，正要点火，一个高个军官侧身挤来，“借根烟吧？”语气豪爽得跟老朋友似的。恵浴宇抬头，对方自报：“张道庸，现叫陶勇。”短短一句，搭起两人近三十年的交情。

此后一年多，苏北的河网与芦苇见证他们的并肩。1940年7月，江都塘头得而复失，陶勇亲自赶到县政府，和恵浴宇伏案排兵。七月底，江北指挥部成立，陶勇任三纵司令，恵浴宇调七团任政委，军地分工却日夜通气。有场面谁也忘不掉——黄桥。敌军轮番冲阵，炮火把指挥部屋脊掀飞。陶勇只留下两个字：“跟我！”随后带着七团一个营猛插敌后。恵浴宇拔枪想跟，被他吼回去，“指挥要有人！”战后清点，三纵顶住正面，侧翼合围一举反扑。有人称那声怒吼救活了半条防线，恵浴宇却说，它救的是自己这条笨命。

陶勇脾气急，事后认错也快。1941年秋，海安田埂边，军队驻地与民田征粮闹分歧，陶勇、恵浴宇、王治平三张嘴吵得脸红脖子粗。陶勇先动手，把两位地方父母官摔进稻田；恵浴宇不甘示弱，反手把他也拖了下去。三人浑身泥水站不稳，笑声却把巡逻民兵都招来。消息传到陈毅耳里，他拎着马鞭赶来，本想“敲打”陶勇几句，却见屋里三人正举杯劝酒。陈毅气笑：“你们是真兄弟，打一架比握手还奏效！”

粗中有细，是陶勇身上最常被忽略的另一面。一次夜袭敌碉堡，七团付出惨烈代价攻下阵地，第二天机枪却被兄弟部队搬走。恵浴宇心疼，追着吵。陶勇拍拍他肩：“枪算啥？回头再向老蒋借几挺！”一句玩笑，让满腔火气烟消云散。北撤时，他留下千条步枪、数十挺机枪给地方武装。有人提醒这会削弱海上机动部队实力，陶勇一摆手：“都是一条战线，先保老百姓不被敲骨吸髓！”话糙理不糙。

抗战、解放、抗美援朝，陶勇一路从团长走到海军副司令，见惯枪林弹雨，却在1967年那个阴冷的日子蒙受横祸。几年之前，他刚为恵浴宇办理转院，怕组织上有人责难，还自己出面做担保。“要是找麻烦，就冲我来。”如今人去言犹在，恵浴宇想起这承诺，只觉胃里一阵绞痛。

1984年3月，春寒料峭。恵浴宇离开省里最后一次会议，回到书案前摊开稿纸。癌症旧疾让他手指微颤，可笔尖落下却毫不迟疑：“陶勇同志：忆及卅载风雨，寸心如昨……”他写到凌晨，灯丝烧成微红。末尾那句——“若你能回到人间稍留片刻，我将开二十年之酒戒，大碗相陪”——令校对员也鼻头发酸。

祭文刊登于《人民日报》后，不少读者把它剪下贴进日记。有人好奇，两位久别的老战友何以情深至此？答案并不复杂：一个以敢打闻名，一个靠稳健立足；一个直来直去，一个细致入微；性格南辕北辙，却都把民族与百姓放在前面。那段硝烟岁月，谁也少不了谁。

文章搁笔已近四十年，熟悉他们的人越来越少，连大前门的包装也改了样式。可在老兵茶馆里，只要说起“海安田埂那一架”，总有人咧嘴笑；说到“黄桥那一声吼”，总有人沉默良久，然后轻轻点头。历史把名字记进文件柜，烟火却把故事留给后人。有人问：豪情会不会随时间消散？答案或许写在恵浴宇那句誓言里——只要战友仍在心头，酒戒随时可以再开。

来源：芹梦轩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