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十年后，陈寿提笔撰写《三国志》。他面对的不仅是三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更是一道无解的政治难题：曹操、刘备、孙权三人皆称帝，但正统只能有一个。于是我们看到，在《吴主传》末尾，“权薨”二字轻轻落下——没有“崩”，也没有“殂”，只是一个属于诸侯的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十年后，陈寿提笔撰写《三国志》。他面对的不仅是三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更是一道无解的政治难题：曹操、刘备、孙权三人皆称帝，但正统只能有一个。于是我们看到，在《吴主传》末尾，“权薨”二字轻轻落下——没有“崩”，也没有“殂”，只是一个属于诸侯的“薨”。这个选择像一把钝刀，缓慢割开历史表皮，暴露出史家笔下那层薄如蝉翼的客观性外衣。

《礼记》说得好：“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可当曹丕追尊曹操为魏武帝，司马炎又承袭魏统时，这套规则就开始扭曲变形。陈寿要做的，不是复原古礼，而是为当下政权编织合法性链条。他让曹操享受“崩”的待遇，并非因为曹操生前称帝，而是因为他的孙子正在洛阳坐龙椅。

蜀汉灭亡十四年后，陈寿翻开旧档。他知道刘备自称皇帝，也知道成都宫中曾有百官朝贺。但他最终写下“先主殂于永安宫”。一个“殂”字，既不承认其帝位，也不否认其功业。这就像现代人参加葬礼时的尴尬鞠躬——既不能太近显得谄媚，也不能太远显得冷漠。

相比之下，孙权得到的是最彻底的降格。他曾受魏文帝册封为吴王，这一事实被陈寿牢牢抓住。但有趣的是，当孙权在武昌称帝时，曹魏早已视其为叛逆。陈寿却偏偏选择忽略这段自立历史，只强调那个短暂的臣属身份。这让人想起今天某些国际组织对政权的承认标准：只要你曾经低头过一次，就永远抬不起头来。

在《魏书》里，曹操拥有完整的庙号与谥号。这种书写方式等于宣告：魏是汉的继承者，晋又是魏的继承者，而我陈寿服务的王朝，正是这条正统链条的最后一环。每个字都在加固司马氏的统治根基。

作为曾在蜀汉任职的旧臣，陈寿对刘备用了“先主”之称。这不是偶然。它既避开了“帝”字的政治雷区，又保留了故国情怀的温度。就像流亡者提起故乡时总爱用昵称一样，“先主”成了情感缓冲带，在忠诚与生存之间划出安全距离。

但在《吴主传》中，通篇只见“权曰”“权怒”“权少子也”。这种直呼其名的做法，在古代史书中近乎羞辱。试想若写“曹操曰”而不称武帝，或“刘备曰”而不称先主，会引发怎样的争议？陈寿偏将这份冷遇留给孙权，仿佛在说：你终究只是个地方军阀罢了。

翻开《三国志》，只有《魏书》设有“本纪”。曹操位列其中，俨然正统君主。而刘备与孙权的生平，则被安置在各自国书中的“传”内。这种结构安排，比任何文字都更清晰地划定了尊卑秩序——就像今天的新闻播报，国家元首排在头条，地区领导人只能出现在地方版块。

蜀汉史料多由陈寿一手整理，本应更具话语权。但恰恰因为缺乏前人著述参照，他不得不更加谨慎。反观吴国史料虽有韦昭《吴书》为基础，却因东吴亡国较晚，敏感内容更多，迫使陈寿采取更严厉的贬抑姿态。

陈寿评价孙权“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表面看是极高赞誉。可熟悉春秋历史的人都知道，勾践除了忍辱负重，还有诛杀文种、逼走范蠡的污点。把孙权比作勾践，实则是提醒读者：这位君主晚年屠戮功臣的行为，与那位卧薪尝胆的霸主何其相似。

有网友敏锐指出：“白衣渡江偷荆州，对应勾践潜袭夫差；晚年猜忌陆逊致其忧愤而死，恰似勾践兔死狗烹。”这种跨时空对照，暴露出陈寿埋藏极深的批评逻辑——用典故代替直言，让懂的人自然懂。

陈寿早年仕于蜀汉，因不肯依附宦官黄皓而遭贬黜。这段经历让他既无法全心拥护曹魏正统，又必须服务于新朝。他的笔法因此呈现出奇特的分裂感：对刘备留有温情，对曹操给予承认，唯独对孙权保持最大距离——或许正因为吴国未曾直接统治过他，才使他敢于施加最严厉的评判。

这不是简单的曲笔或隐讳，而是一套精密的认知操作系统。它允许史家同时运行两套程序：一套对外宣称遵守官方意识形态，另一套则在文本缝隙中传递真实判断。就像量子态叠加，同一个词可以既是服从也是反抗。

当你读到“权薨”而非“权崩”时，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个字的区别，而是一种制度性的轻视。这种轻视不靠激烈言辞传达，而是通过整部书的结构性安排慢慢渗透。它教会我们：真正的权力，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语法细节里。

陈寿没有篡改事实，也没有捏造事件。他只是调整了称谓、更换了用词、改变了体例。但正是这些微小操作，重塑了后人对三国格局的理解。今天的我们也面临类似问题：哪些词汇被赋予特殊地位？哪种叙事占据主导频道？谁的名字需要加冕，谁的名字可以直呼？

当公交车队列中有人插队成功并坐上驾驶座，后来者该怎么记录这段历史？是承认他已经掌控方向盘的事实，还是坚持他本不该上车的原则？陈寿选择了前者，但用无数细微笔触留下质疑痕迹。他告诉我们：接受现实不等于认同正当，记录权力更替也不代表放弃价值判断。

而这，或许才是史学最深的底色。

#三国#

来源：潮汕有戏