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尘事如潮人如水》：祝勇眼中的中国文化名人

摘要：★ 他已经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人不多。因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作历史的残余，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全都深在其中。

★ 他已经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人不多。因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作历史的残余，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全都深在其中。

——作家冯骥才

《尘事如潮人如水》

祝勇著

作家出版社

新书介绍

这是作家祝勇的人物散文随笔集。记录了从作家沈从文、张爱玲、刘绍棠、张洁、雷达、刘恒，到诗人灰娃、戈麦，从画家黄永玉、黄永厚、张仃到翻译家高莽等多位中国文坛和艺术界著名的人物。有些是根据第三者的回忆，多数是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各个角度回忆了作者与这些人物交往的故事和细节，很多篇章非常真实、感人，内容翔实、珍贵，让我们能够感受这些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和艺术发展的关键人物的内心世界，堪称中国文化界的一段佳话，也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作者介绍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新散文代表作家。祖籍山东菏泽，1968年出生于沈阳，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国宝》《血朝廷》，历史文化散文《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在故宫看见中国史》等数十部著作。“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郭沫若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当代》文学拉力赛2017年散文总冠军、2019年长篇作品总冠军、2020年长篇作品总冠军等多种奖项。

任《苏东坡》等十余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任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

文章试读

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

一

1956年，吴仲超院长为了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研究“输血”，决定大批引进“外援”，将包括唐兰、徐邦达、沈士远、罗福颐、孙瀛洲在内的一批文博界学术骨干调入故宫，沈从文，就在吴院长的这批调入名单中。

关于沈从文与故宫的渊源，印象最深的就是陈徒手的文章《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此文初刊于《读书》1998年第10期，影响巨大。2000年，陈徒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一书收入了此文；201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又出版了修订版，该文亦在其中。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援引对多位老辈文人的采访来描述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的处境。其中，萧乾1998年3月9日在北京医院病房谈到沈从文时曾说“那个时候他在故宫处境很不好”，加之陈徒手在文章中有意突显“午门城下”这一语意，以表达沈从文当年的孤独与伤感，如其笔下所流露的：“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尽管陈徒手也援引郑振铎的话，说明“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但许多读者依旧会误以为，沈从文当时的工作单位是故宫博物院。

因此，在陈徒手的文章之外，需要补充一点：在当时，午门以及午门与端门间的东西朝房，自1918年起，就成为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办公地，1926年10月，北平历史博物馆（1949年10月改称北京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1959年搬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新馆大楼，北京历史博物馆也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午门一直是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和展陈场所，并不属于故宫博物院。

如此一望而知，“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是历史博物馆而非故宫博物院的一名工作人员。但许多史料、传记仍然表述含糊。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沈从文”条目下就有：“1949年后，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做文物研究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说：“1957年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生涯，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工作。”

2005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先生在《故宫学刊》发表《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一文，对沈从文当时的人事关系进行寻根溯源。他从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档案中，找到了1956年5月9日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发来的《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通知》。该通知“主致”中国历史博物馆，“抄致”故宫博物院：“你馆沈从文同志业经部同意调故宫博物院工作。接通知后，请即办理调职手续为荷。”郑欣淼先生发现，在这份通知的边上，竖写着“没有来”三个字。在所附中国作协党组致文化部党组的函件上，故宫博物院人事科注明这样一段话：“因本人不愿来院工作，现征得组织仝［同］意来我院陈列部兼研究员工作。”

郑欣淼先生的文章，终于打破了困扰多年的混沌，厘清了沈从文与故宫的关系，即：“沈从文先生并未调入故宫博物院。”

然而，沈从文与故宫的缘分，并未因“没有来”三个字而终结。查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可知：1956年5月，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请沈从文担任故宫博物院织绣研究组顾问，他每周有一定时间在故宫上班；他协助织绣组培训的业务骨干，有些经过自己不懈努力，成为某一领域的文物专家。由于有更多机会接触故宫馆藏文物，也扩大了他的研究视野。正如郑欣淼在文中所述：“他虽未正式调入故宫博物院，但实实在在在故宫上过班，神武门内东侧大明堂原织绣组办公室有他的办公桌。他不只从事研究，还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就连故宫博物院的一些人也理所当然地以为沈先生就是故宫的工作人员。”

对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文物研究等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郑欣淼先生在文中做了全面梳理，时隔六十多年，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他学识与人格的浸润。我所工作的故宫学研究所，很多年中一直在神武门西侧的西北角楼下面（后搬至文华殿东的南三所），与沈从文当年工作过的神武门内东侧大明堂相距不远。每次从这条路上走过，心里有时会怦然一动，想到我所热爱的沈从文先生也从这条路上走过，心底会升起说不出的温暖。十几年前，我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曾怀揣一本《边城》，前后七次奔赴湘西，感受沈从文笔下那个蓬勃充沛的世界，还写了一本名为《凤凰：草鞋下的故乡》的书。那时的我万万不会想到，很多年后，我竟然与沈从文先生成为“同事”，只不过中间隔了半个世纪的时光。

半世纪时光，在这苍茫浩大的紫禁城里，不过是俯仰之间，但对于个体来说，那又是一堵多么厚的墙。正是出于对“沈从文”这三个字的敏感，我在读过郑欣淼先生这篇文章之后还心有不甘，试图寻找出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留下的更多印迹。于是，从故宫博物院的尘封档案中，我又翻检出若干与沈从文相关的物证，这些，外界学者和读者应难得一见。陈徒手曾经感叹：“没有找到沈先生的官方档案文件，在几个单位中来回询问都无下落”，“官方文献这一主要来源实际上是缺失的”。张新颖2014年出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也基本是依据《沈从文全集》和其他公开出版的著作写成的。我翻找出的这批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档案，虽然微小零碎，但毕竟未见披露。特别是一封沈从文书信手稿，《沈从文全集》没有收录，或许连沈虎雏先生都未曾见过，借此刊布，算是给沈从文的故宫岁月平添一份佐证，也期对学界研究提供某种补充。

二

尽管沈从文在精神困顿之际，得到了梁思成、巴金等朋友的关心鼓励，但他最初的转变，应当来自他在1949年8月正式调入北平历史博物馆、被分配在陈列组工作的经历。临时性任务有抄写文代会时事宣传橱窗内图片说明，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编写文物说明、抄写文物卡片。虽然感受到“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有领导来视察，安排他做文物讲解，他早早到来，但一听说来者是他的学生、已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就转身躲开了，那心情定然是复杂的。关于当时的处境，他在“文革”中的申诉材料里这样写道：

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一次郑振铎来看他，面对着这位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老友，沈从文握住他的手，只叫了声“西谛”，眼圈儿就红了。

老朋友蹇先艾、李乔也来看他，见沈从文满面憔悴，不停地咳嗽，心里很伤感。沈从文看见了他们的伤感，反而内疚起来，反过来安慰他们，还把他们带到公园里吃茶，陪他们聊天，给他们讲笑话。

巴金在一封信里对沈从文这样说：“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人的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此时，轮到沈从文需要帮助了。1955年11月21日，沈从文给老乡兼老友丁玲（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写信，说：“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让我来看看你吧，告我地方和时间。我通信处在东堂子胡同廿一历史博物馆宿舍。”

丁玲没有如期而至，而是把信转给了刘白羽（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和严文井（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并在附信中说：“去年他老婆生病想进协和，陈翔鹤同志要我替他设法，好像不去不行……现在又来了这样一封信。……这样的人怎么办？我希望你们给我指示，我应该怎样同他说？”

时隔半个世纪，我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憋闷与委屈。此时的他，只能困守围城，在晨晚的昏黑中，独自面对那些苍老而冰冷的古物。

或许沈从文和丁玲都没有想到，刘白羽向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汇报后，周扬做出了积极回应，让丁玲、严文井等去看望沈从文，听一听他的想法。丁玲等人没有去，但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去了，与沈从文谈了两小时，表示可以安排他去作协搞文学写作，也可以搞文物研究。但沈从文当时说：“没有主意，脑子乱得很。”搞创作，怕受批评；搞文物，怕受轻视。

沈从文就是在这个时候，收到吴仲超院长的邀请的，也是在这个时候，收到《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通知》的。1956年4月10日，沈从文在给沈云麓信中透露：“我可能去故宫专搞绸缎，因为已经有了点常识。”一个多月后，他在给沈云麓信中又说：“我大致要调到故宫搞丝绸专馆，已有公事。”6月10日，又说：“工作已调过故宫搞丝绸馆，一时还不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