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冯至,原名冯承植,河北涿州人,诗人、学者、翻译家。早期创作的《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表达了诗人对个人命运的深切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语言极具简洁美感,诗行蕴含充沛哲思。创作于1941年的《十四行集》是他沉淀多年的诗歌代表作,27首组诗将西方十四
冯至,原名冯承植,河北涿州人,诗人、学者、翻译家。早期创作的《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表达了诗人对个人命运的深切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语言极具简洁美感,诗行蕴含充沛哲思。创作于1941年的《十四行集》是他沉淀多年的诗歌代表作,27首组诗将西方十四行诗的形式与“天人合一”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融为一体,抒发了诗人对于生命的沉思。这一时期,冯至还创作了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散文集《山水》。冯至在文学研究、翻译与教学方面也做出了卓越贡献。作为优秀的翻译家,冯至将歌德、海涅、里尔克、尼采等诗人的诸多佳作引入汉语文学世界;专著《杜甫传》开拓了诗人研究的新方式。 今年是冯至诞辰120周年,本刊特邀霍俊明和邱俊平撰文,评述其精彩的创作与学术成就,追怀其至真至善的写作人生。
——编 者
《昨日之歌》,冯至著,北新书局,1927年4月
《山水》,冯至著,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5月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
——论冯至
今年是冯至先生诞辰120周年,他在诸多文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为中国现代诗歌、文学发展以及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冯至是诗人、学者,正如季羡林所评价的,他是中国少有的诗人学者,二者又达到高度统一与和谐的境界。
“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冯至是中国现代文学草创期的重要参与者,1920年参与创办《青年》旬刊,于1923年加入浅草社。青年时期的冯至受鲁迅的影响最大,与周作人、郁达夫、废名、朱光潜打交道也比较多。早在京师公立第四中学读书时,冯至就崇拜鲁迅,凡是鲁迅发表的作品他都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渠道来阅读。1923年和1924年在北京大学德文系读书期间,他两个学期到国文系旁听鲁迅先生讲授《中国小说史略》,1924年听鲁迅讲授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作为编辑和文学青年,冯至在1925年4月3日下午于北京大学送给鲁迅《浅草》(1卷4期)杂志。对此,鲁迅以散文诗的形式将这个场景记录了下来,可见他对文学青年的重视程度:“我忽然记起一件事:两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的教员预备室里,看见进来了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默默地给我一包书,便出去了,打开看时,是一本《浅草》。就在这默默中,使我懂得了许多话。阿,这赠品是多么丰饶呵!可惜那《浅草》不再出版了,似乎只成了《沉钟》的前身。”1925年,冯至与陈翔鹤、杨晦、陈炜谟等发起成立沉钟社并编辑《沉钟》周刊,《沉钟》刊名得自于冯至。
从1926年开始,冯至与鲁迅有了更为深入的交往。1927年夏天,冯至从北平乘火车前往哈尔滨,任第一中学的国文教员,而他这一时期的两本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均为“沉钟丛书”。鲁迅高度评价沉钟社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冯至将鲁迅译介的《小约翰》的最后一句话题在诗集《北游及其他》的扉页上:“他逆着凛冽的夜风,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鲁迅是冯至的文学启蒙者以及精神导师,冯至为鲁迅写过一首献诗:“在许多年前的一个黄昏/你为几个青年感到一觉;/你不知经验过多少幻灭,/但是那一觉却永不消沉。//我永远怀着感谢的深情/望着你,为了我们的时代:/它被些愚蠢的人们毁坏,/可是它的维护人却一生//被摒弃在这个世界以外——/你有几回望出一线光明,/转过头来又有乌云遮盖。//你走完了你艰苦的行程,/艰苦中只有路旁的小草/曾经引出你希望的微笑。”1930年,冯至与废名创办了《骆驼草》周刊。1935年,回国后的冯至在第一时间从北平前往上海拜望鲁迅,次年开始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冯至参加了鲁迅的葬礼。
1921年4月21日,冯至写出了现代诗歌处女作《绿衣人》,该诗于两年后刊发于《创造季刊》。冯至的新诗创作是开放的,1925年和1926年他分别创作了诗剧《河上》以及梦幻剧《鲛人》,1926年完成《野店》《夜话》等散文诗创作。总体来看,冯至早期的诗歌带有浪漫、愁苦的底色,因鲁迅于1935年的赞誉“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作为诗人的一面广为人知。冯至代表性诗集主要有《昨日之歌》(1927)、《北游及其他》(1929)、《十四行集》(1942)、《西郊集》(1958)、《十年诗抄》(1959)、《立斜阳集》(1989)。《我是一条小河》《蛇》《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是脍炙人口的诗歌名篇。那时的文学青年几乎人人会背诵冯至的《蛇》,《寺门之前》《蚕马》《吹箫人的故事》《帷幔》等叙事诗以及长诗《北游》则奠定了冯至在诗坛的重要地位。这些叙事诗融合了中国古典诗歌文化、民间文化以及德国的叙事谣曲,具有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双重特征。朱自清认为冯至的长篇叙事诗创作“堪称独步”。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爆发后,义愤填膺的冯至在第一时间以十四行诗的形式写下《招魂——呈于“一二·一”死难者的灵前》,在对正义、自由、光明的吁求中严厉批判了当局的暴行。
对于冯至一生诗歌的流变轨迹及其特质,袁可嘉的评价非常准确:“在诗风上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可以说他演奏了一部动人的四重奏,而它们又多有变化而常相交融,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冯至《山水》手稿
十四行诗的中国化
除了智性抒情诗、长篇叙事诗、长诗、散文诗、诗剧,冯至的十四行诗创作可谓独树一帜。冯至是中国十四行诗写作的开创者,朱自清评价他“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
冯至对20世纪40年代的青年诗人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尽管战时环境无比酷烈,但是当时校园诗人的创作和师生之间的相互影响,形成了“笳吹弦诵在春城”的盛况。西南联大先后有100多个文学社团和各种校园组织,如“南湖社”“高原社”“南荒社”“冬青社”“文艺社”“新诗社”“耕耘社”“布谷社”等,其中冬青文艺社的指导教师是闻一多、冯至、卞之琳和李广田。
1939年,冯至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德语教授,他在昆明的寓所紧挨着闻一多、闻家驷,他们一起“跑警报”,在防空洞中躲避日寇的轰炸。1940年10月初,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冯至不得不迁居杨家山林场的一个简陋的茅屋。1941年,冯至写下《杜甫》一诗:“你在荒村里忍受饥肠, /你常常想到死填沟壑,/你却不断地唱着哀歌,/为了人间壮美的沦亡://战场上有健儿的死伤,/天边有明星的陨落,/万匹马随着浮云消没……/你一生是他们的祭享。//你的贫穷在闪烁发光/像一件圣者的烂衣裳,/就是一丝一缕在人间//也有无穷的神的力量。/一切冠盖在它的光前/只照出来可怜的形象。”这首诗使用了十四行的体式,显现出当时冯至向里尔克以及德语诗歌的学习和致敬。这标志着冯至的文学观念较之此前的唯美、感伤和浪漫主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诗歌的现代性特质以及现实感越来越突出。此时的冯至更关注“眼前种种现实”,动荡的社会、民生的疾苦以及民族救亡运动,深沉的爱国者和知识分子形象由此凸显出来。
从1941年春天到秋天,病中的冯至在杨家山潜心完成了27首十四行诗。此后,这本用土纸印刷的诗集《十四行集》(桂林明日社)给穆旦、袁可嘉、郑敏、杜运燮以及其他热爱诗歌的西南联大学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冯至的《十四行集》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部十四行诗集,标志着他的诗歌创作已进入转型期和成熟期,也开启了中西诗学对话的成功实践。
冯至的十四行诗注重外在化的音乐感、匀整的结构以及诗思的生成。“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与此同时,冯至的这些十四行诗在情感和认知的表达方式上又大体是内敛、深沉、思辨以及复杂化的,这明显受到了里尔克“物诗”“诗是经验”“自我克制”“诗成为雕塑”“揭示真实的存在”“人的蜕变论”的深入影响。冯至的十四行诗很好地融合了哲学的沉思以及现实的关切,这是个人化、本土化以及创新性、现实感深入渗透、高度参与的结果,最终呈现出的是变体的十四行诗,“我写十四行,并没有严格遵守这种诗体的传统格律,而是在里尔克的影响下采用变体,利用十四行结构上的特点保持语调的自然”。
朱自清高度评价冯至的十四行诗,认为经由他的创作,十四行诗已经很是圆熟了,李广田和唐湜则将冯至这一时期的诗歌特质概括为“沉思的诗”,“诗在日常生活中、在平常现象中,却不一定是在血与火里、泪与海里,或是爱与死亡里。那在平凡中发见了最深的东西的,是最好的诗人”。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郑敏于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在冯至引领下写出第一首诗。冯至的《十四行集》以及他翻译的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使得郑敏逐渐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诗歌之路。在西南联大校园里,很多诗人都能够背诵冯至的十四行诗,其中《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流传最广,诗中冷静而深沉的哲思以及对生命本质的剖析感动了一代青年。
冯至《山水》发排稿
全能型的作家以及德语文学研究者
除了各种诗歌体式的实验与实践之外,冯至在小说(《伍子胥》《公孙大娘》《仲尼之将丧》《两个姑母》《伯牛有疾》《爱与死》《白发生黑丝》)、散文随笔(《山水》《鼎室随笔》)、杂文、文学批评、比较文学、传记文学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
在抗战的严峻形势下,冯至积极参加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活动以及民主运动,在此期间发表大量随笔以及针砭时弊、鞭辟入里的杂文。冯至的多文体创作体现了他综合的文学才能,而这些小说、散文又带有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特质。冯至较好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对话关系,比如《伍子胥》这部历史小说就是将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的一个逃亡故事与西方荷马史诗《奥德赛》予以对话、铆合,同时又与里尔克的《布里格随笔》之间存在互文关系。
冯至是一位卓异的散文家。昆明时期,除了诗歌纾解抗战苦闷和酷烈生存之外,冯至通过聚焦“山水”的散文发现了自我、自然以及时代的另一个崭新空间,这同样是精神对话与思想盘诘的产物。那些自然之物以及旷野给冯至带来的是生存启示,这是精神对位的过程,而自然、山水对应的则是冯至特殊的观物方式以及人生观、世界观,“山水越是无名,给我们的影响也越大;因此这些风景里出现的少数的人物也多半是无名的:但愿他们都谦虚,山上也好,水边也好,一个大都会附近的新村里也好,他们的生与死都像一棵树似的,不曾玷污了或是破坏了自然”。这些散文中所透露出来的自然观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里尔克以及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比如人与物的互为主体性以及里尔克特有的表达上的“自我抑制”。季羡林曾高度评价冯至以《山水》为代表的散文创作,认为他在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同时,其根底是中国传统的,“含蓄、飘逸、简明、生动,而且诗意盎然,读之如食橄榄,余味无穷,三日口香”。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歌德以及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译介和研究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中,冯至以歌德、里尔克为中心的德语文学译介以及研究影响深远,“除了郭沫若之外,恐怕就要数冯至与歌德的关系最久远,涉及的方面更多、更广了”。德国著名汉学家陶德文认为冯至的译文充满了艺术性和创造性。
从1924年开始,冯至在北大德文系学习期间译介歌德、海涅、海德格尔的作品。其时,叔叔冯文潜在德国研究哲学以及美学,回国期间向他介绍了里尔克、荷尔德林以及斯蒂芬·盖奥尔格。德语文学的伟大成就深深吸引了冯至,他在1926年读到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的时候深受震撼。1928年,冯至协助德国著名汉学家洪涛生(1878-1955)合译了元代高明的南戏《琵琶记》。1929年,冯至考取了河北教育厅的官费留学资格。1930年9月12日,冯至与吴宓结伴从北平乘火车到哈尔滨,然后取道西伯利亚前往欧洲,于月底抵达德国。在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学习文学、哲学、艺术,除了德语之外冯至还选修了法语、拉丁语。在海德堡期间,冯至结识了梁宗岱,那时的冯至与梁宗岱几乎天天都在读歌德的《浮士德》。1931年,冯至不惜花费40马克买下六卷本的《歌德全集》并开始翻译《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1935年,冯至以诺瓦利斯的研究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冯至对德语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是从昆明东北郊杨家山农场的两间草屋开始的,此时是1939年,冯至随身携带《歌德谈话录》以及《歌德书信日记选》。因为物资缺乏和营养不良,冯至一直在病中,但是他在坚持翻译《歌德年谱》的同时通读了德语版的《歌德全集》。越是到了后来,冯至对晚年的歌德以及杜甫的感受越深,而杜甫进入冯至的视野更多是因为时局的动荡与现实的窘迫。
冯至以歌德、里尔克、诺瓦利斯、尼采、克尔凯郭尔、霍夫曼斯塔尔、布莱希特、海涅、克莱斯特为中心的德语文学译介以及研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比如《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论歌德》《歌德年谱》《歌德与人的教育》《歌德的〈西东合集〉》《从〈浮士德〉中的“人造人”略论歌德的自然哲学》《审美教育书简》《命运之歌》《德国文学简史》《海涅诗选》《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布莱希特选集》等。对于自己一生从事的德语文学译介与研究,冯至把自己比作一个导游者,把那些真诚的游人(读者)带入这个区域并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发现以及深入了解。与此同时,冯至的诗歌做出了成功实践,“我的几首叙事诗,取材于本国的民间故事和古代传说,内容是民族的,但形式和风格却类似西方的叙事谣曲”。
因为对德语文学译介、研究以及对中德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冯至在1981年被联邦德国美因茨科学院聘为通讯院士,1983年获得歌德奖章,1985年获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格林兄弟文学奖,1987年被授予“大十字勋章”并被海德堡大学授予“金博士证书”,1988年获得“弗里德里希·宫多尔夫外国日耳曼学奖”。2020年10月,煌煌四卷本的《冯至译文全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冯至作为学贯中西一代翻译大家是毋庸多言的。
独步当代的杜甫研究
冯至是兼容并包的作家和知识分子。1938年在随同济大学内迁而转徙金华、南昌、赣县等地的过程中,他随身携带的是《杜甫诗选集》。杜甫流寓的命运让此时的冯至感同身受:“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在西南联大时期,冯至在研究、译介歌德、里尔克、尼采以及克尔凯郭尔的同时,为写作“杜甫传”做着准备。
杜甫是具有“异代同时”质素的伟大诗人,在任何时代他都给人以人格以及诗学上的启发与引领。从同时代人和精神共时体的角度来看,杜甫成为打通个人、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的时间通道,其老朋友式的“闲谈”“絮叨”以及充满体温的歌吟则回答了“伟大的杜甫为何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追问。作为“诗史”,杜甫的诗歌写作时时与个人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以及国家的命运相沟通,他随时抒写、发现、命名身边之物以及内在渊薮,他的写作构成了个人、生活、家族、命运以及家国意义上的“日志”。在任何一个时代,杜甫都会吸引众多超越国界、民族和语种的命运伙伴。在新文学史上,冯至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杜甫研究独树一帜且影响深远,这体现在专著《杜甫传》以及《人间要好诗》《爱人民爱国家的诗人——杜甫》《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歌德和杜甫》《论杜诗和它的遭遇》《白发生黑丝》《公孙大娘》《杜甫》等研究文章、小说、诗歌之中。1952年11月,《杜甫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3月又出版了增订版。《杜甫传》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出版,显然冯至对此有着特殊的考虑,“现在,一切的情况与从前迥然不同了,我们的新中国会有更多的人民的诗人产生,但是他们不会遭到像杜甫所经历的那样的命运,更不会得到像杜甫那样的悲剧的结局”。冯至期待着自己以及同时代的诗人能够成为杜甫那样的“人民诗人”。杜甫作为“爱国诗人”“人民诗人”“现实主义诗人”的“诗史”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冯至的《杜甫传》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从作品里认识作者是最简捷的途径,用不着走什么迂途,并且除此以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道路”。
杜甫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诗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研究和评价的时候不能割裂开来。就杜甫的山水诗和纪行诗,冯至认为它们是“写实的、亲身经历(在从秦州到成都的纪行诗里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特点),其中没有空虚的幻想,也很少有庸俗的山水诗中所谓山林隐逸的气氛”。冯至并没有将杜甫限定在单一的现实主义诗人的框架内,而是注意到杜甫诗歌的多样性,“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赤子般的爱好,他不只能‘巨刃磨天’,刻画山河的奇险和时代的巨变,也能描绘燕觜蜂须和春夜的细雨。它们衬托出杜甫的为人,同时也表达了杜诗风格的多样性”。
当代转型与“未完成的自我”
1946年夏天,冯至带着妻女离开昆明,回到北平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在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时任北京代表团副团长的冯至与艾青、臧克家、何其芳、辛笛、沙鸥、卞之琳、戴望舒等人发起全国诗歌工作者联谊会。会上,冯至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冯至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工作当中,“如果需要的是更多的火,就把自己当作一片木屑,投入火里;如果需要的是更多的水,就把自己当作极小的一滴,投入水里”。1950年下半年,冯至兼任《人民日报》副刊编辑,1951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1953年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55年6月,冯至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64年9月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冯至除了写作、翻译、研究以及参加文艺活动之外,经常深入劳动生产的一线并频繁出访国外。在文艺论争和社会运动中,冯至也不停地进行自我批评,检讨以往创作中“狭窄的情感”以及“个人的哀愁”。
冯至与同时代诗人一样经历了思想转变与写作转型,他也不可避免地参与了文艺运动以及不无激烈的文艺论争,“无论是灾难或是新中国的诞生,都不容许我继续写‘沉思的诗’了。它们要求我观看活生生的现实,从现实中汲取诗料,比过去惯于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里寻求哲理和智慧要艰难得多”。以杜甫研究为例,冯至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对杜甫的差异性认知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文艺政策的风向所致。1956年,冯至又写下《杜甫》一诗,此时他采用的是民歌体的形式,语言则是大众化的口语:“我无心访求杜甫的故事,/故事却自然地在人民的口边,/像一些美丽的野花野草,/千百年自然地生长在山间——/故事是这样半假半真,/却说明诗人是怎样深入人心。”
在这个过程中,冯至的诗歌语言、用词范围以及语调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世纪50年代冯至的写作是真诚的,他率先加入战歌和颂歌的时代洪流之中,积极而热情地歌唱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以及时代新变。而此时《国庆日游行》《迎接五一》《我们高呼》《在建设中》《刘家峡之歌》《鸡的故事》等诗明显受到了快板书、信天游以及其他民歌的影响,甚至不乏概念化、口号化、类型化的倾向。
50年代以来,冯至对自己三四十年代诗歌、散文、小说以及研究文章的反复删减、增补、修订以及自我否定,也成为文学史上值得深入辨析的重要现象,80年代之后,他又恢复了一些作品的最初样貌,而诸多相互龃龉的差异性版本对应了时代的巨变以及文学观念的转捩。冯至的《十四行集》有五个版本以及两个刊本,其中诗句变化很大,而在编选1955版《冯至诗文选集》时他甚至没有收入十四行诗。这对应了一个知识分子复杂的心路历程以及在写作方式、创作态度、文学观念上的转变。这也使得冯至与他的同时代人成为“未完成的自我”,在诗歌的本体自洽程度以及诗人个体主体性和思想的完善程度上,显然掺杂了诗歌之外社会学以及政治文化的因素。晚年的冯至对此有着深入的反思和深刻的自我批评,“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是这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1993年2月22日,冯至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一个人的一生是极其短暂的瞬间,但是像冯至这样的诗人、翻译家、散文家以及知识分子,他的一生因为精神世界的足够深广与庞大而获得了跨越时空的精神共时体的效应,正如他在《十四行集》中所说:
给我狭窄的心
一个大的宇宙!
来源:文艺报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