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3年秋，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林徽因坐在床边，身上盖着薄被，手里却还拿着笔。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53年秋，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林徽因坐在床边，身上盖着薄被，手里却还拿着笔。

她脸色苍白，身形瘦得几乎脱了样，可还是坚持对着那堆修改过的图纸一笔一笔地校对。

那会儿，她已经病得很重，医生早就建议她要绝对静养。

可她回了句：“我不动笔，图纸就完了。”

这不是夸张。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建筑学科还没完全建立起来，专业人才少得可怜。

她和梁思成正负责起草《中国建筑史》的初稿，而那套东西，不是翻翻书就能写的。

前前后后，他们跑了十多年，实地丈量、照相、绘图，从山西晋祠到浙江天台。

那是他们一点一点亲手攒下来的，丢不起，也没人能替。

说起来让人唏嘘。

谁会想到，林徽因这一生的起点，是1907年，一个开明家庭里的小女孩。

她的父亲林长民是晚清进士，后来成了民国政界的风云人物。

小时候的林徽因跟着他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大场面。

三岁拍第一张照片，六岁就能背长篇古文。

那时候人们说她“灵气逼人”，不是虚词。

1916年，她在北京读女校，穿着整洁的校服，站在表姐妹中间，眼神里透着一股不容忽视的自信。12岁的她已经开始写诗、画画，还偷偷翻父亲书柜里的英文小说。

她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大家闺秀”，她想的是更远的地方。

1920年，林长民带她去了欧洲。

伦敦的街头、巴黎的画廊、罗马的教堂，都让她大开眼界。

她开始认真地思考建筑这件事。

不是因为“好玩”，而是她发现，建筑其实能讲故事。

能记录一座城市的性格，也能保存一个民族的记忆。

她说过一句话：“建筑是凝固的诗。”那不是诗人气，是她真的这么想。

1924年春天，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访问。

林徽因作为接待者之一陪同了好几天。

那会儿她穿着旗袍，短发利落，谈吐优雅。

泰戈尔对她的见识很是佩服，还专门写了一首英文诗送她。

可林徽因没被这些虚名冲昏头脑。

她回家后照常去上课、写稿，连那首诗都没怎么提起。

真正让她下决心走建筑这条路的，是遇见梁思成。

两人相识于1924年，那时候都还年轻，志趣相投。1928年结婚后，他们没办什么铺张的婚礼，直接开始了“蜜月考察”。

第一站就去了山西，看木结构古建。

林徽因笑着说：“我们这是边考察边过日子。”

他们的合作方式也很特别。

梁思成量尺寸、画图纸，林徽因负责记录、整理、写文字说明。

遇上复杂结构，她也亲自爬上房梁查看。1934年，他们跑到山西灵岩寺，站在一尊唐代大佛前，林徽因穿着驼色呢大衣，仰头看得出神。

她在日记里写：“这些建筑，是活的。”

可惜岁月不饶人。

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林徽因的身体渐渐垮了。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他们全家搬到昆明，又辗转重庆。

那段时间最难。

生活清苦，医疗条件差，她的肺病反复发作。

但她还是坚持教课、写稿。

有一次咳血后刚躺下，梁思成劝她：“先休几天。”她只说：“不能停，材料一多就乱了。”

1936年，她在陕西耀州做测绘，那天穿着黑衬衫、牛仔裤，左手夹着图纸，右手拎着草帽，站在苜蓿花地里拍了张照片。

她笑得很轻松，可谁知道她前一晚几乎整夜没睡，赶图纸赶到凌晨三点。

当母亲这一块，她也没落下。1930年，林徽因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梁再冰，在香山拍下一张照片。

她蹲在地上，左手护着孩子的胸口，神情温柔。1936年，她和儿子梁从诫在故宫拍合照，小男孩靠在她腿边，林徽因手臂环着他，脸上是难得的宁静。

那时候的她不只是个建筑学者，也是个用尽力气做好母亲的人。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回到北平，身体却每况愈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她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参与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

她在审查图纸时提出：“五角星不能太尖，要有厚重感。”没人敢怠慢她的意见，因为她说话从不空洞，总有根据。

1953年9月，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一张工作照。

人已经瘦得脱相，坐在办公桌前，手边是厚厚的文献资料。

这年年底，她病情恶化，被送进同仁医院。

护士回忆：“她总是说‘再给我一点时间’。”可时间没再多给她。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年仅51岁。

梁思成在日记里写：“她走了，一切都空了。”她的骨灰葬在八宝山，墓碑上只有六个字：“建筑学家 林徽因”。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她“才女”。

参考资料：

梁从诫，《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三联书店，2002年。

梁思成，《梁思成全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王军，《梁思成与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傅熹年等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图说》，文物出版社，1994年。

来源：招财夏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