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统计，截至2025年，万达已累计出售超过80座万达广场，其中2025年初一次性打包转让了48座。这种“卖卖卖”的模式，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源于多年积累的流动性压力。

在中国商业界，王健林和王思聪父子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但近些年，这对父子却频频因债务问题成为舆论焦点。

2025年9月底，短短三天内，王健林经历了“限高令”的快速解除，而儿子王思聪又因1210万元的执行案件登上热搜。

王健林和他创立的万达集团，在过去几年里可谓“断臂求生”，自2023年起，万达开始大规模出售旗下资产，尤其是核心资产万达广场。

据统计，截至2025年，万达已累计出售超过80座万达广场，其中2025年初一次性打包转让了48座。这种“卖卖卖”的模式，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源于多年积累的流动性压力。

事情要从万达的商业转型说起，2018年，万达将主营业务从房地产开发转向商业地产管理，为了推动上市，王健林多次引入战略投资者，却因对赌协议陷入被动。

2021年成立的珠海万达商管，承诺在2023年底前完成港股上市，否则需回购股份或现金赔偿。然而，四次递交招股书均未成功，触发了回购条款，导致万达资金链进一步紧张。

为缓解压力，王健林选择了两条路：一是引入新投资，如太盟集团等机构注资600亿元，二是加速资产变现，不仅卖广场，还出售酒店管理、金融股权等非核心业务。

这些举措虽让王健林的身价大幅缩水，财富从千亿级别跌至约588亿元，但也保住了万达在公开市场的“刚兑”纪录，截至目前，其公开债务尚未违约。

尽管资产瘦身卓有成效，但万达的债务压力仍未完全解除，2026年2月，一笔4亿美元的债券即将到期。王健林曾在公开场合强调“信用比资产更重要”，如今看来，他正用实际行动践行这一理念。不过，资产总有卖完的一天，下一步该怎么走？

就在王健林忙于处理集团债务的同时，儿子王思聪也因一笔1210万元的执行案件成为话题人物。

业内推测这起纠纷源于其早年投资的熊猫互娱平台，一家曾估值超200亿元的直播公司，2020年破产后遗留了大量债务。王思聪作为实际控制人，多次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或限制高消费，堪称“限高常客”。

此次1210万元的执行案件，过程颇具戏剧性，限制令先是下达，随后取消，又短暂恢复，最终解除。无论如何，这笔“小钱”与王健林的亿万债务相比虽不值一提，却折射出王思聪商业版图的收缩。

巅峰时期，王思聪以普思资本为核心，布局电竞、直播、影视等多个领域，他投资的IG俱乐部曾夺世界冠军，熊猫互娱也签约过多位顶流主播。

然而，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和管理问题暴露，这些项目相继折戟，王思聪转而低调投资实体品牌和文旅项目，但效果尚不显著。

从高调“娱乐圈纪检委”到如今频现债务纠纷，王思聪的经历提醒我们，光靠流量和资本难以维系商业成功，核心竞争力和稳健运营才是关键。他的起伏不仅是个人的选择结果，也与家族企业的隐性关联密不可分。

表面上看，王思聪的商业版图与万达主业并无直接关联，他从未参与万达管理，投资领域也多集中在文娱、消费等板块，似乎有意“去地产化”。

但父子间的隐性联系从未切断，例如双方共同持股的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曾遭遇股权冻结，王思聪持有的寰聚商管股权，也因万达文旅项目纠纷被冻结。

这种关联并非业务协同，而是信用和资本网络的深度绑定。当万达陷入债务危机，王思聪的融资能力和项目估值难免受到影响。例如，他近年出售上海豪宅、豪车等个人资产，虽未明说原因，但外界普遍猜测与家族资金链紧张有关。

从积极角度看，王健林父子的经历为家族企业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多元化布局需谨慎，避免过度依赖资本运作，第二，企业转型应注重内生动力，而非单纯追求上市或对赌，第三，个人信用与家族声誉息息相关，维护信用需长期努力。

正如王健林通过资产处置守住公开市场信誉，王思聪也在尝试从挫折中寻找新方向。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商业案例，也是现实版的风险管理课。

万达通过出售资产、引入战投等方式积极自救，体现了企业家在逆境中的韧性，王思聪从高光到低谷的转变，则提醒年轻人投资需理性。

尽管前路仍有不确定性，但他们的努力也传递出积极信号，危机中往往蕴藏转机，无论是万达的轻资产转型，还是王思聪的企业，唯有脚踏实地、聚焦核心，方能在时代浪潮中行稳致远。

来源：初六睡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